《地下省委在活动》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

目 录

作者序

第一部 地下的省委

第一章 炸弹落在切尔尼多夫

第二章 在艰苦的日子里

第三章 省委在活动

第二部 庞大的队伍

第一章 战斗以前

第二章 初次的胜利

第三章 省委在森林中

第四章 庞大的队伍

第五章 游击联队

第三部 伟大的胜利

第一章 向西前进！

第二章 游击大学

第三章 游击边区

第四章 爆破手们

第五章 地下省委大会

作者序

　　跟法西斯德国作战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最有意义的岁月。不单是我一个人，我国大多数的公民都可以这样讲。

　　我不得不忍受很多磨难，不得不看到很多事物，也不得不作很多思考。我没有写日记。这的确是件憾事。可是我的记忆力不错，我所以往的事情十之八九不是不很重要，便是我不大清楚的。我决定只把自己亲眼见到的、或者至少是来自绝对可靠方面的一切讲出来。

　　战士，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原是乌克兰共产党切尔尼多夫省委书记，而在敌军占领地区，我同样成为切尔尼多夫省委书记，可是已经是地下省委书记了，后来还当了沃伦地下省委书记；成为乌克兰庞大的游击联队的司令员之一。

　　切尔尼多夫和沃伦两省省委联合了好几千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几十个游击队和抵抗小组，这些党员和团员为了种种原因，都留在敌人的后方。这是一股极大的力量。

　　单是我所指挥的一个联队，就扑灭了二万五千多名德国侵略者及其帮凶；颠覆了六百八十三辆载运敌方生力军和技术兵种：坦克、飞机、卡车、大炮的军车；八列装甲列车及其兵员也飞上了天空。我们联队的爆破手们炸毁了四十七座铁道桥梁，三万五千公尺铁道路基，二十六处油池和燃料仓库，三十九处军火和被服库；我们游击队员们埋设的地雷，炸毁了十二辆坦克和八十七辆卡车。实际上，我们的联队使敌军蒙受损害的全部数字还远不止这些。政府对这种活动给以极高的评价：我们有十九名战士和指挥员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同时有几千人获得勋章，这就足以说明了。

　　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们，因为对侵略者进行武装的抵抗，因为同敌人进行实力悬殊的斗争，振奋了，并使他们明白到党和苏维埃政权依然活跃在乌克兰。

　　我勉力陈述了切尔尼多夫和沃伦两省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们怎样为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可能不够严谨，不够壮丽，但却是真真实实、诚诚恳恳的。

第一章 炸弹落在切尔尼多夫

　　星期天，我巡视了一处大工程之后，回到切尔尼多夫。

　　路上，我们遇到一场倾盆大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汽车轮子开始转着空转，结果完全给陷住了。这时我们还发觉忘了买香烟。我们感到十分苦恼：因为不但将在倾盆大雨之下陷在田野里一夜不得安睡，而且，又没有烟吸。

　　在晚间，我们三番两次设法把汽车推出泥潭。大家弄得又湿又脏。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又想睡，又饿得慌。我想起了巡视的印象：和建筑工人们的会面，整洁的宿舍，顺着公路两旁，象一道道墙似的，黄熟丰腴的小麦，以及在旁边地里长满的矮矮的橡胶草，这种橡胶草我们在切尔尼多夫省刚开始栽植。

　　我动手脱下潮湿的长统靴，正想躺到沙发上去，我的妻从院子里奔了进来。

　　“毕竟回来了！”她喊道，“他们已经叫过你差不多有十次了。省委会的值日员。第一次的电话是在早晨七点钟打来的，以后就老打个不停……”

　　她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铃又响了。我就拿起耳机。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是否知道，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值日员显然很激动。他一再叫着我的名字、父名，然后急急地说了一大套“您看”、“所以”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话。我无法了解他的意思。他怎么也说不出“战争”这两个字来。

　　我重新套上了不潮湿的长统靴，在盘子里拿了一个馅饼，又直接从壶里急吞了几口牛奶。我大概已经失去了常态，因为我的妻在惊惶不安地望着我。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跟她说了声“再见”，便走出寓所动身到省委会去。

　　我一到省委会，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基辅，找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我脑子里挤满了各种思想：“跟法西斯作战……当然，它是迟早要来的……要沉着！要有组织性！他们的飞机会不会冲到切尔尼多夫来呢？……啊，多么好的收成啊！多么出色的收成啊！”我又想起了沿着公路两旁的小麦。“现在谁来收割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您吗？我是切尔尼多夫的费多罗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话很镇静，但是比平时的声音要低一些。他告诉我德机轰炸了日托米尔和基辅，我们的若干前哨站已经给破坏了。

　　然后赫鲁晓夫同志说到各项当前党必须完成的指示。

　　半小时以后，省委会的委员们在我的办公室里集合了。

　　十二点正，莫洛托夫同志发表广播演讲。

　　这一天，我参加了好几处集会。

　　六月二十三日一清早，敌人的几架侦察机在切尔尼多夫上空出现了。

　　人人都忘我地工作着。大约有十五万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产业工人、公务员和家庭妇女，都去筑防御工事了。此外，人们在每一个院子里都挖了防空壕，掘了狭长的坑道，在所有的顶楼里堆好了沙包。

　　我到各处去视察，到过很多工厂。那些工厂一面进行改建，一面转入战时生产，我还每天去访问各区军事委员会。我必须不断地讲话、解说、宣传。到了晚上，嗓音总是发哑。

　　但是每天傍晚和夜间，要和部队的指挥官们、工厂厂长们和区委书记们开会和见面。我一天从来没有三小时以上的睡眠，而且只能打一忽儿磕睡。一连几天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妻儿。

　　就是在她们离开切尔尼多夫的那一天，我也无法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快要开，我对妻儿话别的时候，火车便开动了，于是我不得不在行驶中跳了下来。

　　抓紧了我们大家的主要情感是责任心。

　　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我们既是共产党员，又是领导人员，所以我们对人民、对公共财产、对人民的自由是有责任的。这就是我们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找到满足的原因。休息是可耻的，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好人说，他连上床睡觉都觉得惭愧。

　　敌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切尔尼多夫上空。首先被炸的是铁道枢纽站。这是在六月二十七日的晚上。我在空袭以后半小时就到了那地方。我看到了第一批牺牲在法西斯魔掌里的人：两个炸死的妇人和一个断裂肢骨的孩子。我竭力想保持镇静，但仍然浑身发抖。因为我的脑子里还没有想到过目前所发生的事故呢。这似乎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只要采取预防办法，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故。

　　六月二十八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同志，和苏联元帅布琼尼到了切尔尼多夫。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和我们的一次谈话——占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巡行了全市，视察了军事目标，当我们回到省委会的时候，马林科夫同志接到了斯大林同志打来的电话。就在当天晚上，大本营的代表们便出发了。

　　我提起这一次会见，是因为它不论对我或其他参与了谈话的同志，兼有鼓舞和清醒的作用。我们逐步明白：战争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必须经过深思熟虑的工作，这项工作的规模和紧张是前所未有的。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发表广播演讲以前，本省谁都没有准备过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也没有从事建立游击队，我承认，连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

　　德军展开了攻势。乌克兰西部成了战场。虽然敌机在切尔尼多夫上空出现了几十次，反复轰炸了本省的若干城市，但是我们这批切尔尼多夫省的领导工作人员，却认为德军要侵入这儿——乌克兰的心脏地区，似乎是不可能的。

　　七月四日，我在切尔尼多夫机车库工人的大会上讲话，我说：法西斯匪徒们决不会冲到本市来，尽可安心工作。我也真诚地相信是如此的。

　　当我从铁路员工的集会回到省委会时，我知道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柯罗特钦科同志从基辅来了。他在切尔尼多夫没有逗留多久，总共不过一昼夜工夫。他和省区个组织一同拟定了第一批撤退的人员、工业设备和贵重物品的计划。在临走以前，他叫我们登记国内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

　　“费多罗夫同志，他们的经验或许有用呢！”

　　傍晚，我接到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发来的一份电报，叫我到基辅去。我毫不耽搁地坐着汽车动身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当夜便接见了我。他把前线的情况描述了一番，然后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他说，对于德军的攻势，不应当作过低的估价，不要让突入我国心脏地区的敌军发现我们毫无准备。

　　他建议我们立刻动手作地下活动的准备，预先在每一地区组织起一只游击队。

　　“您一回到切尔尼多夫，马上便开始挑选人员，在森林里建立一些游击队的根据地，并且让入选的人员受军事训练。布尔察士特连科同志会在那里详细地知道您的。”

　　米哈依尔·阿列克塞耶维奇·布尔密士特连科告诉我，怎样挑选地下工作的干部，游击队应当是怎样的，是怎样组成的，还给了我几种密电码。

　　使我惊奇的是中央委员会早已拟好了一个地下活动的整个组织计划。

　　“记住，”布尔密士特连科同志在分手时对我说：“我们必须挑选受过特别考验、勇敢、能自我牺牲的人，来担任地下的党务工作。您要向同志们说明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切危险，然后让他们考虑自己到底能不能有足够的勇气。要不，就别让他们去……您推荐谁去担任地下省委的书记？……您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一听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的脸色是发白呢还是发红，我只记得我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我请求留下来作地下工作，”我说。

　　布尔密斯特连科同志没有立刻就回答。他一面仔细地瞧着我，一面重复道：“您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考虑过啦！”

　　“现在我不能给您以决定性的答复，”他说，“无论如何，你到切尔尼多夫以后，还要准备另一个候选人。我将把你的请求报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我继续坚持，我说：另一个候选人又得派到基辅去受训，这就要耗费时间。我早已受过训练，有能力从事组织工作……

　　他打断了我的话：“回去吧，照我所嘱咐的去干。中央委员会决定以后，会用电话通知您的。”

　　几天之后，我已在切尔尼多夫，知道我的请求已得到满足：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推荐我做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的书记。

　　那时候我是否了解我将怎样做，有怎样的艰难工作在等待着我呢？我已经不算年轻了，而且好久不习惯做体力劳动。最近几年来，我连体育活动也没有参加。已经有十二年以上没有骑马啦！

　　从基辅回来的路上，我在汽车里开始考虑自己的决定。我只是考虑，但没有动摇。我觉得自己适合干地下工作，而且我做这项工作一定比做任何工作对党更有益。

　　我到了切尔尼多夫以后，召集了一次省委会议。我的关于组织地下活动的传达报告，对同志们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

　　建立地下组织！这句话听来就象是书本上的，不是真实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这不是党史里的事吗！虽然我们这班人年纪已经不小，却是苏维埃培养大的，应该准备转入秘密状态里去。

　　当我问：“现在，同志们，你们谁表示赞成？”的时候，屋子里变得非常寂静，虽然窗户是关着的，我却能听到街上的谈话声。

　　第一个举手的是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这件事使我大为惊奇。因为我们深知他是一个老惦着家庭的人。不论是在旅行中，或是在省委会，他一有机会定会谈起他的老婆、儿子、女儿、和前妻的儿子。省委第三书记波布特连科是一个卓越的党务工作直，为人很正直、很老师、能够掌握原则。后来他在地下活动中，特别是在游击落队里，表现得无比坚决，但有时显得勇而无谋。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

　　别人也跟着波布特连科举起手来。省委会的全体委员都决定留在切尔尼多夫省。就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任命了一个七人组织起来的乌克兰共产党（布）地下省委。

　　我们拟定了一些代理人，以防万一有人被捕，这样的可能也估计到了。然后我们分派了职务，讨论了初步的行动计划。

　　不久大家就习惯于新环境了。现在省里有两个党委会：公开的和地下的。后者的存在，除了党委会委员们以外，谁也不知道。几天以后，共青团的地下省委也用同样的方法组成了。它是由巴依科和克拉辛两位同志领导的。

　　表面上我兼任了公开的和地下的省委书记，但实际上从那一天起，我差不多就把公开的党委的全部工作转交给同志们处理，而自己准备从事新的、无人知道的生活。

　　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我们省委委员们认真地准备。我们必须预见到一切，包括将来游击队的日常生活。

　　……未来的游击队指挥员们已经在上特种训练班，在那里学习爆炸桥梁、烧毁坦克、窃取德军司令部的文件；他们早已离开自己的家庭，同时，地下党务工作者们还改了自己原来的姓名；他们被训练得无论什么人呼唤他们战前的名字也不会扭过头去。

　　七月的下半个月和八月初的一段日子中，地下省委都秘密地忙着布置工作，组织部队。

　　我们大家分派了职务：我的职务是组织地下区党委和区共青团委。此外，我还从事本省居民和资财的疏散工作。

　　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被派去训练爆破作业手。彼德立克是关于宣传和鼓动的书记，负责挑选文献、建立印刷所、收集和包装白报纸的工作。诺维科夫、雅里明科和路契科担任选拔和审查供给基层农村和工厂地下支部的干部。卡普拉诺夫安排粮食仓库。

　　我们每天从各区召集大约十个到十五个人到省委会来。这些人我几乎全都认识，早在工作中见过面。虽然如此，这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对某些人，我就认错了。战争逼着我们重新审定对某些人的早期的印象，并且时常改变那些印象。

　　我一个个地召见同志们。见面的谈话总是千篇一律。

　　对我说来是同样的，因为我会见了许多人，但是对于每一个新来的人来说，我的话象是完全出于意外的。

　　“您好，同志，请坐。您知道为什么请您来？”

　　“不知道。”

　　“您考虑过您那个区有被德寇占领的可能吗？要是发生了这种危险，您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要是我们请您去带领地下区委，有什么意见吗？”

　　照例，接着是一次长长的静默。我接着说：“您想一想吧，仔细地考虑一下，我等着您。”

　　要是这位同志立刻同意的话，我便向他说明，哪些危险在等着他。

　　“您要考虑到，您可能被人出卖，出其不意地被捕。您要有一个别名，另外一些身份证。但是逢到搜查的时候，可能暴露密码的指令或组织的名册。于是他们开始拷问您。您能忠贞不屈，为我们的同胞，为党的事业而牺牲吗？”

　　有些人退缩了。我一看到这种畏首畏尾的人，便叫他回去。他对我有什么用？他会成为怎样的地下工作者呢？……

　　假使他落入希特勒党卫队的手里呢？……他人是诚实的，但是当敌人用烧红了的通条鞭打他的脊背时，这样的人就未必支持得住了。

　　因此，可以说，初期的怯懦诊断是必要的。我在选拔人员时，就采取这种最初的诊断。我召唤的人员，在政治上是早经试用和考验过的。我关心的主要是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当你判明一个善良的人和工作人员传染了可怕的怯懦病菌时，是很痛苦的。有一位区委书记，我对他原很信任：这种人是不会叫人上当的。

　　我叫他来，跟他谈话……这个人变成什么样子啦！

　　他说自己有病，而且全家都有病，这项工作他万万干不了，他的记忆力很差。

　　最后他坦白地承认：“我怕！我要活下去！”

　　还有一位切尔尼多夫省法院的主席，一个可靠的人，年约三十五岁，能言善辨，而且很自信。我们已经拟定把他留下来干他的工作。最初他在椅子里局促不安，但不久他便控制了自己，抽出笔记本来摘记一些什么。

　　在谈话快结束时，他紧握着我的手，非常热情地说：“您信任我就是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起先给这件事的突然性吓退了，但现在我觉悟了……天职在下令！祖国在号召！”

　　他在最后的一分钟逃跑了。不待说，他叫我们上了一个大当。我们已经来不及选派新人去代替他了。

　　然而大多数的同志都勇敢而直率地接受了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决定。他们对于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您考虑过您那个区有给德寇占领的可能吗？”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是的，考虑过！”

　　这种同志知道了在德寇后方会有共产党省委、区委、地方支部和共青团组织，而且会由党来领导游击运动的时候，便紧握住我的手说：“好极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那么说，我们继续在一起工作了。我们不会放弃乌克兰吧？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现在我准备把家眷送走，而我自己完全听党的调配！”

　　我了解，这位同志紧握我的手，是把我当作党的代言人、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和传达党中央指示的人看待。

　　我们在一个月里选送了九百多人到各区去从事地下工作。

　　各区都在积极准备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省委在收到关于撤走工业设备和收割谷物的汇报的同时，还收到有关这类准备的电话和电报的每日报告。当然，准备地下工作的报告是秘密地传达的。

　　到了七月中旬，霍尔梅区党委书记库罗契卡同志所领导进行的工作，显然比其他人员所领导的好。他是自愿留下来干地下工作的，非常热心地对待一切和准备这一项无人知道的与新工作有关的事情。

　　有一个由志愿人员组成的歼敌团正在库罗契卡同志的地区里活动。他正确地断定，这些已经在森林里获得对敌作战经验的歼敌战士，在与游击战争相仿的条件下，就可用来组成支队的骨干。歼敌团的二百四十名战士全体同意留在敌人的后方，参加游击队。

　　霍尔梅区党委会、执委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基层组织，全部参加了未来的支队。支队已经开始联系打靶、掷手榴弹、研究游击战术。在酒精厂的机械车间里，全苏防空防毒会的教练用的机枪都被改造用来作战了。顺便说说：差不多本省全体教练用的机枪都这样改造了；当然，效果并不十分大——总共不过三十到四十挺机枪；但是就这一点儿，也消灭了不少敌人，救了几十名也许是几百名我们游击队员的生命。

　　在霍尔梅区沦陷的十五天以前，歼敌团和所有参加的志愿人员会合在一起开进了森林，让战线从他们的身边移过。

　　在科留科夫卡区，克罗特科夫同志是区委第一书记。该区的积极分子在斯大林同志对全国人民的广播演讲以后，没有等到省委的号召，便立即到各村去，准备德军占领以后部署共产党员们和进步的集体农民们跟敌人作游击战。他们预先组织了十一个地下共产党支部。所有同意留在敌人后方的人都得到详细的指示。

　　诺索夫卡区区委书记斯托拉齐杜德同志，后来是天才的游击司令员之一，在本区沦陷以前好久，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决定：所有初到本区的人，以及全体青年共产党员都被召集到区委会。他们中间，凡是同意留在地下，并适合工作的，都送到没有人认识他们的乡村和市镇上去。同志们到达以后，便在村苏维埃、集体农庄、医院等处担任些次要的职务。这些人组织了几处接头的地点，还在他们的周围结成了抗敌小组。

　　据奥斯捷尔区来的报告说，一处可以供应一百名游击队员的根据地已经建立好了，藏着约有八个月可用的粮食、枪械、弹药和许多其他东西。区里已经组织好两个支队：一队是十五个人，一队是二十个人。未来的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的全区大会已经开过了。

　　没有一个区不送来类似的报道。

　　前任切尔尼多夫省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现在是地下省委之一的瓦西里·洛克费诺维奇·卡普拉诺夫是一个为人十分和善的矮矮的胖子，正在准备游击队根据地。他的活动隐蔽在极端的秘密中。

　　他在仓库里接收了几十吨面粉，成箱的罐头用品，还有成桶的酒精。卡车到了，搬运工人们把重甸甸的麻袋整整齐齐叠在车上，记算员签发着运货单，可是只有卡普拉诺夫一个人知道这些供应品是作什么用的。

　　卡车在林边的田野里停下来，卸了货。司机便把车子开回去……当空车开出相当路程以后，便有一辆马车从树林里驶出来，同时有一些人把这些运来的货物转装到马车上。起初这匹耕马沿着村道费劲地拉着，后来便弯进树林去了。押车的人扔下许多树枝和青草掩盖了车辙。但经常是不用马车的：他们自己从路上搬运货物。

　　这里未来的游击队员们在工作。他们收到了各式各样的物品：食糖、报纸、子弹、机枪、毡鞋、还有印刷用的铅字。

　　在这以前，卡普拉托夫的受托人做了好多工作：他们挖好了深深的堑壕，并且加固了四周的墙壁……

　　（卡普拉诺夫的最得意助手是阿芬那希金和巴斯金两同志。——作者）

　　只有地下省委的委员们——而且还不是全体——知道卡普拉诺夫的给养仓库的布置。后来，当同志们动身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各人才知道邻近的给养站的地点。

　　我和卡普拉诺夫出发到切尔尼多夫几百公里以外的密林中的某处去过几次。他指着说：“你瞧，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看这里可以吧。最近的村落在十公里以外，而且牲口也不在这里放牧。”

　　“看林人是个怎样的恩？”

　　“审查过了。一个可靠的小伙子。他和我们一起留下了。”

　　同志们带着钻孔机和穿孔器来了——探测地下水深不深。我们的时间非常迫切。假如我们随随便便动手挖掘，接着就发现渗出水来——那么就必须另找新的地点来重挖……不，卡普拉诺夫是个能干人，做事从来不马虎。

　　标准的给养站看上去好象是一个三公尺深、三十到四十平方公尺左右宽的堑壕。四壁都按照工兵的全部规格，用粗大的圆木来加固。当然，做圆木头的树木不是在这儿附近锯下的，至少得在三百步开外的地方。底部捣固，然后铺上树枝，以防潮湿。泥土给运到远处，不易看出地倒在溪涧或是山谷里。

　　这样的一座给养站，实际上是一所构筑坚固的地下仓库——是用圆木做屋顶，然后盖上泥土，填得和周围的地面一样平。接着把草根土或青苔铺在上面，栽上一些灌木和小树。

　　卡普拉诺夫再三领我到这些伪装好的给养站去，但是我没有发现过一个。他把我应当记住的记号和各种特征指给我看。

　　卡普拉诺夫的人员构筑了九处这样的给养站。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后来法西斯匪徒们只发现了一处，而且还是出于偶然的。

　　区支队总共建立了二百个左右的、范围遍及全省的给养站。

　　要是这种工作没有预先做好，特别是在最初的组织阶段中，游击队势必困难重重。这些给养站决定了很多支队的命运。居民不能经常供养我们，我们要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以后，才能开始从敌人手中夺得粮食。

　　七月十八日那天，省委接到了一个新的指令：除各区的游击队以外，再组织一支一百五十人到两百人的省支队，包括骑兵、工兵和步兵分队。

　　登记志愿人员开始了。不多几天以后，就有一百八十六个选拔合格的人聚集在市苏维埃的打听里，以便接受最后的训令。

　　他们是各个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党务工作人员、工程师、机关工作人员、工人、集体农民、演员、音乐家、厨师……他们的穿着也各各不同，与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相称。现在我不打算来描写个别的人物。我后来在德寇后方跟许多人碰过头，跟许多人一起走过几千里战迹斑斑的乌克兰土地。

　　我们就是这样挑选了人员，建立了根据地。我们仿佛是准备接待“不速之客”似的。但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们有没有理解到，最主要的是人民的支持，有没有理解到，我们的神圣事业要在敌人统治这里的时候，靠拢人民、鼓励人民斗争呢？要知道，我们——共产党员，组织者，不过是个骨干罢了。这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到那个时候，任凭敌人怎样强大的武力也摧毁不了我们。

　　八月八日的早晨，一部分省游击队从切尔尼多夫出发，开往自己配置的地方去了。天气暖和、潮湿、有雨意。

　　他们一共是七十个人，有穿棉袄的，有穿呢大衣的，有穿皮大衣或冬大衣的，一起开进了森林。

　　我给同志们送行，他们现在只是去受训，去习惯一下新的环境。正是这样，这就是给他们的任务。让指挥员和战斗员们都想象自己就是真正的游击队员。让他们去学习隐蔽自己，学习射击，学习爬近“敌方的目标”而不被人发现。

　　同志们在公路转弯处消失以后，我还长久地望着他们的那个方向。

　　八月十日，全部省支队抵达制定的地点——科留可夫卡区内，接近斯诺夫河的古林诺。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块地方，是因为根据我们的估计，这里不会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战事：游击队可以让战线从自己身边移过，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下来。

　　自然的条件也吸引了我们。差不多全斯诺夫河岸都盖着密密实实的灌木从，十足可以隐蔽一军人。而离河岸两三百公尺的地方就是一座森林。

　　下一天我便去拜访这些同志。

　　这一小队的指挥员是库兹纳佐夫大尉，原是从前全苏防空防毒会的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杰姆金科同志，是前省委军事处处长，已经给未来的游击队员发放了武器，在有系统地受军事训练，打靶呀、擦步枪呀、学习战争勤务条例和卫戌勤务条理呀……这是一个典型的防空防毒会的野营。目前饭食丰富，没有一点儿危险……好象没有战事一般。

　　同志们在切尔尼多夫曾奉命不和居民来往，不暴露自己的身分，但游击队员们显然认为这道命令是有条件的，他们已经开始到各村去找牛奶，有些年轻的队员，已经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了。

　　一到晚上，野营里的人们就在手风琴伴奏下唱歌、跳舞。不错，大自然是美妙的，天气也暖和。要不是因为架着枪支，简直就象一处休养所。

　　十二点钟，人们成群结队地涌进了营房：这是一所林务区的设备完全的宽大房屋。指挥员们睡在床上，战士们睡在晒得很干的、有香味的草上。

　　但是大家刚刚躺下，有的人就睡着了。我下令发出一个“警报”。我强迫睡得昏昏沉沉的战士们排成横行，命令他们立即离开营房，而且永远不再回来。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在灌木从中的棚子里安顿下来，在敌军来到以前，躲起来不让居民发现。

　　“你们必须善于这样生活，不要让一个人知道你们的存在！”

　　有人在到我的面前，开始热烈地劝我：“那边是一片沼泽地，大伙儿会伤风的。”

　　但是当德机嗡嗡地飞到头上，开始投下照明弹的时候，大家就一声不响，蜷缩着身子…

　　德机飞来轰炸切尔尼多夫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心境从来没有象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那几天里那么恶劣。

　　我乘车去交加中央前线军事会议回来。在回切尔尼多夫的路上，我遇到了一队汽车。我拦住了前面的一辆车子，问坐车的人：“你们是什么人，上哪里去？”我们彼此检验了身份证件。原来，坐在里面的都是哥美里省的行政首长，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爱金诺夫同志也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已经放弃了哥美里，”爱金诺夫同志告诉我。“德军正向切尔尼多夫推进。”

　　我回到省委会时，饿极、倦极了。有人送了一盘甜菜肉汤到我房间里来，我靠窗坐下，把盘子放在窗台上。

　　警笛呜呜地开始叫了。最近警报一天得响二十次左右。我已经习惯了，常常懒得进防空洞。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轰炸。

　　我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望着窗外。我看得见大部分的市区。一看屋顶上面，我发现远远的有几架飞机。而另一群黑色的飞机，从云背后突然出现了，这些德机几分钟以后便到了市空。我看着炸弹纷纷落下来，甚至能准确地确定炸弹的位置：最先被炸得飞到空中的是戏院，接着，轮到省民警局，邮局……我机械地继续吃着。轰炸机群飞过省委会大厦上空。爆炸声、机枪声和高射炮声，汇合成一片可怕的喧嚣……人们沿着街道乱跑，有人恐怖地叫着，我无法断定那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

　　我离开办公室到防空洞去。轰炸的声音把我震呆了。有几位省委会的同事向我走来，我机械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好象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重担，正在我的两肩上压下来。

　　一位陌生人在灯光暗淡的走廊里拦住了我：“费多罗夫同志，我一早便在这里了。我是从区里来的……”

　　“您说吧。”

　　“我被党开除了，上述书已向省委提上来……现在战事发生了，费多罗夫同志，我怎么能在党外呢？……”

　　“但是您听到了空袭警报吧，要审理您的案子，我得把同志们叫来，查阅一下文件。同志们都在防空洞里……请您明天来吧。”

　　“明天就迟了。德寇正逼近我们的地区……”

　　就在这时候，一颗炸弹在极近的地方爆炸了，我们脚底下的地板都震动起来。

　　这阵轰炸对这位客人并没有特别的印象。我加快了步子。他继续在我身旁走着。

　　“同志，您要明白，”我说，“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审查的。”

　　“是的，是的，”他忧郁地同意了，对我伸出一只手来。

　　我记不起他的面貌了。可是他的握力很有劲。我真后悔没有能够为他做什么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防空洞里消磨了一整夜。德机来了十二次。我消极地坐着，传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真是一件屈辱的事情。

　　到早晨，警报虽然还没有解除，我可回省委会来了。

　　一股一股的黑烟垂在屋顶上面，火舌冲向天空。不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大火。救火员想扑灭各处的火焰，但是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火源发生，而且越来越多，他们能干些什么呢！人们已经无法跟烈火作斗争了。

　　这个时候，留在切尔尼多夫的总共不过几百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已经疏散了。

　　德寇指挥部不是不知道这市里既没有军事机关，也没有军事目标。但德寇的飞行员仍然在摧毁每一座显然可见的建筑物，追击他们视界以内的每一个人。他们遵照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纲领来行动。

　　在空袭的间歇期间，我决定坐汽车去巡视市区。

　　我们沿着谢甫琴科大街驶去。每隔三四家房子，便有火焰从窗户里窜出来。一匹跛脚马向我们劈面冲来。司机不得不把车开上了人行道，要不然这头疯狂的牲口要撞在汽车上了。

　　在我们后面不到十五公尺的地方，一道墙倒坍下来。几根燃烧着的横梁拦住了那匹马。

　　一个戴毡帽、戴眼镜的人，在宽阔的人行道上爬着。我招呼了他一声，他没有回答。

　　司机把车停下，我又叫他：“同志！”

　　这时候他爬起来了，用失神的眼睛对我瞅了瞅，然后冲进一幢房子的大门。追他也没有意思。

　　我们驶进了古比雪夫广场。这里大部分的房屋都在燃烧，有些早已倒坍，甚至在广场的中央，都感到灼热。

　　广场中央有一个男子，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张开了两臂站在那里。他的脸部已给烟灰薰黑了。我招呼了他一声。

　　他没有发觉我。我再交换他，仍然没有引起反映。司机把汽车开到了他的身边，我拉住了这位同志的一只胳膊。他服从地爬近了汽车，然而好久以后，他还不能回答我的问话。

　　后来，我告诉他，我们怎样把他拉上车的，他耸了耸肩膀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们又驶过了几条街道。当我们到了市府小公园的时候，亨格尔机群又在市空出现了。其中有一架对我们的汽车扫了一梭子。子弹在头顶上面嘶嘶穿过。

　　我们还救起了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不得不绑起来，因为他已经发了疯。

　　我们巡驶了大约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有两批轰炸机在市区上空掷过炸弹。我们转会省委会去。我怕只能见到一堆废墟。但事实并不这样，省委会仍然侥幸地巍然独存。在两百公尺的半径以内，没有一幢房屋免于损毁，而省委会只有玻璃窗给震碎了，而且只是一部分。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撤退了。省党委会、省团委会和省执委会应该动身到十五公里以外的鲁卡希夫卡村。我们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电厂已经不能发电，电话的电报的联络也已中断，切尔尼多夫已经和外界隔绝。实际上市区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工厂和机关也早就撤退了。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这座疏散一空、惨遭破坏的城市。

　　当我乘车经过自己的住宅时，我惊奇地发现房子依然完整无恙。我正将车子停下，想去拿些东西，至少拿两件替换的衬衣和一双高统靴……但是我把手一挥，算了。可是过后不久，我对这件事就觉得相当后悔。

　　我穿了一件皮大衣、一件军装上服、一条军裤、一双硬头高统靴……我的腰带上挂了个地图夹子。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名游击队员和地下省委委员由波布特连科同志率领，坐了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离开鲁卡希夫卡到霍尔梅区去了。决定要我在后面再耽搁一些时候。

　　分别时，我跟每一个人轮流拥抱和亲吻。

　　“我要完成撤退市民和工业设备的工作，把红军带到切尔尼多夫省边界，然后再回到你们那边来。你们尽可确信，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第二天，我们知道霍尔梅区和科留可夫两区都已经被德寇占领了。波布特连科送小队越过了驻扎在那个地区的第十八师的战士的防线。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和自己的同志重逢以前，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我要谈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事情。我是一个弃儿。德涅泊河上的一个领港兼摆渡的马克西姆·特罗菲莫维奇·柯斯提尔亚收养了我，我得感谢他。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弃儿，自然孩子们也嘲笑我了；虽然如此，他们却怕我，因为我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要不是大革命，我在青年时代一定要受不少磨难的。没有一个体面的姑娘会看上我，会来嫁给象我这样的人——一个私生子。

　　我住在耶卡捷林诺斯拉夫郊外——现在叫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洛茨曼斯卡亚·克明卡村。

　　那里的居民到现在还记得我。你要是向他们问我的年龄：“你还记得柴维金斯基吗？”

　　“当然记得！”他们全会回答。

　　“柴维金斯基”，意思是“育婴堂”出生的人，也就是弃儿。

　　我进了两年制的孤儿学校读书，很努力。虽说淘气，但是求知欲放强，这可能是我从小就理解到，自己以后要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吧。

　　我十二岁就开始做工，在当地的一个财主家里当牧童。十四岁那年我离开了我的养父，开始过独立生活。我做过牧人、马夫，也在一个包工头的工场上干过活，就这样一直到十九岁。

　　一九二○年初，我在从前的地方医院里工作，当一名杂差：我要打扫院子，劈柴，生火，搬运尸体。红军战士们也上这家医院里来；我大概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才想到要志愿参加红军的。那时我年纪已经不小，自己已经能够意识到参加红军是我的出路。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主要是受物质方面的服从、长统靴和上好的口粮所引诱。

　　我在六个月一期的骑兵学校毕业以后，获得了副排长的称号，被分派到库班第九骑兵师的第五十四骑兵团。当时我是一个慓悍的小伙子，骑术很精；但是库班个哥萨克人对于我的勇敢并不惊奇。他们全都长着大胡子，曾在俄德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打过仗。在这批人中间，我不可能当什么长官，哪怕是小官儿，因此我改当了骑兵连长的副官。

　　我参加过好几次战斗。最初我们的部队退却了，后来就发动攻势。就我个人来说，在这段时期中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除非把我成为一个热忱的骑兵，爱好马匹、马刀和踢马刺的事给算上。那时，我决定把骑兵当做我的命运，我的任务。

　　然而我没有成为正规军的军官：我在对尤登尼奇匪帮进攻的时候受了凉，结果患肺炎躺在医院里。接着并发症也来了，使我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复原以后，军事人民委员会就派我到铁道兵团去当排长。

　　我在那里服役和剿匪，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复员了，我的军事生涯也从此中止了。

　　我已二十三岁。但我没有职业，甚至连任何一定的目标也没有。不过我知道，而且确信：我在生活中不会落空。我有强健的体格，军队又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

　　我很想读书。但是我进不了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我的知识程度还不够。因此我打定主意一面做工、一面读书。

　　在建筑米里法到赫尔松铁道上的一座隧道工程中，我干支柱工助手的事搞成功了。我说搞成功，是因为那时还存在失业现象。

　　这里，在建造隧道工程的时候，我获得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锻炼和布尔什维克的教育。

　　我的工作是艰苦的，因为总是在潮湿和黑暗里干活。但是我热爱劳动，热爱精通技术的人们。

　　我在距离工地不远的曼特立科夫卡村上租了一间房子，定居下来。不久，我便在那里结了婚。我必须习惯这块地方，给家庭买一点东西，所以我以全力工作。

　　在那个时候，我的理想和志向是什么呢？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结过婚，而且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那是假如有人对我说：嚯，阿列克塞，你好好地想一想吧——为什么不立志做一个党务工作者：当一位区委书记，你瞧，就着就当省委书记呢？我会耸耸肩膀，哈哈大笑。我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呢。

　　不但我自己想学习，苏维埃政府和党比我更希望向我这样的人学习和成长。

　　我的理想是平凡的：当一名矿工长。所以我专心一致地细瞧着那些老前辈，那些经验丰富的伙伴们，我从来不推辞任何工作。

　　自然，这时斯哈达诺夫运动根本还没有发生，甚至连突击运动也要往后些才有呢。

　　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有一个工人大大地超过了生产定额，有些老工人便会咕咕哝哝说：“不要减低工资吧。”我在当时对这一点就不满。而且工会的工作人员们时常把自己和行政人员尖锐地对立起来：“让行政上来对计划负责吧……”

　　不，这不合我的口味。

　　我总是拿那些忠心耿耿地干活的工人作我的榜样。

　　我还记得，我特别喜欢两名工长，格立高里扬弟兄——亚尔顿和约瑟夫。他们待人坦白直率，不论对年纪大的、小的，一概给以帮助，倘使必要的话——还肯借钱。他们全是优秀的工长，都乐意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别人。这批人都是爱跳舞的快活人，在空闲时交交朋友；也不会拒绝喝点儿酒，但是知道适可而止。我喜欢他们的穿着——穿得很好，但并不招眼。

　　我最亲近的朋友和师傅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巴布洛夫，他和我在同班工作，也是支柱工，不过比我高一级。巴布洛夫是共产党员，领导重大的社会工作。他在本地工会主持生产部门的事务。

　　就是这个巴布洛夫教我养成了经常读报的习惯，使我把阅读当作迫切的需要，使我对于政治文献也感到兴趣。他常到我参加工人委员会的机会，拉我假如生产问题的讨论，而且第一个对我说起关于入党的事。

　　在那个时候，曼德立科夫卡造好了一个俱乐部。从前，我们只好在家里消磨黄昏，出去看看朋友，或是成伙地在街逛逛，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趣味。俱乐部里有图书室、戏剧组、音乐组。

　　我的自传，对于苏维埃人说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我可以总结在几句话里面：我是被党、被苏维埃政权所培养的领导前进的，我的眼界和兴趣是随着国家文化的成长而发展的。

　　一年后，我当选为工会委员，并且成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我成为候补党员。而在整整的一年以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我被批准为正式党员。

　　一九二七年底，隧道完工了，我做了矿工长，赚第十级的工资——大体说来，我是一个二十六岁的严肃的人。在社会活动方面，我领导俱乐部工作，当了工会的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还被选为党组织的支部委员。

　　后来我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人民委员部，他们建议我到高加索去建筑丽虹发电厂，因为那边有不少石方工程，并打算要打一些隧道。我在那边也当工长，以后便回到乌克兰……

　　三十岁那年，我回到乌克兰，参加了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建筑工程以后，终于实现了自己进修学业的旧梦。我进了切尔尼多夫建筑工程技术学校的三年级。一年后，我毕了业，领到了毕业证书，又想进一步进入大学。但这时，我的命运起了极大的变化。

　　我被召到市会，他们对我说：“乡区正需要象你这样的人去工作。”

　　“‘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

　　“无产阶级出身的，生产工作中培养起来的，献身给党的人。在乡区，这样的人我们还不够。”

　　于是我就被派到切尔尼多夫省·科留可夫卡区去，做区工会的主席。

　　此后我还被选为同省的波诺尔尼察区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没有多久，我又被选为区委第二书记。

　　党继续关怀我，帮助我成长。我所缺乏的理论知识，在基辅的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所主办的党书记培训班，和以后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所主办的各种讲习班给补足了。

　　一九三八年初，我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切尔尼多夫省省委第一书记。

　　我是党的基本干部。这就是说，我对党贡献出我全部的时间、全部的思想和全部的精力。不论我被党派到哪里去，或被命令去做什么——我总是无条件去完成任何指令。

　　我现在向四周打量着，细瞧着将和我并肩工作的同志们，我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出身。他们的历史虽然各各不同，但志趣和目标是相同的。这些目标是由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来确定的。

第二章 在艰苦的日子里

　　我们的队伍一路打着退下来。切尔尼多夫全省除勃隆诺夫卡区以外，都被敌人占领了。几十个军事单位、几百辆汽车、许多挤满难民的马车、成群结队的来路不明的人，都聚集在勃隆诺夫卡这个翠色宜人的小镇里。德寇的轰炸机群日日夜夜在头上出现。他们俯冲扫射卡车群，焚毁村庄，低飞扫射在村道上的人群和牲畜……

　　九月十五日，切尔尼多夫省党代表、苏维埃代表、共青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们，在这个小市镇召开了最后的一次会议。我们约有三十人左右。

　　这个集会是在区委会举行的。窗户都被窗帘密密实实地蒙着。桌上点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火油灯。街上不时传来马车声、车夫的争吵声、汽车的马达声……

　　房子给炸弹和炮弹的爆炸震撼着。

　　火油灯冒着浓烟。我注视着开会的人的脸，等他们安静下来，当然，只是比较安静一些罢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寂静无声地坐着。差不多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可是有许多人我已经辨认不出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刮脸，眼睛由于疲劳和忧急而发了炎。

　　我敲了一下桌子，唤起他们注意。

　　我所说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诸位都明白这是什么问题。我们的军队明天就要撤离切尔尼多夫省的最后一个区了。同志们，我们都是切尔尼多夫本地人！在切尔尼多夫的大地上，著名的萧尔斯①支队曾经跟德国人打过仗……我想，不必对各位进行鼓励了。我们已经决定：明天起，我们全体转入地下。各人都已知道自己的职务、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新姓名和自己在党内的诨名了……同志们！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 ①尼古拉·萧尔斯 １８９５－１９１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乌克兰杰出的游击队领袖之一，斯大林称之为‘乌克兰的夏伯阳’。一九一九年阵亡，年仅二十四岁。——译者注。】

　　从昏暗的屋角里传来了什么人的尖锐的嗓音，打断了我的话：“不，费多罗夫同志，不对！”

　　“什么事不对？到这里来，到亮处来！”

　　但是那位发言人宁愿继续在昏暗的屋角里“辩论”。他喘着气，慌张地结结巴巴说：“我到哪里去更有用，这还是一个问题呢。当然，已有决议了，但我还弄不清楚原因何在。我们还没有好好地武装起来。本省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们，可能由于一时粗心大意会逐一被消灭的。您作为一位省委书记，就应该关心安全。”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控制自己。即使在五年以后的此刻，当我想起那昏暗的屋角里传来的卑鄙声音时，我的怒火还会复燃。

　　我拿拳头砰地敲了一下桌子，竭力想说得镇静而能打动人，有无成效可不知道：“听着，您，住口吧！不必为领导干部们担心！请您到桌子这边来。单来谈谈您自己。您想要什么？”

　　他走过来了，说得确切些，是抓着椅子背爬过来的，到了桌边，把两只手掌撑在桌子上。他一眼也没有瞅我。他原来是罗赫连科，前任省消费者委员会的主席……未来的牧人。后来他堕落到这种地步，居然装疯卖傻，欺骗医生，弄到一张免役证，逃到奥尔斯克附近的什么地方去放牛了。

　　但这是以后发生的事。在这次会里，他皱起眉毛向上一瞧，说道：“我准备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但是请您把我派到军队里去。我不愿意死得毫无意义，象一条狗那样……我不愿，我不能……”

　　“我不愿，我不能……”我至今依然记得他那颤抖的嗓音，他那没有刮过的扭歪的脸。后来有人告诉我，在一次坦白的谈话中，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说：“在这次战争里主要的是——‘活命’！”

　　不错，他似乎是活下去了。

　　我回头平心静气地权衡了一下战争期间目击的一切，现在我明白：在初期挑选人员的时候，象这些——说得温和些——令人苦恼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在罗赫连科这样‘说过’以后，我们和同志们马上讲定了怎样潜往制定的地点

　　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彼德里克、卡普拉诺夫、康巴尼茨、乌克兰共产党（布）日托米尔省委书记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和路契科等同志和我一起留下来。

　　九月十六日早上，德寇开始向雅勃隆诺夫放射迫击炮。

　　从这时候起，党的切尔尼多夫省省委变成了地下省委。但当时它真的存在不存在呢？想来倘使省委存在一天，那么区委和基层组织自然也存在一天。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存在；可是他们在哪里呢？我应该怎样和他们联系、怎样领导他们呢？这些问题使我很着急。

　　公开的党组织的所有严整的体系都被破坏了。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呢，是一批装备不足的人员，既没有指挥部，也没有运输工具和通讯器材。

　　但是信仰党的力量，信仰人民抵抗的力量，是我们各人精神上的凭借。

　　我们的目标是清楚：潜入北方的森林区域，我们的根据地和波布特连科率领的省游击队都在那里。从那里我们就能安排和各区委会及支部的联系。目标是清楚的，可是我们怎样到达那里呢？

　　晚上，我们决计到布勃诺夫金纳村去。我门想在那里重新装备一下，也就是说，要弄一些朴素点儿的衣服，因为我们想冒充脱逃的红军俘虏。

　　但早晨，我们发觉敌人已经占领了布勃诺夫金纳。我们最后一次坐上省委会的小汽车，向波尔塔瓦省的小城市波略丁驶去。

　　波略丁差不多已经被包围了。德寇钳制着城市和区的大部分。我方的两三个师正坚守着一道环行的防线，竭力设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关于当时德寇的围困，已有人写过很多文章。我既不是被围的军团的军官，也不是战士，我无权来批评波略丁战役的功过得失。因此我只讲我们这一小群人所遭遇的事情。

　　我们抵达波略丁的那天，德寇开始大规模轰炸市区，炸得我们不得不在战壕里躲上好几小时。但我要指出，我们就是在那种日子里也没有丧失乐观的精神。

　　当我们跑下自己的汽车，走进战壕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战士——一个严肃的人——看到一架低飞的德国飞机，他猛得从腰带下面拔出一颗手榴弹，做了一个动作，打算拉引线……我们不得不捉住了他的手。他实际上想把手榴弹抛向飞机。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留在波略丁已经没有意思了。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城市，设法到自己的切尔尼多夫地方去。

　　现在，舒适的别克牌汽车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想把它转交给某一位军官；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愿意接受这辆漂亮的、但是不合实用的汽车——油箱里已经一滴汽油也不剩了。

　　我们备着四分之一加仑的酒精，我把它泼在坐垫上、引擎上，剩下的倒在车顶上，然后划上一根火柴，于是一团高高的蓝色火焰在风中飞舞了。

　　卡普拉诺夫、路契科、康巴尼茨、彼德里克、巴贝力、罗金涅茨、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和我，沿着大路向城外的树林进发。

　　虽然德军包围了波略丁区，但还没有建立好接连不断的防线。那时候，德军指挥部正在使用火光与嚣张的效果，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漫无目标的射击来影响我们的士气。

　　我们中间没有职业军人；我们对于正在发展的情况也没有很好的判断。

　　我还记得那一天许多各式各样的会晤，许多相熟的和陌生的面孔。大家互相打听。这一个问那一个村子在什么地方，那一个问我们可曾碰到一连工兵，第三个来讨支烟吸，偷偷地打听我们是什么人，要在那里干点啥。

　　我们在那里驻扎下来的树林边缘的交通情形，好象晴朗天气的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固然这里管制得并不那么井然有序，却无疑要热闹得多。

　　炮弹在头顶上打着唿哨，机枪在左右咯咯地响着。

　　这时罗赫连科突然出现了。他相当放肆地走过来，但并没有伸出手来。

　　“啊！”他说，“费多罗夫同志！我看，您也离开切尔尼多夫省啦！好，那么我们一块儿转移怎么样？”

　　我不得不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然而对罗赫连科有影响的，倒不是我们对他的斥骂，而是我们坚决要潜入德军后方去的决议。他立即向我们告别了。

　　可是却也有些愉快的会晤。最愉快的是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德鲁日宁的会面。

　　同志们中间有人——好象是卡普拉诺夫——说：“你瞧，德鲁日宁！”

　　我招呼了他，我们拥抱了，接着一起拿留下来的罐头食品当早餐，还喝了点儿酒。我们过去是好朋友，彼此已有一年不见。当我一九三三年在波诺尔尼察区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朋友。他那时主持我的邻区诺夫哥罗得－谢维尔斯克区委组织部。吸引我和他接近的是他那永不灰心的惊人的本事。他是个热爱生活、精力充沛的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而且还是个优秀的组织者。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跟来自各阶层的人——工人、农人和知识分子——洒脱地谈着话。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零年，他和我一起在切尔尼多夫省委会工作，那时他是组织部长。在战事发生前，他动身到铁尔诺波尔省去了，在那边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

　　现在命运又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一件有两条‘杠子’的营政委的军大衣，已参加过几次战斗。大家劝他参加我们这一伙，跟我们一起去干地下工作，去当游击队员。

　　这个建议正合他的口味。他的部队已经冲出重围，他被派去联络的师司令部已经用飞机“转移”到别处去了。

　　于是单剩下了德鲁日宁自己这个光杆政委，也没有人可以报告。

　　“好，费多罗夫同志，我改由您指挥吧。我们一同在敌人后方组织起一个游击师来。”

　　我们果真在一起组织起了一个联队，他当政委，我当司令员。不过那不是一下子搞起来的。而这时他正象突如其来一样，突然又不见了。

　　有人找到了一张本区的地图，我们把它研究了一下，又用自己的力量侦察了一下情况，决定全体采取迂回的路线，经古林卡村到切尔尼多夫去。

　　我们在天黑时出发，沿着大路走。天气很坏：又是冷雨，昏沉沉的，又是劲风。夜是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天空染上了一片火光：因为城市和乡村在燃烧，我们的前后左右都在进行战斗。时而对射起来，但我们不知道谁在射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射击。

　　跟我们一起走的，或者迎面来的，是一些普通人和军人。我们时常碰上人和马的尸体，从他们的身上踏过去。有一批熄了前灯的汽车追过了我们。

　　不久我们弄清楚了，到古林卡去已没有意义：德寇的坦克队已经冲进去了。但是我们总得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仍然继续前进。

　　重甸甸的、缝得很马虎的小牛皮长统靴磨着我的两只脚后跟。我不知是由于包脚布没有裹好，还是由于后跟皮太粗糙，总之，这对鬼东西在磨脚，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谈不下去了，只想要换一双鞋子。

　　但是在同志们面前暴露自己的软弱是不好意思的，况且有些人已经显得撑不住气了。大胖子斯罗米雅特尼科夫说起自己的心脏：呃，心脏跳得不正常。

　　我鼓励他说：“哦，不要管它正常不正常，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同志，你别介意心脏吧！总之你要记住，心是后方的器官，在打仗的时候，不宜把它带在身边的。”

　　一路上我便这样鼓励斯罗米雅特尼科夫。但我得承认，在他不能克服喘息而恳求休息以下的时候，我是乐于赞成的。

　　“好吧，朋友们，我们应该答应斯罗米雅特尼科夫的请求。他有心脏病。让我们一起来坐一会儿吧。”

　　我们在一条水沟旁坐了下来。我马上脱下长统靴，动手把包脚布重新裹一裹。脚后跟都起了血泡，有几处已经磨出了血。

　　我给自己削了一跟相当结实的手杖，说：“这是一件补充的武器。要是我拿它打德国鬼子的钢盔，那么，也许他的脑袋也会挨得着！”

　　但是说笑尽管说笑，我的脚还是痛个不停。我们坐在那沟沿上聊天。

　　后来我们又在黑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上泥泞路。拂晓时分，我们发现有一分队军队正在和我们一起前进。中间有不少是普通的公民，但净是男子——没有妇女和儿童。这批公民象我们一样，不是挂着手枪皮套，便是口袋里突着手枪。

　　在公路左边大约三百公尺的地方，有一片树林。

　　波尔塔瓦省的树林都是又小又稀。但即使如此，白天顺着树林走，毕竟要比在田地上走好，当然比在公路上走更好。这种想法显然马上被大家思量到了。于是有人派了一队侦察兵到树林里去侦察。他们查明那里有一小队德寇。而我们在公路上的全体军民决不少于一千人。

　　军官们聚拢来商量了一下，决计把德寇从森林里打出去。布成散兵线的命令下达了。

　　我们这一队也散开了。

　　德寇拼命想用迫击炮和自动枪的火力来打退我们的攻击，但是优势显然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占领了树林。树林虽小，可总究有些树木、从莽……在散兵线上，离我最近的是鲁契科。我找到他了；但德鲁日宁、卡普拉诺夫、康巴尼茨和其他的一些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离开大路正是时候。半小时以后，德寇的摩托车部队在那里出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十辆小型坦克。如果和他们冲突起来，那对我们一定是很不利的。

　　巴维尔·路契科比我年轻得多，健壮得多，也机警灵活得多。当我需要从一个小丘跳到另一个小丘时，我总要踌躇好久，好象准备跳进一条寒冷的河流里游泳一样，很为难地跳下去，何况现在我的磨破了脚后跟痛得要命。可是路契科却含着笑，象一只山羊似的轻而易举地跳过去了。不过他还是比我更喜欢歇息。

　　路契科真爱说话！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坐下来，路契科就开口了：“真怕人啊！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你注意到本橡树旁边躺着的一个庄员的尸体没有？他的手死僵僵地握着拳头，眼睛睁着，看来倒象一个演说家在对群众作热烈的演讲……”

　　路契科略停片刻，四面望望。

　　“你瞧，这只小鸟。一只普普通通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叫。无忧无虑。吱哩－哩－哩。可是当它唱完自己的一支普通小调的时候，几百个人——不，几千个人却在枪林弹雨下面送了命！”

　　“听着，路契科，别说啦，住口！”

　　“干么，难道我说得部队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的心在痛，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不能不说！”

　　有一次，我们正在赶路，发现在两百步开外的地方有一个小屋——不知是不是看林人的住房，台阶上站着一个穿乌克兰大褂的农民，突然这个农民把自动枪按在肚子上。

　　我们揣度他是一个化装的德寇，便立刻伏在地上。这时德国鬼子们开迫击炮了，炮弹象下棋似的有规则地沿着我们掩蔽的边沿落下来。在路契科看来，弹片可能马上打着他。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你做做好事，把手枪给我，让我自杀吧！”

　　我没有把手枪给他。我们往回爬了一个圈子，到了起先落下几颗炮弹的地方。一切结束得很顺利。

　　“你瞧，”我对巴维尔·路契科说。“你还活着，而且很健全！”

　　“是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一次算是运气。但是半小时以后会怎样呢？明天会怎样呢？当我们不得不象软体虫那样贴着肚子在地上爬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难道说这就是我读大学的目的吗？！”

　　路契科就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十分难受。一方面困得要命，一方面饿得慌。此外我的一双脚也折磨我。我想：“但愿它马上磨成真正厚实的脚茧吧。”再说我的皮大衣也使我讨厌：我走一步，它就打我的膝部一下。有谁说过皮子是不透水的吗？它不仅透水，而且吸水，变得象链条那么沉重。

　　但是我对谁也没有说过自己的痛苦。

　　我在这个树林里遇到一位上校。因为他是这一带地方最高的军事首长，我就走去和他商量商量。我们彼此相当谨慎地打听。起初只说些一般的客套，他说，你要知道，情形不好，前线没有了。哪里是我们的部队，哪里是德国鬼子，一点远摸不着头脑……

　　“…那么，老实说，您是什么人？”上校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用一种命令的语气问道。

　　“怎样来对您说呢……上校同志，让我们走到一边去，彼此亮亮身份吧。”

　　他的证件证明他是一个兵团的炮兵司令，名叫格里戈利耶夫。再说，他的外表、姿态、谈吐——他的一切都足以表明他是一位有经验的骨干指挥官。

　　我认定：“这个人对游击队大有用处。”于是我老老实实地说：“格里戈利耶夫同志，您认为可不可以组织一个不大的游击队？”

　　上校没有立刻就回答，一面沉思，一面来回地走着。

　　“可以，”他过了两分钟光景说。“我早已想到这件傻事。您是苏联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又是党的省委书记——完全可以当得政委，我来担任司令员！”

　　我们到树林里去招募人员。有好几十人——大部分是红军战士——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排了队，报了数。查明我们共有九十六个士兵。我们统计了一下军用品：计有步枪八十三支，轻机枪两挺，手榴弹四十六枚，冲锋枪十二支，手枪二十三支，罐头肉四十听，还有四块半大面包。

　　上校对列队的战士们宣布：我们是一支游击队。

　　“凡是拒绝和我们一起行动的人，向前走两步。”

　　没有一个人拒绝。于是上校分派职务，指定了侦察人员和军需人员，把队伍分成两个小队，又挑选几名军官来当参谋。

　　德寇的军队几乎陆续不断地沿着古林卡到哈尔科赴的公路移动：有单独的和成队的坦克。有一车一车的步兵，有摩托车兵，还有辎重车辆。在一次指挥员的会上，除了上校以外，还有两名中尉参加，我们决定现在离开树林，因为德寇快要来扫荡了。

　　在公路的另一边，大约两百公尺开外的地方，有另一片树林。我们在队里发现一个本地人，过去是拖拉机手。他说：潜入德寇后方去的最安全稳妥的途径，就是经过这片树林。当时还有其他的理由，我记不得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速动身。

　　“我们要分成几个小队穿过公路，”上校命令说。“政委同志，把您的冲锋枪给我。我要先和这位拖拉机手到公路那边去，看一下地形之后便回来。我想要不了两个钟点，就可以完成这次侦察的。”

　　我顺从地把冲锋枪交给了上校，祝他们一路顺风，接着我便命令全体战士散开，到矮树丛里去休息一下。我们大家都已疲惫不堪：昨天夜里我们通宵没有合眼，前几夜也只打了几次磕睡。

　　我们公平地分配了剩下来的食物，把上校和他的伙伴的一份留着，然后开始等待。

　　我睡着了。大约三小时以后，值班的把我推醒了。

　　“什么事，上校回来了吗？”我问。

　　“没有，政委同志，我没有看见上校。但是西面有激烈的枪声。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不，我们还得等指挥官回来。听到命令了吗？”

　　我们又等了一个钟点，上校仍然没有回来。他已经安全地越过公路了，这是大家见到的。

　　上校的失踪使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落。我比别人格外懊恼，因为我丢了一支冲锋枪。

　　（经过两年多的相隔以后，我又遇见了格里戈利耶夫上校，经过情形，我以后要说的。）

　　有人在树林里生了一个火堆，一批乘车驶过的德寇看见了，就对树林开机枪和迫击炮。我们爬得更远了，直向树林深处爬去。路契科下落不明，使我着急起来。

　　“路契科，你跟马儿搞什么呀！”我学着农民的口音喊道。

　　德寇朝我说话的声音这边打了几长排子弹。

　　我再爬了几公尺，又开始叫‘路契科！’，于是又给自己引来了德寇的枪火。战士们发牢骚了，他们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大叫大喊来暴露他们呢？

　　我不得不忍受这位同志的损失。后来查明，他根本是逃跑了。

　　我们的队伍瓦解了。一共只剩了七个人。我们没有发任何誓言，也不再自命为游击队；但是坚决团结在一起。

　　这样我们七个人在波尔塔瓦省的切尔努钦区的树林里流浪了五六天。大家挨着饿，靠　浆草和草根活命。有一次我们走了运：有几个牧人送给我们一盆煮熟的马铃薯和半块大面包。这是一顿真正的盛宴。但是我们并没有吃饱，仅仅刺激了一下食欲罢了。

　　有一回傍晚，天色黑下来了，我们决定走进村里去。一条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一幢房屋离得很开，中间隔着菜园。时间还不晚，但已不见一个人影。四周是一种沉闷而令人厌恶的寂静。当然，屋子里都是有人的。往常，你要是晚间沿着村街遛　，四面八方的狗就会乱叫乱吠冲到你脚跟前来；而现在我们是七个人，却没有一点儿声响。

　　我们是这样走的：我走在头里，后面跟着中尉，和其余的五个人，一个跟着一个，每人相隔两步。也许我们应该离得更远些；但是各人都想要听见走在前面的人的呼吸声。

　　我的两只脚照旧疼痛难忍。我支着手杖走路。我的皮大衣又重又热。哪有人在九月里穿皮大衣的呢？但是冬天就在眼前了，丢掉的话又上哪里去搞一件？

　　我们默默地走着。我带头，但是上哪儿去呢？我想：“能遇到一个大娘或老头儿就好了。”我正在这样想，就看到一家民房台阶上的一个男人的侧影。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我已经开口想招呼他，而他却转过身来。现在，在光亮的白杨树干衬托下，钢盔和挂在肚子上的冲锋枪的轮廓便看得见啦！

　　“德国兵！”

　　这是我这么近看到的第一个活的德国兵。

　　自己也不懂为什么，大概是由于恐惧吧，我从口袋里拔出手枪就对着他开。我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我弯着腰向民房那边的菜园奔去，同时对弟兄们喊了一声：“德国鬼子！”

　　射击顿时开始了。一支冲锋枪打响了，接着是第二支、第三支；一颗照明弹升起来了。我拼命在高低不平的菜　上奔跑，摔倒了，爬起来再跑。一块木板在我脚下踩裂了，我跌进了坑洼。费了很大的劲才勉强爬出来，向更远的地方跑去。一道高高的带刺的篱笆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停也不停，直跳过去；我的裤子给刺儿钩住了，几乎扯成两半。

　　“站住！”

　　我朝着“站住！”的地方开了两枪，连滚带跌地顺着斜坡向一条小河滚下去……这时又来了一串照明弹和子弹。我的膝头不知怎的剧痛起来。我想：“给打伤了，这些坏蛋，”但是我还能跑。后来拼着全力一冲，扑通一声跌进河里去了。

　　这条小河的出现是出乎意外的。我们在白天已经渡过一次了；但此地，这条河似乎来了个弯曲。我象对岸游去。我的大衣在水面上胀大了，帽子也给水冲掉了。

　　“站住！站住！站住！”现在左右两面都传来了叫声。

　　两个德国鬼子发现了我，拿冲锋枪向小河猛烈扫射。同时又是那些该死的照明弹。照明弹一升起来，我便钻进水里。但是你能在水底下待多久呢？一颗照明弹挂在空中要比你能够待在水里更久……这条名叫墨诺哥的河并不太宽，却相当深。穿着大衣和长统靴真是万分困难。我游到了对岸，没有爬上去，只是在矮树的阴荫里涉水。我让脑袋在河面上露出一些。我的一支长统靴因为给河底的泥粘住而脱落了，我索性把另一支也脱掉。我正想把大衣也同样处理，这时却想到一个好主意，把手杖扑进河泥（它一直留在我的手中，我简直忘了把它扔掉），把大衣挂在它上面，又把地图和公文夹子塞到河尼里，为了牢靠其间，还把它踩了一脚。最后我爬着、爬着、爬进了灌木从。

　　爬行对我说来是十分困难的。我的大肚子妨碍我这样做，肘子立刻疼痛起来。膝盖还是疼得要命……我摸了摸：没有血。显然我并没有受伤。

　　我坐在一颗矮树底下，蜷着腿舒一舒气。现在目标是我的大衣了。照明弹一升起，德国鬼子们便对大衣扫射一阵，不久它便掉在河里飘走了。

　　信不信由你，我坐在矮树底下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以旁观者来想象自己的样子：一个胖子，军装上佩着一枚勋章，没有靴子，没有大衣，也没有帽子，浑身湿透，身子蜷成一团。

　　射击停止以后，我从矮树下面爬出来，很快地顺着田地走去。但是我发觉这完全不是田地，而是砍樵过的芦荡。这时候我真正惋惜那双高统靴啦！我还没有走满一百步路，包脚步和短袜子便磨成碎片，两脚感到如割如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继续前进。我不知道走了一公里还是两公里，这时我看见了一些矮小茅舍的轮廓，稍微左边一点是麦杆垛，我向那边走去。它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垛儿。我就在这两堆麦杆垛中间安顿下来，扯下些麦杆马马虎虎盖在身上，大概两只脚还露在外面呢。我立刻睡着了，也可以说，失掉知觉昏过去了。

　　大约仅仅过了四小时光景，我便醒了。我象小时候不愿意起床时一样，把身子缩成一团。我躺着，冷得直哆嗦，一支手握着手枪一只手把脚上的许多刺拔出来。我口袋里还备着一些子弹。我把手枪再装上子弹，仍然在两堆麦杆中间躺着，甚至连向外瞧一眼都不敢。哦，不待说，我就想起从德寇手里脱逃的经过情形。要知道我一向认为怯懦是有罪的……

　　我把自己责备了好半天，然后开始考虑今后的行动。

　　大约五百步开外，有几所农舍，里面住着一些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对我的出现会有怎样的表示呢？

　　我是一个党务工作者——群众的人，为人民服务的人。我从来不知道孤独，也不寻求它，也不需要它。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能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独自躲着。我忍受不了这种思想。

　　但是这时候，老实说，我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了。再说我身体上还有病痛：两脚发肿流血……我已失去自信。

　　雄鸡喔喔地叫过了，我想：“看来天快亮啦。”突然身边有什么东西沙沙地动欺凌。我用来遮盖身子的一捆麦杆，动了动掉下去了……

　　我跪着，紧握着手枪，把枪口指着前方……天已经亮了；但四周并没有人。只有些母鸡，咯－咯－咯地叫个不停。正是这些讨厌的东西，给了我多大的惊嚇啊！

　　在整个战争时期，我从来没有象那几天那么接近死亡。从我的外表看来，我是既叫人可怜，又叫人可笑。我说起这件来并不害臊，因为我想到所有象我这样开始作战的人，都会衷心承认有过体力耗尽的时候。

　　让我们再回过来谈谈我所发生的事情吧。我要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那么接近死亡。我已经疲劳不堪。你只要想想——我在麦杆堆里差不多只睡了四个小时；要抓住我这个磕睡懵懂的人，还不轻而易举吗？我军装上衣的口袋里有的是证件：党证、省委书记证、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会员证，苏联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证，还有勋章册。

　　且说，在黎明时，那几只鸡把我惊醒的时候，附近没有一个活人。

　　我站起身来，刚打算迈步，迫击炮开始轰击田野了；离开我不到三百公尺的地方，冲锋枪也对射了起来。我不知道谁在打谁。但我早已习惯防备一切。况且，我带着这支可怜的手枪加入这场战斗，也是件愚蠢的事。

　　我又躺下来，钻在麦杆堆里。母鸡在我身边拼命干活、啄食、咯咯地叫，雄鸡骄傲而不顾一切地喔喔啼鸣。我已经对这批东西恨透了，因为我知道德国人最爱吃‘鸡’和‘鸡蛋’。他们会到这里来猎取鸡肉的，这样就会发现我。

　　我想抽烟得要命。但是我全身哆嗦得不能动弹……不错，香烟和火柴都已浸湿了。

　　炮火不久便停止了。我听到了什么人的沙沙的脚步声，和显然是个老太婆的咳嗽声。没有人和她说话，这就是说，她是独自一个人到我这边来的。

　　她开始呼唤鸡群，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

　　我伸直了冻僵的腿，依然翻过身来，把麦杆推开，跳了起来。

　　“哎呦！呦！呦！”老大娘摇着两只手叫道。

　　猛然看见一个象我这样赤着脚，满面胡须，浑身湿透，头发里全是燕麦草的人，准会大吃一惊。

　　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嚇呆了。我也默默地站了半分钟，使眼睛习惯于光亮：因为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听着，老婆婆，”我尽可能镇静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德国鬼子离这里远吗？”

　　“不，不远，就在那个村子里。他们正在村子里拉牛抢粮呢。”

　　“老婆婆，你能不能给我些东西吃吃？可以给我一块面包吃吃吗？或是一壶牛奶？”

　　我一面跟她说话，一面四周望望，在黑夜里认作房子的东西，原来是些鸡棚。集体农庄为了防止害虫之类的危害起见，把家禽搬到这里田野上来，替它们造了些十分宽敞的鸡窝。这个老太太显然是养鸡员。

　　“那么，老婆婆，你真的没有一点儿东西给俄罗斯战士吃吗？”

　　“啥也没有，亲爱的……你怎能这样嚇唬人呢？”

　　“那边树林里也有德国兵吗？”我指着离开我那个垛儿大约四百公尺的林边说。

　　“到处都是德国鬼子，”她说。

　　这时又有一个身体衰弱、生着淡青色的长胡子的老头儿，从鸡棚背后出来。他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

　　“你瞧，老爷爷，有个小伙子要讨东西吃。”老太婆说。

　　老头儿皱着眉头瞅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动手解开围巾，他解了好半天。最后他抽出一大块面包和一块荤油，仍是一声不响地塞给了我，自己在地上坐了下来。

　　我狼吞虎咽地大嚼的时候，老头儿一直盯着我。

　　“听着，小伙子，”老头儿终于打破了自己的沉默，说：“大约离开这里一百步开外，躺着一个打死的大兵。他身上的大衣，真是一件好大衣。你去把它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那就不会哆嗦成这个样子。”

　　我一面继续嚼，一面否定地摇摇头。

　　老头儿怀疑地对我瞅了一眼：“不喜欢吗？嗳－－哎！”

　　他站起身来，走到我那天晚上和早晨睡过的麦杆堆后面去了。他拖了一件又肮脏又破烂的出奇的大衣出来。

　　“你既然不要死人的大衣，也许不会厌弃我的吧？拿去吧，小伙子，救你的命。”

　　大衣是撕破的，几乎直裂到领子。我索性把它踏在地上扯成两块：拿一半披在肩膀上，一半再扯做两块，用来包脚。

　　我这样改装以后，站了起来，和两位老人道了别，便勉强地向树林慢慢儿走去。

　　“喂，小伙子！”老头儿喊了我一声。

　　我回过头去。

　　“老天爷保佑你……你带了枪没有？”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

　　“哦，这么着，在你未死以前，或者至少可以打死一个德国鬼子。噢，你还站着干么？去吧，去吧，最好不要白白地丢命！”

　　树林边上隐现着一些人的身躯，看来象是俄罗斯人。我很希望能够遇到前一天和我失去联络的中尉和这一队的全体队员。右面，半公里以外，有一个小村庄。

　　一个光着脚，单穿着一件外衣的小女孩，正从村庄那边跑到田里来。她一面拼命飞跑，一面叫：“啊－－啊，啊－－啊－－啊！”

　　一看见我，她便在五步开外的地方猛地站住，并且停止了叫喊。

　　我也站住了，这是一个农家小姑娘，生着一头浅色头发，年纪大约九岁光景。她站在那里睁大了眼睛望着我。

　　我向她迈了一步，伸手想去摸摸她的小脑袋。她退了一步，嘴唇颤动着。

　　“亲爱的兵士！”她说了一声，一面吃力地喘着气。“跟我来。哦，亲爱的兵士，快点儿走吧！”她抓住我的一支手，拉我到村子里去。“德国鬼子在糟蹋我妈妈，德国鬼子在把我妈妈拖走啊，叔叔，咱们快走吧！”

　　我走还走不快，而这个女孩子却要我跑。“救救妈妈吧！”她不断地说。

　　走了大约十五步，我考虑到不能和她一起走，我无权听任感情用事。我停下来了。

　　“干么？！”女孩子对我叫了，并且用力拉着我的手。接着她凝神望了一下我的眼睛，面颊痉挛地扭歪了。她撂下我的手，转身向树林跑去，一面又叫起来：

　　“啊－啊！啊－啊－啊！”她的声音里带着这样的忧愁和失望，使得我从她后面赶上去喊道：“站住，站住，好姑娘！咱们一起去找妈妈！”

　　但是她没有回过身来。她跑得那么快，我这双破破烂烂的脚不用想追上她。她不停地尖声叫着，几分钟以后我还听得见她的声音……那声音在第二天以至下一个星期还在耳朵边直响。甚至到现在我还听到这个声音：“亲爱的兵士，跟我一起走！”

　　我在树林边上的灌木从里看见了三个红军战士。他们的肩上全都挂着一支装得胀鼓鼓的大背包。他们服装不整，大衣虽然肮脏，却是完整的，长统靴看来也很结实。

　　这三个人看来全是汽车驾驶员。他们简短地讲了一遍自己被围的经过。我自称为团政委。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相信我，或是反正他们对这些不管，但他们收容了我，“还给了我给养。”

　　“政治委员，我们大家来商量商量，”他们中的一个说，这人生得满脸横肉，目光险恶。

　　他这样说了以后，对他的朋友们使了个颜色。我跟着他们向一个大干草堆走去。有人已经在草堆里面掘了一个宽大的坑儿，有点象窖洞的样子。我们爬了进去，觉得很舒适。

　　那个目光险恶的驾驶员解开了背包，拿出两个罐头，一壶军用水壶伏特加酒和一大块面包。他从容不迫地把面包切开，再用一个灵巧的动作打开了罐头，把肉分放在一块块面包上，又在空罐里倒了些酒，然后把第一个递给我。

　　接着大家轮流着喝。我们开始吃起来。一个头发漆黑、活泼机警、看来象是犹太人的驾驶员，对那个险恶的伙伴说：“喂，斯捷潘，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躲在这堆干草里吗？”

　　斯捷潘朝他很快地扫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第三个驾驶员是一个脸上有麻点的小伙子，说话带着维雅特卡口音，他在险恶的斯捷潘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斯捷潘，让咱们设法钻过前线，到自己人那里去吧。现在我们有位政委在一起，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个强壮的庄稼汉，我们带他一起走。”

　　现在斯捷潘的目光注视着我，把一只多毛的长手伸到我胸前的勋章上，碰了一下说：“是呀，我们正差这么一位政委，”看来他马上就醉了。“噢，傻瓜，别着那个玩意儿干什么呀？”他瞪着勋章说。“拿下，要不，我来拿！”

　　“去，别动，”麻子说。“别找麻烦，斯捷潘，让咱们来谈谈正经事。”

　　“正经事？什么正经事？我们的正经事是喝酒！”斯捷潘喃喃地说。他又给自己倒了些酒，喝完了，拿手掌抹了抹嘴，继续那么不慌不忙地说：“我们的正经事很简单：我们搀着政委的手，带到最近的村庄的司令官那里去，让那边来审判谁该送集中营，谁该上绞架。我们带了这位政委去，德国人就会更信任我们！”

　　一发觉我伸手到怀里去，他就抓住我的手。“慢着，老兄，别恐嚇，我们来得及打的。你这个玩意儿我也有的……把你的勋章扔在干草里吧。这就是你的证件。”

　　说着这些话，他从口袋里抽出几张德寇的传单——“通行证。”

　　我使劲从他强有力的手指中挣开手来，拔出了手枪……坐在我右边的麻子猛地一下子把手枪从我手里敲落了。我想要扑住他，可是他已经一个虎跳跳在斯捷潘身上。

　　“混蛋，想出卖吗！……”

　　黑头发的也冲到他身边去帮忙，他们俩把自己的伙伴按在地上。

　　“等一下，弟兄们，好兄弟！”斯捷潘叫着。他一面拳打脚踢抵抗，一面乱咬，但突然不知怎的不自然地气喘呼呼起来，开始拿脚后跟槌地了。

　　不一会儿，一切都结束了。

　　我爬到外面来，在新鲜的空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黑头发的和麻子马上拖着自己的背包跟着我爬了出来。

　　麻子眼睛望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狗只配狗的死法！”

　　他拿手抹去了脸上的汗，对我说：“政委同志，为什么要白白地开枪呢，搞得挺吵闹的。有时侯悄悄地干好……”

　　我们不再提起这件事，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一起走进了森林的深处，我是在想这两名红军战士教导我的果断精神和必要的残忍。

　　黑发人的背包里找出了一件雨衣。这件雨衣又短又旧，但是我穿在身上感到很适意。它勉强挡得住风吹雨打。他们又给了我一顶破破烂烂的船形帽。现在我真的象一个脱逃的战俘了。

　　我发觉我们马上就要分手了。麻脸小伙子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越过战线去。他在找同伴。我到切尔尼多夫省去的企图没有改变。他们叫他雅可夫·祖谢尔门的那个黑发人，一心一意想回到故乡尼真市去。这个城市也在切尔尼多夫省里，所以我到这时还是和雅可夫同路。

　　树林里有许多人在流浪。想必，大多数也是象我们一样的流浪人。

　　常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什么人走来了，显然是看见了我们，便向我们走来。我们一喊他：“朋友，我们是自己人，到这里来！”

　　但是他却会突然拐到一边跑起来了。单身汉尤其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谁知道那是些什么人呀……

　　我们在草料场的干草堆里过夜了。大家轮流睡觉。第二天早晨，我很高兴地发现：我的脚已经好一些了。

　　吃了一点东西，我们就毅然决定：一定要百折不回地去找些人来集成一队，不一定要是游击队员，哪怕是志同道合的人也好。人越多，力量就越大。

　　我们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小孩在不远的地方跑来跑去。我们叫住了他。他相当勇敢地走了过来。

　　“小伙子，这里看见过游击队吗？”

　　“什……什么是游击队啊？”

　　小孩子耍滑头了。顺便说说，他肩上挂着两只很大的军用短统靴。

　　“哪儿拿来的？”麻子问道。“送给我们的司令员吧，你瞧，他没有鞋子穿。”

　　孩子毫不吝惜地把短统靴从肩上拿下来。这两支靴子都是左脚穿的，但都穿得进。因为靴子十分宽大，我仍把大衣的破片裹在脚上。

　　我谢了谢孩子，就问：“噢，你当真没见过游击队吗？”

　　“就在那边，在洼地那边有些叔叔，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走这条路过去。”他给我们指点了方向，我们便动身了。

　　现在我觉得仿佛成了国王的教父。我的两只脚暖和了。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是何等重要的。不错，我时常绊倒，但仍是兴高采烈。

　　当我在洼地那边的一伙人里面找到了熟人——两天前失散的我们小队里的两名红军战士时，我分外快乐了。

　　他们告诉我，在那晚的遭遇战中，六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受伤被俘。其余的人都脱身了。他们以为我已经牺牲。中尉早上带了一名战士出去侦察，也没有回来……

　　我们一共七个人，在洼地旁边围着篝火坐下来。其中两个决意要到基辅和日托米尔省的故乡去，其余的人都一定要越过前线。操维雅特卡口音的驾驶员参加了我们这一批。

　　在篝火旁的这个小组里头，彼此谁也没有好好地了解，大家的心情自然根本是不愉快的。但是围着篝火的俄罗斯人能够保持沉默吗？所以我们也谈天了。

　　“嗳，我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一个穿着军大衣的高个子年青人说。他仰面躺着，凝视着天空。“我们的国家会支持得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什么，他可没有说出来。

　　其实，我们的谈话也不外是这些不确定的感叹和批评。我们时时停下来倾听远处的枪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我们也互相提防；我常常抓住对我留心估量的眼光。

　　“糟透了！”一个短小的红军战士喊了一声，他腰间的皮带束得紧得不能再紧。“华斯卡·谢迪克给一块弹片砍死了，我倒逃过了，有机会活下来……弟兄们，我们不在军队里还成什么人？单个儿来讲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都能唱祖国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但是剩下你一个人，你就光想吃。”

　　“这就得看是什么人，”望着天空的年青人反驳道，他已经忍耐不住，站起身来了。“干么你唠唠叨叨，没完没结？你对国家和祖国懂得些什么？我要好好地揍你一下……清醒清醒你的脑子！”他开始卷纸烟，显然打算聚精会神地想一下。“瞧，我正躺在这里想，你说，我想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短小的红军战士回答道。“你在想老婆、想孩子、想自己的可恶的境遇，还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吃午饭。”

　　“你真是个傻瓜。瞧，我们这里一共十个人。如果你请教每一个人，你就会知道，他并不在想自己的物质需要，正相反，把它们撂在一边。我现在想的是乌拉尔的机器厂，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里有这么一个工厂：那里能出产多少坦克……那末你在想什么呢？”他突然问起右边的邻人。

　　那个人脱了靴子坐在那里，在火上烘着那正在化脓的大脚趾。这个人脸色苍白，显得十分疲倦，眼睛也困乏地失去了神采。

　　“你说我吗？我不在想什么，敬爱的同志。我在幻想。一般说来，我是个理想家。我想怎样使这个德国走上正路，因为他们－我是指德国人——现在只干消灭人类的勾当。等我这支脚好些，马马虎虎能把这支长统靴穿上，把步枪挂上肩膀——我便出发。不管要走多少路，不管要转多少弯，我一定要走到柏林！当我们卡住希特勒的喉咙时，才可以解释……”他咳嗽起来，显然是累得连说话也感到困难了。

　　“朋友，你呀，在到达柏林之前，会死上七次！”短小的红军战士对他高声说。

　　“至于说死，我不愿意平平常常地死，我可能会在战斗中牺牲。可是即使在我战死的前夜，我仍将幻想和计划……”

　　虽然他用低低的、平静的声音说这几句话，他脸上却有一种不由你不相信的信心。

　　“对，朋友，说得对！”从篝火另一边，有一个人在兴高采烈地叫着，他满脸儿闪闪发光。“我们，象你我这样的人们，我意思是说苏维埃人民，没有对将来的理想就没有生活。我是一个技师，过去在德涅泊尔水力发电站工作。早在修建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学习了。现在这个晚上我盖着树叶睡在地上，一面冻得牙齿格格作响，一面在想，一旦德寇给赶走以后，我们将怎样着手恢复呢？显而易见的，他们会把一切都炸光，显而易见的，在炸光以后他们会逃跑，而且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后会建筑得比以前更好！同志，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他感到窘困，脸红得象个少年人一样。

　　“哦，假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第一个发言的大个子喃喃地说。“好吧，同志们，让我们起来吧！你们还没听到德国鬼子正在向我们走来吗？”

　　真的，冲锋枪声越来越近了。德寇大概开始扫荡树林了。

　　我们并没有立刻就分散。我们这支十个人的小队又继续游荡了两天。我们侦察，向遇到的人打听德寇的所在，和怎样过去比较妥当。

　　这里的树林是稀疏而混杂的，常有草地和沼泽间隔。鸟儿时常在我们的头上飞向南方。

　　黄叶正在纷纷落下来，天又在下毛毛雨，树林变得愁眉哭脸，我们大多数的心境虽然不是郁郁寡欢，却是委屈苟安的。

　　我们不轻于谈到自己，而且也不乐意谈，第二天我才发觉我们这一队的伊凡·西蒙年科中尉是位党员。他说，在战前曾在乌克兰共产党（布）沃伦省委会当过指导员。我提起了一些大家熟识的朋友，描述了一番他们的外表和姿态。我们的关系渐渐变得越来越随便起来，顾虑也没有了。原来西蒙年科也是切尔尼多夫省人，是到马洛·捷维察区去看母亲的。这真是件巧事！我到省支队去正要通过这区。我们俩很高兴，互相紧紧地握了握手，把雅可夫·祖谢尔门叫了过来，三个人一起决定当夜便动身到切尔尼多夫省去。

　　我们三个人起先沿着波尔塔瓦公路，后来在切尔尼多伏省的公路上缓缓走了八天。如果我把这几天的流浪生活记述下来，大概就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中篇小说。我的两个伙伴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雅可伏在我们中间年纪最轻，只有二十六岁。

　　我对他说：“雅可夫，不要到尼真去吧。不错，妻子呀，儿女呀，全都在那里，但是单凭你一个人，能给她们做些什么呢？德寇会逮捕你，把你拖到盖世太保那里去。你分明是犹太人。和我们在一起吧，将来一起打游击。要是你一家人都被杀了，至少也好替她们报仇。”

　　他回答说：“我懂得，您也许是对的：我在尼真没有什么事好做。可是我的心在燃烧，我不但要去看看母亲、而且要看看妻子、看看我的小妹妹，而最要紧的，是去看看我的小儿子。他那么点儿年纪，只有四岁，可是已经给我写过一封信：‘爸爸，华娃乖孩子。’现在我还活着，而且和她们离得很近，我怎么能不去呢？请您放我去吧！”

　　他说“放走”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他的长官，我怎能扣留他。可是要是我坚持要他跟我们一起走，把自己当作团体的一分子，他是可能屈服的。但是我不愿意坚持。小伙子一心一意想上尼真去，十分想念家人和故乡。很明显的，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家人和故乡更可贵的了。“尽管我以后会送掉性命，尽管他们会折磨我，可是我有去的机会，我怎能不去呢？”

　　西蒙年科比我更了解祖谢尔门。他本人也一心一意想到母亲那里去。他已毅然决定，不留在德寇占领下的后方，一定要越过前线去。他到后方去只是为了要“宽宽老太太的心”。

　　现在我们三个萍水相逢的同志，三个苏维埃人，白天睡在麦杆垛或是干草堆里，天一黑，马上就上路。

　　我们在刚被德寇侵占的乌克兰土地上前进。

　　即使在村道上，我们也偶然遇到德寇的指路牌：钉在电线杆上的箭头。如果附近没有人，我们便把它敲下来弄成碎快，乱扔在田野里。

　　有一回傍晚时分，我们在一条相当宽阔的、用筑路机压得很平实的大路上慢慢地前进。天气很暖和，没有风。太阳暖洋洋的，四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就象散步一般慢慢地走着。在公路两旁，延伸着茂密的矮树，红色和黄色的树叶掩盖着大地。远处是一些农庄的发白的斑点；农舍的四周是些赤条条的枝桠粗壮的白杨和果树。

　　四周是静悄悄的，我们呼吸很舒畅，食欲很强；认为只要走到附近的村落或农庄，就会有主妇做甜菜汤给我们吃……

　　不错，多么奇怪，在敌人的后方，竟会有这样的和平风光。

　　这确实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的大自然。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完全未经战争的地区，战争在这里没有留下自己的污迹。

　　我们沿着这条灌木间夹着幼树镶边的公路走了至少一个半钟点。我们难得讲话，三个人全是同样的心情。

　　沿公路两侧有一条条的浅水道——小水沟。水沟上方垂着灌木的桠枝。桠枝上的叶子很少，所以我们三个人同时发现水沟里躺着一个人。这是个红军战士的试题，我们以前见过很多尸体，但是在这里，在这宁静和平的地方……我们想找些证件，好知道死的是什么人，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的军装上衣的口袋都没有扣上，几个裤袋也都从里面翻了出来；死者是被人从后脑打死的。

　　再走上二十来步光景，我们又看到一具尸体，也是在水沟里，而且枪弹也是打在后脑勺上。我们加快了脚步，对刚才看到的一切只字不提，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我们和平的心情已经完全消失，马上感到倦得要命。

　　不多时，雅可夫捡起了一包德寇的氢素丸。他打开了包儿，闻了闻，正要扔掉，这时，西蒙年科打趣地说了：“慢着，雅可夫，这包药片对你有用呢。你要是把它丢在水洼里，喝了就不会损害健康。”

　　雅可夫生气了：“你以为我吝惜健康吗？”他恶狠狠地把纸包扔进了矮树从。

　　再走了大约二十步，西蒙年科拾起了一只汤匙，一看是德国货，就扔掉了。接着我们又看见地上抛着一粒金属钮扣，上面有只鹰在闪着亮光。

　　“弟兄们，”我说，“好象有些德国鬼子在这里脱过衣服。”

　　我们又走了五十步模样，看见坟墩上竖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上面顶着一只德国式钢盔，这真是最叫人痛快不过的场面。然而这就是说，那些掩埋的人总在这里附近……但是公路一直向远方伸展开去，路上渺无人迹。

　　我们还是决定离开平坦的大道，向矮树从的深处前进，走不了几分钟，就听到一阵沙沙声和呻吟声。

　　一个穿着褪色的红军制服的年青人，用两只血淋淋的手抓住矮树，使劲想跪起来。西蒙年科跑到他跟前，托住腋下，想去帮助他以下，小伙子却大叫一声，用力挣开身子，向后倒了下去，躺在那里继续叫喊。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是大概已经人事不知。他的头发、胸口和手臂全都染满了鲜血，右脸被打得颚骨也露出来了。

　　西蒙年科把军用水壶凑上了红军战士的嘴唇。水满出来了，但毕竟有几滴流进他嘴里，伤兵咽了一口。

　　他继续叫喊，可是声音没有那么高了。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有悟性的表情，一面喘息，一面急急地低声说了些什么。

　　“妈妈，把厚呢海军上衣给我盖上！”我记得这句话，因为他反复说了好几遍。接着他的目光完全明亮起来。“弟兄们，我要死了！我的名字叫尼柯季莫夫……第六连的……倒，多倒给我一点，”现在他拼命地　着军用水壶。“救救谢列柯·尼柯季莫夫吧！”他喝得越来越急。西蒙年科拿手托着他的后脑勺，把他的头部从地上支起来。“放平！”伤兵命令道。“放平吧！我受不了啦！”

　　西蒙年科把红军战士的头部放在地上。祖谢尔门和我并排在那儿踏着步，交换着颜色。

　　“给我吃点儿东西。唉，我咽不下去，牙齿给坏蛋们敲掉了。弟兄们，告诉他们，谢列克·尼柯季莫夫是怎样做德国俘虏的……”

　　他说着，自己又把话打断了。叙述时而转成噫语。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他那断断续续的语句里了解，有一队连他自己在内的俘虏，已经被押解了四天而不给一点吃食。押送的伍长用手边的任何东西打他们，而且在不久以前，还接连枪毙了他们队里两个掉队的人。当时尼柯季莫夫便拿一块石头砸碎了伍长的脑袋。

　　“我把他打倒以后，就用牙齿咬他。他们踢我，用枪托打我，把那个坏蛋从我手里抢走了……我还活着吗，啊，弟兄们？……我为什么还活着呢？”

　　然后他在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中用双手在地上支起身子，坐了起来。他咒骂我们，咒骂自己，咒骂每一个向德寇投降的人。自然，他把我们也当作俘虏看待了。突然间他开始在地上打滚；鲜血从他的喉咙里直喷出来。当他渐渐安静时，我们知道他已经完了。

　　我们本来应该埋葬他，但是没有掘墓用的家伙。我们想要知道些详细材料，以后向什么地方写信通知，他的家庭又在哪里？可是我们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找着。

　　我们脱下帽子，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我瞧瞧祖谢尔门，眼泪正从他脸上淌下来。

　　发觉我在看他，雅可夫两手掩着脸，踩着灌木枝儿跑到一边去了。

　　二十分钟以后，他追上了我们。他的脸儿痉挛地颤动着，竭力装得镇静地说：“弟兄们，我太激动了。”

　　我们那时走过的各区，还没有真正地触及战争。

　　这里没有打过仗。

　　前线已经后退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德寇的卫戌部刚刚设立；‘盖世太保’和别的‘战胜者’还没有赶到。

　　有一回，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庄员，让我们坐上了马车，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静。

　　“你们瞧，风车的叶子直打转。我就是到那边去去面粉的。难道我以前想过在德国人统治下磨面吗？全区总共只有三个德国兵。咱们如今的红旗集体农庄正和战前一样。同一个主席，同一个会计……你们瞧，那么麦子长着没有割，熟了的麦子在掉下来。一起来吧，同志们，跟我们一起干活吧。我们又有漂漂亮亮的姑娘，又有俊俊俏俏的婆娘……就是非常短少人手。”

　　我们仔仔细细问这个老头儿，他从哪里得来这样的好心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德国人。他的议论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既然支持不住，把乌克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转手给德国人了——我们就应该适应环境。

　　“我可没见过德国人。那些德国而人是什么模样儿啊？”

　　“那么，老爹，您怎么知道莫斯科已经沦陷了呢？”

　　“村长说的……”

　　“那您就相信他吗？”

　　“不相信他相信谁呢？早先我们这里常有报纸来，也有无线电，现在，村长的话便是真理。”

　　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这个老头儿是不是在故弄玄虚，是不是在伪装头脑简单的人，还是真的完全信任德国傀儡们的宣传。

　　当这个老头儿说他是切尔尼多夫省伐尔瓦区奥塞辽尼村人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好象触了电流一样。

　　“这么说，原来我们已经到了切尔尼多夫地境了？”

　　“当然……”

　　“这里从前是费多罗夫领导的。老爹，您没听见他的下落吗？”

　　“费多罗夫吗？阿列可塞·费多罗维奇！啊，战前我见过他，正象现在我看见你们一样。他常到这里来。但是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已卖身投靠德国人了，有些人说，他已被打死了……也许他是这里的村长也说不定……”

　　这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想卡住老头儿的喉咙。

　　“嗐，你这个老不死！”我气呼呼地说。“为什么乱说你认识费多罗夫？我就是费多罗夫！”

　　然而老头儿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忽然涨红了脸，转过身来对我叫起来：“我乱说！？我活到六十四岁从不乱说，要等到现在来说！？你以为，只要在衬衫底下藏了手枪，就能嚇倒我吗？我是个老头儿，死嚇不了我。您是费多罗夫！？要是费多罗夫来到我们这里，老百姓就会跟他去当游击队，老百姓就会烧掉风磨，也会把村长吊死……嗳，小伙子，你们找错了人啦……喝，爬下我的车子，滚下去，我说！”他撞了撞我的肋骨，恶狠狠地叫起来。

　　我们怎么办呢？只得下车。老头儿挥开鞭子，在马背上抽了一下，马儿横冲直撞地驶走了。

　　老头儿驶了大约一百步光景，还对我们挥挥拳头恶毒地咒骂：“该死的洋警察的走狗！”

　　他说完，立刻俯下身去，好象等候一颗子弹似的。当然，我们并没有开枪。

　　他又直起腰来，重新开始尽情地咒骂我们。

　　我们就这样走进了切尔尼多夫省。

　　在敌人后方荒无人烟的道路上，被命运安排在一起的三个不太相熟的人，能够谈些什么东西呢？不，当然，我们并没有沉默，可是也没有互相说些笑话来消遣。各人都谈了一些自己的事情，谈到自己怎样开始打仗。我们简短地提到了过去——想起了妻子和儿女：“她们现在怎样，她们在哪儿……”头上的两三天我们就尽谈这些一般的问题。我们早已认定，彼此不过是同路人而已，马上就要分手的。所以开怀畅谈，或者拟定未来的共同计划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没有机会和德寇打过仗。但我相信——要是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我们谁也不会把自己的朋友扔在灾难里的。这就是我们同志关系的主要意义。

　　西蒙年科和雅科夫之间建立了一种互相善意取笑的口吻。通常总是西蒙年科发起，雅科夫则给以无关痛痒的回答，有时却也反唇相讥。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次认真的谈话……虽然如此，还是由你们自己来判断吧。

　　我已经谈过，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切尔尼多伏省的土地上慢慢儿走。我们离最近的居民点有八公里。到这个居民点的附近时，道路就岔开了。雅科夫在这个地方准备和我们分手——到尼真去。这里新近下过一场雨，道路泥泞，在黏土上走，滑得要命，走路快不了。小桥附近堆着一些建筑木材。我们便坐下来休息休息，抽支烟。

　　西蒙年科对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便对雅科夫说：“嗐，雅科夫，你这次可倒楣了。一定倒楣。你跟我们白白地越过了切尔尼多夫省界。你应该早就离开我们的。”

　　“这是为什么？”

　　“你这个傻瓜，还不懂呢……您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咱们这位朋友还不知道他的危险呢。你不是打算要到尼真去探望家属吗？

　　“我要跟家属见见面，可能帮帮她们的忙，然后再回前线，尽力设法越过战线到自己人那里去。”

　　“费多罗夫不会放你走的。他一下命令，只要你身体好，就得服从。他现在是在自己的地区里。你得跟他去打游击。”

　　“你呢！”看来雅科夫有点儿不放心了。

　　“他不能命令我。我现在不是切尔尼多夫省的人。我是在沃伦省参军的。你倒是在尼真参军的呢……”

　　“我不是党员……”

　　“是共青团员吧？”

　　“当我参军的时候，关系已经从尼真转走了……”

　　“没有关系。老弟，你无论如何是属于切尔尼多夫省组织。党的省委书记说的话，对你来说就是法律……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说对吗？”

　　我没来得及回答。雅科夫便带着讨饶似的微笑对我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只求您给我一个假期。如果可能的话，几天就行。那里终究有我的妻子，而最主要的是我那儿子。以后您叫我上哪儿都行。”

　　西蒙年科所选的开玩笑的题目是不太合适的。他本人也根本不打算打游击，也是想看看他母亲，然后回到前线去的。当时我不得已也插了嘴，把谈话引上严肃的轨道。

　　“当然，现在的问题不在乎我们在哪一省的土地上。雅可夫，请你原谅我，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我很感谢你在我为难的时分救助了我。但是现在到了自己应该考查的时候了，做一个共青团员意味着什么，而在当前的环境之下，自己应该怎样行动。我不打算考验你，可是请你回答一下，你在哪一方面表现出自己是共青团员？想想看，在敌人后方的一个共青团员，能不能只想自己人，只想家里的事情？”

　　雅可夫满头大汗，虽然天气根本不热。他脱下船形帽，用手掌掠了掠头发，站起来又坐下去了。

　　“费多罗夫同志，”他惶惑不安地说，“我过去总是节省汽油和轮胎。这就是说，我原是个斯汉达诺夫工作者，我们举行竞赛的时候，我的汽车驶完了竞赛定额而不用大修理……嗳，我明白，您现在谈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甚至没料到会遭遇这样的麻烦事。当然，我的确应该……没关系，费多罗夫同志，我可以不上尼真去……”

　　“你当然可以上尼真去，问题并不在这里……”

　　我有心不把意思说穿，想叫雅科夫自己明白我对他的期望。看来他正在紧张地思索，目光从我身边掠过，直望着田野，很可能连我最后说的一句话都没有听到。

　　“费多罗夫同志，”他停了好多时候才说，“我好象已经想通了。我是在五年前被吸收入团的，那时候我就理解到共青团员应该站在前列。我还当过汽车场的团委。但是如果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会有德寇的侵占，而我应该同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工作，……那么”

　　“那么你就不入团了，是不是？”

　　“不，费多罗夫同志，怎么会呢……正相反……”

　　“怎么会相反呢？”

　　“所谓正相仿，就是说，那时我会更自觉地学习政治。现在我是茫无所措，连自己的责任也摸不清，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行动和其他等等。我是个汽车驾驶员，熟悉自己的业务，这一点请您相信我。如果您能给我汽车，要我载着游击队员踏足风门向敌人冲去，这我是办得到的。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共青团员……现在当然要比战前更重要啦。”

　　“并非为的是更重要这个问题，而是对整个苏维埃人，特别是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说，首先面临严重的考验。放在我肩上、他肩上和你肩上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你是共青团的一分子，这一点你本人已经忘了一半。而这一点是决不能忘记的。在自我批评方面，我也应该检讨，我忽略了你是共青团员。西蒙年科还要和我在一起走得远一些，以后也要和他谈谈。你现在就上尼真去吧……”

　　“也许是我不去的好，也许我跟你们一块儿往前走好些？……”

　　“如果问题单在家庭上，那么你走也枉然，恐怕那里会使你深深失望的。但是你如果有公事前去，带着省委联络员那样的任务前去，那么你遇到不幸就会容易忍受，情绪也将不同。你要竭力设法和尼真的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告诉他们省委在哪里，帮助他们和党的地下省委……任务明确了吗？”

　　“费多罗夫同志！”雅可夫抓住了我的手，紧握在手掌里摇了好一会儿。他甚至激动地气都喘不过来。老实说，我没想到会挑起他这样热烈的情感。他接着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多么想更快地完成任何任务啊！”

　　我们站起身来，又向前走去。在到达岔路口之前的整个一段路上，雅可夫老是仔仔细细问我：怎样去找地下工作者？给他们传达省委的指示是什么？怎样把结果转达给省委？”

　　“费多罗夫同志！您要知道，”他叫了起来。“我的爱人也是个共青团员。她是打字员，能用打字机打各种传单。我准备在城里试一试。假如由于自己的民族特性绝对不能在城里住下去，我就带着她上你们的队伍里来。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带小孩儿的话，那我们就把他安顿在朋友那里……”

　　我给了雅可夫几项具体的任务，还给了他两处城里秘密接头地点的地址。

　　“噢，雅可夫，你要留神，千万别落在德寇手里，”我跟他告别时说。“如果你能够把家属救出来，或是即使自己逃出来，那么就上科留可夫卡区去。我们在那儿再见吧。”

　　我们接了吻。说实话，当时我总以为是永别了。

　　我和西蒙年科长久地目送着雅可夫孤零零的背影。他走得很快。从他的步伐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那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情绪。

　　我们前往斯列勃良区的伊格纳托夫卡村。我在那个村子里认得几个人。

　　九月二十七日深夜，伊凡·西蒙年科我和在十二天的流浪以后，第一次走进一个住宅。

　　我们敲了敲小学教师查哈尔琴科屋子的窗户。我有些认识他。他是在战前不久被吸收入党的。

　　我们没有立刻被放进去。有人　小了灯火，走到窗前，把一支手掌紧贴在窗玻璃上。这里谁也不遵守灯火管制的法令。

　　“什么人？”一个男人的声音问。

　　“自己人，查哈尔琴科同志。开开门吧。”

　　五分钟以后，拔门闩的声音响了，门开开了。我们走进了屋子。女主人燃亮了灯，主人一声不响地打量了我们好半天。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您。但是您的朋友，我的确从未见过。啊，费多罗夫同志。”他脸儿涨得通红，蜷缩着身子放低声音说。他的妻子立刻蒙上了窗户。

　　“费多罗夫同志，没有人发现您吗？其实，您明白……是的，是的……真是以外的事！你们要知道，同志们……你们明白吗……伪村长已经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好，我当然受到特别的监视了。不错，现在村子里没有德国兵……但是……”

　　“难道只有伪村长一个人知道您是共产党员吗？我也知道的。我知道您是咱们切尔尼多夫组织中的一分子。我不打算在这里久住。请您告诉我，区委采取了怎样的步骤，你们怎样分配了地下工作的职务？……当您回答我的时候，可能的话，请您太太给我们弄一些洗脸水，随便弄些什么吃的东西……”

　　我是信口说的。可是，我的充满自信的声调造成了良好的印象。

　　我想：“让这里的主人们把我的到来认为自然而然、日常普通的事情：省委书记视察各区，熟悉熟悉基层组织的活动情况。”

　　关于我们好多天的流浪生活，我一字不提。我认定“工作开始了。”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不，现在我是猎人了。让德国野兽夹着尾巴逃走吧，暂时我还得隐藏起来，还得小心谨慎；但是你们等着吧，当我们扩大自己的力量的时候……”

　　我开始向查哈尔琴科打听：“我希望，您没有在德寇区军务处登记吧？”

　　“费多罗夫同志，怎么能去登记呢……”

　　但是他的回答分明告诉我：即使他没有去登记，无论如何，也对这件事考虑过了。不要紧，从今天晚上起，他的想法会开始不同的。

　　“好，这么说，您是个地下工作者喽！您的区委书记是……？”

　　“高尔勃夫同志。我还没有见过他……不，可惜，我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他隐匿不见了。”

　　“共产党员中间还有什么人留在本区的？”

　　“我听一些熟人说，有一组人在古尔宾塞村活动；它是由过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本区首长领导的。我记不起那位同志的名字了。”

　　“您还知道什么人的消息吗？关于其他各组，您不熟悉吗？他们或许隐蔽得很好……现在，查哈尔琴科同志，明天早晨，或者最好是今天夜里，请您上古尔宾塞村去找一找这组人。叫他们派人来听取指示。”

　　说到这里，小学教员的妻子插嘴了：“科斯佳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我们有儿有女，要是我男人被捕……”

　　“要是他在前线又怎样呢？”

　　“在前线——那是另一回事。”

　　她的丈夫早已对她作了许多坚决的手势，叫她不要插嘴。他说：“走开，走开。你还不如去做些东西给人家吃吧。”

　　她出去的时候，我对西蒙年科眨了眨眼睛。他跟着女主人到厨房里去了。她一面不断地擦眼泪，一面生起炉子，给我们烧水洗脸，还煎了几个鸡蛋。

　　小学教师本人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慌张，现在实事求是地细细问我，他该做什么事，怎样去做。我劝他就在最近期间搬到另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村子里去，越远远好。

　　查哈尔琴科给了我一条裤子和一件工人穿的棉外衣；他又给了我一顶帽子，不过戴起来觉得小了些。我不得不把它后面拆开。我没有修脸，决定留起一些胡须，因为这样有助于秘密活动。

　　我们洗过脸，换过衣服，吃了点东西便去睡在温暖的炉台①上。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 ①俄式火炉，高七八尺，上面可坐卧，下面有孔，可烤煮食物。——译者注。】

　　到了早晨，男主人好不容易才把我叫醒。三位同志已经和他一起从古尔宾塞村来了。

　　看来，工作真的开始了！

　　查哈尔琴科埋头工作。他年约三十五岁，身体壮健，在我们来到以前，常因无所事事而很感痛苦。正因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才过分考虑可能发生的危险。由于天性被动，他总是期待外来的推倒。象他那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他们一离开组织，便变得束手无策。只有组织才能督促他们，只有组织才能给他们灌输勇气和力量。

　　查哈尔琴科开始指手画脚地把经过情形详详细细地讲出来：他怎样悄悄地穿过菜园，走进古尔宾塞村，怎样没有向别人打听而完全由他本人找到进行秘密活动的住所……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急于想听听其他同志们要说的话。

　　他们告诉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地下小组，这个小组包括四名党员和七名共青团员。可是破坏工作和游击活动还没有展开。

　　显然，同志们总有点忐忑不安。原来他们这个小组最近遭到很大的损失：组员之一游击队员、集体农庄主席洛格费宁科，在捷米叶夫卡村牺牲了。

　　“省委书记同志，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对待这件事故，”来人中有一个总结说。“当然，洛格费宁科英雄般地死去了，牺牲了他自己，但他的行动是鲁莽的、无组织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辆坐着几个军官的德寇汽车从大路上驶过村庄。洛格费宁科一看见汽车，就从腰带上拔出一颗手榴弹，叫着：“苏维埃乌克兰万岁！消灭德国侵略者！”就向德寇扔了过去。炸死了两个德国兵。其余的人便跳出车来，追赶洛格费宁科。他没来得及跑远，就当场在田野里给打死了。这一切全发生在白天。

　　“老百姓说些什么呢？”我问。

　　“他们很惋惜，也有些人批评他；但大家都一致赞叹他的勇敢。”

　　“你们对于这件事怎样看法呢？”

　　我所以发问，是因为自己一下子没有准备好回答。洛格费宁科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早几天以前，当那个小女孩叫我去救她的母亲时，我也是险些儿按着初次的内心冲动行事。当然，洛格费宁科是党员，是热心的爱国者，是集体农庄的领袖，如果他不是单凭热血冲动，而是和同志们取得联系，共同经过深思熟虑才行动，那么获得的效果一定还要大得多。不过他的行为是对人民充满着爱，对奴役人民的人充满恨。

　　我们又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讨论捷米叶夫卡的集体农庄主席的英雄功勋。我们决定去找他的遗骸，把他隆重地安葬在村庄附近注目的地方。他的英雄的死难应该在人民的记忆里巩固起来。在他的墓碑上，我们称他是人民的复仇者，游击队员。

　　同志们详详细细地报告了德寇统治本区的情形。

　　德寇在一个干草堆旁边发现十一名睡着的被围的红军战士。他们甚至没有被叫醒，便被集体枪杀了。

　　德寇在许多村子里已经指派了伪村长。大多数是过去的富农和他们的帮凶。例如在奥齐尔辆，伪村长是个德国移民。然而在某些地方，有些忠贞的苏维埃人故意接受这种职位，以便跟侵略者斗争。地下小组正在安排和这些人取得联络。对于那些确实判明为恶棍和叛徒的人，便送警告信去……

　　“现在已经不是威吓和警告的时候，”查哈尔琴科插嘴说。“斯大林同志已给了我们清楚的指示——消灭敌人的走狗！”

　　“这句话说得不错，”我说，“但是你们小组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消灭所有的卖国贼村长。现在让我们先来把必须肃清的人登记起来。让老百姓知道没有一个敌人的帮凶逃得了严厉的惩罚！你们要立刻开始宣传工作。有谁保存了一架收音机吗？没有吗？必须找一架，你们必须经常收录苏联情报部的公报，并且把内容告诉居民。把德国野兽暴行的一切实例收集起来，把事实记住，再通过传单或是口头谈话告诉集体农庄庄员们。”

　　我把若干指示交给了同志们，又把我要前进的行军路线也大致告诉了他们。

　　“你们要竭力设法让党的区委和省委知道周围发展的情况。”

　　这个第一次的会议继续了好几小时。

　　查哈尔琴科的妻子一直坐在台阶上守望，不让人进来。她跟昨天一样，不断地擦着淌下来的眼泪，而同时又不断地磕着葵花子。她丈夫向她贡献意见：“你嗑嗑葵花子吧，不过态度要自然。”

　　小学教师的子女——一个一岁，一个两岁——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小的一个吵闹的时候，我就把他抱在手里摇摇，一边继续开会。查哈尔琴科手里不得闲，在忙着记录。

　　吃过晚饭，已是薄暮时分，西蒙年科和我准备动身了。查哈尔琴科的妻子把馅饼尽往我们的口袋里塞。告别时，她又哭了。

　　查哈尔琴科久久地握住我的手说：“费多罗夫同志，您别介意她的眼泪。就是我自己也是好久才习惯的。”

　　“当心，你别淹死在老婆的泪海里呀。”

　　“不，现在我已经淹不死了。现在没有时间……不过我不知道该把学校怎么办。我决定听从您的劝告，从这里搬走。但有人说，德寇已‘准许’初级小学存在。我觉得对不住孩子们。

　　我怎么回答呢？这时候，很多问题还没有好好地考虑过。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德寇‘准许’有学校，这一定不会是苏维埃的学校。

　　“不管我们对孩子们怎样抱憾，但今天冬天，他们只能不上学了。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去学习法西斯的纲领！”

　　从古尔宾塞来的三个地下工作者送我们到邻近的苏基林塞村去。

　　我们得走二十公里才能越过田野。同志们送西蒙年科和我到半路。

　　天正下着恼人的细雨，脚上黏满了烂泥，但是我伸清气爽地向前走，一面把我们的一些计划告诉同志们：“切尔尼多夫省将要有一个游击师。地下工作者的任务是：准备人员，有思想原则地就地武装他们，发动他们起来斗争。”

　　在分别时，我们互相握了手。大家的手掌都是湿湿的，烂泥在脚底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谈话被风吹走了，我们不得不再说一遍。草原上的秋天是叫人发愁的，特别是在这个潮湿和多风的时节。在这样的天气，你坐在家里，最好升起炉子，尽情地喝喝热茶……

　　“好，同志们，我们告别吧。我希望这不是永别！”

　　我刚刚说了这句话，地平线上便火光一闪，又是一闪。我们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不久，五辆德寇的卡车，头灯照耀着大路，从我们身边疾驶过去了。

　　卡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把泥浆溅得老远。德国兵站在车厢里高声嚷叫着一支军歌……

　　我们被迫跑到一边田野里去，紧贴着潮湿的土地。我把手枪准备好，放下保险……啊，我多么想开枪呵！

　　古尔宾塞的地下工作者们走了。又剩下我和伊凡·西蒙年科两个人。我跟他在一起走了已经有三个星期。我们这两个苏维埃人、两个党务工作者，一路蹒跚地前进，躲过了德寇的子弹和叛徒的眼睛。但是在我们之间还没有真正的友谊。

　　年代会过去，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西蒙年科。万一能遇到——我一定会很高兴；要是知道他出了差错——我会很伤心。

　　我们分吃着每一片面包，有时还是最后的一片。时常我坐在某处麦杆堆后面避风，伊凡去寻找吃食。我的外貌不宜干这种事情。西蒙年科最象一个普通的士兵。大家大抵同情他，对我却总是瞧个没完。可能是善意的，但是过分注意罢了。他从来不因为我不去而非难我。

　　那么我和西蒙年科为什么没有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呢？我叫他跟我一起走。我想把他造就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游击队员。他虽然没有拒绝，却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说过一声：“我去。”他没有和我争论过，但我看得出：他不相信地下抵抗的力量。他说：“我要和母亲见个面，然后回到前方去。”

　　可是他是个极好的同志。

　　我们常在干草堆下躺下来，一同凝视着晓雾，一根烟卷两人轮着抽。

　　但是，进了切尔尼多夫省，我们便不再睡在干草堆里了。我们不久就到了苏纪林塞，找到了象在伊格纳托夫卡村找到的那样的藏身处。

　　我们敲敲最先看到的农舍，一个大娘开了门，我们自称是战俘，说是从俘虏队里溜出来，躲在干草堆里的……

　　那时候，我们总是尽最大努力来捏造长篇的经历。后来我懂得了：“纸是包不住火的。”他们虽然听着我们讲，却并不十分相信。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我知道人们已经猜到我是什么人，那一定要大吃一惊。但是现在我认为要是那样反而好。他们猜到，甚至明明知道，然而并不出卖我……实际上，他们认不出我那才怪呢。我曾在这些区里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还在这里演讲过几次。我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到这里来过不止一次。

　　我在苏基林塞找到了前伐尔瓦区国民教育科科长。通过他，我对党的地下区委书记传达了各项指示。

　　我们在村子里逗留了一昼夜，晚上便动身了。这一夜天气难得的好。明月当空，连一丝风儿也没有。在这几昼夜里，我们的衣服稍微干了一些，我们虽然睡眠不足，精神却很好。这里到列索沃耶·索洛琴切已经不远了。

　　西蒙年科提议抄近路。我认为这里靠近家乡，他决不会迷路的。然而我们却迷失了。西蒙年科把这件事完全归罪于月亮：说什么在月亮的反光线下，物体具有另一种轮廓。

　　一条灌满了水的、宽阔的反坦克沟截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绕着这条水沟走了好久。总之，我们兜了一个圈子，花费了三小时功夫……

　　我们穿过一个小小的树林，出乎我们意料，远处出现了篝火的夺目的亮光。在这种时候，还有谁在草原上生篝火啊？

　　我们走得再近一些，辨别出篝火边有一个孤独的人影儿正在窜来窜去。西蒙年科的眼力比我好，又看见离篝火不远的地方，有一头非驴非马的东西。

　　西蒙年科说：“我悄悄走过去瞧以下，假如他是本地人，也许会给我们指点到列索沃耶·索洛琴切去的路。”

　　他弯着身子向前跑了不多路，就回过头来向我招手。我们不再隐藏，一块儿走近篝火。

　　一个高个子老头儿，骨瘦如柴，胡须乱蓬蓬的，穿着一条紧紧的裤子、一双老式的高统靴和一件城市式样的长大衣，正在把一束束的野草和满天星往火里抛。他架着夹鼻眼睛，蓬着头，没有戴帽子。他全神贯注地忙着自己的工作，没有马上发觉我们。等他发觉了，只是把夹鼻眼睛对我们这面看了一下，也没有还个礼，便转过身去了。我和西蒙年科互相使了个颜色，拿一个手指儿碰了碰前额。

　　离篝火大约三十步的地方，有一头形销骨立的母牛，正在细嚼很少的青草。

　　草原上用草来烧篝火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虽说它产生一阵光亮和热焰，野草却很快便烧尽了。你在它旁边一分钟也不能安静：因为你要继续不断地加新草。但是我们还是坐了下来，对噢火伸出湿透了的脚。

　　老头儿把整束新的野草扔进火里，瞧也不瞧我们，咕哝着说：“现代的教育！”

　　我们没有说什么。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每一个规规矩矩的流浪者都懂得，只有在自己带草的条件下，才可以享受陌生人的篝火。公民们，你们是从树林里来的。向我的篝火走来，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毫无疑问是这样！所以你们就应该带些火来。你们读过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没有？我想你们一定会说是读过的，因为你们的面孔看来是够聪明的。那么假如你们读过——就应该知道流浪者的道德了。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上哪里去？”

　　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正在偷偷设法回乡的战俘。

　　老头儿说：“扯谎！但是，那毕竟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认为必须隐瞒真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准许对我保密。”他说了这几句话，便从我们面前转过身去，什么也不再说了。

　　我们收集了一些乱草和干树枝。可是这些并没有使老头儿发生好感。我们问起目下在什么地方时，他甚至睬也不睬。

　　过了一会，他把母牛向篝火边牵近一些，用脚把一个木栓踏进地里，把母牛拴在木栓上。接着他在吹不着风的、给野火烤干了的那一边的地上，摊开他那长长的旧大衣，把自己裹在里面。他已经躺下了，还咕哝说：“公民们，守着，别让我烧着啊。”

　　火烤得我们浑身无力，疲倦不堪。我记不得是谁先睡着的。我们坐在那里用膝盖抵着肚子睡着了。

　　一阵尖锐的嗡嗡声惊醒了我。我跳了起来。篝火熄灭了，但地上亮光光的，月亮还没有下去呢。德寇的重轰炸机群低低地飞过上空，发出一阵阵讨厌的咆哮声。

　　老头儿仰脸朝天，摇晃着一个拳头，用德国话大骂飞行员：该死的东西！——还有些别的话……

　　他在田野里跑来跑去，疯狂地挥动着两条瘦瘦的胳膊，那种样子，好象马上要腾空去追捕飞机似的。

　　老头儿一看见我，就叫：“你们听着！射击，射击呀！有一道命令，叫用一切类型的武器射击敌机！射击呀，去你的吧！！！”

　　当机群消失不见时，老头儿才双手掩着脸，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有什么事让我们代劳吗？”西蒙年科同情地问。

　　“别打扰我！”老头儿回答说。接着他又比较温和地说：“不用关心我。你们不能帮助我。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助别人。我现在是个流浪汉——再没有别的。”

　　好，我们就走得远一些，让他安静一下。我们回头望了两次。那头母牛仍旧躺在灰堆边；有胡须的老头儿跟它坐在一起。西蒙年科发觉他的肩膀直打哆嗦。

　　很明显，老头儿受过极大的刺激。什么事呢？他为什么要用德国话咒骂呢？他这样激烈地咒骂德国飞机，便表明谁是他的敌人了。

　　“他到哪里去找避难所呢？”西蒙年科小声问。

　　他不久便认出了到列索沃耶·索洛琴切去的路。就在这里，他突然想起道：[我说，费多罗夫同志，我要回去把他领来。我母亲会把他接进屋里去让他暖和暖和的。等着我，费多罗夫同志，行吗？”

　　“行，只是希望你留神，别养虎伤身才是。谁知道他是什么人……”

　　但是西蒙年科只是摇了摇手便跑回去了。

　　我在路旁的灌木丛后面安顿下来。我等了好久，冷得打战，蜷缩着身子，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西蒙年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推醒。

　　“咱们走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附着我的耳朵喊道。

　　“老头儿在哪儿？您没找着他吗？”

　　“他不愿意来。我的建议很使他感动，可是……看来，他的脑子大概已经不健全了。他老是重复说一句话：‘他们会到处找我……’他们是谁，为什么要找他呢？我一点也不懂。他坚决谢绝和我同行。当我和他告别时，他握住了我的手，热烈地抖动着。他说：‘多谢，多谢您的好意……’你对他有什么办法？要是德国鬼子找到了他，可能把他枪毙的。有人说，德寇要杀死所有患精神病的人。”

　　下一次停留，时间相当长，是在西蒙年科的故乡列索沃耶·索洛琴切村。我在这里，也享受了一份慈母的抚爱。

　　夜里，两个又湿又饿的男子踉踉跄跄闯进了一个孤零零的老大娘的草屋。

　　“啊，儿子，我的儿子！”老大娘大叫一声，用手臂抱住了西蒙年科的脖子。

　　我站在查边等着。母子俩彼此快乐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她仔仔细细问了许许多多问题——他一一回答了；接着，他又仔仔细细问了许许多多问题……我享受着热气腾腾的草屋的温暖，呆呆地咧着嘴笑。

　　老大娘烧热了水，给了我一套干净的内衣，我们从头到脚洗了个干干净净。洗过澡，我们挨着桌子坐下来，吃了鸡，盆子里还有红红的、新腌的番茄和坚实的、有泡泡的黄瓜。

　　我们尽情地休息了一整夜和差不多第二天一整天。那晚上我谁得真舒服！我身下是褥单，身上是被单，在上面还有一条棉被……雨点敲打着玻璃窗，风在烟囱里打着唿哨，可是我一直睡下去……我醒来就听一下，因为我想到德寇就在这里附近的什么地方，然后翻了个身再睡……早晨，我们又吃得饱饱的。

　　西蒙年科的母亲对我端详了一阵说：“这样一位大人物，穿得这样破破烂烂，这怎么成呢……”

　　她从衣柜里拿出一段结实的料子，替我做一件军装上衣和一条裤子。她想要自己裁剪，画好了样子，却不敢动剪刀，于是带着衣料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来时，她说：“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跟我到裁缝那里去吧，他正等着您呢。”

　　当然，如果按照秘密活动的严格的规则，我应该好好警惕。何况实际上，我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位老大娘，更不待说裁缝了。

　　他凭什么理由要同意象女主人所说的那样，替我做一套衣服，而且在一天之内做好——这是不是个圈套呢？我的手枪还在枕头下面，假如我去拿，女主人会不会见怪呢？

　　然而想得到一套干净的新衣的欲望压倒了顾虑。

　　我决定了：“好吧，这里没有人记得我的面貌的。即使记得，在这样打扮之下，也认不出来……”

　　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列索沃耶的乡下裁缝替我做的那套衣服。

　　我立刻清楚地看出，裁缝已猜透了定做衣服的顾客是谁，就是对他的妻子或女儿们来说，也都不是秘密。他家里的人全都会做衣服。这套衣服所以完工得那么快，是因为他全家都动手做。这样一来，这一家人，从老到小，都知道自己是在帮助一位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党的省委书记，而且都知道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露出任何表示。主人量过尺寸，问起了一般的问题：有没有衬布、钮扣和袋布？

　　“没有？好，那么我们自己来找一些吧。您明天早上来拿衣服。”

　　我说：“工钱呢，现在给还是过后再给？”

　　“您说什么，……同志，”这时裁缝险些儿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的妻子对他狠狠地瞅了一眼，他顿时想起来了，简单地说，“战后再算吧……”

　　我在列索沃耶大约住了六天。我在那里没有展开特别的活动，只是养精蓄锐，观察人民，估计情况，并且考虑了许多问题。

　　伊凡·西蒙年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母亲忙着做家务事，房间里只留下我一个人。这个房间很干净，有花，圣象底下的台布，还有时钟的均匀的滴嗒声。我已经好久没有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了。从前我出差到各村去的时候，不消说时常在这种草屋里逗留或者过夜；可是那时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人，区里和村里的干部们时常来谈话，一直争辩到深夜。早晨，我们就动身到地里去了。

　　现在我独自坐在这里，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人来问我。

　　我用鼻子哼着歌曲，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停下来，就紧靠在那暖热的火炉上，然后再继续踱方步；有时我坐在窗前，凝视着村道。没有书。写封信吧——没有文具，也没有对象。我长远长远没有看到报纸，也没有听到无线电。

　　当时我应该活动、领导……工作的条件虽然已经改变……但是要知道党仍然是人民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谁也没有解除我的责任。假定说，中央委员会召见我，问我……不待说，他们首先就会问我，人民在敌人占领的村子里生活怎样，农村的经济情形怎样，人们的心情怎样，人民怎样在反抗侵略者。当然，还会问我：“费多罗夫，您在做些什么？您将来的计划怎样？您打算怎样计划地下组织的工作？”

　　这些正是我在西蒙年科清静的小房间里反躬自问的问题。我对自己不满意：我没有准备好什么答复。

　　我发觉自己依然保留了旧习惯，我的思想体系还常常是战前的一套，或者确切地说，还是公开的那一套。

　　我隔着窗户往外望，天正下着细雨。远处的地里，有几个女子在把庄稼打成垛子。我一面看，一面发觉现在这种天气是造成将来的丰收，不过打垛子却已嫌迟了……但是突然我驳倒了自己：目前德国人在这里，一切都相反啦。天时对德国人有利，他们会从农民手里抢走堆好的庄稼。

　　我回想到，三天前我在公路上发现碎玻璃瓶的瓶底，我曾机械地把它踢在一边。这种动作是合情合理的。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会这么做：因为路过的汽车可能在玻璃上驶过——可能割破车胎，弄坏内胎。但是现在只有德寇的车辆会开过那一条公路。我想到这地方，便跑回去把碎玻璃放在车辙里。

　　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利用一切可能的、不管多么细微的机会去破坏敌人，伤害敌人。

　　这会儿妇女们还在堆庄稼……我在肩上披了一件短外衣，大踏步地走到地里去。

　　“谁命令你们打垛子的？”我问一个女人。

　　她们跑拢来，把我团团围着。

　　一个年青、壮健、个子不高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反问我道：“咱们不打怎么办呢，庄稼不是要烂了吗？”

　　“谁发的命令？”我激动地再问。

　　“工作队队长。”

　　“队长在哪里？”

　　大家指着最先回答我的年青女庄员。

　　真奇怪：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干涉这些事情，谁也没问这一点；甚至没有人问我在这里干什么，也没有人对我的语气觉得奇怪。

　　女队长实事求是地解释说，她并没有接到什么人的命令，不过自己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才召集大家来干活的。

　　当我问她为谁保存粮食的时候，女队长明白我心上的意思了。她急得要命，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她说：“同志，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到莫斯科去参加过集体农庄展览会。您怎能认为我现在是为德国人干活！……大伙儿不过是干活儿干惯了，手脚需要活动活动。”

　　我们交谈起来了。我劝她们把所有的庄稼按户分藏起来，悄悄地打好麦子，并且好好地藏起，埋在地窖里。

　　“不让德国鬼子有一粒麦子！明白吗？”

　　“明白啦，同志。”

　　妇女们告诉我，村里没有伪村长。只有一个代理——前集体农庄主席，名字叫什么博契科的。过去他是个党员，好象是因为破坏粮食收购而被开除党籍的。

　　“他是个好人，不欺侮人……”

　　“德国人呢？也不欺侮人吗？”

　　看来德寇还没有在村子里停留过，只是路过罢了。他们匆匆忙忙地抓走一些小鸡、小猪，还没收了五匹马。现在他们需要什么，就去找博契科。

　　我问：村里老乡多不多，是否还有些男子，他们在干什么。

　　女队长出乎意外地回答说：“他们在琢磨。坐在家里琢磨：今后该做些什么事。不论是我们自己人或是外地人，全在发愁，全在打主意……”

　　我们这一群人在村里引起了注意，又跑来了一个女人。接着又不知道从那里忽然出现了一批小孩子。我认为最聪明的办法莫如告别。我走开了约莫一百步路，这时女队长赶上了我。

　　“费多罗夫同志，”她气喘吁吁地说。“人们说您在号召大家参加游击队，可真有这回事吗？请您把我也带去吧！”

　　“我不是费多罗夫！”我尽可能使她相信地说。

　　“这我懂得，您现在不是费多罗夫，这儿没有人听得见。带我一起去吧。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我参加过莫斯科农业展览会。我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

　　不错，就秘密活动来说，事情无疑搞得很糟。出了一些什么事呢？裁缝已经认出了我（的确，西蒙年科的妈妈可能告诉他的），而现在又来了这位女队长；工作队里的人大概也不大相信面前的人是从战俘队里溜出来的。而‘战俘’本身也不错，一直到现在，他还随身带着自己的一切证件，而且还用命令的语气说话……

　　我这样自怨自艾地回到了我的清静的小房间。我心里却是一团高兴：如果她们知道我，而且认清了我，不但不把我交给德国人，反而细心地听我说话，可见人民是在等待党来说话，是在等待党来领导。

　　举起游击斗争的大旗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西蒙年科陪着一个年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走进房来。他身体生得很结实、衣着也不错。

　　西蒙年科在他向我伸出手来时说：“费多罗夫同志，这位是我的教父和朋友，集体农庄主席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

　　我正想握握那只伸出来的手，但是一听见他的名字，便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原来他便是本地的总管，侵略者的宠信。我把手反叉在背后，相当不客气地仔细打量着他。

　　这是我初次不得不和卖国贼面对面地碰头。被开除党籍的，十分之九是个怠工的人。这正好是德寇招募来当走狗的任务。但是西蒙年科为什么带他到这里来，而且还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呢？真见鬼，这算是什么样的秘密活动啊？……我的双手不由得捏成了拳头，想要揍这个犹大。

　　但在博契科的目光中，既没有窘困的表情，也没有得意的神色。他坦白而直率地瞧着我。

　　“费多罗夫同志，”他说，“我知道您不信任我。这是对的。允许我报告一下吗？我接受助理村长的职务是得到党的地下区委批准的。不错，我已有一段时间是非党分子，可是正因为我被党开除，德国人才指派了我。我们的村长是由邻近的科列斯尼基村的富农兼任的，按照德寇的规则，我还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因为我毕竟做过集体农庄主席，而且这个农庄还算是先进的呢。”

　　这么说，原来我搞错了。但这是个使人愉快的错误。博契科为人严肃认真，喜欢沉思、善于观察。然而他有一个大缺点：他自己是忠厚老实的，他认为所有的人也都忠厚老实，因此太容易信任人家。

　　“书记同志，我有许多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向您求教，”博契科说。“区委来不及详细地指导我。我值得完全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了。而我的地位又是十分为难。我从来没有做过演员，也不太善于做作。再说这种角色也没有人写过。我自己竭力摸索。我不能把老乡们召来一起坦白地谈谈。书记同志，他们中间有些是坏蛋。

　　昨天就有这么一个家伙跑来问我：‘怎样报名参加警察部队？人们对我说，战区司令部正在招募警察，可是必须您这里写一封介绍信。’我能对那种家伙说些什么呢？给他一记耳光，也许他要误解，不给他吃耳光呢——也不行。好，我当然具体地为他效劳。我凑着他的耳朵说：‘啊哈，看你这个人，在从前苏维埃政权之下，你送上了要求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现在呢，你又想谋警察干啦！’他回答我说：‘村长同志，我以前是想钻进共青团的组织呀。’‘我是你的什么同志？你应该称我为助理村长老爷！’于是我在他另一只耳朵上赏了一记耳光，同时合情合理地踢了他屁股一脚。

　　这个刚走，另一个又闯了进来。他是从普列鲁克来的，是我们村子里的富农萧柯季科的继承人。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家父在一九三二年被苏维埃政府流放了，现在还放逐在西伯利亚。我以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可以做我家老爷的不动产的主子。请收下这封区长某某先生写给您的信。他命令您帮助我。’他的‘不动产’就是现在图书馆和托儿所的房子，差不多正是村里的两座最好的房子。我该怎样对付这个无耻的家伙呢？他谈吐文雅，措词也委婉，敲他一下脖子吧？没有适当的借口。”

　　博契科住口了。

　　“但我必须说，他并不是第一个人，”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已经有四个富农和两个富农的帮凶来过了。他们要求道：‘把集体农庄庄员们赶出去。您有权过问这件事的。德国人有一条法律说：我们可以收回一切。’我让这位‘知识分子’住进了阅览室的房子，还告诉他，我要把图书馆的全部图书都送给他作为赔偿损失。我劝他把这些书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么着他就连政治文献，连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藏起来了。这就是富农的天性！什么都积贮。好，让他积贮吧。我们的军队一回来，我们就把它收回来。然而还有些别的富农眼热集体农庄庄员们的房子，我就暂时哄哄他们。老百姓对他们恨透了，‘暗地里’把一个富农打成残废。他自然淌着眼泪跑来了。我说：‘现在我有什么办法呢？老百姓不觉悟。我目前还没有警察部队。等待一下，到德国人的秩序巩固了再说吧……’我要说，书记同志，富农们回来倒是件好事呢。老百姓因此会更恨德国人了。普列鲁克的村长已经问过我：‘你们的供应力怎么样，村里还有多少粮食、多少猪？你偷偷地把它们登记以下，假如你评定得过低——那你就完蛋！’好，那么我怎样来登记呢？走进一所农舍，要是主人是自己人，是苏维埃人，我就问：“有铁铲吗？您为什么不挖个坑呢？记住，一切都得藏好。首先要把粮食藏好。应该把牛、羊和猪都宰了，腌起来，深埋在地里。‘这里的一个女教徒已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她在第一批德国人——一批脚踏车兵——刚到村上的时候，就带着面包和盐出去迎接他们。她头上缠着一块浆硬的白头巾，低低地鞠躬。两天以后，摩托车部队来了。这些人抢去了她的小猪。哈，邻居们就讥笑老太婆啦！现在她成了一位宣传员，到处拿这样的话咒骂德国人：‘这批土匪，暴徒，把我剩下的小猪都抢去啦！把一切都藏起来吧，我的好乡邻，撒旦亲自来啦！’书记同志，对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也多少通晓一些，并且相信不会动摇。虽说我现在的职位是够人家讥刺的。不管我对老乡们怎么说，不管我为他们工作得多努力，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个刽子手。唯一的安慰是历史会给我一个评价的……”博契科带着苦笑说。“老天爷不使我的身体受损害，我的手脚都很健，头也不痛，但是我的心却在痛，书记同志……唉，为什么专说自己的事呢。我是什么人，我是干什么的？”

　　在这些自暴自弃的问题中，我感觉到有一种委屈的音调。

　　博契科被询问了好久以后才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区委把他开除党籍的决议。可是实际上博契科没有对我说明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我心里照旧是个布尔什维克。等打完了仗，我们再来判定我是否合格，我反党的过失是否可以原谅。现在，我这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能够给党带来极大的帮助……然而，最好还是来谈谈我们目前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把集体农庄怎么办？那就是说，怎样处理它的财产？能够分的，我们早已分给人家了。例如所有的牲口、品种种子、小的用具器材。但是我们还有些打谷机、碾米机和播种机。毁了吧？我们下不了手。第二个，是干部问题。最近几年来，这些人都已成为才干十分不同的人。我们又有拖拉机手，又有农田工作队队长，还有保持记录的女挤奶工。他们在小小的、自己个人的农场上没有发挥技能的余地，反而感到苦闷。根据德寇的法令，并未要求完全瓜分劳动组合的农场。而且据说，料想不至于颁布这种法令。他们保留下了一些公社，以便更容易榨取。但是我们在公社里干活，马马虎虎、吊儿啷当。然而人们习惯认真地、诚心诚意地工作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一位女拖拉机手——注意到窗子里有灯光。她正和女友们坐成一圈。我想，她们一定是在算命。可是不，我看见一本书。我便问：‘你们对什么东西这样感兴趣呀？’您想是怎么回事？她们原来在温习拖拉机的技术常识。

　　嗳，书记同志，怎么办？责骂呢、赞扬呢、还是哭呢？人们看惯书、听惯收音机、看惯电影了。从前我们村里每隔三天就有新片子运来。

　　新近又出了一件事，说来惭愧，我差点儿给孩子们打死。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发现有人在偷偷地拆走风车、打谷机和马拉的草耙上的零件。如今农庄的院子是没有人守护的。说实话，我甚至没有好好地考虑一下这样的举动是好是坏。多半是好的，因为它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破坏农场，不要留给德寇。但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到呢。

　　前几天，我顺着田地朝室内打谷场的方向走去，突然看见从那里跳出几个男孩子，躲进灌木丛中去了。到了打谷场——那里我们放着拖板——飞轮已经拆下，点火球已经扭开，所有其余的螺丝帽也已经卸下了一半。我摇了摇头，倒并不是为了可惜这些东西，而只是觉得出乎意外。后来我四周瞧了瞧，看见离矮林不远有一堆新土，上面放着一块触目的石头。我走到那里，拿脚碰了碰石头，突然象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耳边刷刷飞过。我弯下腰，有个什么东西叭哒一声正好打在我的脊背上。回过头去一看——一颗螺丝钉在地上打着滚呢。我火冒了，不顾一切地闯进灌木丛里去。巧得很——我拿住了浑名叫做郭切特的米沙。我抓住他的后领摇晃了一下，他就咬我的手，吐唾沫，同时还对什么人发号施令：‘小伙子们，你们还等什么，扑上来呀！’

　　这个米沙在去年对集体农庄很帮了些忙。他曾宣布‘铁木儿运动’比赛，领导少先队工作组收集麦穗；并且在集体农庄的花园里组织了守卫队……那时候他是朋友，而现在呢——成了敌人。他两眼冒火，象狼的眼睛一样，而且气得直咆哮。忽然又有五个孩子向我扑来，把我掀倒在地上，拿小拳头使劲向我的腰眼儿打。我的怒气已经消了，喊道：‘住手，小伙子们，别把我打死了，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他们相信了，松了手，以后我们就在那灌木丛里开了半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议。我稍微向他们露了些口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把机器零件涂上机油，埋在地里，而且在它上面放了一块显著的石头。我批准了这件事，不过我们想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暗记。因为石头过于明显了。

　　书记同志，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话：人民是最宝贵的资本。我在这里是地方官，表面上好象是德国人委派的，实际上却是苏维埃政府和地下布尔什维克党派定的。我习惯设计和统计，也习惯会计。好，我结算出，村子里有二百零六个有劳动力的男子和五百十二个有劳动力的妇女，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和老大娘不计、少年人不计。男子有很多种：新来的——那些可疑的任务，还有过路的——那些脱逃的战俘和战区的难民。当然，我保护着他们不让德国人伤害，并且将继续保护他们。这是我顺便说的。可是血统上属于我们村子里的自己人，可以说也不少。妇女们差不多个个都是本地人。

　　您要问：为什么要计算呢？理由是这样的：因为不论从和平时代和战争时代的观点来看，他们毕竟是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却待在家里。双手支着头眺望窗外的景色。书记同志，您看我究竟应该怎样使这种力量转过来反抗德国人，让每个人都起来斗争！？”

　　博契科激动地说着这些话，差不多在叫喊，他时而坐下去，时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显然，他提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为了要获得解答，而是多少想说说，一吐肺腑罢了。

　　西蒙年科的母亲拿了一桶水走进房来。博契科双手捧着桶，凑到唇边，久久地喝个不停。我注意到他那双工人的大手，全都带着黑色的刮痕。真是个热爱生命和劳动的人！然而命运却逼迫他扮演一个卖国贼的角色。

　　这里面有一些事情我必须纠正他：

　　“博契科同志，您刚才说，要人人反抗德国人。要人人反抗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我们对待别人，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小心。您自己不是说过，富农们正在回来。您说过多少男子和女子的数字。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坐在自己屋子里想些什么事……”

　　博契科没有好好听。他一心一意想打仗。

　　在我离开列索沃耶之前，我们又会过好几次面。

　　我也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他的妻子和成年的女儿招待十分殷勤，请我吃饭：“请尝尝我们自己腌的火腿吧。我们杀了一只很小的乳猪。我很少说，把所有的牲畜都宰了，免得给德国人拿去。”

　　博契科这里还有几个客人围着桌子坐着。我低声问他：“那是些什么人？”

　　“请放心，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都是自己人，是躲避德国人的苏维埃人。”

　　这些“自己人”中间的一位显然不合我的心意。他脸上有一种假仁假义的、教派分子的神色。

　　这个人年纪四十五岁左右，小眼睛骨溜溜地乱转，胡子稀疏而带光泽。我心里叫他：浸礼教徒。他身上穿着一套红军制服，但是一直坐立不安，好象在他军装里面，还穿着一件苦行者所穿的马鬃内衣似的。他不知怎的，尽量佝着身子鞠躬说：“多谢主人们的掩护和盛情……！”

　　接着他悲天悯人地慢慢儿说：“在遥远的什么地方，在火线那边，我的小宝贝们在等着爸爸。可是爸爸却落在德国人手里，爸爸为了小宝贝们在淌眼泪……”

　　“喂，朋友，战前你是干什么的？”我忍不住问他。

　　“跟您的行业一样，”他回答了，马上咧着嘴笑。

　　“跟我的行业一样，也就是说，象我一样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喽，”我开玩笑似地说；可是突然发现这个家伙慎重地眨着眼睛，好象在警告我别透露得太多。

　　他相当自在地回答了我的问话：“我并不重视我服务的地方，现在，您瞧，我是个讨饭过活的流浪汉。”

　　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挨近我，趁没人注意的当儿，小声说：“看来，我们的主人是顽强的苏维埃人出身。”

　　我故意凑近地同样低声问：“你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在有些谈话中……究竟是谁指定他当村长的？”

　　这时我立刻把他说得窘住了，使他意气消沉，不再追根究底地问下去：“是我委派他的，就是没来问你！”

　　经常有些人在博契科家里作客。他欣然接待这些人，给他们吃喝，给他们治病，还供给他们穿着。大概至少有二十五个人和他住在一起，当然，他这一点应该受到荣誉和赞扬。他大多数的“临时住客”后来都假如了游击队。不过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是个极重情感的人，对任何人都不分好歹地开诚布公。我警告过他，但无济于事。

　　由于我的请求，博契科到普列鲁基去联系那边的地下工作者。

　　这件事他没有办成；可是打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新闻：“在伪村长会议上，听说在区里昂城里已有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八人已遭枪决。又据说，费多罗夫已在本省出现。全体伪村长和伪警察奉命立即向上级报告可能发现您的行踪的任何消息。”

　　这时，博契科开始低声地对我说，不过这个人的低声说话说得那么响，大约在街上也听得见：“区长个别召见我说：‘我听说，费多罗夫正在您那方面活动。显显您的本领吧。假如我们把他捉住就好了……’他的诺言是如此慷慨，害得我几乎是一路奔回家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应该迁移……”

　　夜里三点钟光景，我醒了，马上从床上跳了起来。我的心情是惊惶不安的。我从枕头下抽出手枪，放在自己身边。我的心卜卜地跳得挺厉害，妨害了听觉。仿佛大门外有人在叽叽喳喳说话。我竭力设法使自己镇静，不想无缘无故为了一点儿小事叫醒主人。

　　房顶上密密地滴下水来，神像底下的小油灯的灯芯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此外再没有别的声响。我正想再躺下去，认定这是因为我和博契科的谈话使我忐忑不安，所以现在才处处引起错觉。但是又听到门外有人在小声说话——我辨别出有好几个人的声音。还有人在窗下说话，扑通一声失足掉在水洼里，骂了一句。我推醒了伊凡。女主人也从炕上爬了下来，向我摇了摇手，蹑着脚步跑进门口。伊凡把一颗手榴弹塞给我的左手，站在我的旁边。他母亲把耳朵紧贴在门上。

　　有人敲了一下窗户。但是敲得并不德寇或伪警那样急躁，而是怯生生地拿手指头的肉敲的。

　　“谁呀？”女主人哑着嗓子大声问。

　　伊凡把嘴凑到我的耳边说：“他们会用欺骗手段捉人，现在会说他们是自己人的。”

　　真的，门外有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老大娘，自己人，开开门吧……”

　　西蒙年科的母亲转过身来问儿子：“这是女工作队长津卡·塔塔尔丘克，她有什么事呢？开吗？”

　　“开开门，不要惊慌……”那女子的声音在劝说。

　　“还有谁跟你在一起？”

　　“老大娘，都是自己人，尼纪达和沙索克，还有维拉·杜列娃，开开门吧，我们是来见你们的客人，是他自个儿叫我们来的。”

　　老太婆拔开了门闩。伊凡拿手电筒照着进来的人的脸。我马上就认出了三天前和我谈过话的女工作队长。就是那个在莫斯科参加过农业展览会的人。

　　“快点儿进来，”老太婆催促道，“别把屋子弄冷了！”

　　跟着女工作队长先挤进来三个人，接着又挤进了四个人，还有人从后面暗地里钻进来。

　　女主人摇着手说：“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呀，去吧，到院子里去吧！津卡，你说一声。”

　　女工作队长叫两个人留在房里，把其余的人都打发到院字里去。然后对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也出去，……同志。”

　　“我叫奥尔洛颥，”我提醒她说。她从那一回就记住再也没有叫我的真名，这一点很使我喜欢。“有什么事？能不能快点儿说？您在这里说吧，这些人我都信得过去。”

　　女工作队长满意地微微一笑。

　　“西蒙年科老大娘完全相信得过。她好象是我亲生的母亲一样……奥尔洛夫同志，我们上您这儿来是为了这件事。您三天前不是对我说过，需要组织一批人到树林里去。呶，这就是他们这一批人：十二个小伙子和我们三个姑娘。我们的武器有：手榴弹八颗，步枪两支；各人腰带上都有刺刀，还有够吃一星期的荤油和面包，奥尔洛夫同志，我们就少一样东西……”

　　“行动计划吗？”

　　“不是，我们有计划。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先潜入伊琴雅森林，假如在那里找不到游击队，就再往前走，到奥尔洛夫省去。不会找不到游击队的。我们只有一个缺点：总是争论该谁当队长。大伙儿认为不需要队长。我认为这么走不成。我们一出发，我们就成了一队游击队员。奥尔洛夫同志，您说对吗？”

　　“对。”

　　“你们听，我怎么对你们说的？”她对小伙子们说。“假如我们是游击队员，那就该懂得纪律。谁逃跑——谁就是逃兵，那种人，”她嗓音里发出刚强而宏亮的声调，“凡是逃跑的，或者更坏的高高举起手来的人——就该处死！”

　　“我认为，您既是个发起人，就该当队长。”我对女工作队长说。

　　“奥尔洛夫同志，您是不是可以不用‘认为’，而用您自己的权利来委派一个人呢？这样会更巩固，特别是我们有许多人想到，这是由党委派和任命的。老大娘，请您开点儿门。让游击队员们听一听……奥尔洛夫同志的命令。”

　　这位姑娘的严格要求和身心自己有理的口气，使老大娘无条件地顺从了她。我也理解到，她可以担当指挥的任务，同时我的命令也对全体队员起着很大的作用。

　　“到这里来吧！”我把那些青年人叫来。

　　这时我搞清楚，十五个队员中有十个是共青团员。女工作队长年纪最大，她今年二十二岁，最小的是米沙，才是四岁。我本想说服米沙，劝他留下来。然而这件事办起来倒并不那么简单。他讲了自己的“铁木儿”的功绩……他是个高个儿小伙子，身体结实，目光傲慢不逊。

　　“我拿打仗的步枪打中过苹果的正中心，我会掷手榴弹。叔叔，我向来什么都不怕！”

　　我对这一小队人的最初印象是很好的：我甚至想和孩子们一起向前走，上伊雅琴游击队去。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有放弃了这种意图。有一个小伙子说，到森林里去以前，应该把村里所有的亲德分子都消灭掉，还提出了三四个人的姓名。他又提出了一个完全狂妄的计划：当夜立刻到那些已经回家的富农和富农的帮凶们家里去扔几颗手榴弹，然后再跑。这个小伙子很年青，容易情感用事。我想，其余的人会制止他，会给他解释，这样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是不行的。不料他的计划却使半数以上的队员听了大为高兴。不错，女工作队长还是想打消他们的热情：

　　“小伙子们，你们真傻呀！这样我们还没到森林，德寇就会把我们一网打尽，全都给绞死，连村庄也烧光。瞧，等我们到了游击队，那里有我们的力量，有司令员，他知道往哪儿进攻。”

　　“你真是个胆小鬼！”提出计划的人叫起来了。

　　我只得提高了声调。我命令他们立刻不要作声。小伙子们服从了，但是我明白他们心里还是热血沸腾。我也猜度到，他们一出门又会争吵起来的。

　　我们是在半明半暗中进行谈话的，我几乎看不出客人们的面孔。他们一定正在改变嗓音，在使劲用深沉的嗓音装作成年人说话。西蒙年科凑着炉子点纸吸烟的时候，鲜明地照亮了每个人的脸。这时我看到了女工作队长召集的那些小伙子是多么年青啊。于是我就轮流询问每个人。原来只有五个人在集体农庄里工作过，其余的都是六七年级的中学生。当然，他们想象不到在游击队里会有哪些艰难困苦落到自己身上。他们是入迷了，只想快些开始打仗，开枪，高呼乌拉。

　　该不该完全拒绝这些没长胡子的青年人的帮助呢？当然不应该，这些小伙子对于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很有用处。可惜，唉，真可惜，我们在事先准备人员方面所能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我挑选了六个年纪最大的，允许他们到部队里去。我建议米沙和其他几个中学生就地组织一个地下小组：写传单，把这些传单悄悄地送到每家人家去，和邻村的青年们取得联系。他们都赞成，但显然是失望了。

　　说到这里，我们便分手了。下半夜我就没有睡着，心里想：“每个村子里都有几十个这样的少年，这些小伙子同样会无计划、无组织地和敌人打起仗来。由于缺乏经验，很多人失踪了。他们的志向是纯洁的、高贵的。苏联的学校、共青团所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在鼓舞着他们进行斗争。但是不论学校也好，共青团也好，当然都没有培养他们去当地下工作者和游击落队员。”

　　西蒙年科老大娘好象猜透了我的心事，给我将起德寇初次驻扎在村子里时的情形，小伙子们不但毫无惧色地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有些人甚至装出更怪的样子来撩惹德国兵。

　　“我们邻居的一个小伙子米科拉撩惹了一个德寇上等兵，德国兵把他捆起来扔在桌子底下。德寇在村子里驻扎了三天，米科拉就给捆在桌子底下三天。德国兵坐下来吃饭时用脚踢他，甚至象喂狗一样，把面包往桌子底下抛，但是他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要喝，就这样活下来了。这么一点儿大的孩子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啊！”

　　后来我相信了，这些具有力量和革命热情的小公民，在我国是很多的。如果到处甚至对这种哪怕是初步的组织再予补充，乡村的共青团员，甚至少先队员都能对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们有极大的帮助。

　　我的主人伊凡·西蒙年科也准备动身了。他母亲给他烘了些馅饼、灌了些家里的腊肠上路。我继续邀请伊凡和我一起到游击队里去，可是他坚持自己的主见：“打游击是令人怀疑的，不正确的，你怎能用棍棒，或者在顶好的情况下，用步枪或自动枪去对抗坦克、飞机和大炮呢？不，费多罗夫同志，这种从森林中出来突击的祖传方法已经落伍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好，我只得和我流浪的伙伴分手了。

　　他往东走——上前线，我往西去。

　　我们在一起做的最后一件事，虽说是必要的，但也是悲惨而不愉快的。

　　夜晚，我们走进花园去，在一棵苹果树底下挖了个大约七十公分深的坑，把我们的证件都埋在里面。

　　这是一件不容易下决心的事。虽然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明确的指令：毁灭或可靠地藏掉一切足以暴露党务工作人员的证件，但是要同这些证件分离是很痛苦的，原因是：每一张证件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往事、一部分心血。

　　伊凡和我至少费了三小时的功夫才准备妥当……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要准备的。我们翻阅和重新审查证件：彼此回想和叙述一点往事。这是我的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证。已经渍了水，发黄了，好象一片去年的树叶。想来是我浮水过河时把它浸湿了的。其它的证件没有受到这么大的损伤。我的鲜红的皮面、盖有金印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证，只浸湿了一点儿。它是人民交给我的，是现在围绕着我的人民交给我的，也是西蒙年科的老母亲，也是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也是我昨天已经穿上身的那套衣服的裁缝交给我的，他们都是我的选举人。现在我不得不把他们对我信任的证书，这册大红色本子埋进地下去了。我还有把它拿出来的一天吗？

　　我们用报纸把每一种文件仔仔细细地包好，再用防毒面具上想橡皮把整个包儿扎好，然后放在坑底，在用土填满踏平……

　　我只保留了一张证书：‘兹证明柯斯提拉·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于一九三九年因盗用公款被宣告有罪，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提前释放出狱……”全部有相应的签字和印鉴证明。

　　晚上，我请西蒙年科的母亲来考问我。

　　这时伊凡不在家。老大娘削着做最后一顿晚饭的马铃薯，顺便“审问”我道：“您被捕以前在哪里工作？”

　　“在顿巴斯·高尔洛夫卡商业机关十六号铺子里工作。”

　　“是什么铺子，卖工业品的呢，还是卖食品的？”

　　“是家面包铺子，我是经理。”

　　“那么你是偷东西呢，还是克扣顾客的分量？”

　　“样样都干，预审员先生。我又偷，又克扣分量。”

　　“判了你几年？”

　　“六年。”

　　“只判了六年？这是哪一种法院？窃盗而且诈欺人民，只判了六年！？”老大娘真的发火了，使我决计停止这次假审问。显然，我的角色扮得很成功，我的回答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我没有别的机会来试验我的扮演的才干，也无人拿出证件来查问我这个营私舞弊的人。愿意的人可以在基辅的游击队博物馆里看到这份证件。

　　从我离开波略丁以来，已有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在切尔尼多夫省境也已有一星期。我在这段时间里接触了不少人。

　　痛苦的是大家还没有积极地活动。和德寇作一次直接斗争的具体活动的渴望，使我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值得继续自己的旅行。现在这个列索沃耶村就有不少人希望和侵略者作斗争。我为什么不在这里组织一支游击落队呢？一开始是个小队，此后邻村的就会和它合并起来。这个计划越想越吸引我，于是有一次我就把它告诉了博契科。当然，他显得很高兴，还说他可以掘出十枝步枪，有一个小伙子甚至于还有一枝冲锋枪和若干备用的弹盘。引诱力是大的，可是我还是不得不放弃那种想法。首先我必须把整个省组织集结于一个枢纽里。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不久以后，虽然不是十分快，我知道，在我独自四处流浪的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期间，党、团的很多地下区委、几百个支部和抵抗小组已经在切尔尼多夫省活动了；党的努力没有落空。

　　在本书开始时，我曾谈起有志留下来干地下工作的党的霍梅尔区委书记伊凡·马德杨诺维奇·库罗契卡，读者大概还记得他是多么积极地进行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的准备工作。他那一区的地下工作从沦陷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很协调地一致行动，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受共产党员们的影响，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不起来反抗德寇：农民们拒绝执行德寇的命令，杀死德寇的走狗，帮助被包围或被俘虏的红军战士。区里的每一个居民点都有秘密住所；地下工作领导人的代表们不论到哪儿，都找得到可以信任的老乡。

　　单是霍梅尔一个村子里，就有四个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地点。这些场所都是普通的集体农庄的房子。房主们总是藏着面包干和腌牛肉以防万一地下工作者必须立刻逃到森林里去。有些甚至藏着衣服。比方说向我费多罗夫这样的人，就会穿着棉外衣来到，穿着短皮袄出去。你瞧，敌人的奸细就迷失了踪迹。

　　德国当局要求，凡是操作的和带奶的牲口、猪只，以及储存的粮食、饲料、菜蔬和其他集体农庄的财产，必须集中清点。他们说是新政权会来分配的。

　　地下工作者们决定了勇敢的措施：召开霍梅尔区苏维埃大会，讨论如何保护集体农庄的财产，不致落入德寇手中。我们散发了通知书和请柬，好象周围没有德寇一样，九月十六日白天，集体农庄理事会的代表、积极分子、主席和委员们在霍梅尔开会了。

　　大会由党的区委书记伏杜彼扬诺夫同志主持。他简要地作了关于战争进程，和留在沦陷区的苏维埃人民的任务的报告。

　　大会决议用各种方法来反对德寇的命令，并且通令各集体农庄立即把财产分给农民。可以埋的，妥当地埋藏起来，不可以埋的就毁掉。紧接着大会，区苏维埃和集体农庄也召开了多次会议。党的区委书记和苏维埃代表们参加了每一个这样的集会。人们亲眼看到了党和苏维埃政权还存在，还在活动，并且为了人民的利益，颁布自己的决议来抵制德寇的命令。

　　党的霍梅尔区委第一书记库罗契卡亲自领导所有的抗敌组织，这些组织是由他所熟悉的人员领导的。这时，在这些最初被德寇占领的一个区里，有六个规模不大的游击队在活动。游击队在公路上打埋伏，炸桥梁，消灭了小股敌军。特别可贵的是从沦陷的第一天起，霍梅尔区当地人民便立刻布置了经常有系统地收录由无线电广播的苏联情报部公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非党的积极分子与鼓动员们，每星期至少在各村和农民会谈两次，对农民们说明前方的情况，揭穿德寇的欺骗宣传。

　　由于领导的能力强，各阶层居民都参加了本区地下工作。村里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最多。教员、学生、农艺家和兽医们都成了热烈的鼓动员和宣传员，他们收录了无线电广播的公报，复写后在居民中间传布，在农舍里朗读。

　　下面是茹克里村的非党小学教员马洛辛一家的事略。

　　沙瓦·叶米里扬诺维奇·马洛辛，是个跛脚多病的老头儿，难于走动。他几乎从不离开家门一步。他兼用散文和韵文写传单。他的辛辣而讽刺的小调和快板，无不交口传诵，这些作品不仅在茹克里村歌唱，还在邻近各村里流传。老头儿负责写，他的女儿奥克莎娜和侄女伊琳娜负责分发。这两个女孩子都是勇敢、机智、主动的共青团员。

　　这位小学教员被“盖识太保”的特务人员们逮捕了，有被枪决的危险。奥克莎娜跑去看司令官，终于使他相信象她父亲那样可怜而多病的老人，决不可能做共产党的鼓动者。他被释放了。可是不久他的侄女被逮捕了。德寇拷问了她，她却没有出卖任何人。她在被枪决以前不久，设法给马洛辛送出了两张字条。她第一张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伯父！

　　我不怕死，我只抱撼自己的生命太短促，给祖国做的事情太少。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放我回家。可能不放我出去。我受过审问。他们给我看一张阿·乌斯吉辛科村长的声明。伯父，他出卖了我们。但是反正我不怕死，我不觉得死可怕。请您告诉妈，叫她不要哭。要知道我不管怎么着不会和她在一起生活长远的。我有我自己的道路。叫妈妈藏过粮食。要不，德国鬼子会把它抢走的。再见，您的侄女伊琳娜。

　　一九四一年九月，就在这个霍尔梅区，以理想的名字“生命这样开始”为名的地下共青团组织诞生了。

　　开始时它是一个不大的共青团小组，但它总是不断地扩充，到后来霍尔梅的所有最优秀的年青人都加入了。

　　参加组织的每一个人都发了庄严的誓言：“在加入地下共青团组织‘生命这样开始’的行列时，我当着自己的同志们、当着祖国、当着我久受苦难的人民面前发誓：决心与凶暴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和他们作战，直到我们的国土从万恶的德寇手里解放出来。我发誓将忠诚完成地下组织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宁死决不出卖同志。”

　　战前的政治教育视察员科尔雅·叶列明科领导这一组。男女青年们很坚决果敢地干了起来。他们缮写和分发传单，做党区委和游击队之间的通信员、侦察员，还给游击队搜集武器和弹药。

　　现在，这一小队的队员在切尔尼多夫省被称为“霍尔梅青年近卫军”。是的，他们象克拉斯诺达尔的青年近卫军那样斗争，他们大部分都象英雄一般地为国牺牲了。在下面，我要更详细地谈到他们；现在在这里说的，只是他们开始工作时的情形。

　　在霍尔梅区，游击队和地下共产党员的活动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所以比全省任何地区发展得更迅速、更顺利。

　　同时，在许多其他地区，也可以感觉到人民已经起来抵抗德国侵略者。

　　在奥斯捷尔区，两支游击队在九月十五日曾对德寇的自动枪兵作了初次战斗，帮助一小队红军战士突围。

　　在格林雅奇区，地下区委居然能够在伪村长‘选举’中组织怠工事件。居民坚决不参加选举会。于是德寇决定不再演出选举的滑稽剧，而自行指派村长。但是被指派在格林雅奇、蒲契基、蒲达、伏罗培耶夫卡和克明斯卡雅·斯洛鲍达等五个村庄里的所有伪村长，都拒绝执行敌人的任何命令。德寇枪毙了格林雅奇的村长伊凡聂茨基同志；绞死了蒲契基的村长卡拉蒲赫同志；还鞭打了伏罗培耶夫卡村的村长费多连科同志。

　　德军的恐怖行为的传说立刻传遍全区，居民们开始逃到森林里去。

　　科齐勒茨区的区委第一书记雅罗伏依同志联合了几个小支队，开始跟农村卫戌部队、伪警和几个卖国贼村长进行斗争。

　　谢明诺夫卡村的共青团地下工作者收集了几十枝步枪、五千发子弹和几百颗手榴弹来移交给游击队。

　　在伊凡尼察区，游击队非常活跃，使得德寇怕进村子。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在所有的居民点里行施着职权。

　　乌克兰共产党（布）杜勃良斯克地下区委的战斗小组翻毁了两列军车，破坏了德寇的铁道摇车，还炸毁了几辆敌人的汽车。

　　后来变成著名任务的瞎眼共青团员雅科夫·巴邱克，在尼真市开始组织一个地下组织。

　　但是这一切我到后来才知道。在我离开列索沃耶的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我沿着铁道线潜行。这一夜有月亮、有风而且很冷。附近有狼嗷，也许不是狼，但那时在我看来，甚至连大地都应该咆哮。

　　我走了约摸一公里路，看到了炸毁的科洛米切伏火车站。铁路完全破坏了。四周没有一点儿火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空旷荒凉。我走过站台，穿过小桥，突然听到脚步声：有人在追我。

　　“老板！喂，老板！”声音好象挺熟悉。

　　向我赶来的是个瘦瘦的男子，穿着大衣，戴着放下耳盖的帽子，脸上长满稀疏的胡髭。他支着手杖一颠一拐地走。

　　我摸摸口袋里的手枪，以防万一。

　　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认得您，朋友，很容易认出您。看您稳健、洒脱的步态就知道了。您在月光下完全和在白天里一样。老板究竟是老板！”

　　他就是博契科的那位‘客人，我曾暗自叫他’浸礼教徒‘的。

　　“请允许我和您作个伴儿吧，阿列克塞……我记不起您的父名了……”

　　“马克西莫维奇，”我恶声恶气地回答。

　　‘浸礼教徒’哈哈大笑。

　　“您往哪儿去？我问这个干么呢？您不管到哪儿——到处有人欢迎您，到处有您住的地方，一下子就看得出来您是个老板。而我们异乡人就不然了。您到家乡去走走吗？”

　　“要是这个家伙独自被派来打我的主意，我随时都能对付得了他。不过他似乎没有把我当做那样的人。”我这么想着，决定给他一个警告。

　　他乐意地喋喋不休，比在博契科家坦白得多。我发觉他有点儿醉意。

　　“我按照多年的老习惯在这里车站上安顿下来，”他接着说。“我这一辈子旅行了多少地方……那边有两间没有烧毁的小房间，天气真冷，所以我喝了些土烧酒暖暖肚。你能上哪里去呢？村上人是多疑的，除了土烧酒以外，拿钱也买不到什么，也不肯让你过夜……”

　　“但是他们为什么倒让我过夜呢？”

　　“这我知道。我早就想找这么一位同路人。”

　　“你所谓‘这么’是什么意思，干么吞吞吐吐的？”

　　他又放声大笑，扫了我一眼，把手一挥。他的笑声使我非常讨厌。的确，你可以根据笑声来判断一个人。

　　“要我告诉您吗？”他回答了，四面望望。

　　“为什么不说呢？什么人都没有，当然说呀。”

　　“我看您是一位真正的老板……我从前有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可是我不及我的父母。我命该遇着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有一个时候我仍旧没有低头。我租了一小块地，造了座磨坊。不是象你们这里小俄罗斯①的那种风车磨坊，而是座水力磨坊……”

　　“他妈的小俄罗斯是什么样儿啊？”

　　【 ①小俄罗斯（人），是以沙文主义的观点对乌克兰的蔑称。——译者注】

　　“我懂得而且有同感，只是情不自禁地用着苏维埃政权下所禁用的词儿罢了。但是幸福不幸福不在乎叫小俄罗斯或者乌克兰，重要的是到底又要有咱们的法律啦！您真幸运。可是德国人哪天会到我们科斯特罗马省去呢？”

　　我们站在一座铁路小桥旁边，后面耸立着火车站的断垣残壁，车站四周有几间办公用的房子，但整个儿看来是满面荒凉。桥对面伸展着一片草原。大约三公里外，有一座现黑色的村庄，博契科曾对我指点过，那边有一处秘密住所。我望着这位科斯特罗马的富农，不知道把他怎样处理才好。而他继续啰嗦下去，没完没结。

　　“我这样走遍你们的乌克兰，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我看到——要恢复秩序，还得做许多事情。最初我尝试直率地对老百姓说，我原是老板出身，我欢迎新政权。他们谁也不给我吃一点儿东西，只是没有揍我，也许因为我是‘卖肉的’②吧。不，问题并不在这里。另外一个梁赞少年一下子就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我一度想硬着嗓子说：‘呃，来，这是德国的通行证，否则我就去报告当局！’那就更糟了。不，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还得用鞭子那么狠狠地抽他们的脊背，要他们记起沙皇－老子！！！”他说得如此狠毒，甚至声音都变尖了。

　　【 ②沙俄时代一部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那时乌克兰社会中最瞧不起‘卖肉的’——译者注。】

　　他显然指望我的同情。我很想就在这里，要当场……我想起了汽车驾驶员们：他们是怎样干脆地把卖国贼解决掉的，可是这个人却急不可待地等着有一天德国人会在他伸出去的手里放进一根鞭子呢。但是那里差不多是在前线，四周还横着几百具尸体，汽车驾驶员的事件并未引人注意。而现在我已经在战线后方一百公里的地方。从普列鲁克来的德国的调查员很可能会出现的。我正考虑该怎么办，富农显然感到了有些不对劲，突然住口了。

　　“你身体怎样？”我问。

　　他没有回答，明白事情根本不象他预料那么进行，脸色顿时真的变了：“那么说，你是从科斯特罗马来的？不用害怕，让我们一起走，你跟我走不会迷失的！”

　　我把一只手搁在他肩上，打定主意和他到草原里去。那里，离开房屋远，可以更自由地结束我们的谈话。

　　他出其不意地蹲下身子，闪开我的手，跳进横在桥影里的沟渠里去了。我立刻朝那个方向开了几枪，跟着也跳了下去。他大声叫喊起来，呻吟起来，但突然回射过来。

　　干燥的野草沙沙地响着，正在这时候，乌云好象故意作对似地把月亮遮住了。我在沟底又爬了一会儿，又开了枪。我发觉水沟比我想象的要深些，底面有水，两边长满了密密实实的荆棘，以致在黑暗里什么也分辨不出。况且我又气花了眼睛。我不顾一切地往里钻，给荆棘缠住了。他大概已经靠近水面爬走了。

　　“我要等到早晨，等到天亮，看你跑得了，你这个坏蛋！”我在黑暗中疯狂地喊道。可是等我稍稍冷静下来时，我这是办不到的。

　　我爬出了水沟。乌云还遮住月亮；天开始下毛毛雨。但是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看得见一点东西，大路的轮廓也辨别得出了。我又拿着手枪在桥边站了十分中光景。喔，你可以想象我怎样咒骂自己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向前走去。

　　他随后再没有向我开枪，这件事使我想到他已经被打伤了，甚至是致命伤也说不定。我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搞得太蠢了。我至今还很惭愧：眼看着一个明目张胆的卖国贼从我面前溜掉。

　　我怀着抑郁的、非常愤怒的心情在草原上走。雨越下越大，潮湿的风扑打着我的脸。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当天夜里我还会碰上一件相当不愉快的事情。

　　早上四点钟光景，我从屋后的菜园，进入马洛·捷维察区的列夫基村，敲了一下博契科对我指点过的那座房屋的窗户。

　　门里有一男一女方的两种声音在相骂。那女的声音是坚决而气焰很高，男的声音是激怒而刺耳。他们没有立刻听到我的敲门声。

　　“唉，你这个蠢货！”女的喊道。“你原就是个蠢货，现在仍旧是个蠢货。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哼，你为什么不作声？对我说，你脑袋里装着什么东西，臭粪呢还是锯屑？”

　　男的宁愿把这个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当作耳边风：“马露辛卡，你瞧瞧这件事的根由吧，具体地……”

　　我敲得更响了。这一对吵架的人立刻不作声了，接着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耳语，然后象在移动一件沉重的东西。

　　不久，女人声音竭力装得挺温和地问：“谁呀？库尔科病在床上哩。”

　　“开门！女当家的，开门。快一些，自己人！告诉库斯马·伊凡诺维奇，他的老朋友费多尔·奥尔洛夫来了。”

　　费多尔·奥尔洛夫是我地下党里的诨名。凡是被留在本省做秘密工作的人都知道。

　　女当家的走开了，显然，是跟男的商量去了。

　　不久她便回来开门，没有和我打招呼，便指了指火炉那边：“就躺在那边！”

　　库斯马·库尔科躺在炉台上，除了下巴，浑身裹在被里。他的妻子把小油灯举高了一些，几乎碰到我脸上。

　　“我知道是费多罗夫，”库尔科说。“果真是，费多罗夫，我和爱人老是等着德国人，所以拟定了一个秘密计划：我‘害了’伤寒病。据说，德国人不让任何人住进有人生过伤寒的房子，总是想法回避。”

　　“一点不错，”我认真地回答。“他们把所有生过伤寒、肺结核、赤痢和其他有传染性疾病的房子都钉上木板，周围堆上稻草，连里面的一切东西都烧光。”

　　我不知道库尔科是不是相信我，他好象被蜜蜂刺了一针似的，从炉台上刷地跳了下来，很快地穿上裤子和衬衫，在桌边坐下来，默默地瞧着我。他的妻子也不作声，但是我发觉她脸上却隐现着相当恶毒的微笑。

　　我这时已经暖和了一些，开始不慌不忙地打量这间屋子。主人们的行动举止有些儿古怪。在进行谈话以前，我要知道自己在和怎样的人打交道。我可以说是按正式程序认识库尔科的。我曾在切尔尼多夫的各种省级会议上时常遇到他，当我访问马洛·捷维察区时也和他交谈过。他是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他的外表也是相当平凡的：中等身材，中等体重，后脑壳还秃了一块；穿着也跟大家一样。他遵照地下区委的指示，从区中心迁居在列夫基村。他住的这所房子，不是他父母的，便是他岳父母的。

　　尽管房间里的灯光如何暗淡，我从许多征象上还是可以看得出，主人们要不是在分家产，便是在准备搬走。一只大皮箱塞得满满的，连关都关不上。几件新的羊皮短大衣，放在几张拼在一起的靠椅上。十只新水桶，一只套一只地搁在屋角里，而在它旁边，东一堆西一堆地摊着马具和缰　。一只装满洗衣肥皂的木箱，已被匆忙地斜推到长沙发底下。几件儿童大衣，杂乱无章地堆在大床上。这一切里面出类拔萃的，是从床底下突然伸出头来的一只咩咩叫的绵羊。

　　我请求男主人说：“那么，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您出了什么事，工作进行得怎样？德国人在哪里？总而言之，一切事情……”

　　“这里列夫基有一批人，”库尔科相当含糊地开始说，“有些是新来的，其余是本区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逐步准备……这种工作是新的，可以这么说，还在组织的阶段。我们打算召集一次扩大会议。”

　　他的妻子打断了他的话：“你少说些废话吧，库斯马。扩大会议，尽是些会议！这么说，你还要我们在这里呆下去吗？难道说，我们比别人傻吗？噢，你对我瞪着眼睛干么？清清楚楚对我说：库斯马，他是不是你的朋友？（最后的这句话是对我说的。）你干么不作声？”

　　库尔科茫然眨着眼睛。

　　“朋友，是朋友！”我对女主人说。“您尽可放心。”

　　“好，既然是朋友，那么让我们来谈一谈吧。现在您，我真的不知道怎样称呼您袄，可能是个没有家庭的单身汉，可是我的男人却有一大堆儿女。他可能被吊死，那么让他至少预先给我们打算一下。假如您是他的朋友——那么请给他空洞的脑瓜搬点东西进去，因为我们在这里谈天的时候，德国人可能来……”

　　“当然应该藏过，”我说。“为什么你们把这些东西摊得一地？我看这里面还有集体农庄的财产呢。德国鬼子可能真的突如其来……”

　　“费多罗夫同志，这一点我还会不懂吗！”库尔科举起两臂大叫。“我们刚从地板下面把这些东西拖出来。这里一试就知道是空的。”他在地板上蹬蹬脚。“德国人又不是傻子。他们在地板上跳跳，就会说：‘过来，把它揭开来！”

　　“这就是我们反复争论了两星期的事情，”他的妻子又开始说。“我们一会儿把这些东西藏起，一会儿又把它们拖出来……您知道这个下流坯要什么？他说：让我们把它拿到村子那头爹爹去吧……要是德国人把你抓住了，那么我可以到公公那里去要……他要把一切东西都拿走。我什么也不会给你爹的！”

　　“可是我父亲要比你老实一百倍。”

　　参加家庭的口角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站起身来，戴上了便帽。库尔科也学着我的样穿起衣服来。

　　但是他的妻子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说：“我哪儿也不让你去，休想！你还没有在区苏维埃里呆够吗？现在你又出去了？”

　　“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现在我能到谁那里去？能在哪里找到一些头脑清楚的人？”

　　他竭力想挣脱他妻子的手，喃喃地说了些含糊不清的话。我懊丧地走了出去，砰地把门关上。

　　冷冰冰的风吹袭着我。我想：“好，我又落难了，库尔科和他的老婆真该死。现在我怎么办呢？碰到人家便敲门吗？还是象以前那样找个干草堆呢？……”我已经转过街角，想到菜园后面去找个干草堆，这时候库尔科的屋门又打开了，主人挣脱了她，带来的是惊哭和恐吓。

　　“真是个鬼婆娘！”他吃力地喘着气叫道。“走吧，奥尔洛夫同志。我带您到一些正常的人家去。您瞧，我是个废料。唉，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只要您能叫我怎么办就好了……”

　　我们一起走了不下半小时工夫，我们向前走时，库尔科抱怨自己的命运说，和他那位老婆在一起，从来就没有幸福。

　　“您等着瞧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会认清她的性格的。记住我的话，明天她会跑到伪村长那里去说：省委书记在这里。”

　　“千真万确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虽然她是我的老婆。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十五年了，她是个毒辣的婆娘！她什么事都做得出。”

　　“您怎么和她一起生活的呢？”

　　“我哪有过生活，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只有受罪。”

　　月亮下去了，我们在黑漆漆的暗地里慢慢地走着，冷风差点儿把我们吹倒。

　　“听着，库尔科，”我在暗地里里说，“您把我一送到目的地，您懂地我说的话吗？”

　　“懂得，奥尔洛夫同志！”

　　“那么，您把我一送到秘密接头地点，马上就回家，叫您的妻子别声张。”

　　“我还是不回家的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不，您要回家！您应该到家里去，照我嘱咐您的话去干！”

　　“是，奥尔洛夫同志。”

　　“她知道我们上哪里去吗？”

　　“知道！”

　　“那么她知道所有属于地下组织的成员吗？”

　　“不完全知道，不过，知道得也不少。”

　　“您可完全知道？”

　　“我也不完全知道。”

　　“请您告诉我，当您在德寇的后方留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要面临些什么任务？”

　　“噢，当然想过。就是现在我也明白了。我疏散过我的家眷，亲自让她和孩子们坐上马车。好，她坐了车子大约走了三十公里，兜个圈儿便转回来了……‘该死！’我对她说，‘什么事把你带回来了？滚开，你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我有工作要做。’但是她固执得不得了，一动也不动。德军正在这时候包围了列夫基，前线也转移了。唉，在这里我还能干什么？”

　　库尔科的声音是可怜的：似乎因为烦闷苦恼和一筹莫展而快要哭了。然而，我并不可怜他。

　　“您认识这一带的路吗？”我问。“请您解说明白，我怎样去找那个秘密住所，您本人不必远送了。我给您的命令是：随您怎样去干，可是必须迫使您的玛露辛卡不做声。别让她有一分钟不在您的眼前，要看住他！”

　　库尔科又咕哝了几句，后来还是回转去了。

　　我等到他的脚步声消失以后，就回过身来，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沿着收割后的庄稼地径直走过田野，走了大约两小时，拂晓时分发现到了西斯基村。我很幸运，那里没有德寇。

　　当地下省委在切尔尼多夫我的办公室里开会，讨论万一本省被德寇占领的情况时，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想的组织方案：在每一个村庄，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的村庄里，都要有地下支部，抵抗小组，所有的区一律要有游击队和党的区委会；要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以及万一他们被捕后的几个接替人；在支队、区委和支部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省委指导区委，区委知道基层组织；人员要时常进行会议。自然，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甚至后来，在雅勃隆诺夫卡会议以后，在波略丁的混乱以后，在很多天的单身流浪以后，我还有这样的想法：只要一到达切尔尼多夫省，到得省里的任何一区，我立刻会遇到布置在各个岗位上积极活动的那些人员。

　　然而，当时我们以为德寇会在占领地区很快地组织起来。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会能够在青天白日之下公然沿着大路走；不但沿着大路走，而且还沿着村街走。我想，隔不了两小时就得乔装改扮，我想，暗探们会监视我，而我得用尽一切非常机巧的方法牵着他们鼻子瞎跑一阵……

　　为游击队事先准备的根据地、地下区委书记们的决定和地下集会场所的组织，起着极大的作用。绝大多数留下来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最初的那天起就开始行动了。不过工作和环境却和我们事先想象的完全不同。

　　比方说，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地下工作者应该花相当时间去熟悉和习惯新的环境，而且连自己最熟悉的人都必须重新估定，按另一种方式跟他建立关系。我们也没有估计到，地下工作者会一开始便见到德国人，一开始就得隐蔽起来，一开始……是的，他一开始看到和打听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也必须懂得，留在地下的共产党员都曾在苏维埃时代担任过领导的职务。有些人职位较高，有些人职位较低，可是大多数还是本区有名望的人物，一出了什么事，小孩子都指得出他们；而且不仅是小孩子，集体农庄的女庄员也可能随随便便地走来直呼他们的姓名……

　　因此，地下工作者在初期与其说工作，不如说体验，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忍受相当时候。时间的多少，全看这个人的性格而定。要是这个人和团体一起留下，那他便容易通过这些苦难，假如是单独一个人，就比较困难了。有些人简直害起……迫害狂病了。

　　我们放下一般的议论不谈。我早已把自己的体验写得非常详细。老实说，那时候我真对他们厌烦了。

　　我开始找区委第一书记普辽德科同志，和前区委执委会主席、现任游击队司令员的斯脱拉盛科。

　　我在西斯基村偶然遇到党区委组织部的前部长皮洛夫斯基。我不打算描写我们的相逢。他平平常常地接待了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我。但可惜他知道得也不多：他不过比我早到这里一天。他曾在基辅附近的什么地方被围，就流浪到家乡来看妻子。皮洛夫斯基没有留在此地的意思，他跟西蒙年科一样，一心一意只想回到前线去。

　　皮洛夫斯基早就想去找区委书记，他听人说普廖德科已经把家眷疏散，放弃了秘密住所，正和执委会主席斯托拉盛科一起在到处流浪。

　　本区似乎有一个游击队，但这时没有听到它什么消息。

　　“似乎……也许……在某处……到什么地方……”这种指点，不能使我满意。我谢过主人，便上干草棚睡觉去了。

　　我疲倦极了。上一夜走了许多路，和‘浸礼教徒’互相射击，和库尔科辩论，直到白天也没有歇息。我似乎睡得很熟——好象被打死了的一样。然而不知是干草御不了寒呢，还是我神经过敏，我总是怒气冲冲。事实上，到什么地方才合适呢？我走过四个区，没有碰到过认真地组成的地下组织。我反躬自问了：“那么怎样才算是认真地组成的地下活动呢？”在切尔尼多夫的时候，所有的密码、所有的暗号、所有的接头地点都曾得到我的同意。当然，我记不起每一个人；但我认得区组织的书记们，而且在进入德寇后方以前，我已拟定到波布特连科的省支队去的大致的行军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又有秘密住所、又有人名表（不是姓名，而是只有我能了解的确图例。）

　　但是我不得不多少改变了自己的路线，而我的一些记号和某些必要用来确定方向的手册，已和我的地图夹一起葬送在麦诺哥河底了。

　　这是我个人的失策，也是一件难于预料的偶然事故。我有什么权利来抱怨没有碰到地下组织呢？可是博契科呢，来自伊格那托夫卡的同志们呢，难道他们不是地下组织的成员吗？我对于库尔科的行为是愤恨的，恨他没有一件事知道得清清楚楚。莫非区地下组织的领导上大概已经知道库尔科的“家庭纠纷”，因此不让他知道自身的行动和计划吧。

　　我一面躺在干草棚上冻得直瑟缩，一面这么思索。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如果大计划经过深思熟虑，面面俱到，那么个别的人员，甚至是相当大的小组的失败和‘偶然事故’，也并不可怕。

　　地下省委的大计划中曾规定：每区要有一定数量的基层组织，各居民点要有一定数目的秘密住所。这个大计划已经实现了。凡是有区组织的地方就有秘密住所。当然，地下工作人员并非总是碰到任何“家庭戏剧”的。但是秘密住所并不是有食堂、现成茶水、时钟和其他车站特性的火车站，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是好的。

　　避免跟敌人见面，是每个地下工作者或游击队员的个人经验的事情。我从前方到省支队一路所获得的经验，后来对我极有用处。我学会了步行、学会了观察和倾听。我懂得了地下工作的技巧是要了解‘偶然事故’的本质，要使‘偶然事故’也转而有利于抗敌斗争的大计划。

　　我把地图夹踏入麦诺哥河的粘土河底这件事，自然没有使我误入迷途。我熟悉我们切尔尼多夫省里的任何一条小村道和任何一座农庄，虽说不是每一条小路。我有了接头地点的地址，本来早就可以找得到自己人的。但是拖延对我有利。我切近地熟悉了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知道了人民的心情，学会了对不同的人们随机应变……

　　我又辗转反侧了好久，最后快要开始打磕睡的当儿，忽然听到了什么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我侧耳细听，立刻明白那谈话与我无关。我把帽子拉下来盖好耳朵，想睡得安稳些。但仍与世无补，睡意消失了，我不知不觉地偷听下去……原来是一对爱人。

　　在我躺着的草棚附近，有一条相当入画的小路在灌木从中蜿蜒而过。这一天晚上，月色皎洁，没有云，不过风仍在狂吹。从这对爱人的声音来判断，他们年纪大约是二十上下，最初在我隐藏地方附近时隐时现，后来就靠近我坐定下来。

　　“我们多不幸啊，”姑娘说。“要不是战争，我们已经把房子完工，拿到酬劳，而且搬进去……”

　　“噢，”小伙子表示同意。他多半把自己限定于这些简短的意见，有时还打断女友的话去吻她。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发言。

　　“听着，安德列，”她用那种十分甜蜜的声调说。“等你最后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登记结婚吗？”

　　“当然喽！”

　　“象卡尔品科家那样的收音机，我们要买一架吗？”

　　“噢……”

　　“你让我到师范学院去学习吗？”

　　“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吗？”

　　“不，在切尔尼多夫。”

　　“只有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那里有一所冶金技术学校。师范学院每一个城市都有。我上冶技去，你进师范……”

　　“不，安德列，让我们一块儿到切尔尼多夫去吧！”

　　这两位年青人似乎完全没有现实的感觉。他们带着那种自然而然的信心，谈到自己未来的学业，好象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沦陷。他们到切尔尼多夫去，还是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取得辩论，持续了好一会儿。显然是一段很常德时间。双方没有取得协议，于是姑娘便换了话题。

　　在再一次接吻以后，她用甜蜜的嗓音问：“安德列，你爱我吗？”

　　“那还用问吗……”

　　“你亲自带我去吗？”

　　“我要派飞机来接你。”

　　“不，说真的，安德列，别开玩笑，你捎个信来，我自己会上你那儿来的。安德列，我也是个共青团员呀。告诉你的司令员：就说有个好姑娘，她会开枪，会做甜菜肉汤，会照顾伤员。”

　　谈话变得越来越使我感到兴趣。我竟想爬出去，老老实实地问他们打算上哪个游击队，那个队伍配置在什么地方，再顺便打听以下，它有了多大的成就。但是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认定，若是那么做，不是叫他们大吃一惊，便是——如果小伙子还有点胆量的话——可能自讨一场没趣。而且我从以后的谈话中明白，他并不是个胆小鬼。

　　也不知是我微微动了一下，还是什么不相干的声音传到了这对爱人的耳朵里，那姑娘忽然惊起，以惊惶不安的嗓音央求安德列赶快离开。

　　“哦，安德列，我心里老觉得不安。他们怎样拿刺刀刺你的好朋友啊。他们骑着马，他是步行的。他们追到屋子里，叫声‘搜’！就把刺刀刺进他的肋骨……”

　　“他不是我的朋友。假如给我一条扎实的皮鞭，我会恨恨地揍他一顿。”

　　“可是德国人同样枪毙了他。要是他在德国人一边，他们决不会枪毙他……”

　　“因为找不到我，他们便怀恨在心。要是他把我送给了德寇的司令部，他们决不会枪毙他……”

　　“噢，这位情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我只想爬下去握一握他的手。”

　　今天皮洛夫斯基的妻子告诉过我一件意外的事情，那件事是昨天早晨在邻村发生的。我没有留神听她。那时我以为她说的目的是想嚇唬一位不速之客，快点儿摆脱我：她说这里是不安全的。但是现在看来，她并没有捏造。

　　我从这对情人的谈话中，听出了这个故事的若干详情细节。安德列虽然由于谦虚，或者为了不谈不愉快的事情，故意避免读到这个题目，但是不管怎样他和未婚妻回想了多多少少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小队德寇在奥尔沙内村拿住了两名红军战士。其中一个便是安德列。

　　德寇看中了这个村庄，在那里盘踞了几天，叫居民供给他们吃喝。这两个被扣留的俘虏被迫做着一切最肮脏、最令人厌恶的奴仆式的工作。德寇吃醉了酒便鞭打他们，侮辱他们，而且一分钟也不让他们不在眼前。

　　昨天早晨，伍长派了一个德国兵押着这两个俘虏到顶楼上去找‘柴火’。那个兵给了安德列一把斧头，叫他砍下叉梁。安德列不去砍梁，却用斧背敲了一下德国兵的脑袋，抓住他的手枪，对同伴喊了声：“快逃！”

　　但是对方却捉住了安德列的胳膊，叫唤德寇。安德列对这位‘朋友’狠狠地踢了一脚，挣开身子打天窗跳了出去。等到德寇发觉，安好马鞍，安德列已跑出村子半公里了。在那里安德列看到有些集体农庄庄员在场上打麦，便扔掉了大衣和帽子，拿起连枷帮着打。追捕的人驰马过去，却没有认出他：他们在匆忙中没有把安德列的‘朋友’带来。

　　事后他们想起了这一点。他们反绑着‘朋友’的手，一面用刺刀刺他，一面不断地打他的脸颊，踢他的肚子。走过了两三座村庄，德寇在找不到安德列的怒火之下，当街把这位‘朋友’枪毙了。

　　现在安德列打算上伊雅琴支队去。我想，“他可以给我做个好伙伴。”但是我又高兴幸而没有从干草棚爬下去和他交谈……安德列一定会对我开上一枪的。在他目前的情况之下，他只能这样做。要知道他背后还有人追捕呢。可是了不起的是他在这些动荡之后，居然仍能谈到未来，谈到学习，而且不仅谈到这些……

　　这一对爱侣继续交头接耳谈了好久，长久不让我睡着，而折磨得我受不了的，还强迫我一动不动地躺着。

　　干草棚是敞着的，他俩走进棚子避风来了。他们继续海阔天空地谈着各种问题。他们估计战争要在什么时候结束，一致认为德寇在两三个月内，就会被逐出乌克兰。他们估计乌拉尔工业的实力；争论着英国人会不会马上开辟第二战场。我躺在那里默想。我们的作家们是怎样描写爱人们的谈话的：鸟儿呀，月亮呀，落日呀。似乎无论是政治或经济，都无恋爱无关。

　　这对情人的告别是非常动人的。小伙子允许——因为姑娘坚决要求这点：他一到支队，便捎信给他。那时她就设法到那里去。

　　“哦，那一定是去不成的，”我怀疑地想。但是我想错了。后来我在好些游击队里遇到过许多队年青的爱侣。有许多男女青年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在一起并肩作战。

　　早上，有人敲了敲皮洛夫斯基的大门。主人去开门的时候，从门廊那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我敲——进来的原来是库尔科。

　　“请允许我报告，”他说，“您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已使我妻子不致捣乱。今后的指示怎样？”

　　库尔科的到来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想，我已摆脱了他，而他也乐于摆脱我的。但是他居然来了，还要求工作。

　　“我可把您找苦了。我走遍了三个村庄。我以为您会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路线走的……”

　　“慢着，库尔科同志。请您先告诉我，所谓‘不致捣乱’是什么意思？”

　　库尔科斜着眼睛瞅了皮洛夫斯基一眼。他凑近我耳边，却又摇了摇手说：“这是不重要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以后再说吧。她活着，很健康。可是她不会声张，再也不会声张了。这是靠得住的。”

　　我和库尔科一起离开了皮洛夫斯基家。他要求我把他当一名向导带走。他推测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可能在彼柳霍夫卡——距离西斯基村大约十二公里的一个村子。他在路上告诉我，他已经把全部财产留给妻子：照她喜欢的地点和办法藏掉和埋好。他已教邻居的三个强壮的好姑娘监视她，不让她跑出村去。假如有必要的话，把她绑起来。

　　“她现在决不会离开那些破烂东西一步，她谁也不需要。”他痛苦地、很有把握地说。我看出他是个创剧痛深的人。

　　库尔科很详细地描述了本区的情况：原来在沦陷的头几天，就有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普达村附近的林子里扎起了野营。德寇探得了他们的形迹，派出了不知是一连还是一派的自动枪兵和警犬去追缉。这时游击队决计改变战术。区委书记指示他们化整为零地分散到家里去，藏好枪支，充作和平居民，往后按需要的程度，再集零为整地进行袭击和破坏。

　　我们抵达卡明卡林务区的时候，库尔科便上彼柳霍伏卡去找区委书记。我在森林边上等他。他不久就回来了。他在秘密住所得知弟兄们——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昨天到过那里，但现在在哪里，可不知道。

　　我们去找守林人。他昨天也见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他劝我们到普达去。他说，他们可能在那里。但是马洛·捷维察地下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并不在那里。这已经成了常例：我们到哪里，哪里便告诉我们说：‘不久以前，他们到过这里，现在上那里去了——可说不出来。”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老乡们在掩蔽他们的踪迹，不让我们知道。很明显，一定是这么回事。说不定有些人还以为我们是德方的特务人员，派来查探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的。所以库尔科和我奔波了四天，直到在日洛贝的庄子里遇见我的老友瓦西·朱勃科。

　　我遇见他真是喜出望外。他到底是我个人认得的、能够完全信赖的人。

　　瓦西·叶里西耶维奇·朱勃科做过马洛·捷维察共青团区委书记，以后当党区委副书记。他曾被派出学习，学习以后，分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

　　朱勃科对于本区的实际情况并不比我熟悉。他曾在纪辅附近某地参加过一个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特别组成的部队。敌人猛烈地扫荡这个部队，而他们分成小队突围了。经过长期波折和苦难之后，朱勃科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我听说在切尔尼多夫省到处都在活动，所以我也到这里来了……”

　　我们提起了大家的熟人，交谈了各人的印象和观察。朱勃科跟我一样，在沦陷区独自流浪了许久。最主要的：他没有想到个人的命运，只想人民、只想怎样组织群众的抵抗运动。他象一个真正的地下战士似的讨论各种问题。我觉得他是一个战友。

　　现在我们已经是三个人，开始去找马洛·捷维察区委。为了不白白地浪费时间起见，我们这样分了开来：库尔科到马洛·捷维察去，朱勃科和我到彼特罗夫卡大村庄去，朱勃科有一位教父住在那里。

第三章 省委在活动

　　朱勃科的教父是个名叫西明·戈洛波罗特科的半知识分子，年纪四十五岁上下。他过去当过一任国营农场场长，而近几年来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但比起中等的农民来，他生活得还是比较富裕舒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留在德寇的后方。这一点，朱勃科也不知道。

　　国营农场的前任场长，大概过去是个党员，现在把开除了吧。这种推测后来被证实了。

　　“他虽说是我的教父，您还是不要暴露自己的好！”朱勃科警告我。

　　我把帽子往低里拉了拉，当朱勃科和主人交换相见的欢乐的时候，我坐在长凳上，姿态装得象个累得要命的人。

　　女主人立刻准备了几样吃食放在桌上。

　　朱勃科和我都喝了些扁豆汤。他编了一段相当圆滑的经理；我得承认，他编得相当高明。

　　这时我细瞧着主人们，看他们的言行举止使我觉得：“他们总有点什么瞒着我们，他们慌慌张张，不断地交换颜色……”我趁机对朱勃科耳语说：“我要出去吸支烟，你彻底问一下：要是有埋伏，我们越早拔枪越好。”

　　没有多久，朱勃科便叫我进去，戈洛波罗特科脸上带着极神秘的表情领我们到一道小门跟前。他用特别的方式敲敲门。门开了，我们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发人，穿着军大衣，肩上挂着步枪，另一个汉子，留着刚毛似的棕色胡子，握着左轮枪。

　　我很快地对屋子扫了一眼。这是一间宽敞的、塞满废物的储藏室。箱子上放着一盏油灯；一只绿色的小眼睛在屋角里闪着光……

　　（某些无线电收音机的周波盘上方或左右方，有一只小灯炮，很象猫的眼睛。当周波正确时，它会发出绿光；反之，则发白光。——译者注）

　　突然间，拿左轮枪的人叫着向前扑过来：“费多罗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他楼着我，按男子方式重重地吻了我三下。

　　“慢着，这是谁？至少让我瞧一瞧！”

　　我在油灯的暗淡光线下细瞧着这个留着棕色胡子的人，好容易才认出是旧相识——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普列瓦科。我是在奥斯捷尔区认识他的。过去有一段时候，他在那里担任过采购委员会特派员的职务。

　　黑须人原来是切尔尼多夫省委会的工作人员——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德涅普罗夫斯基。我从未见过，可是常常听人说到他。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他是个非常能干的角色。

　　“好极了！”这是德涅普罗夫斯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也跟他接了吻，之后，德涅普罗夫斯基用低音照样镇静地补上一句：“好极啦！”他喃喃地说下去，没有改变原来的声调：“我看到了省委书记好是好。但是省委书记知道各区里正在进行的事情吗？现在正是展开力量的适当时候——趁德寇还没有带着‘盖世太保’、伪区长和伪市长来之前。正是时候啦！”

　　可是我没有好好地听他说话。闪闪发光的绿眼睛和储藏室角落里的干裂的噼啪声吸引了我。那里一定放着一架收音机。我向收音机冲去，抓住了周波盘。

　　“喂，同志们，莫斯科在哪里？让我们来收听莫斯科！”

　　我简直就紧抓着收音机，一面倾听着各种放电的声音，我忍不住几乎想拿拳头敲收音机，毫不客气地撞着普列瓦科及德涅普罗夫斯基的肋骨。

　　“让我们来收听莫斯科！”

　　后来，终于传来了那令人神往的字句：“莫斯科广播！”

　　“说下去！说下去！”我急于要听下去，可是播音员却用沉着而清晰的声音，列举播音台的名字，报告各种波长，当我已经等得满身是汗的时候，他说了：“现在播送音乐节目……”

　　“放过去！来，让我们来找别的周波！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已经有三个星期什么都不知道了。简直是又聋、又瞎。关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一段公报，或是一篇文章，我都没有看过……”

　　但是我心里已经涌起了莫大的喜悦。莫斯科在广播！

　　“你们能不能收到列宁格勒呢？”我没有把握地问。

　　德涅普罗夫斯基笑咧了嘴：“朋友，我了解你。我以前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急得要命。请放心，列宁格勒牢不可破地是咱们的，并且给您今天的公报……”

　　但是我想亲自听到，只有我自己听。要知即使在电影院里，如果有人预先把影片内容告诉你，你一定会要他不要讲的。现在我终于在这里弄到了一架收音机，忽然听到朗读公报了……

　　音乐节目继续在播送。我捺住了性子，因为毕竟是从莫斯科来的音乐。假如莫斯科还在“以太”中播送进行曲和歌曲，那么我们尽可放心。

　　在莫斯科来的喜气洋洋的音乐伴奏下，德涅普罗夫斯基继续单调地嘟哝说：“我们是在拖延时间，只有极少数人在活动，几百人在受罪。这里四周都是森林，足够展开一个游击军，咱们决不留一座桥给德国人……”

　　“您还蒙在鼓里呢。和我一起上科留可夫卡区去吧，”我说。“波布特连科和省支队都在那边，我相信……”

　　戈洛波罗特科打断了我的话，他也走进了储藏室。

　　“费多罗夫同志，”他说，“有一个消息说，波布特连科已经放弃支队逃跑了……”

　　“波布特连科……逃跑了？您头脑清醒吗？这些‘消息’从哪里来的？我象担保自己一样敢担保波布特连科。”

　　一直默默地站着的朱勃科低声说：“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也听到过这种谣言。人家在传说，省支队已经瓦解了。据说波布特连科……”

　　“我不信！我对谁也不信！有人亲口告诉我说，我已变成伪村长……”

　　普列瓦科阻止了我的话：“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等一下。苏联情报部的公报。”

　　人人都记得这一段日子是艰苦的。我们的军队在远方，在某些逼近莫斯科的要冲地带，进行艰巨的防御战。

　　下面是我们在那时听到的苏联情报部的公报：

　　十月十三日 晚间公报

　　十月十三日一天中，我军全线与敌军作战，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方面，战斗尤为顽强。经过多日的激战，我军放弃了维亚兹马城。在这次战役中敌人在兵员及装备方面遭受极大的损失。

　　十月十一日，我军击毁德机一百二十二架，其中十六架在空战中击毁，一百零六架在敌方机场上被击毁。我方损失飞机二十七架。

　　十月十三日一天中，莫斯科近郊击落德机七架。

　　全日里，敌人在西线的若干战区，利用大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不惜巨大牺牲，企图向我军发动攻势。德寇对我方阵地的多次攻击，都遭到红军顽强的反击。

　　我方空军整天给敌方以猛烈的打击。机群不断地出击，活跃地协助了我方地面部队的作战，并有效地轰炸了开往前线的敌方后备部队和装运弹药的汽车队。

　　法西斯匪徒们在每一寸土地上都付出堆积如山的兵士尸体和大量的装备。到十月十三日，单在德寇前线的一个区段上，就伤亡了六千多名的官兵，损失了六十四辆坦克，一百九十辆装着步兵和弹药的卡车，二十三门大炮和几十挺机枪。

　　在西南战线方面，德寇继续以生力军投入作战，他们使用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雇佣军，把它们派到多半必然会有重大损失的阵地上去。我军抵抗着敌方的攻击，阻扼了敌军的攻势，并使它蒙受很大的损失。在这方面的某一区段上空，米列霍夫上尉的空军部队，在三天里消灭了敌方官兵二千五百名，坦克六辆，装甲车七辆，大炮九门，机枪点一百二十二处，载有军队的卡车一百二十辆和装有弹药的马车二十辆。在这一地区上的空战中，击落德机七架，并在地面上击毁了二十一架。

　　在德涅迫彼特罗夫斯克城近郊，正进行着不息的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游击队。这里，游击队活动极为活跃。由马同志指挥的支队不屈不挠地迫歼着小股敌军。下面不过是这一支部队的战士们三天中活动的简报。一队机警的侦察员报告说，有两个排的德国兵必须在本区勒村经过。侦察队长便带了游击队抄小路去迎击法西斯匪徒。游击队埋伏了准备战斗。他们让德军走近到十五公尺至二十公尺距离以内时，才向他们扔手榴弹。只有很少几个德寇逃掉了。第二天，侦察员们被德寇在昨晚才修复的一根电报线剪断了三十处。在回到自己营地的路中，游击队员们捕杀了一个信号兵，一个摩托兵和一个德国官员。

　　由契同志率领的一小队游击队，潜入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他们借夜色的掩护，走进冶金学院的宿舍，那里驻着一小队德寇战斗部队，他们由窗口投进了几束手榴弹，炸死和杀伤了几十名法西斯兵士。

　　我们收听广播时，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储藏室。他停留在门旁，因为我给广播吸引住了，而且光线也不好，我没有立刻看清楚。

　　德涅普罗夫斯基站起身来，开始跟进来的人窃窃低语；显然他早已认识这个人。

　　最后消息播送完了。

　　新来的同志向我迈了一步，热烈地和我握手。他生得骨瘦如柴、白头发、弯脊梁。他马上开始热忱而有点儿急促地和我说话，很动人。不知是有人对他说过我是谁，还是他本人已经认出了我，他脱口便叫我费多罗夫，并且用亲热的第二人称代名词“你”称呼我。

　　“你来得真好，因为咱们共产党员们束手无策了。有些人这样理解秘密活动：好象秘密活动就是更安全地隐蔽起来。可是现在我相信游击事业要开始进行了。如今人们会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省委书记都不怕，在到处跑，在领导……”

　　他简短地说了自己的名字：“邱日巴！”

　　自我介绍之后，他说：“我已经找到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他们明天就要到这里来……让咱们一起捍卫，就是说上我那里去，”他邀请我说。然而他并没有叫戈洛波罗特科到他家里去。

　　显然，戈洛波罗特科并没有使他特别信任。

　　邱日巴在街上一路走去时，几次三番带着兴奋的声音重复说：“啊，朋友们，朋友们！现在事情要开始进行了，事情一定可以推动了。我告诉你们：既然本省的领导人到了这里，可见一切就要上轨道啦！”

　　我甚至不好意思听他的话。但是他在兴奋中却含有责难的意味：他似乎在嘲弄我；眼睛狡黠地望着我，好象在说：“好，看你怎样来发动工作。”

　　他叫醒自己的老太婆，叫她升起炉子，给我们作馅饼。然后他通夜一声不响地听我和德涅普罗夫斯基及普列瓦科的谈话。

　　离开戈洛波罗科家以前，我们决定：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到这里邱日巴家来，我们在那里听他们的报告。

　　我们全夜着了苏联情报部公报的迷。我说，我羡慕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游击队。

　　“要知道他们的处境比我们还要困难。城市附近没有大森林。袭击宿舍这件事表现了多么大的勇气啊！所以，我们也应该立刻扩展我们的力量，至少得建立一个游击团。波布特连科逃跑之类的谣言，可能是那些对我们怀着敌意的分子，或是那些要替自己的游手好闲辩护的人们散播的！”我话虽这么说，我的心却在痛。

　　夜里，主人们在干燥的地方给我安顿好一个松软的草铺，给了一些盖的东西，送了一套内衣——我洗过澡，换过衣服……但是不管这一切怎样幸福，我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无线电广播特别使我焦急不安。我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红军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会战。我又一次理解到多么可怖的威胁正临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头上。我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我是不是置身于战争以外呢？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碌碌无为的时候是多么难受啊。要是在我们苏联战线的那一方，我大概已成为一名红军的指挥官了。不管怎样，我不致徒然消耗祖国的粮食。但是现在……“难道真得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的思绪又转到省支队上去了。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连科已经把支队解散，或者甚至运用马洛·捷维察的战术。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是个战士。他沉迷于描写国内战争中游击队事迹的读物，常以生得太晚，没有机会参战而抱憾；甚至在德寇进犯以前好久，家里的人就已给他起了个“游击队员”的绰号。

　　我想起了他英勇地开汽车那回事。

　　有一次，他在铁路旁边开着“加齐克”汽车，发觉一辆调车的火车头把田里的谷壳烧着了。火很快地蔓延开去。火车头上有水、有抽水机。波布特连科便折转来驶出公路，抄直路顺着草地和沟槽飞驶而去追赶那辆火车头。追了大约十五分钟。给他追上了，叫他开回来，叫火车司机浇熄火焰……当然，他也折断了汽车上的几根弹簧钢板，并且在前额上撞起了好几个大包。

　　他是个急性人，容易着迷，也很勇敢。但这可能不过是虚有实表的勇敢吗？不，决不是。在分别以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这时前线已经迫近，那些动摇分子、空谈家和胆小鬼，已经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现了原形。波布特连科却照旧直接痛快，仍然顽强地力求参加作战。

　　我所知道的有关波布特连科的性格和行为的细情末节，我脑子里一一想起了，可以说是想找他的“阿科留斯的脚踵”。我想起了他对家庭的温情。我们——他的同事们——常常取笑他。也许他很思念妻子和儿女吧？……不，也不是。

　　我想起下面的一件事。

　　在战争初期的一天，他愁眉不展地、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原来他妻子在家里庆祝命名日时，举杯祝贺说：“愿爸爸在这次战争里不和我们分离。”

　　他大怒了：“你能让我这个共产党员而且又是身强力壮的人不去打仗……”他立刻就走出来了，他真的伤心起来。“难道在我的家庭里能有这样的情绪吗？”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波布特连科津津有味地、十分热烈地谈到关展开广泛的支队网，谈到怎样一列跟着一列颠覆德寇的列车……

　　我那天晚上的许多思考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迫使自己抛弃一切疑惑和幻想，可以说是关心到现实问题。我确切地规定了哪些建议要在明天提出，哪些问题要询问本区领导上，而且心中计划好了一个省委的决议草案。虽说在这里省委只有我一个人来代表，但区委们需要领导，必须向他们指明：他们照旧团结，照旧联系。

　　第二天，在邱日巴老头儿家里举行了一次集会，这个会既不能算是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会，也不能算是马洛·捷维察区委会，或者简单是一些共产党员小组会。主人夫妇尽可能遮好窗户，然后自己走出去。邱日巴在走廊上，他妻子在花园里——给我们望风。区委第一书记普廖德科作了关于沦陷一月来所完成的工作的报告。

　　不幸，邱日巴老头儿的话证明没有错。本区的领导人显然张惶失措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严守秘密几乎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所以他们已把游击队的人员解散回家，借口粮食可能落入敌人手中，把粮食地窖也分配掉了。

　　“粮食、服装和武器藏在自己人手里要比藏在森林里好，”普廖德科这么说。

　　而且支队指挥员斯托拉盛科也赞同他的意见。他大致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队员要象普通的农民一样坐在家里，到了一定的时候，信号一发，便集合在指定的地点。我们将实行作战：击溃德寇的卫戌队，炸毁一座仓库或者歼灭一个辎重队——然后再各自回家。让德寇来发现我们吧！”

　　但是当我们问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本区有多少共产党员、支队有多少战士时，他们却回答不出了。

　　主要的人，这些问题并没有使他们发愁，他们说：“如果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好地在进行秘密活动。”

　　普廖德科甚至看不见自己的第二书记。当时这位第二书记——博依柯——对秘密活动的号召理解得非常独特。他设法隐藏得那么称颂，居然在德寇占领的两年半中间，谁都没有见过他一次。直到红军开到时，他才从地下钻出来。到这时才明白：他在菜园外面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通过一条地道和自己的屋子联接起来。人们在作战的时候，他就住在这个墓穴里。当他在一九四三年出头露面时，在自由生活的第五天上……死了。唉，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故事，而是一件悲痛的事实。

　　在邱日巴草屋里开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如此显著的例子。不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因为迷恋“秘密活动”，挨了一顿申斥。

　　朱勃科勃然大怒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在祖国呢，还是在外国？为什么我们要躲避自己的同胞，甚至彼此互相躲避呢？我们互相联系，彼此支持的时候，我们便是力量。在我们自觉地留在敌后的共产党员的周围，所有能够进行斗争的人们都将集中起来！要不然，德寇就会一个个地把我们抓住，一个个地把我们消灭掉！”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不过他说得不够含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热情高涨。后来女主人告诉我们，有个邻居问她：“你们那里有人喝醉了吗？”

　　一般说来，普廖德科是个温和而不爱说话的人，很抑郁，很沉默。斯托拉盛科比他激昂、健谈得多。

　　出席人员中有人说，马洛·捷维察采取的战术无异自行解体和迹近变节时，斯托拉盛科愤激地说：“我们自觉地在后方进行工作，难道还不能证明自己忠党爱国吗？我肯定说，这样的战术……也有存在的权利。我们的冒险越少，成就便越大！”

　　普廖德科阻止他说：“斯托拉盛科同志，我们应该承认过去的张惶失措。”

　　我们决定在最近几天内召集党、团的积极分子来筹备全区共产党员大会。

　　我们得悉有一个德寇指挥官已抵达区中心马洛·捷维察，并且在组织区政府。自然，我们同时也收到情报，说那里已进行搜捕。随着德寇政权来到的是逮捕、枪毙、征发、抢掠和暴行。现在德寇还没有在每个村里找到自己的走狗，因而间谍和告密的组织还没有组织好，我们必须赶快利用这个机会。

　　现在德涅普罗夫斯基、普列瓦科、朱勃科参加了我的队伍，决定和我一起到科留可夫卡区域波布特连科那里去。他们暂时组成了一个省委小组。

　　我给这个小组挑不到其他的名称。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普列瓦科不是切尔尼多夫组织中的成员。但是在那个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其他的地下省委委员在什么地方。我所需要的正是一些搞省级工作的助手；开始时是　集各区工作情况的情报。

　　我们后来明白，有许多共产党员就是在那个时候设法潜入省支队驻扎的科留可夫卡区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指示——要我们在各区支队之外再建立一个省支队——产生了极大的组织效果。有些区支队因为种种原因而瓦解了，那些最坚强的、忠于游击行动的人员便动身去找省支队。人们知道有省方的领导人物在领导支队，都要想上他们那儿去。

　　我认为自己的天职不仅要到支队去，而且要结集全省的力量。实际情形好象是这样的：我不直奔科留可夫卡区，而是走弯路、兜圈子，竭力想尽可能多看到一些地区。和我一起离开波略丁的大多数同志，老早就到了目的地，而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流浪，现在我找到同路人——工作上的同志了。

　　我对他们说：“当然，你们单独去要快一些。但是假如你们愿意帮忙，就和我留在一起，让我们来做流动省委吧。”

　　同志们同意了。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花在行军上。

　　把一切都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而且谈起来也枯燥乏味。即使在地下活动中，也免不了有乏味、单调、刻板的工作。我们要尽可能更详细地了解各区发生的事情，留下来的是哪些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每一个村子里都找到了一些帮手，通常多半是在青年中找到的。他们常常象辐射线似的散步到邻村去，从那儿带回我们所需要的情报。结果倒有些象接力的侦察兵。

　　我们在洛新诺夫卡区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彼德罗夫卡村邱日巴家里。这段时期中他到什么地方去过，给我们弄来了五颗手榴弹和一支勃郎宁手枪；我们就从他那里出发到若夫特涅伏农庄去参加马洛·捷唯察区的积极分子会议。

　　我们到各区去的侦察性‘远征’，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都已十分清楚地了解了地下组织的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人，了解了人民的心情。因此我们懂得如何开始工作、如何展开地下活动，以便把它紧密地和人民联系起来，使他们觉得党依然存在，依然在保护他们，鼓舞他们斗争。省委的第一批党的文件“对于城、区共产党书记们的指示”和“告切尔尼多夫省劳动者书”正是贯彻了这种思想。我们的使者在三十六个区里分发了这个宣言。

　　在若夫特涅伏，我们跟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普列瓦科——她和我们一位同志同姓——同住在一起。她是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不是党员。这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把自己的屋子听认我们使用，并且无代价地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存粮分给我们；我们表示愿意给她钱，可是她断然拒绝了，看来这种提议侮辱了她。

　　不用说，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是可能为自己的好客而送掉性命的。假如德寇或者他们的走狗们知道了本区共产党员的积极分子曾经集聚在她家里开全会，那他们一定会吊死她。可是她不露声色，没有因为我们的在场给她带来了危险而惊慌失措。她镇静地继续在屋子里或者菜园里做家务事，好象没有德寇存在，也根本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着她似的。

　　有一次，我拿了把铁锹到菜园里去——表示愿给她帮忙。

　　她谢绝了：“您最好还是去帮助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吧！如果我们胜利了，那么我会把小牛都宰了给您吃！我们要庆祝一下。”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这几句话多么使我感动。她镇静而严肃地说着这些话。我觉得这里面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有一种“胜利一定会来”的不可动摇的信心，有一切都可能作成的决心，要加速那一天的来到，就一定要帮助一切起来和令人痛恨的敌人作斗争的人。

　　每天总有更多的人来访问这位卓越的妇人的好客之家。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都来接受我们的指示去工作：分发宣言和传单呀，以接力法传达省委的指示呀，准备全区大会呀。

　　我们省委委员们不仅做发布指示和编写传单的工作，而且还得复写自己的传单。可是如果没有纸张，我们又怎样复写呢？要弄到纸张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感谢小学教员伊凡年科。他上各处去找小学生，交给我们二十几本练习簿；还有一个好心肠的人送给了我们几张复写纸。

　　复写的工作做来并不容易。我的一笔字写得原不高明，现在不但必须写得字迹清楚，并且还得精打细算——要知道每一页纸就抵得上那么重的一份金子。

　　不久我们的省委小组添了信任：娜佳·皮略夫斯卡娅——原先的共青团员和小学教员，和“皮匠”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克罗特科夫。

　　“皮匠”是党的科留可夫卡区委第一书记，曾被党留下来做地下省委的委员，在长期的折磨和流浪之后，他已在伏兹涅桑斯克农庄安顿下来，离我们这里不远。

　　他改名换姓名到这座村庄上来，带着别人的证明文件。他年青时代学过皮匠这项手艺，现在决定冒充皮匠。农庄里一知道来了个皮匠，老乡们成群结队地拥到他那里，但是费多尔只来得及缝一双高统靴，而且做得相当马虎：靴统斜倒在一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竖着。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克罗特科夫总是笑，虽然毫无可笑之理：要是有人稍微监视他一下，这双靴子就能构成对他不利的严重的物证。

　　我们很高兴会到这位“皮匠”，但他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多久。克罗科科夫和其他的共产党员们一起到各区分发我们第一批党的文件去了。他必须走遍十四个区。他的两条小腿肚上裹了二十八份省委的指示和宣言的抄本。后来克罗特科夫成为一个强大支队的指挥员，打了三年游击。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断言，在他当省委通信员的十九昼夜中所体验到的，比在三年的游击斗争中获得的更多。

　　通信员！在德国人占领的整整三年里，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通信员，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沿着谁都不知道的道路、田野和森林，设法从城市潜入乡村，从乡村潜入游击队，再从那里潜入才被德寇围剿队占领了的农庄去。有时我们的通信员甚至潜入盖世太保人员折磨他的同志们的集中营和监狱里去。

　　有些人毫无根据地认为通信员的事情纯粹是技术性的：只是跑跑腿罢了。其实说“不断观察”倒确切些！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株树和每一丛灌木后面，死亡都在伺候着他。被枪弹打死、或被刺刀刺死，还算是好的。不，更可能的是拷打以后的痛苦的死。

　　我们牺牲了多少通信员啊！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我们知道有个通信员被杀害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责骂他。是的，我们是责骂的，我们责骂是因为他把我们的事情搞糟了，使组织遭受了打击。当然，后来我们听到了人们说他的好话，举杯悼念同志的时候，也洒了布尔什维克不轻于掉下的眼泪。但是，布尔什维克是经常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当通信员的连壮烈成仁的权利都没有。他的职责是要活下去。

　　在开始时不得不是很艰苦的。没有一个人有经验，也没有一个人可讨教。后来有了固定的接头地点、约定的标记和“邮箱”：那些树孔或是烧毁了的茅舍的炉灶……但是在开始时只是个口头的地址——简直象契柯夫所描写的万尼亚·茹科夫在信封上所写的“乡下爷爷收”一样——“苏斯尼察区，区委书记收。”要知道这位区委书记总是躲来躲去，不时在变更村子，要不然就躲进树林里去了。而通信员却又不能暴露自己，假定说，他知道在某村里有位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凭什么给他指出秘密接头地点呢！通信员是连党证也不带的。

　　我们加紧准备即将来到的全区共产党员大会——尽可能派遣所有的人到各村去通知共产党员。我们的通信员回到农庄时，便把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报告我们。我们看得出来，本区并不太平，老乡们没有向侵略者屈服。有一件事情特别使我们兴奋，这件事是在区中心——马洛·捷维察村发生的。库尔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他是为同一个目的被派到那里去的——通知共产党员们即将举行的会议。

　　事情是这样的。库尔科坐在一个地下工作者——机器拖拉机工厂的钳工的家里。

　　有人敲了一下门，两个外乡的陌生小伙子走了进来，袖子上系着布条，带着连发手枪。这两个小伙子命令主人和库尔科立刻动身到戏院前面的广场上去，那里快要开会：要“选举”市长和各公社的村长。

　　他们不得不去。在伪警监视之下，他们怎能当场拒绝呢？

　　大约有三百个人被赶到了广场。

　　库尔科站在后排的什么地方。有一辆汽车开来了，车子里挤出一个德寇上校，爬上了讲台，他后面跟着副官。他们招呼群众里头的一个德语女教师和三个俄罗斯人到自己身边去。库尔科认识其中的一个是从前区执委会的工作人员。

　　上校并没有向人们看一眼，单调而冷淡地咕哝了一篇类似演说的什么东西。他一开始就讲大日耳曼，讲新秩序，也讲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告结束；在他的演说里也插进些诺言之类；在结论中，他列举了由司令官指定的村长、市长和区警察局局长的候选人。

　　群众冷淡地、默默地听着。忽然钳工拿肘子推推库尔科的腰眼儿。在他们近旁的老乡们也彼此你推我挤。群众活跃起来了，可以听到叽叽喳喳的低语声，接着噗呲一笑，别人也哧哧地笑开了，最后有人狂喜地大喊了一声：“这才好哇！”

　　在讲台背后的树木中间，列宁和斯大林的两幅大画像，象船舰上的旗帜一样开始升起来了。

　　站在讲台上的人停顿了好久，也许足足有五分钟，还没有揣度到出了什么事。德寇军官皱着眉头对群众瞅了一眼，接着看看两旁，最后才转过身去，他身边的人也都跟着他扭过身去。

　　群众里头有人利用这个机会，一个年青的声音喊道：“苏维埃乌克兰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

　　接着许多声音很分明地喊了一声：“乌——拉！”

　　保护汽车的德国兵开始放自动枪。但是人们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很快地跑散了。

　　那个喊了一声的年青人正在库尔科身边奔跑。

　　库尔科问他：“谁挂起这两张画像的？”

　　小伙子把库尔科打量了一会儿，显然把他当作自己人了，答道：“少年先锋队！好，现在要当心啦！”他补上一句便转过屋角去了。

　　当然，库尔科是不会束手待擒的。他躲在钳工的冰窖里，当晚就溜出了这个村庄。总之，库尔科变得简直使人认不得了——他显然热忱地在工作。

　　我知道，自从他赶上我那天起，没有到家里去过一次。

　　“我们又会开始相骂的。还是不去的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给我一个困难一些的任务吧，好使我不去想它。”他恳请说。

　　我们欣然满足了他的请求，派他到雅勃隆诺夫卡去联系。

　　到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家来的人，不单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非党分子。现在我记不得他们的全部名字了。但是有一个人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他自称是国营农场的农艺师。好象是因为听说在这里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援助和指示才来的。是的，他大致就是这样表示的。

　　应该指出，我们并不特别防备来客。庄子给沼泽围绕着，只有一条可以望得很远的路可通。假如有什么伪警或者德寇部队往这里来，我们老远便看到他们，来得及采取对付方法。如果一个人沿着这条路走来，而且手无寸铁，那就不用怕他。

　　农艺师就是这样走来的。他敲了敲门，虽然门原是关着的，请什么人走出去。我走了出去。他伸出一只手来。

　　“您好，”他说，“费多罗夫同志。”

　　我又给人认出了，这使我多少有点儿讨厌。但我不露声色。

　　“什么事？”我问。

　　“我来向您请教，”他说，“也来给你们提些意见。允许我坦白地说吗？”

　　“请吧。”

　　这个人胡说八道，使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毛病的。他说了好一阵，我们坐在台阶的踏步上，吸着烟，而这位“坦白”的家伙对我陈述了他对目前时局的看法。

　　他的议论的过程是这样的。他说他是彻头彻尾的苏维埃人，深信可以战胜德国，而且懂得占领不过是暂时的，甚至是短时的现象。他知道共产党员们正在集中抵抗力量来打击德寇的后方，所以他才带着自己的“坦白的”观点到我们这里来。

　　“省委书记同志，为什么要搅扰老乡们呢？为什么要挑动德国的战争机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居民呢？要知道那一定会引起更多的流血。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德国人不过要抢掠我们罢了，如果我们进行抵抗的话——那他们就要动手屠杀我们了。”

　　“完全不错，他们会动手的！”

　　“但无论是我，无论是我的儿女，我们都不愿被杀。”

　　“那么反抗吧，参加游击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喽！”

　　“不，费多罗夫同志，我不赞成。时候会来的，红军会粉碎德国机器，那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用自己那点儿可怜的兵力干得了什么呢？……那是自杀。要知道象您这样的人，我们在战后也是需要的。可是您却赤手空拳地去打坦克，而且，您还硬拉所有最勇敢、最热情、最忠诚和最健全的人们一同去躺在德国机器的履带底下！可是您明白，我也不是懦夫，所以决计坦白地对您说——醒醒吧！我只是请求您，解释给本省的共产党员们听……”

　　我忍耐不住了，一只手伸进了口袋，翻动我的手枪。“坦白的”家伙注意到我的行动，脸色顿时发白，耸了耸肩膀。

　　“我不是卖国贼，”他说，“不该打死我！”

　　这时我从口袋里把手枪拔出了一点儿。

　　“我想，我还是走好，”‘坦白的’家伙说，“您显然不能了解我。但总还是请您考虑考虑我的话吧。”

　　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农艺师去了。后来我对他进行调查，据说：“他是个无伤大雅的人。他已和家属一起疏散，但是由于某种情况掉了车，弄得进退两难。”这种“无伤大体的人们”的宣传，开始时多少有过一些成效。我们应该用共产党员的威信来对抗它。

　　会议前的最后几天到了。积极分子们带着有关筹备会议的各种使命分散到各村去。我们的省委小组又开始流浪，开始搜集情报。况且也是我们转移的时候了。既然出现了一批“不抗恶”的宣传家，那么接着德寇就可能突如其来的。

　　朱勃科和马洛·捷维察支队的参谋长米哈伊尔·普钦科动身到普达村去了，我们预定到那边去开会。娜佳·皮略夫斯卡娅和我留在格拉巴伏村，以便准备命令的草案。德涅普罗夫斯纪和普列瓦科到列索沃耶去了。德涅普罗伏斯基和博契科很熟，想去看看他，并且顺便邀请他来参加会议。

　　德涅普罗夫斯基带着嚇人的消息回来：博契科被打死了。

　　十月二十五日，一辆小汽车开进了列索沃耶。一个伪村长，两名希特勒党卫军和两个伪警走进了博契科的屋子，命令他的妻子和全家人都出去。不多时，传出了几声枪响。德寇和伪村长在汽车里坐定，伪警把这位集体农庄主席的尸体抛进了菜园，不准埋葬。刽子手们既不开会，也不作任何解说，便开车走了。德寇留下了三只巨大凶恶的军犬，谁想要走近博契科的尸体，它们便耸毛怒目，凶暴地猛扑过去。

　　你瞧，这类事情时常是这样发生的！

　　有他这样一个人，忠实而光荣地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贡献出一切力量，而现在他的尸体躺在地上，连德国带来的狗都不让亲人们接近他。

　　德涅普罗夫斯纪就象在这里记录的那样简单地讲述了。他没有哭，却比平时更沉默。从十几岁的青年时代起，他就认识博契科，成了他的朋友。

　　我也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们的女主人倒在床上嚎啕大哭。

　　“喔，难受呀，难受！”她痛哭道。“他们这些刽子手干些什么事啊，他们干么要杀害这样的好人哪……”

　　我觉得不舒适，我走上街去——屋子里很闷热。我想起科斯特罗马的那个富农，那个“浸礼教徒”。是不是他干的事呢？

　　德涅普罗夫斯基跟着我出来了。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并不看我，开始用沙哑的嗓音有点儿单调地对我谈起博契科。

　　不错，实际上他似乎是在深思默想，不是在叙述。他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个特别构造的人。在世界上，所有别的国家，甚至连过去的俄罗斯，也从未见过象他那样的人。他在内战时是个游击队员。嗯，不错，那不足为奇。游击队员多得很，不知怎的，后来我们习惯于只注意那些受过教育和向上迈进的同志们了。但是博契科属于另外的一类。革命政权派他们做乡和县的工作，他们便始终在那里，也就是在本区范围内，而且是当二三流的角色……”

　　我打断了德涅普罗夫斯基的话：“你对他是很熟悉的。那么他是为了什么事情给党开除了的呢？”

　　“慢着，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也想到过这一点，我就要谈到的……且说，当二三流的角色，那就是说，不当区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只当工会的干事或法院的院长，或者稍微早一些，当贫农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在社会保险部。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人，是集体农庄的主席呀！可以说，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不过并不缺乏知识。要发觉博契科这样的人，得恰到好处。他深谋熟虑，见多识广。当然，他是个进步的农业家，说到苏维埃制度，说到它的法律与习惯，您可以放心——博契科对于咱们的新制度是那么熟悉，那么有心得，谁也难他不倒。不，哪怕是一位大学教授……大革命来的时候，他是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子，而大革命和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人。在他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党更珍贵的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那就是说，再没有比党的事业，咱们党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精神更珍贵的了。他做了多年的集体农庄主席……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现在便是从博契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从他被屠杀的家里来的……我便走便想。集体农庄的主席不单是个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活动家，是个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典型社会活动家，是英明的共产党从人民的深处提拔出来的。但这是概括地说说罢了。也许因为被害的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理解到这样的高度民主。老实说，战前我还以为他以及象他那样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呢。可是这些任务却是咱们全部苏维埃制度的支柱和基础。”

　　我不能保证这些确正是德涅普罗夫斯基的原话。我力求尽可能传达他的思想和感情。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回想起我和博契科的会见和谈话。他是个坚强的、十分坚强的、胸襟宽阔的人！我设身处地地替他想过。他同意扮演那不得已的把戏：他内心是共产党员，却得装作伪村长，并且使所有那些来看他的混蛋们，都好象是来看他们的同伙。哦，不，这种工作我干不了，要是我，的确会气炸的……

　　德涅普罗夫斯基继续往下说：“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刚巧在沦陷以前，我被暂时派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我不时转移，又在沼地里行军，极厉害的风湿症的发作把我困住了。政治部驻在普列鲁克，附近没有医院。医生们劝我安身在任何的集体农庄里。他们把我运到列索沃耶，在那里——多年以后——我又遇到了博契科。自然，他接我到他家里去了。我也是马洛·捷维察人。我们几乎是在同一边被批准入党的……我在他那里住了三天，第四天他便告诉我，他被开除党籍了。您亲眼见过这个人，我知道您很难相信这件事——他嚎啕大哭了。他含着眼泪对我说：‘我怎么办呢，帕凡尔？要知道我不能没有党，帕凡尔。还是列宁说的话吸引我参加人民事业的。我追随着斯大林走完了集体农业的全程。现在这样对我处分了……我有过失，我并不争辩，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不否认自己的过失，尽管处罚我，但我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党！’我告诉他，假如处分有错误，可以恢复党籍的，不过需要时间，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但是，帕凡尔，现在是不是调查研究的时候呢？德国人正在进逼，他们是敌人，而我却成了非党分子！我该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不让我参加切尔尼多夫的军队，给了我一个保留；我想要参加游击队，也不让；区苏维埃也不允许我抛开集体农庄。我到党的区委那里去过，普廖德科说：要有希望，不要灰心，你的案子已经送到省委那里去啦！我到切尔尼多夫去找费多罗夫，德寇正在那里扔炸弹，他在抢救工厂和国家贵重财产。我上哪儿去查询我的案子呢。唉，帕凡尔，我没有党籍多痛苦呵……”

　　说到这里，我打断了德涅普罗夫斯基的话：“博契科对我说，他是按照区委的指示当村长的。”

　　“是的，当然，他到区委那里去过。他真是非党分子吗？他不过暂时没有党证罢了。共产党员如果遇到困难到哪里去呢？自然只有找自己的同志们。”

　　我思索了一下，对德涅普罗伏斯基说：“是的，他当然还是有党性的……关于开除他党籍的事，多少是有些错误的。他的案件还没有转到省委我那里。我不记得……”这是我当时说的话。

　　然而我记起了那一回在空袭时，有一个人在省委会的走廊上找我问过他上诉的事情。这个人的名字是短定的，而且还是乌克兰人，也许这个人就是博契科吧？

　　“德涅普罗夫斯基同志，十月二十五日，在列索沃耶牺牲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我们永远要把他作为一位英雄，记载在咱们切尔尼多夫组织的名册上！”

　　我希望这些话听起来比我所感觉到的更庄严。

　　我们最初预定在金娜·卡文斯卡娅——蒲达村里的一位当小学教员的共青团员——的家里举行本区共产党员会议。

　　但朱勃科在那里侦察回来说，女教师的儿子害了猩红热。

　　卡文斯卡娅不管儿子生病，还是着手在村子里另找一个开会的地方，然而她也惊惶不安地跑了回来；蒲达出现了陌生人；他们在打听她，显然她已被监视了。

　　“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过了。”朱勃科说，“我想，或许只是卡文斯卡娅胆小。看来村子里确实有一些长鼻子暗探在跑来跑去，在问东问西。有一个人竟当街走来找我，这是个面目可憎、年约四十五岁的人，好象是个退休的教堂职员，嗓音很甜，胡子稀疏……”

　　“是浸礼教徒吗？”我冲口说。

　　“浸礼教徒是什么样子，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瓦夏，一个优秀的侦察员也必须熟悉宗教问题。重要的并不是浸礼教徒是什么样子，而是他是否就是我想到的那个坏蛋。他在那里干什么？”

　　“我走出村子时，他走过来问我：‘老板，您上哪儿去呀？’”

　　“他是说‘老板’吗？”

　　“正是。”

　　“啊哈，瓦夏，瓦夏，这正是那个科斯特罗马的富农。秘密通知德寇到博契科那里去的那个人一定就是他。好，那你怎么办呢？他一个人在那边遛　吗？”

　　“他是单身，但是还有两个和他一模一样地难看的人，在村庄的四周游荡。他们似乎互不相识。但即使是乡下女人也说他们是一帮的。德寇必定要来建立政权了，所以预先派这些家伙来制造社会舆论，并且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游击队。他们害怕。”

　　我急于想要抓住这个卖给贼，差点儿提议要德涅普罗夫斯基、普列瓦科、朱勃科三个立刻动身到蒲达去，把这些卖国贼抓来干掉。但我抑制住了自己。

　　谨慎小心毕竟是件痛苦的事。那时我真不想谨慎小心了。知道那个害死博契科的人，正在几公里外逍遥法外地骝达而竟置之不理！……我无论怎样打算，无论怎样策划，不，在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追捕那些家伙，我们无权使即将召开的会议遭受危险，也无权暴露自己。

　　“那么，到蒲达去的计划作罢了，”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会议必须迁到彼柳霍夫卡举行了。”

　　但是在彼柳霍夫卡，我们的侦察员也发现了可疑的人。我们不得不再度改变开会地点，甚至在指定的十月二十九日开会那天，有些同志（他们中间有共青团员、有少年先锋队员，虽然如此，还有一位龙钟的老婆婆）分散在向彼柳霍夫卡去的道路上开始巡逻。他们发给了暗号。

　　对于把暗号回答得对的过路人，我们的巡逻队就说：“别上彼柳霍夫卡去了。晚上十一点钟在卡明卡林务区开会。”

　　地下省委第一次召开了这样广泛的共产党员大会。不错，它的规模暂时还是个区级会议，可是我们认为这个第一次会议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势必向我们表明自己的组织力，表明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团结性。

　　天在下雨。虽说已是深秋，雨却下得很大，一般说来，最近几天里雨几乎没有停过，地面完全吸饱了，道路变成了使人嫌恶的一片乌糟。我穿的那件用农家羊毛手织的短外衣长久不干。毫不夸大地说，它称起来足有五十磅重。有位同志叫它湿度计。我有时把它脱下来绞一绞——水就象从海绵中流出来的一样。

　　我想起短外衣，是因为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淋湿润了，当然，他们也冻坏了，即使在室内也不能暖和过来。记得我曾拿黑铅笔给会议写了一些类似提纲的东西。我总共还得走五公里光景。这些笔记却湿透了，字迹印上了我的胸膛。

　　然而许多同志都是从三十公里以外的一些边远区的角落走来的，没有一个人乘车，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同路人。当时，碰到德寇的可能比后来要少些，但是恐惧却比较大些。因为战线新近才从这里移过。

　　看林人可能是个好人；但我们不能预先通知他。等天黑了才有几个人去敲门，请他开放办事处。

　　跟看林人谈判的是朱勃科，他是被派去筹备“会场”的。他很快就说服了看林人，在他屋子里找出了两盏油灯，放在桌上。我们也找到了几块三合板，又向主人要了一条床单，蒙好窗子，仔细地遮住了亮光。

　　林务区办事处的房子是新造的，有光亮的、圆木头做的墙壁，有自己做的家具，有一张还没沾过墨迹的桌子和长登。他们又从外面搬进来几张靠凳，连雨水都没揩干。

　　大雨下个不停，单调地敲打着窗户和屋顶。人们集合得很慢。我记得坐在办事处里好一阵，一点都不暖和，于是再走到外边去；我已经不再害怕下雨——我的衣服已经吸饱了雨水。虽然我知道四周都是森林，但是夜里那么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只

　　能从小树枝不时摇曳摆动的声息，推测到树木的存在。人们怎么能找到这座房子呢，哪一种感觉能帮得了他们呢？有时我突然听到烂泥的嘎吱嘎吱声，雨水和哗哗声还有含糊而懊恼的咒骂声。

　　我在黑暗里大叫：“这里，这里，同志！跟着我的声音来！”

　　看林人是个年龄不明的黑须人，冷淡地执行着朱勃科的命令，他拖泥带水地从自己的茅屋走到办事处里来，在花园里（办事处的近旁布置着一个小花园）暗中摸索了几张靠凳。他既不打听什么，也不要人对他说明什么。

　　终于大约有五十个人挤进了办事处，大家自行入座。省委和区委坐在桌边。看林人靠着门框站在那里，好象在打盹儿。当然，我们应该打发他走开。

　　我举手要求大家安静下来，虽然人们原来就在低声说话。

　　“同志们，请准许我宣布马洛·捷维察区共产党员大会开幕！”

　　我向房门口瞥了一眼：看林人不在，溜走了。这倒是件好事。我还没有讲完开幕词，房门忽然开了，看林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长卷儿。他靠着墙壁挤进来……绕过主席的桌子，接着在众人面前打开了卷儿。这是一幅斯大林同志的彩色大画像。你一定记得——就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坐在写字台旁的那幅画；他的左首放着一盏台灯，窗户外面的背景是克里姆林宫的钟楼。

　　我们大家站起身来，脱下了帽子。看林人趁我站起身来的当儿，爬上我的椅子，把画像挂在墙上。也许正是德寇占领以前他挂过这幅画像的地方。

　　“谢谢您，同志！”我握着看林人的手，说：“我代表全体同志向您道谢！”

　　“别客气。”

　　“您是共产党员吗？”

　　“我马上要走的，不会打搅你们。我要去告诉我的老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茶杯来给大家用，”他用抱歉的口吻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煮点热茶给主席团喝。”

　　他又顺着墙壁挤去，在门口消失了。

　　不久以前，马洛·捷维察的少年先锋队员们把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象旗帜般地在村子上空升起来，现在这位非党人员的看林人却献出了自己收藏着的斯大林同志的画像。难道这不是人民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的证据吗？

　　后来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村子里，甚至在每一间草屋里，都藏有领袖们的画像。只要游击队一收复任何居民点，人们立刻就从隐蔽的角落里拿出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画像，在最注目、最尊敬的地方挂起来。他们收藏的不单有画像，还有红旗、标语和带有口号的红布横幅。人民珍藏着和苏维埃政权有关的一切东西。

　　看林人去了。

　　我宣读了省委的指示和省游击运动司令部的命令，这道命令是我们前一天在格拉博伏村草拟的，它被保存下来了。

　　原文如下：

　　命令 第一号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指挥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省司令部司令员命令

　　德国法西斯匪军侵入我们神圣的苏维埃领土，他们借卖身求荣的国家主义混蛋的帮助，已占领了我们的切尔尼多夫省，实行大规模的恐怖手段——抢掠、枪杀、蹂躏我们的同胞。

　　一、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列索沃耶村，‘盖世太保’特务人员和当地富农出身的伪警们杀害了苏维埃祖国优秀的儿子——爱国者、集体农庄主席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

　　二、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伊钦雅村，两度荣膺勋章的、过去的游击队员察连柯同志，遭到‘盖世太保’特务人员闻所未闻的拷打和残酷的侮辱。

　　三、在戴卡村，富农出身的伪警组织在十月十四日杀害了一名躲过了德国侵略者、不愿投降的红军战士。

　　四、一九四一年十月，普列卢基城的苏联公务人员们，因为不肯出卖游击队而惨无人道地被处死。

　　五、德寇及其特务人员们在星期日和宗教节日，借口不准工作，杀害苏维埃人们的优秀的代表。

　　六、德寇指挥官们正命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出头登记，以便日后消灭他们。

　　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司令部任命下列各人为马洛·捷维察区游击运动的领导人：德·斯托拉盛科为支队司令员，普廖德科同志为政治委员，姆·伊·普钦科为参谋长。

　　兹命令：

　　一、本区成立一个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苏维埃积极分子、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统一的游击队。

　　二、游击队的任务是立即使普列卢基——尼真的铁路丧失运输力，为此必须炸毁加尔卡和普列卢基两站之间的桥梁，炸毁德寇的火车、卡车、仓库；全面展开反抗德国占领者的斗争。

　　三、为通缉和制裁卖国贼起见，批准一个由斯托拉盛科、普廖德科和普钦科组成的三人非常委员会。

　　四、批准组织小组，以扑灭曾加入德国法西斯组织的卖国贼。自十一月三日到十日在本区执行，消灭下列卖国贼：

　　甲：本区伪村长尼依米沙和他的主力雷先柯——处以死刑。

　　乙：列索沃耶的伪村长兼地主多迈托维奇——处以死刑。

　　丙：列得科夫卡村的伪村长——处以死刑。

　　五、为了在本区居民间进行日常的群众政治工作，每村留下共产党员一人和共青团员两人，为了此项目的，应利用留在当地的苏维埃集体农庄的积极分子。

　　六、任务完成之后，全队于十一月十一日在指定地点集合，以便遵照即将指定的行军路线行动。

　　七、本命令须通知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游击队战士、各小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八、巴甫洛夫斯基同志负责检查本命令的执行。

　　指挥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省司令部

　　司令员费多尔·奥尔洛夫

　　命令就是命令。它是不必讨论的，是被接受作为行动指导的，但会议还是开下去。我们当然有很多事要谈。本区的共产党员们到底又聚在一起了。他们一度想分散地生活和工作，而现在大家承认本区领导上所采用的战术是错误的了。

　　“你瞧，我们哪怕此刻，就在这里林务区里被包围的话，”年青的联合收割机手伊尔钦科说，“我们大家也一定可以一起冲出去的，但是象博契科那样单枪匹马呢……”

　　窗外，雨还是哗哗地下着。我突然听出潺潺的雨声中有某种杂音——仿佛有人在窗口轻轻地挪动。

　　大家都警惕起来，自然，我立刻想起了“浸礼教徒”。

　　“喂，干吧！”我命令那个发言人说。

　　他从衬衫里拔出手枪，冲了出去。

　　不多一会儿，我们听到这样的谈话：“啊哈，你这个傻瓜，在这儿干嘛？我刚才很可能一枪打死你！”

　　这是我们的联合收割机手在说话。

　　“我不过想要听一下。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原来是我们守卫通向林务区的要冲的一个岗哨，他受不了孤独，而且又想听听正在进行的会议——于是离开了岗位。

　　岗哨这件事成为我们谈起纪律问题的导火线。

　　现在我很难想起这次会议的详情细节了。我记得这次会议根本谈不上秩序和宁静。人们时常彼此打断发言，每个人都急于要倾吐自己的心头话。要知道在沦陷的几个月里，人们已经累积了许多问题、许多印象、许多意见和感情，而这样的大集合还是第一次。这次会议不如说是同志们座谈会来得更正确，它开了一整夜。看林人送给我们一桶开水，那些冻僵了的人都喝到了一杯。

　　顺便说说，我们查明在我们中间没有职业军人，甚至连预备军官也只有三个。其余的都是些担任农村职业的人：拖拉机手呀，联合收割机手呀，耕作队长呀，畜牧家呀，饲马员呀，村苏维埃的书记和主席呀，当然还有些集体农庄的主席。虽然他们大多数都经历过军事集合，可是连步枪都不是人人能好好地运用。

　　“我们还得学习。而且要记住，我们将来多半要利用缴获来的武器。”

　　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寇当局正在登记专家——农学家、财政工作者和机械师们，大概想要在自己的机关里利用他们，许多人将被迫工作。对于这些人，我们该怎样对待呢？”

　　这个题目引起了热烈的辩论，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坦白地说出来了。这个问题很快就扩大了范围，同志们谈到了苏维埃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侵略者在推行什么样的政策等等。

　　当然，德寇要竭力设法从各方面渗入人民生活，要建立机关来榨取一切贵重值钱的东西，他们不但简单地拖走，而且还用说服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来毒化人们的意识。我们共产党员们已经隐入地下。但是要知道德寇夺去的不过是土地。人民的心、人民的信仰、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觉心，是德寇无法夺取的。人民照旧信任我们共产党员，跟着我们走，等候我们的发言。游击队是我们的地下军，是在敌人后方的军队。留在被敌人夺取的国土上的共产党员们不应该局限于游击事业。我们的责任是观察一切，了解一切。必须到处都有我们的人。为了要有成效地和敌人斗争，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武器。

　　在和平时代，省委、区委和共产党员的基层组织，是和人民紧密地联系着的，他们领导着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在敌人占领之下，我们共产党员们也必须完全知道在我们活动的区域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到处组织反抗德寇的命令、煽动和宣传。德寇要设法调整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运输和交通。这正是我们和平的职业十分有用的所在。医师、药剂师、农学家、拖拉机手、打字员、演员、清洁女工——我们全都需要，我们号召他们全体参加反抗法西斯匪帮、法西斯意识和德寇即将实施的所谓‘新秩序’的斗争。怠工、破坏、偷袭——是被奴役的人民的合理武器。我们不用怀疑：每一个真正的苏维埃人的心里都在愤怒。每一个苏维埃人都想和敌人作斗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做到使人民不仅想要斗争，而且能够斗争。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并不孤立，有共产党员的强大地下组织存在，它在引导人民走向解放。

　　这次切尔尼多夫省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的第一次大会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才结束。大家站起来唱了国际歌。在分别时，我们大家拥抱；有些同志还接了吻。每个人都知道在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没有谈到冒险，谈到死，或者谈到危难。

　　我们省委小组——德涅普罗夫斯基、朱勃科、娜佳、普列瓦科和我——决定天一亮就动身去找伊雅琴游击队。

　　在天亮以前，我们才让自己稍稍休息一下，比柳霍夫卡村有一位红军战士的单身妻子把自己的屋子让给我们使用。屋子虽然寒冷，却还干燥。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地板上，直到早晨九点钟光景才醒。

　　我们又开始旅行了。我们的任务是找伊雅琴游击队，它是切尔尼多夫省内跟我们最邻近的、活动着的游击队。

　　我们看来是这幅模样：四个男子和一个少妇在一条秋天的十分泥泞的道路上走。他们本身也极不好看。男子里头有一个矮胖子，长者短需，手里拿了根棍子，脚上穿着一双特大的、两只都是左脚的短统靴，湿淋淋的，连靴头也扭歪了。他身上穿着粗糙的手纺毛呢短外衣，用一条马肚带束着腰；短外衣的口袋鼓着。他头上戴着一顶厚厚的旧便帽；怀里塞着不知什么东西，因此腹部凸出来一些尖角……在我看来，不难猜到怀里藏的是几颗手榴弹。但真是奇怪，迎面来的人却猜不到。可是也难说，谁知道这些迎面来的人在想些什么呀。这个矮胖子就是我，费多罗夫，那时候叫费多尔·奥尔洛夫，身份证上是阿列克塞·柯斯提拉。

　　第二个是个高个子、黑头发、身体相当结实的人，穿着海狸大衣、军用长统靴，便帽直拉到前额上。他迈着大步，样子是威风凛凛、皱眉蹙额、甚至怒气冲冲的。走到了或深或宽的水潭边，高个子便停下来，等待矮胖子。矮胖子伏在他背上，高个子一声不响，也不回答自己的担子大打趣，就把矮胖子背到了另一边。这是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德涅普罗夫斯基，化名叫华西里琴科。

　　第三个是个青年，穿着一件旧的棉外衣、一条马裤、一双棕黄色绞皮长统靴。虽然裤子上溅了泥浆，短外衣上破了几处，而且脸也好久没有刮；但是这个青年却不可思议地保持文雅潇洒，英姿飒爽，象是在闲逛的样子。看来，他棉外衣里面衬着一件钮扣亮晶晶的军装。因为道路大半要穿过树林和灌木从，这位青年常常一会儿走到右边，一会儿走到左边，跑在前头，攀上小山，张望一阵再回到本队：他在判断有没有危险。这位衣衫褴熡的花花公子，便是我们的侦察员和优秀的同志瓦夏·朱勃科。

　　妇人穿的是黑棉布裙子和皮外衣，头上包着一条红围巾。她有文学作品中早已描绘过的那种妇女代表的模样儿。显然，她费了莫大的劲才获得这样的装束，目的正是为了符合这种人的样子。她是黑黑的，中等身材，二十三四岁年纪，但是因为头发剪平了，身上又穿着那么一套衣服，所以看起来要老一些。她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特征是认真，而认真的主要特征是面面俱到。她手里提着一个雪白的小包裹，白得象上过浆的。她怎样把这个小包裹经常保持得干干净净倒是个秘密。这个小包裹里装些什么，也是个秘密。这位年青的女人热心地保卫着这个秘密，虽说她的同伴谁也不想去深入了解它。她常常和一个同志走开，不是落在这伙人的后面，便是赶在前面，她一面证明着什么，一面表示责难地摇着头。大概因为她不满意那位同志，所以才把自己的观点解释给别人听吧。当前面路上发现有人的时候，这位穿皮外衣的女人便赶过自己的同志们，第一个去迎见那些陌生人。假如那是德寇或者可疑的人，她便把自己的小包裹搭在肩膀上，那是叫我们注意的暗号。这个女人是娜佳，我们忠实的伙伴。

　　第五个，过去很胖，但现在几乎是皮包骨了，是个金黄色头发、妙趣横生的人。他自己随时准备‘歌唱’，而且发动别人去附和他。他总是插科打　，逗弄着人家。当然，娜佳是不会赞成这种行为的。他穿了一件灰色长上衣，帆布高统靴。这位是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普列瓦科。

　　在旁观者看来，我们这伙人的移动是这样的：绕圈子，走弯路，仍旧回到老地方；它的人员向不同的方向散开，然后再聚拢来……碰见人的时候，他们时而久久地坐下来谈谈，时而突然转过身去快步向后走开，消失在灌木丛或树林里。在走进村庄时，他们先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屋子才敲门，在半夜里蓦地离开茅舍。在白天，他们钻进干草堆或麦杆垛里去睡觉。

　　这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野蛮的生活。我们变得粗鲁、憔悴，脚上磨起了厚厚的硬茧。总之，在这些没有止境的移动中，我们受到了锻炼。谁也没有伤过风，喝过一滴药水或吃过一包药粉，甚至也不感到忧郁。我们习惯在任何环境之下睡觉，醒来时马上神清气爽。

　　几天以来，朱勃科已经设法通过伊雅琴区的两个共产党员去确定支队的所在地。他们两个都不能肯定地告诉我们什么，虽然花在寻找上的时间并不少。这件事使我沉不住气了。“要是他们在自己的区里还不能做点工作，那还算什么侦察员哪！”他们确切查明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支队还存在，还在活动，是用‘赫鲁晓夫’命名的。

　　还在沦陷以前，我们在切尔尼多夫就知道伊雅琴游击队已经选定翁别雪森林做最初的根据地。我们决计开始从这座森林找起。

　　十一月一日的早晨，我们这一伙人转入了伊雅琴区，不知不觉地参加了某种奇异的、错综复杂的游戏。我们知道支队就在附近什么地方，也许相去还不到十五公里。我们在找支队，而支队的指挥员从我们在若夫特涅伏农庄派出的带着省委指示的通信员那里接到了通知，知道我们在附近徘徊，也正在找我们。德寇和他们的民族主义走狗们却对我们和支队都在搜寻。大家欺骗、监视、消灭自己的踪迹，总而言之，好象在侦探小说里一样。

　　我们在区里辗转了九天，我必须说，我们的冒险没有使我们迷恋，却使我们生气；至于说困难……倒是有的，有时候困难反而叫我们高兴……

　　但是我最好还是顺着次序讲。

　　当时，占领军在大多数地区已经组织了某种类似行政机构的政权。司令官们依从从早期占领的西部各省，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混蛋和罪犯。他们就用些‘干部’来充当伪警察和伪村长。

　　仅仅在两个星期以前，居民还相当亲切地接待流浪的俄罗斯人，而现在却已开始提防他们了。

　　我们走进翁别雪森林的一个区段，去找一位年老的看林人。问起他关于游击队的事。老头儿在回答中反而打听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都是战俘，想悄悄回到列普基区家乡去。”

　　“噢，那么你们悄悄回去吧，干么要打听游击队的事儿！”

　　他的儿子——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这个人干脆说不相信我们：

　　“你们别装傻了。难道我还看不出你们是什么样的战俘。告诉我，你们要找游击队干么？”

　　我们使他们明白了：我们和游击队有些关系，想要赶去和他们联系。小伙子乐了，请他的母亲来弄东西给我们吃，自己动身张罗着照料我们。接着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说是去拿家酿的烧酒，消失了大约四十分钟。他没有拿到烧酒，可是打听到了对我们说来是最关重要的消息。

　　“顺着这条路走，渡过乌达河，走过普里蒲特尼村，在那里在问彼德罗夫斯克农庄，到了那个农庄，你去找骑巡兼看林人——格里沙。他应该知道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我们对父子俩谢了许久，和他们握手道别。但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却进入了逆境。

　　我们顺着他们指点的大路走，不久便可看到河流和桥梁。桥边聚集着一群人。娜佳赶到前面去了。

　　因为她没有把小包裹挂上肩头，我们便向桥边走去。

　　原来这座桥已经被红军在撤退时破坏了一部分。只有几根桥椿矗出在水面上。拥集在这里的老乡们是附近村子里的居民。本区当局强迫命令他们在桥椿上铺上木板，搭成便桥。

　　在那里干活的约有十五个妇人，只有工作队队长——年约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是个木匠。

　　集体农庄的女庄员们高兴有个机会歇息，围着娜佳坐在河边。她正在对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我们也坐了下来。娜佳劝他们对新政权的一切指示和命令实行怠工。

　　“你们修桥铺路干么？你们在建立城乡之间的交通，便利运输。那不正是德寇所需要的。你们立刻就走散吧。把一切都扔下！最好是把你们搁好的桥板都破坏。这样才证明你们同红军在以便，同游击队在一边！”

　　妇人们渴望地听着娜佳的话。她们大部分都是年轻而热诚的。

　　而那年轻的队长呢（我们已知道他名叫米沙·古林），直盯着她的嘴，不时重复说：“噢，对，真对！好极了！”

　　在河对面大约一公里处，可以看到普里蒲特尼村，这正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庄。便桥已快完工，如果在桥椿上放上十块木板，把它们钉好，我们就可以走过去了。

　　我暗中扯了扯娜佳的袖子，对她做了个颜色，意思是说：“你说得不错，但是我们得到河那边。醒醒吧！”但她还是继续说下去。

　　小伙子做了榜样，第一个拿着斧头奔上桥去，两三下就劈下一块木板，接着又是一块，把它们都踢进河里去了。

　　“喂，姑娘们，来吧！让鬼把它拿去吧！我们大伙儿负责！”

　　姑娘们迫不及待了。她们一面叫喊，一面打趣，一面欢笑，半小时功夫便把整座便桥拆光了。年青的队长好象对这还不满意。他命令自己的队员把放在河边的全部建筑材料也一并抛到河里去。

　　我把娜佳拉到一旁：“嗳，亲爱的，你捣些什么鬼啊！？”

　　她一点儿没有不安，我的问题反而使她大为惊异：“但是，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既然我们号召农民牺牲，我们就得给他们做个榜样。”

　　好，当然，这是很合理的。可是我宁愿娜佳在河对岸开始宣传……河水冷得怕人。我们涉水渡河，水直浸到腰部。

　　我们没有走进普里蒲特尼。

　　朱勃科先赶到那里，回来报告说，村里好象出了什么事：“老乡们很兴奋，都聚在一块儿，妇女们在挥舞着手臂……”

　　我们被迫游泳以后，可不愿带着这副样子在人面前露脸。虽然天色已经入暮，我们仍决定径向彼德罗夫斯克农庄前进。我们打听到它离这儿只有四公里光景。而且看林人格里沙就在那边。

　　当我们敲着一所东歪西倒的草顶小屋时，天色已经黑了。女主人很勉强地放我们进去。但是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的笑话立刻使她快活起来，她显著地和善了些，甚至表示愿意煮一些马铃薯给我们吃。我们自然没有拒绝。她把马铃薯连罐放在一张很矮的桌子上。小油灯发出如此暗弱的光亮，以致我们彼此面对面都看不见。

　　我一伸脚，碰到了桌子下面的编织的篮子。原来我们的桌子是一只麦杆编的大篮子，上面盖着木板。

　　“女当家的，”我说，“您怎么连张桌子都没有？”

　　“穷呀，我没有丈夫。自己在缝缝补补……可是你拿针也做不成桌子呀……”

　　我们在这里至少得住上一两天，这时想出了适当的借口。

　　“这件事我们能做，”我对女主人说。“咱们为什么不做张桌子给好人呢？我正好是个木匠。瞧，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和我可以在一天里头给您做好一张甚至能在上面跳舞的桌子。同时娜佳也可以洗洗衣服。女当家的，好心有好报：您给她烧一点水吧。”

　　事情便这么定局了。我们的女主人从邻居那里弄来了一些木匠用的工具，我们一早便动手干活。娜佳也真的动手动脚洗衣服。同时朱勃科出去找看林人格里沙。

　　他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虽然找到了那个格里沙。原来格里沙是个十其八岁的青年人，但是顽固得出奇，是个拘谨的小伙子。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无法从他那里探听到半点消息，”瓦夏说。“请相信我这个侦察员的辨别能力：据看来，不仅是他，就连他的母亲和小妹妹都知道游击队在哪里。我已经对他做了一切的暗示，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员。他发誓说：‘叔叔，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的女主人在集体农庄的场上找到了一些木板，我们的桌子顺利地做起来了。普列瓦科当当地敲着槌子，沙沙地使着刨子。一些小孩子紧贴在玻璃窗户上，跟着出现了大娘们。

　　有人来定货啦：“请你们也到我那边去吧。我家的大门在冬天未来以前得修一修……”

　　“我的床坏得不得了。你们能不能做一张新的？我有钱，但是在农庄里上哪儿去找木匠啊？”

　　进来了一个板着脸孔的家伙，几乎要对我进行审问了：“您早就干这项手艺吗？”

　　“这是我的本行。我过去在切尔尼多夫一家家具工厂里干活。但是战事开始了……现在正从俘虏营里出来……”

　　实际上我从来没做过细工木匠，但干起这项活来倒并不坏。早在隧道上工作时，我得到了学习的机会。支柱工——其实也就是木匠。普列瓦科也能巧妙地使用锤子和钻子。

　　虽然那个男人装作相信了我们，但是我们懂得不值得久在这里活动。

　　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一起去找看林人格里沙。我们希望比瓦夏更能够感化他；但是毫无结果。真是个倔强的少年！他对我们看都不看，而且回答我们问题的那副神气，好象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德寇的审查员。我甚至开始怀疑对河的老乡们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是故意要我们走岔路。

　　德涅普罗夫斯基突然大怒道：“小伙子，你真是个古怪人！我们确实知道你是共青团员，而且你还和游击队有往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管怎么样，一定得找到他们，否则，德寇……”德涅普罗夫斯基用手指围着脖子表示想象中的绞索……

　　格里沙沉思了。我们也不打扰他。显然，他很为难。的确，这种问题即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能一下子解答的。后来我们知道，还有件使他为难的事：昨天晚上，游击队在普里蒲特尼处决了一个卖国贼，同时在彼德罗夫斯克农盯打破了一所德寇封起来的仓库，搬了八袋面粉到森林里去……于是现在要判断这些新来的陌生人是什么人：确实是共产党员呢，还是德寇秘密派来的警察。

　　“有了，同志们……在普里蒲特尼有个叫季顿科的集体农庄主席，现在在家。他也许能告诉你们一些消息……就在左边第三家。只是请你们不要径直沿着街走去，要走菜园的一边……”

　　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和我都认为格里沙做得很正确：与其由他自己来解答如此困难的问题，倒不如把我们送到老同志那里去的好。我记得这位集体农庄主席的名字，曾经见过他。于是我们按照格里沙指点的方向出发了。

　　但是我们在普里蒲特尼还是没有走运。季顿科不在家，已在前一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妻子十分殷勤地接待我们，甚至是过分娇滴滴地说话。但是她避开了我们的视线，也不说同志这样的词儿，大门也不关，也不请我们坐：从各方面看来——她是害怕我们。

　　当我们从她的房子走出来时，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他们一定把我们当作伪警了。不错，那些伪警是够讨厌的。要知道老乡们正在很好地掩护游击队员来避人耳目呢。你以为试试用手枪来威胁他们，他们会说出来吗？”

　　“格里沙显然早已到这里来警告过他们。而我们这两个老傻瓜，还相信他呢。”

　　怎么办呢？当我们在村街上谈了几句，正要转回去彼德罗夫斯克去的时候，突然注意到马　附近挤集着一堆人。我们向那边走去，格里沙竟站在那些本地人中间。他站在自己的马旁边，那匹马浑身是汗。

　　我招呼他走过来，说实话，我气极了：“小伙子，你究竟跟我们玩些什么花样巧呀？你为什么尽说谎，把我们当作傻瓜似地哄着我们！？”

　　“来枪毙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格里沙很勇敢地回答，眼睛里充满了决心。

　　他的相貌诚实可靠，眼睛炯炯发光——这样的人即使受到枪毙的威胁，也不会吐露一言半语。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他就是游击队员，一个坚强可靠的小伙子。

　　我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我是费多罗夫，省委书记，明白吗？我今天一定要和支队指挥员取得联系！”

　　格里沙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他的脸上掠过一阵笑影，然后带着一种过分的严肃说：“费多罗夫同志，我本人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你愿意的话，这里有位集体农庄的会计员斯捷潘·波格列勃诺依，他也许可以告诉您一点儿消息。”

　　“好，要是你再欺骗我们的话，可当心！……”

　　当然，他又欺骗了我们。不知是会计员受了他的警告，还是他确实没有在家……

　　会计员的妻子说：“您可以去找季顿科，他在小学校里开村长会议呢。区长已经到那里召集了各村的村长。”

　　我勃然大怒了。因为三天来我们已经兜了许多圈子而一无所得。我毕竟不能到街当中去喊：我是费多罗夫，指点指点我到游击队去的路吧！以前，不需要的时候，认得我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呢……难道我真的变了样吗？在战前，我至少到普里蒲特尼来过六次……难道我们真要白跑一场，空手回到彼德罗夫斯克去不成？真的，我甚至惭愧起来。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初看起来似乎又莽撞，又无耻。

　　“听着，帕凡尔！”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让我们，帕凡尔，让我们到小学校去。不错，不错，到伪村长会议去！应该冒冒险！那里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自己人……况且我们早晚得和区长打打交道，见见这个混蛋。”

　　德涅普罗夫斯基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要是我们失败了，就可能使全部省组织处在敌人的打击之下。

　　“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要是您觉得必要的话……我当然和您一起去。”

　　我觉得是必要的。我们决定，如果发生什么事故，一定动用手榴弹。弟兄们各人都有五颗。此外，我还有两枝手枪，德涅普罗夫斯基也有一枝。

　　学校的入口处停了一辆弹簧钢板、橡皮轮胎的马车，套着一对吃得饱饱的、但是身材并不相称的马。这辆老式轿车的座位上铺着大红的沙发坐垫。一个留着胡须的老头儿，身上裹着羊皮袄正坐在车夫座位上打盹儿。这辆车子十之八九是从本区博物馆里没收去的。

　　“老爹，”我对老头儿说。“村长在这里吗？”

　　他狡猾地微微一笑，使了个颜色，接着露出令人可笑的、自尊自大的神气说：“小伙子，你说的是哪个村长，这是副区长帕弗洛·格列博维奇·古锡，他亲自视察来了。”

　　在走廊里，满积尘土的课桌直堆到天花板。教室的门都关着，其中有一间传来了许多说话的声音，我们便敲了门，故作温顺地走了进去，脱下了帽子。

　　在一张大概原来做物理实验用的大桌子旁边，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摊在圈椅里捻着胡须。他面貌平庸，可是那套衣服……看来他大概已经穿惯了。他穿的发亮的黑呢上衣，很可能也是博物院里的；还有一件绣花的乌克兰式的衬衣。圈椅子背上披着一件毛皮大衣。我敢断定这个家伙正在扮演老爷的角色——要不是地主，那么无论如何是革命以前的大官。不待说，过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理会到我们。他那伸出的手里拿着一扎文件，摆在眼前，傲慢地皱着眉毛。

　　房里还有三个人。一个是浓妆艳抹的胖姑娘，长着一张非常愚蠢的面孔。她显然在扮演女秘书的角色。但是她丝毫没有什么事情做，只是在桌子上描画着花儿。

　　在这位“要员”后面，靠近窗口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兵。他对我们这边冷冷地瞅了一眼，打个呵欠扭过脸去。他是怎样的角色呢？谁知道他是卫士还是当局的代表？他感到无聊了。

　　那第四个多半是本地人，红鼻子，从帽檐里搭拉下来的一绺额发，还有那一双醉意朦胧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老酒鬼。除了贪杯的欲望以外，在那副尊容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站在那里，两手支着桌子，显然在听候吩咐。总之，这一切就象一幕极愚蠢的闹剧一样。

　　这间教室里没有课桌。替代课桌的是中央和靠壁的一排排长凳。在远处的屋角里，生着一个圆形的铁火炉。

　　我们默默地站着，调换着脚。这些人使我激起了厌恶和痛苦。

　　终于副区长老爷赏光注意到我们了：“你们要什么？”

　　我真想抓住他的衣领，拖到街上，在所有真诚老实的老乡们面前揍他一顿，来作为答复。但是我温和地说：

　　“我们是来找村长的。有一条德国的法律规定，应该帮助所有被释放的战争俘虏。因此我们到村长这里来……”

　　他浮夸愚蠢，装腔作势，简直是沉醉于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没开口询问我们，也不好好儿看看清楚。他一心一意就是想教训教训人。

　　“我哪是村长？那才是村长呢，”他指着酒鬼说。“他懂得法律，他什么事都可以给你们做的。”

　　“嗯，”村长咕噜了一声。

　　可是这位“老爷”话匣子一开，便关不住了。他不可一世地、指手画脚地说着。

　　德涅普罗夫斯基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在慢慢走回老家，却不知道前线情形怎样，也不知道以后怎样生活下去。

　　“大日尔曼英勇无敌的军队正在扫荡乌拉尔山　的最后一批赤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听凭胜利者的摆布。乌克兰已经解救出来了……”这位‘老爷’对自己的口才沾沾自喜，甚至站了起来，昂着头、同时不时回头望望坐在窗口的德国兵。但是那个德国兵却不动声色俱厉地敲着玻璃窗，连连打着呵欠。

　　老乡们开始聚集起来了。

　　古锡提议我们两个留下来开会：“来听一下应该怎样建立新生活吧！”

　　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了。我坐在靠近火炉的长凳边上。德涅普罗夫斯基坐在离开我三步的地方。我们才安顿下来，我一瞧，季顿科就进来了。他认识我，一下子弄得茫然无措，面色发白。后来他能自持有了，用相当冷淡的声音问村长这些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谁以后，就说要在自己的近邻安排我们过夜。

　　马车不断地向学校驶来。它们从邻村带来了某种类似的“积极分子”。古锡召集来开会的，除了村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以外，还有教员、农学家。大多数人都显得十分拘束，谁也不高声说话，连一个面带笑容的人都没有。我还注意到那些人互相避开了别人的注目——似乎感到害臊的样子。是的，大部分人对于答应来听那么一个角色说话，无疑是感到羞愧的。

　　这时发生了一幕不象样子的情景。另一辆大车驶到校舍来了，我们听到响亮的咒骂声，接着开始了骚动和扭打。

　　“哎呦！”有人含含糊糊地叫着。“噢，别打啦，好人！”

　　走廊里又闹了好一阵，接着房门大开——几个怒形于色的农民把一个捆绑着的人用力推进房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壮汉。他象牛一样低着头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板；两只手被一条皮带反绑在背后，扎得发青；蓬乱的头发覆盖着前额；鲜血从嘴角上直流下来。他那肿胀的面颊上显出了一个鞋跟的印子。

　　古锡扮起了命令式的嘴脸：“噢，这是怎么回事？”

　　绑着的人向古锡冲过去，古锡双手掩住了脸，好象等着打击似的。

　　“啊，你这个畜生！”押着进来的农民中的一个喊着，一拳把他打得跪了下来。另一个农民冲上去，踢他的侧腰；一个手里拿着包袱的老大娘几次三番地向他脸上吐唾沫。总之，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当怒火稍稍平息下来，绑着的人给拖到了屋角里去的时候，古锡声音中含着希望问：“他是什么人，是游击队员吗？”

　　大家抢着想回答，又引起了一阵喧哗。古锡嫌恶地紧闭着嘴唇。过了十分钟光景，才算把这件事弄明白。

　　在红军撤退以后，有个绰号叫“野猪”的斯皮里顿·维丘克回到了格卢霍夫申农庄。他已经长远不在故乡的村子里出现，大概有八年了吧。他是个有名的废物——扒手、土匪，因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抢劫一家洗衣铺，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在某地劳改营里服役。‘野猪’在农庄一出现，首先就搞了一部做土烧酒的器具。他不断地喝酒，而且扬言要出头告发来威胁大家。昨天夜里，人们听到林边木房子里有叫喊声，红军军官的妻子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就住在那里。赶到现场的农民们迎面碰见她背上插了一把刀子从屋里冲出来，倒地就死了。他们在屋子里，还发现她七岁的女儿娜丝佳被绞死了，她三岁的儿子瓦夏受了重伤，并且给嚇坏了。

　　农民们急忙去搜索森林，‘野猪’就在那里给抓住了。

　　古锡开始审问他。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就连那个德国兵也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

　　接着‘野猪’走到古锡身边，低声说了几句。

　　古锡立刻跳起来对着讲堂喊道：“这里有德文教员吗？我们需要一位翻译。”

　　一个老大娘站了起来。古锡让她在德国兵旁边坐下。

　　“好，你有什么话说？”古锡故作严厉地问。

　　这个土匪向古锡拿头点了一下自己上衣的口袋。古锡伸手进‘野猪’的口袋里，取出一张揉皱了的文件，细看了好一会，然后转交给德国兵。德国兵点了点头就把文件还给了他。

　　“好，”古锡说，“好，好，”他紧皱着眉头反复说。他显然不知怎么办才好。‘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公民叫维丘克，是德军司令部的特派员。”古锡转脸对绑着的人说：“这是个误会，立刻给您松绑。”

　　土匪站了起来，无耻地向全场的人扫了一眼：“区长老爷，”他高声说，“我注意到：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和游击队员有往来。她丈夫是共产党员。区长老爷，全农庄的人都是游击队员！”

　　“胡说，他在胡说八道！”庄员们齐声叫喊着。

　　讲堂里传播着不安的情绪。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有人喊道：“吊死这个凶手！”

　　一直留神监视大家的德国兵跳了起来，对着天花板开放德国式连放手枪，一刹那间房里变得寂静无声。

　　德国人重新坐下，扯了扯翻译员的袖子。

　　“我是个警察，”维丘克反驳说。“游击队员们每天去找玛丽亚·卡柳什娜亚……”

　　“你既然要整顿秩序，为什么要抢这个东西呢！？”老大娘说着这句话，把一个大包袱扔在桌子上。

　　“这是没收来的东西。”土匪毫不惭愧地说。

　　“没收”这个词儿对德国兵起了魔法的作用。他激动了，尽催着翻译员。

　　她站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德国老总说，要提醒您，副区长老爷，按照现行的指令，一切由市政当局没收的贵重金属品，还有宝石、油画与雕刻的美术品，都应当转交给‘戈林基金会’……”当这个老大娘讲话的时候，德国兵不断地用恶狠狠的叫喊催促着他。

　　一种紧张的寂静笼罩着讲堂。我痉挛地紧握住短大衣里面的手榴弹把手。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瞅了好几次。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的神情。如果不是古锡或者德国兵，或者那个被绑的伪警那么专心于自身的“事务”，那他们一定会注意到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他脸色泛白，热狂得发抖。他把右手一直放在口袋里，不断对我投射着央求的颜色。“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咱们动手吧，咱们就动手吧！”他的眼色简直没有别的意思。引诱力实在是极大的。扔个手榴弹，然后……要抑制是多么困难啊！但是不行，我们不能鲁莽从事。

　　我发觉，认识我的不单是季顿科，至少有八个人不时望着我这一边。也许他们正在等候我的暗号吧。但是这间房间里聚集了不下三十个人，几乎全是男子。坦白说，我当时是极端激动的，神经也动荡不定。我打量着在我身边的那些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带了武器没有？假如搏斗起来，他们将站在哪一边？……德国兵冷静地重装着连发手枪的子弹……力量怎样分配呢？假如这三十个人里面有二十五个象这个维丘克呢？

　　古锡在拖延时间。最后，他带着所罗门王的傲慢神气说：“把这位新秩序的保卫者放了！人人都应该知道，布尔什维克和他们所有的亲友都是不法的东西！”

　　他从桌子上拿起包裹来交给了德国兵。红鼻子村长给土匪松了绑。

　　“现在，”古锡接着说，“我们开会。”

　　农民中的一个突然叫了起来：“骑兵团，上马！！”接着便叭哒倒在地板上。他剧烈的癫癫病发作了。

　　德国兵疯狂地叫喊了些什么，跺着脚。维丘凹和伪村长捉住了这个不幸的汉子的两臂，拖进走廊里去了。他的几个同村人也跟了出去。

　　维丘克和红鼻子村长都没有回进教室里来。不一会，我们听到马蹄的嗒嗒声：发病的人显然给带走了。

　　古锡大叫大喊地开始演说。他挤眉弄眼，飞唌溅沫，拿拳头来威胁游击队员，歇斯底里地狂笑。毫无疑问，他是竭力在模仿希特勒的演说姿态。

　　被德国兵解除了职务的上了年纪的女教员，坐在我身边。她浑身发抖，向火炉挨近。她使我很不痛快。

　　我扭过头去，看见米沙·古林——就是和妇女们一起拆毁乌达河桥梁的那个青年木匠——站在房门口，正在卷纸烟。

　　我站起来向他走去，用很响的叽喳声说：“小伙子，给我一张纸。”

　　他撕了一块报纸给我。我开始卷纸烟，同时拿膝盖使劲挤他的腿，并且皱了皱眉毛。他也用勉强可以听到的低语说：“散会后在季顿科家里见！”

　　我回到炉边的原座位上。坐下时，我短大衣的口袋给长凳钩住了。这个口袋里几乎塞满了手枪子弹，其中有一粒子弹掉了出来。我赶快往下一看，上了年纪的女翻译员已经把它一脚踏住了。但是她的眼光一丝不露风色，象所有的人一样，照旧浑浑噩噩、漠不关心地注视着古锡。我心里想：“噢，即使在这里，好人也不少哩。”古锡大概做了不下一小时半的丑角。临了时，他从热情奋发的歇斯底里转到了“事务”部分。他开始要求修复公路和桥梁；要求人人都到村长那里去登记；要求凡有劳动力的人不经许可，不得离开。因为初等学校还没有开课，他生气了。

　　“我们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纲要全都有了。明天一定得开学！”

　　有人天真地问：“怎能上课呢，明天是十一月七日，是节日呀。”

　　古锡脸涨得赤紫，跳起来说：“这是什么节日？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吗？……”

　　结果没有抓人也没有开枪，就混过去了。但古锡趁此机会又讲了一刻钟。

　　散会以后，古锡招手叫我和德涅普罗夫斯基过去，把我们交给季顿科：“这位公民将照料你们过夜。”

　　当我和德涅普罗夫斯基从讲堂里走出来的时候，给大约十个人的紧紧的圈儿围住了。在黑暗的走廊里，我们无法了解向我们挤拢来的是些什么人。直到上了街，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是一批志愿警卫队。”

　　我们三三两两地散了，在一小时后又会面；但并不象原定计划那样在季顿科的家里，而是在村外一所无人过问的茅屋里，当时正有两个乌兹别克牧人住在那里。

　　这是两名红军战士，他们在撤退时奉派照顾相当大的一群牛羊，却和这群牛羊一起陷进了包围圈，然后就处在敌人的后方了。到现在他们已在伊琴雅区的大小树林里潜行了一个多月。德寇认为他们是属于普里蒲特尼伪村长的。但是这两位牧人兼红军战士并不经常在村里过夜，而受托管理的牛羊却正在逐渐减少。

　　“树林里有个司令员，一个刮刮叫的司令员，”一个牧人笑嘻嘻地对我解说。“乌兹别克斯坦没有狼。这里有狼，哦，多得不得了！”他寓庄于谐地说。

　　牧人们答应就在明天通过季顿科让我同森林中的司令员和“狼群”联系。

　　曾经参加古锡会议的人，有一半以上都集聚在乌兹别克人的茅屋里。人们在这里变得不同了：他们谈话又兴奋、又直率、又随便。我真惋惜当初不知道学校里有那么多好人！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会当场解决古锡和他的卫队的。但是从那时候起，他们的命运已经是很明显了。我们决定对古锡、维丘克和普里蒲特尼的红鼻子伪村长加以监视。

　　当天晚上，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回到了彼德罗夫斯克农庄的同志们那里。季顿科和我们约定在明天、或者无论如何在十一月九日以前，到农庄里看林人格里沙那里来另我们到赫鲁晓夫游击队去。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格里沙哄骗了我们，把我们指迷了路；而且不单是他，大家都在提防我们。许多村庄详细拟定了自己内部的秘密活动。流浪的人不少，村民们知道大多数“流浪者”都是苏维埃人，但无法立刻认清他们。因此他们对每个人都仔细打量，把他当成研究的对象。后来我们知道，在和游击队有密切联系的一些村庄里，每逢有这样的陌生人，特别是成群的陌生人前来时，他们就向支队指挥员或政委报告。

　　现在一切都已弄清楚，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发生了。明天我们就要和支队在一起啦。要知道明天就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念日。也许支队里有收音机，那么我们便会听到红场的广播，听到斯大林的讲话，在自己人中间过节。

　　当我们回到“家”里，那就是说，回到彼得罗夫斯克农庄的寡妇那里时，桌子已经完工了。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正在桌腿上动手雕刻某种小玩意儿，毕竟总得把活儿做得象个样儿啊。

　　一早，我们便坐下来着手缝补靴鞋。大家的靴鞋都已破烂不堪；但主要的目的是消磨时间，等候季顿科。

　　顺便说说，那一天我们发觉街上的人很少，只有些小孩儿偶尔跑出来。男孩和女还都穿得很整洁。看来谁也不工作。游行没有举行，然而大家都在庆祝：实际上，这便是一种示威。女主人告诉我们说，即使那些对德国当局诚惶诚恐或者奴颜婢膝的人家，在那一天也没有做工，为的是不反对大家。

　　我们也围着桌子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女主人和娜佳做了一锅肥美的甜菜肉汤；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家酿的啤酒和甜酒。我们进午餐时，那个问我们从哪里来，在村里打算干些什么的家伙走了进来。

　　好象他昨天也参加了古锡的会议。

　　“是该走的时候了。”他一开始就严厉地说，“你们做过客，那就够了。”接着他解说道：“三个骑马的跑过去了。一个是区警察局的；另一个虽说是农民打扮，但一望而知是德国人；第三个便是那个土匪维丘克，他们一定在打算搜查。”

　　季顿科还没有来，而使人生气的是格里沙已经走了，多半是去联络支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谢过女主人，便动身到邻近约莫五公里外的格卢霍夫申那农庄去。我们留话叫季顿科到那里去找我们。

　　我们不敢走大道，改走小路，钻进了一座密林，好容易才从泥泞中拔出脚来。我们在沼泽地里徘徊了一个黄昏和小半夜，弄得又湿又脏，冷极倦极，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格卢霍夫申那。我们走了运，因为发现情况有了变化。

　　天亮时，我们看到一大队骑兵开进农庄，不一会儿射击便开始了。我们听到德寇的呼喊，这一队人马很可能是来追我们的。

　　我们又深入沼泽地里去，不久忽然看见了一条废弃的窄轨铁路的路基。路基是从彼德罗夫斯克农庄起的，但不知道它通往何处。然而没有别的办法，四周都是沼地和泥塘——我们决定顺着路基走。

　　朱勃科走在先头去侦察。不久他从转弯处回来了。

　　“前面有个单身骑马的。”他说。

　　我们躲在矮树林里。当马儿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便从埋伏的地方跳了出去。骑马的茫然举起了双手。虽然他穿着一件农民手织品的短大衣，但立刻用德语乱叫了些什么。我们把他拖下马来，缴了枪，拉到一旁；把马也从路基上牵开。

　　“台尔曼，台尔曼，”德国人反复说。

　　但是我们剥下他外面的‘羊皮’衣服，把手枪指着他领章上的希特勒党卫军的符号时，他立刻不再提起台尔曼的名字，双膝跪了下来。

　　在这种环境之下，开枪是有危险的。我想起了维雅特卡的汽车驾驶员的劝告：“政委同志，有时侯不声手响地干要好得多！”

　　在我全部的旅行中，我还是第一次骑马。这似乎是一种愉快的休息；但可惜这匹马是撒野的，不断地嘶鸣，要想摔我下来。我只得下马。朱勃科和我把它牵到树林深处，拴在树上：可能以后还有用处。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回到了约定的地点，向前一瞧：正燃着一堆篝火，篝火旁边不是三个人，而是五个人。要不是因为娜佳的头巾，真会把他们认作陌生人。我们走近去一看，篝火旁除了我们自己人以外，还有两个小伙子。这两个人都有一只大麻袋，袋子都湿透了，里面显然装着肉。

　　谈话是相当奇怪的：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从前方来的。”

　　“我们也是从前方来的。”

　　“你们在这里干么？”

　　“你们带这里来干么？”

　　我听着，听着，这样没结没完的顶嘴使我厌烦了。

　　“瞧，这就是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我说着，从衣袋里掏出ＴＴ手枪来平放在手掌心里。“你们知道塞乔夫吗？”（塞乔夫是伊雅琴游击队的指挥员。）

　　“我们知道塞乔夫。”

　　“认识波普科吗？”（伊雅琴区党的区委书记）

　　“当然认识，您从哪儿收集到这批名字的？”

　　“我是费多罗夫，你们听到过这个名字吗？”

　　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我只得把指挥员和政委的外表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一番。此外，我又想起了一件小事，这才使这几位同志大笑了一阵，到底相信了。塞乔夫有反复说‘好’这个字眼的挺可笑的习惯。

　　“塞乔夫同志，您邻居的母牛断气啦。”

　　“好，好。”

　　“塞乔夫同志，您老婆病了。”

　　“好，好，好！”

　　行，在我说完了这件细节之后，弟兄们就把我们当做自己人了。我们又在篝火边坐了一会儿。朱勃科去把德国马牵了来。然后，我们用木制的叉子烤着从新同志的麻袋里拿出来的肉块。我们吃饱了，又休息了一下，才顺着迂回曲折的游击队的小路出发。

　　后来我见到了几十个支队和联队，能够加以彼此比较和评定；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我还是初次碰到一支在活动着的游击队，初次认识这种极端特殊的团体。

　　最近几天来，我们是够累的，可以说是精疲力竭了。我们在沼泽地里弄得湿透，又受冻，又挨饿。从我们进入支队驻地的时候起，我和我的伙伴才初次有了个人安全感。我们可以“松一松神经”了，这就是说，不用集中视觉和听觉，不用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留意每个人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同道者的居住地，有武装保护，有内部的秩序和法律。

　　这样一来，我们神经的紧张是松弛了，但自然还得继续运用它。我们马上觉得想休息，想洗涤，想好好地睡一下……他们亲切地接待我们。不但亲切地、热烈地接待我们，而且拥抱、接吻、久久地握着手尽摇不放。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拖我们到自己的棚子里去。熟人很多，他们情感的真诚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是的，有一个‘但是’。我们不得不稍稍节制一下见面的热情，可以这么说，得用另外一种腔调露出矜持的神气。我已经相当详细地描述自己的外表，而这时候，我是更褴褛了。所以“矜持”这个词儿听起来无疑是滑稽的。可是这是必要的，原因是这样。

　　我到伊雅琴支队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休息，也不是为了要感觉到个人的安全。不管我外表看来象什么样子，不管我多么需要保持体力，但我没有权利忘记自己的责任，哪怕是一分钟。我倒并不是怕被人误解。每一个指挥员都懂得我的话。

　　我以省游击运动司令部首长的地位，要求听取正式报告，而且在休息以前视察了营地。

　　十二个用树枝搭成的棚子分布在树底下，彼此相隔不了好多步。战士们按自己的爱好和各人的可能来布置各自的棚子；有的睡在草席上，有的睡在不很干燥的苔藓上，有的睡在摊开的皮袄上。有三四处地方在烧篝火，其中一处，妇女们正在大锅子里煮粥；在其他的篝火边，人们只是在取暖。这时已是严冬气候，气温大约在零下四度，可是还没有下雪。

　　每一名战士都带着武器。我检查了几支步枪和手枪，擦得都很马虎。许多战士甚至从来没有试放过自己的武器。

　　一尊连队迫击炮毫无作为地抛在那里，原来是没有人会使用，而且也没有人想去掌握它。我们在初次巡视中当场检查：试放了几炮。

　　在巡查境界岗哨和临近哨所时，我忽然看到那个半狂的老头儿，一个月前西蒙年科和我在列索沃耶附近遇到的，不错，正是那个牧放一条瘦母牛，夜间对德寇的轰炸机群挥舞过拳头的人。他正坐在树椿上纪录俘虏的口供。那个德国兵的大衣、制服和裤子的钮扣都解开了，站在那里，大腿并得紧紧的不让裤子掉下来，垂着手在发抖。两名游击队员坐在地上，拿手枪准备着。

　　老头儿一见指挥员，便跳起身来，举手敬礼，相当雄赳赳地报告道：“支队指挥员同志，战士兼翻译员萨德琴科报告。奉支队政委的命令，我正在审问一个被俘的强盗，德军叫他兵士的……”

　　从他谈吐的音节听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定他就是前述的老头儿。但他或者是不认得我，或者是不愿意来辨认我。

　　“那个人是谁？”当我们走开的时候，我问指挥员说。“他的母牛在哪儿？”

　　“费多罗夫同志，关于母牛的事您是从哪儿知道的？不错，他真是带了一头母牛到我们这儿来的。他自称是波尔塔瓦的德文教员。他的经历很有意思，每次讲起来都没有出入，毫无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

　　塞乔夫开始把这个故事详细地告诉了我。

　　德寇炸毁了他在波尔塔瓦的房子，同时致命地炸伤了他的妻子——结果死在他怀抱里。他儿子在红军里，女儿在莫斯科的专科学院里读书。德寇一占领波尔塔瓦，便登记所有的德文教员。他被派在司令部里工作；但在当天晚上，他就带了唯一的财产——母牛——从城里逃出来了。

　　老头儿到哪里，哪里就强迫他登记。德寇知道他懂得德文，一定要他当翻译。老头儿便牵着母牛再往远处走。他开始回避人们的耳目，绕过村落和城市。就这样他碰到了游击队的哨所。

　　“他对我们很有用：是本支队里唯一懂得德文的人。”

　　巡视以后，我还听取了指挥部的正式报告，然后大家坐下来吃午饭。

　　在饭桌上，大批的新闻向我们涌来……

　　我得知卡普拉诺夫和德鲁日宁还很好地活着，象我一样，从波略丁平安地穿了过来。他们到过这里，待了不久，随即到省支队找波布特连科去了。

　　我又得知省支队仍在活动，关于它自行瓦解的谣言，是由一小撮开小差的所散步的。

　　波布特连科已经以自己的果敢和猛袭获得了名望，四面八方的人都投奔到省支队去。支队在扩大、在成长，但是……接着就展开了对于各种问题的争论。因为争论须待双方出席才能解决，我们以后再提到它吧。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问支队的指挥员们，“你们派人在马洛·捷维察区迎接我们，而他们没有能找到我们吗？我们在那边举行了一次大会，召集了全区的代表。好一批侦察员！让我来见见这批人。”

　　应指挥员的召唤来了一个身材瘦长、穿着红军制服、大约二十三岁的年青人。他自称名叫安德列·科雷纳。他的嗓音听来似乎很熟悉。

　　“科雷纳同志，您怎么在家乡没有能够找到我们呢？”

　　原来他给德寇抓住了。噢，这不就是在西斯基干草棚旁边和他爱人谈话的安德列吗？

　　“朋友，听着，”我对他说，“也许你真的用斧头敲了一下德国人，也许你真是个大胆的小伙，不过你去迎接的不是我，而是自己的未婚妻。”

　　他脸儿红得要命，开始否认这件事，但我接着说：“那么你们到德涅泊彼德罗夫斯克去读书呢？还是到切尔尼多夫去？你叫自己的美人儿到这里来吗？”小伙子也许把我当做跳神的了，弄得目瞪口呆，使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好，你既然答应了，那你就把她领到这儿支队里来吧。我们来说服指挥员。”

　　我在这里也见到了那位列索沃耶来的工作队女队长。

　　第二天早晨，有个小伙子交给我一封信，这是我在地下活动中接到的第一封信。

　　小伙子说：“有人请我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您，交到您的手里。”

　　信端端正正地折成一个三角形。我把信拆开，看了一下签名——雅可夫·祖谢尔门。

　　“他本人在哪里？”

　　“他到波布特连科那里去了，我们已有五个人上那里了。”

　　下面就是雅可夫写给我的信：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您也许以为我是个容易动气、过分任性、神经过敏的人吧。我真的变得令人嫌恶地神经过敏了。我去过尼真，但是正如您所说，徒劳往返。那边的犹太人已被赶进犹太区，围在带刺的铁丝网里。至于我的老婆和小儿子，我从老乡们的口中了解，她们说不定早就被杀害了。我在晚上挨近铁丝网走了两次，差点儿给他们抓去打死。以后我干什么呢？我在熟人那里躲了五天，但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隔着窗户看到德寇，看到他们的行为是那么厚脸无耻，他们的统治是那么强横霸道：当街用枪托殴打老年人，抢掠商店。这时我记起您劝过我参加游击队，可是我仍旧希望能知道一些关于家庭的事情。

　　我碰到了一个熟朋友，瞎眼的雅沙·巴丘克。他听得出我的声音，把我带到他家里。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件事使我万分羞愧，而且非常激动。我是身强力壮，而雅沙·巴丘克却从小就瞎了眼。但是他和他的父亲、妹妹切娜都在写传单，在城里到处散发。每天晚上，共青团员们到雅沙家里聚会。您大概知道：他是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他精力充沛，不怕死，很有威信。我很想留在尼真帮助他；但雅沙因为我的国籍关系命令我离开。他对我解释说，我还是当游击队员适宜。我在城里会被人认出来，而且立刻会被捕。当雅沙知道我曾和您在一起待过，又知道您将在什么地方时，他乐极了，因为有可能联系党的省委书记了。他甚至想亲自和我一起来会您；但是他父亲和同志们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当时写了封信命令我动身。我领到了武器，和现在为我送这封信给您的小伙子一起来了。

　　我没有把巴丘克写给您的信给这儿支队的人看；但是，说不定您也会上这儿来的。那么您可以想到，我已接受您的劝告，远走到省支队去了。在我看来，这儿的人领导得不得当、很软弱。我已见过德寇这样的暴行，使我不能眼看着整个支队只是躲在树林里，或者是每星期来这么一两次小小的袭击。瞎眼的雅沙·巴丘克和共青团员们比这里的领导人做得更多、更勇敢。

　　也许这与我无关，我以通信员的资格到远处去了。我本来预备给您写得更详细些，不过我留下这封信，只是为着恐防在波布特连科那里见不到您。那时我将把一切的事情更详细地告诉您。

　　再见，费多罗夫同志，只要我在路上不给杀害。

　　我问转交信的那个小伙子说：“雅可夫走了好久吗？他在这里和指挥员发生过什么事，吵过架吗？”

　　不，看来雅可夫为人向来谨慎沉着，与人无争，他说明有任务到省支队去的。大约在一星期以前走的。

　　小伙子说：“我也是从尼真来的。我和雅可夫一起来到这里。但是我更喜欢在城市里，更想和共青团员们在一起。和巴丘克同志在一起工作多有意思！城里人全都知道他，尊敬他。他在战前是位律师……费多罗夫同志，您以为怎样，我可以回到尼真去吗？”

　　关于雅可夫·巴丘克这个人，我早在战前就听到党的尼真区委书记格拉西明科讲过。他说，有一天，一个瞎眼的年青人——共青团员和候补党员——到尼真来看他父亲。这个人就是雅可夫·彼特罗维奇·巴丘克。他不久以前在基辅大学法律系毕业，是个优秀声，被派在尼真工作。这位二十二岁的法学家，在半年的实习中，就在城里获得了盛誉。他已成为律师公会的委员。即使那些经验丰富、上了年纪的司法工作者，也都承认巴丘克是位很有才干的辩护人。

　　老实说，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撤退。在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党员中，没有他的名字在内。党的地下省委也没有批准他的候补党员资格。但很可能是共青团省委会让他留在敌后的。我认为这种决定考虑得不够周到。

　　我对这件事越想越怀疑。瞎子……甚至假定他有极好的、简直好到绝顶的记忆力……格拉西明科曾经讲过，在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巴丘克可以很流利地引用刑事法典中的任何条纹；对每一案件的细节背得烂熟；出庭时一张纸都不带，却能没有错误第称呼证人们的名字和父名……假如说，他有顶好的听觉和极好的听觉记忆力。瞎子们常常有这种情形。但是只依靠这些论证来领导地下组织，那就……

　　我曾想象这个青年瞎子初次遇到德寇的情形。他不是只能听到人家，甚至连对方是怎样的样子也不知道吗？……但是如果人家默不作声地走进房来呢。他怎么知道这是个敌人呢？和雅科夫一起的有他的父亲、妹妹和同志们——他们都在帮助他……祖谢尔在信上说，地下工作者们在夜里开会，要知道巴丘克永远在黑夜里……

　　我一面继续思索，一面竭力想象我自己要是做了巴丘克该是怎样。我闭上眼睛。我周围的世界变得多小呀。这个世界只不过我伸手所及的地方而已。对我具有视力的人来说，祖国是多么广大啊。这就是集体农庄的广大无边的田野、河流、海洋、轮船、美丽的图画；那些具有精密复杂车床的工厂、火车、汽车、天空中的飞机……戏院、电影院……光辉灿烂、兴奋动人的‘五一节’大游行……森林、碧绿的草地。

　　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是这一切我全记得。即使我如果在长久的有视力的生活之后真的瞎了眼，所有看见过的东西还是会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晚上，我叫来了伴着祖谢尔来的那个小伙子：“你很熟悉雅科夫·巴丘克吗？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我吧。”

　　这个小伙子知道得并不多。

　　我问：“你认为瞎子巴丘克真能领导地下组织吗？”

　　小伙子几乎带着鄙视的眼光望望我，带着委屈、急躁的口气答道：“您真的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吗？您认为他是个瞎子吗？你一开口问他，他那副黑眼镜就盯着你望，真实话，结果比您费多罗夫同志的眼光要尖锐得多哩！当他用打字机的时候，别人勉勉强强来得及口述，他却打的一个错字也没有。他上街时不用拐棍，您要知道，走倒可快呢！他妹妹切娜和彼得·伊凡诺维奇都讲过，巴丘克在基辅的时候，能在所有的街道上不用拐棍、自由自在地来往！……您知道这位彼得尔·伊凡诺维奇是谁？……当然是雅沙和切娜的父亲啦。他也是地下工作者，但您别以为他知道所有的人。巴丘克把工作安排得连组织的普通成员都只知道自己的部分。比如，我就只和两个村庄有联系。我只参加过一次会议……而且决不是在夜里，而是在黄昏时候开的。那时候天色还不暗。有人通知我，要我去。我走到罗兹·柳克先堡大街，就听到巴丘克住的地方有留声机声和人声：他们在大声地唱着一支乌克兰歌。我甚至认定是走错地方了。原来那里真的在唱歌。窗户开着，里面坐着许多青年人，桌上还放着酒。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酒不过是摆个样儿罢了……”

　　这些话是小伙子一口气说出来的。后来就不言不语了，我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叫他继续说下去。

　　“巴丘克也和大家一起唱歌吗？”

　　“唱，他的嗓音很响亮，是男低音。”

　　“这个晚会上跳舞没有？”

　　“跳的，有些姑娘还擦着口红呢。但这些都是故意的，好使邻居们以为是真正的晚会。”

　　“开会的人多吗？”

　　“十二个人。但是一批走了，另一批又来了。”

　　“你耽得很久吗？”

　　“大概二十分钟。”

　　“和巴丘克谈过话吗？”

　　“他把我叫到跟前，我们被挡在角落里。他妹妹切娜对我低声说：‘给我的各个伸过手去。’巴丘克和我握手问好，并且说：‘没有劲儿啊。青年的布尔什维克应该紧紧地握手！’他握得那么疼，使我要叫出声来。然后又问：‘你宣过誓吗？’我点了点头，切娜又对我低声说：‘你不应该点头，应该答话，我哥哥看不见。’但是雅巴丘克并没有再问，又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你想当游击队员，不害怕森林吗？’我说，想去。‘明天你跟这个人去吧。他的话对你就是法律。明白吗？’我回答他说，明白了，他又握了握我的手，于是我就走了。切娜送我走，甚至到了街上才对我说，我应该在哪里同祖谢尔会面，还说了些其余的事情。”

　　“现在巴丘克在干什么，他名义上的职位是什么？”

　　“他是盲人劳动组合的主席。这是个做绳索的劳动组合。那儿用大麻和亚麻做缰绳和缆索；但那里不单是瞎子在工作。彼得·伊凡诺维奇是他们的业务主任。这个劳动组合得到德寇司令部的许可，可以雇人。我知道那里有我们几个共青团员在当辅助工人。因为瞎子并不是一切都干得了的。巴丘克故意雇佣自己人……”

　　“怎样和德寇司令部交涉好的？再说巴丘克会说德语吗？”

　　“他会说德语。切娜也会说，而且写得也好。司令部订购过马具。但是巴丘克不会给他们把这批定货往好里做！”

　　“那把马具做声什么样呢？”

　　“什么样吗？他们可以把这些马具用硫酸给泡一下。当绳索干干的时候——没什么；但要是一淋了雨——就全部一下子完蛋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的……他很了解我。费多罗夫同志，请放心，我决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的。”

　　“噢，那么你们尼真的地下组织究竟具体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我的交谈者半天没有做声，也许聚精会神在默想给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做个总结吧。

　　大概经过一分钟以后才回答说：“费多罗夫同志，我认为您不应该问我这件事。即使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从同志们的谈话中听来的。这件事当着游击队员是可以讲的，而当着我们地下工作者就不然。我知道有一架打字机，也许是两架，还知道有一架收音机，因为我所贴的传单都是苏联情报部的最新战报。我还知道，我们有个爆破组，最近还在尼真——基辅铁道区间炸毁了一列火车。我深信这件事是我们的弟兄们安排爆炸的；但是我不能正式向您报告。我只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对吗？例如：舒拉·罗波杰茨基，我们的一个组员，我有一次问他这三天上哪儿去了。他回答说，如果我再问他一次，他就要告诉巴丘克了。他说，‘看你是初犯，给你……’啪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做是正确的。费多罗夫同志，您认为怎么样呢？”

　　“这么说，假如我还要问你什么，你也要打我耳光了？”

　　“不，说哪儿话，费多罗夫同志，您究竟是党的省委书记……”

　　我和伴随祖谢尔的小伙子的谈话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关于尼真组织的事儿，我从他那儿听到的还不很多。但是我马上就要上省支队去了。那时候雅可夫就会很详细地把一切告诉我。然而即使从我得到的片段报道中，也还给我形成一种印象，就是尼真的共青团地下组织是由一些认真而积极的人领导的。看来，巴丘克本人就是给非常杰出的人。

　　在伊雅琴支队的全体会议上，我宣读了雅可夫的信，并且讲了些关于巴丘克的事情。这件事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印象。有些支队的领导者，听到“瞎子雅可夫·巴丘克和共青团员们比这里的领导人做得更多、更勇敢”的话时，都觉得不很愉快。

　　那时候伊雅琴支队里造成的情况，跟许多支队里一样，是由于人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路线。

　　焦急的不仅是雅可夫和他的尼真的同志。支队里还有一名红军战士，原是脱逃的战俘，他的名字或者译名（现在记不得了）叫戈洛德。他是个极嘈杂、性急、不顾死活的家伙。

　　“敬礼、煮粥和操练，咱们在这里胡搞些什么呀？”他叫嚷说。“就是死，也要死得热闹！我们既然自命为游击队，那么就让我们去拼个死活，闹个痛快！”

　　他是极端派的代表。这派人都是些渴望“自由”的小伙子。放荡不羁、勇敢大胆、不顾死活地袭击，然后吃喝玩乐——这就是他们想象的游击生活。他们已经听到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两人曾参加过伪村长会议。戈洛德因此断定我也是这样放荡不羁的战线的信徒。

　　他跑来看我，埋怨指挥员和政委：“单是上操……”

　　相反的一个极端是：我们必须集聚力量、必须等候时机、必须继续学习、必须仔细地研究敌情，然后依循可能的条件实行袭击。信奉这种观点的一派，虽然还没有自己的带头人，却是不在少数。指挥部——塞乔夫和政委高尔巴提——采取了中间路线，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机应变。于是内部的摩擦、争论和会议消耗了很多时间。

　　指挥部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向什么地方出击？在什么时候出击？哪里是敌人最大的弱点？哪些村庄的人民会坚强地支援游击队？谁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和农民们的联系已经建立好：几乎每一个居民点都有自己人，不过这些角色都是被动的。他们会得开门接待游击队的通信员，给他们吃饱，安置他们过夜；当然，也会告诉他们德寇已经在什么时候走过。但是这些人并不进行任何宣传鼓动的工作，就连真正的侦察工作也不干。

　　伊雅琴支队的领导方面还没有理解到这一区的游击队伍是庞大的地下军的一部分，必须每天和邻近的支队和省司令部保持联系，必须使计划一致。

　　不错，这个支队从成立到现在，总共还只有两个月的历史，却已经干了一些工作。它三次撤除了敌方的哨所，处死了几个卖国贼，还在公路上埋过地雷。支队曾掩护　过六名从德寇俘虏营中逃出来的红军战士，现在他们已经入队。事实上，支队存在的这个事实是有一定意义的。指挥部认为支队的组织需要时间，而且不是短时间，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然而尽管如此，伊雅琴支队还是更象一个避难所，至多不过是一群防御德寇的人罢了。指挥部显然已经迁延了组织的时期。现在是改变情况的时候了。支队的许多队员看到了这点，期望我们，特别是期望我这个领导人采取彻底的办法。我们的到来对大家起了鼓舞作用，使他们感到支队并不孤立。

　　第二天早晨，我对支队宣读了命令。

　　指挥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司令部

　　命令

　　翁比雪森林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

　　游击运动省司令部注意到伊雅琴支队的领导者——支队指挥员普·普·塞乔夫同志、政委乌·德·高尔巴提同志和乌克兰共产党（布）地下区委书记波普科同志——已经完成了组织工作，因而建立了游击队的坚强骨干，以便展开有效的战斗活动来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但是游击队的领导者还没有利用这些机会，没有在居民中间广泛地开展党和群众的政治工作；没有广泛地展开吸引优秀男女来参加游击队的工作；没有组织良好的侦察工作；支队没有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全面的无情的斗争；没有在对德国占领军的作战中掌握主动性；没有用红色的恐怖手段和沉重的打击去对付法西斯侵略者，以回答法西斯匪徒及其特务们所进行的恐怖活动。他们已经在伊雅琴区杀害了几十个全然无辜的人：例如布罗姆卡村的政治指导员维罗申科夫同志，罗什诺伏卡村的集体农庄庄员，戴卡村的一些红军战士。

　　游击运动省司令部兹命令伊雅琴游击队指挥部：

　　立即破坏基辅到巴赫马奇的铁路；炸毁克鲁特和普利斯克之间的铁路；接连不断地颠覆德寇的列车；摧毁汽车、军火库；消灭德寇及其特务人员。歼灭在伊琴雅、帕拉菲耶夫卡和克鲁特的德寇分遣队。

　　消灭德寇登记共产党员的名册，处决戴卡村的伪村长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今后十天的时期内，分批举行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提出同德国侵略者斗争的作战任务。

　　立即广泛地展开招募优秀男女参加游击队的工作。

　　组织有系统的远距离的侦察，与本区的每一村庄及附近各区建立联系，为此，支队应有两名女通信员，假如可能的话，还要有一个小孩子和一个老头儿。在每一个村庄里要有两个到三个人做侦察和联络工作，以便随时了解各村和本区的情况。

　　游击队员人人是党和政府的指令的传达者，因此在居民中间进行群众政治工作、关心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帮助他们、在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保护他们，都是每一个游击队员的任务。

　　为了保证履行一切措施，队伍的行动应经常实行以战斗队形经过本区各村，必要时得经过其他地区，在行军时要实行摆在支队前面的全部任务：消灭一切敌对分子，摧毁敌方根据地、桥梁、火车、汽车等，在居民中间进行群众政治工作，组织对劳动人民的实物援助，使他们真实地感受到这些援助，等等。

　　游击队工作的基本规律应该是完成战斗任务，并与在居民中间进行的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提高游击队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居民保持密切联系，全面地帮助他们，到处对德国占领者作无情的斗争。

　　本命令的完成应报告切尔尼多夫省游击队运动省司令部。

　　司令费多尔·奥尔洛夫

　　古锡的女秘书逃跑了。这个消息是看林人格里沙送来的。他本人见过她，甚至和她谈过话，我们甚至不想听格里沙的话。你想，那个脂粉满面的胖姑娘离开了副区长，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哪知这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姑娘并没有走，可是确已逃跑了。她是个嚇诈手段的受害者。不知她父亲是个负责的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还是她本人在战前是个积极分子——共青团员。格里沙没有好好地调查清楚。他被掩护这个姑娘的女邻居们叫了进去。姑娘痛哭流涕，说话乱七八糟，显然隐瞒了不少事情。但格里沙觉得她是真哭。这个古锡一度在她读书的学校里当过教员。德寇来了以后，他叫她在机关里工作。她竭力拒绝，这时他威胁说要告发她，把她拘禁起来，于是姑娘嚇住了。现在，她见了德寇及其傀儡们的一切肮脏行为后，分外害怕了。此外发觉古锡在‘爱’着她。

　　“我不能，我不能，我情愿投河，也不和他们厮混在一起。把我藏起来吧，请你们把我藏起来吧！”

　　她要求转告游击队，古锡明天将要顺着普里蒲特尼——伊琴雅的大道骑马跑过去。

　　“干掉他，抓住他，”她说，“我想自己干，但是没气力。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现在我已经臭了，是个女奸细。但是你们会明白我并没有扯谎。由你们去审查，那时再来判断，一切听任你们来处置我，吊死我也可以，枪毙我也可以！……”

　　但这可能是个圈套，德寇可能密派这个姑娘来的。

　　我回想到当她在会场上的样子，看见她正在画着什么。

　　接着我又回忆到刚好在开会之前，当古锡对我们讲着“一般的话题”，描述着在德寇保护下的将来的乌克兰时，姑娘曾问过他这么一句话：“那么妇女的高等教育怎么样呢？”

　　他曾向她扭过绯红的脸，唾沫喷溅的嚷道：“给你烦死了！什么是妇女教育吗？就是丈夫、儿子、炉子！你要读完初等学校，就再上缝纫和烹饪的培训班。”

　　当时女秘书曾想装个笑脸的，但扭扭捏捏地扮了个如此可怜而　媚的怪相，看了简直令人作呕。而现在这个东西造反了？

　　我们问格里沙：“你为什么不带她到这儿来？要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她是哪一种女人了。”

　　“她本人怕到这里来，要是我强迫她——嚇，她还会放声大叫哩……”

　　我们慎重考虑了‘赞成’与‘反对’的一切意见，断定它虽然有突然遭遇挑衅的危险，但还是应该在大路上派上个岗哨。而在邻近的树林里却埋伏上一个装备优良的小队。

　　第二天早晨，格拉特上尉、红军战士戈洛德，还有三名冲锋枪手在大路旁边的冰天雪地上白白地躺了足足四个钟头。古锡没有骑马过去，可是也没有出现德寇的部队。

　　这故事的结果传到我这里已经迟得多。当时我们愤怒极了，大骂格里沙：“你耸起耳朵听了，就信以为真。”格里沙受到的责备又是合理、又是冤枉。

　　古锡发觉他的女秘书失踪以后，立刻在所有邻近的村子里进行搜索，因此在区里滞留了几天……可是决意援助姑娘的人们却比帮助古锡的那批恶棍更忠实、更坚强。姑娘得以逃掉。大约过了一个月，她起初设法潜入伊琴雅支队，然后转到了省支队。古锡也没有逃得了人民的报复……但那是日后的故事了。

　　我们省委小组在赫鲁晓夫支队里逗留了三天。我们得到了休息，穿上了干净衬衣；我终于弄到一双高统靴，脱下自己两只都是左脚的鞋。这双靴子的靴统很紧，小腿肚伸不进。只得把列索沃耶做的裤子罩在靴统上。我剃去了胡须，但留下一撮短髭。娜佳打量着我，很不以为然地加以批评，说我活象个富农。好，这倒是适当的化装！我们还得走一百多公里路才能到达省支队的驻地呢。

　　最近我们这一组又加入了一位游击队诗人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舒普利克，和青年游击队员瓦夏·波雅尔科。两名冲锋枪手奉命护送我们到捷那斯河。

　　不久以前，我收到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舒普利克一件礼物，是在基辅出版的一本诗集：“游击队员斯捷潘老爹之歌”。

　　这本诗集里有这样的一首诗。这首诗我没有译成俄文就引用在下面：

　　愉快地过了一夜

　　夜幕降临

　　睡意转浓

　　长途跋涉，

　　脚酸腿疼。

　　来到村舍前，

　　请求借一宿。

　　主妇不接待，

　　响我闭门羹。

　　我们认真对她说：

　　屋外天气真寒冷。

　　和颜悦色告诉她：

　　游击队员都是自己人。

　　朗诵了自己的诗篇，

　　她立刻展开了笑脸。

　　柴火烧得噼啪叫，

　　我们有了一顿好晚餐。

　　刀叉盘碟齐摆上，

　　烧酒也在桌旁边。

　　我们这一夜过得真愉快，

　　有人还睡在炉台上。

　　主妇一早就起身，

　　给我们备好点心。

　　送上大路再三叮咛——

　　狠狠地打击敌人。

　　这首诗描写的是我们在伏洛费察村的真实情况。

　　正象诗里所说的，我们到达伏洛费察村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冻了一天，又饿又累，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想睡觉，好象坐下去就站不起来。我们敲敲最先遇到的草屋。女主人把门开了一点儿，我立刻就从门缝里插进脚去。她对着我的高统靴砰地关上门，而且放声大叫。可是从门缝里散发出舒服的暖气，还有甜菜肉汤和新焙面包的香味。这使我增添了力量，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后面跟着我的七个伙伴。

　　女主人叫得真响！很可能以为我们是一帮强盗。事实上，她的确把我们当作强盗，当作一帮亡命之徒。我们竭力解释说：好大娘，我们到您家里来不过是烤烤火，无论是对您的财产或是您的生命都没有加害的意图。她对这些话听都不听，继续拼命大叫，根据我们的情报，村子里驻扎着一队相当数目的德寇供应部队，这一点更加令人不安。

　　同志们放下冲锋枪——他们扛得累了，女主人却当成作是威胁，忽然不作声了。她只有不作声了才开始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

　　我们轮流发言，说明游击队员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在保卫着人民的利益，接着女主人也完全出乎意外地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把外衣脱下来呢？”

　　不多一会儿工夫，她请我们吃甜菜肉汤了；当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把自己的诗念几行给她听的时候，她流着眼泪说，她还有些烧酒。

　　“要喝点儿酒挡挡寒气吗？”

　　你看这一切不是完全跟诗人所描写的一样吗？不过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放过了一件极大重要的小事。因为德涅普罗夫斯基是不喝烧酒的，女主人特地给他端来一些家酿的甜酒。这就无疑地证实我们已经争取到她的爱戴了。

　　我们开始谈话。原来女主人是前村苏维埃主席的妻子；他“本人”马上要回家的。

　　她告诉我们，德寇在村子的那一端宿营，说着这件事的时候，她带着期待的目光望了望我们。

　　随后的事情是这位诗人不知怎的忘了，要不就是不能吟咏的。

　　我们一共九个人。据女主人肯定说，德寇无论如何不下五十人，外加他们全副武装，不仅有冲锋枪，还有机枪。用我们这点兵力去攻击，那就轻率了。但一点事儿不干，也是轻率的。

　　“德国人已经贴出布告，要我们在明天交出二百四十头牛和八十头猪。”女主人说。

　　“这些布告贴在哪里？”我问。我心里想出了个计谋，要稍微嚇一嚇德寇。

　　女主人说，布告贴在电杆上，贴在从前的劳动组合管理处附近。

　　“听着，小伙子们，”我对同志们说。“让我们来写一道命令吧！”

　　我当着他们的面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女主人并不十分了解我们打算干的事，可是高高兴兴地给我们拿来了钢笔和墨水。

　　现在谁也不想睡觉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工作，立刻写好了“命令”，并且复写了十份。

　　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司令员少将奥尔连柯的命令

　　一九四一年秋天于切尔尼多夫

　　我刚口授了这几行，女主人便欢天喜地地问：“那么说，你们有强大的兵力喽？”

　　德国法西斯占领军借助于他们的奴隶们——伪警、富农、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败类的援助，正在掠夺乌克兰人民，向农民勒索粮食、牲畜、马铃薯和其他产品。

　　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奴仆们的掠夺行为，我命令：

　　一、严禁全体公民交出勒索品——粮食、牲畜、马铃薯及其他产品给德国占领者。

　　二、凡违犯本命令，解送粮食、牲畜、马铃薯及其他产品给德国法西斯占领军者，应视为苏维埃祖国的卑鄙无耻的叛徒，将受革命政权的严厉制裁。

　　三、游击队指挥员应在向各地运送产品的路上派出秘密哨兵。

　　四、凡执行德寇命令运送勒索品的伪村长和伪警，应立即连同他们的蛇窟一并予以消灭。

　　男女农民同志们！不让一公斤的粮食、肉品、马铃薯和其他产品留给德国法西斯强盗！

　　女主人找不到钉子，也没有浆糊。娜佳看到窗台上有一盒留声机唱针，我们决定利用它。

　　一吃过晚饭，朱勃科和普列瓦科便跟着当向导的女主人出发了；他们把德寇张贴的布告都撕下，而在原处钉上我们的命令。

　　女主人把我们安置得都很舒服。给风湿症折磨着的德涅普罗夫斯基爬上了炉台。我们睡得好极了。

　　女主人在天亮时叫醒了我们。原来她丈夫回来说……伏洛费察村已一个德军都不剩——全都逃跑了。

　　老实说，当我们草拟命令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只想表明游击队并不在打磕睡。这是个出乎意外的结果。这意味着在苏维埃国土上，敌人感到毫无把握。

　　的确，主人已告诉我们，粮食收集部队是由一个瘦弱而胆小的军需官带领的。他一接到“命令”的通知，便慌慌张张东奔西跑，并且说侦察兵早已对他报告：大批游击队已经逼近了。

　　我们大家吃了一顿精美的早餐之后，主人便引导我们到捷斯那河边，并且把一处狭窄而冻得挺坚实的渡口指给我们。他还给我们指点了到霍尔梅区的列依明塔罗夫卡村取得捷径。

　　“同志们，再见！”他分别时说，“列依明塔罗夫卡村有人知道米谷拉·纳普德连柯的……”附近各村的许多农民不知怎的都这样念歪了尼古拉依·尼基吉奇的名字。

　　我把伏洛费察的主人们的名字忘了，真是可惜。他们夫妇俩毫无疑问都是极好的苏维埃人。

　　在捷斯那河边，我们得和冲锋枪手们分手了；从这里起，展开了一片相当茂密的树林，躲起来是很容易的，我们没有他们也行。正要分手的时候，有一名冲锋枪手忽然说，他想要单独和我谈谈。

　　我们走到一边矮林里去。这位同志没有马上开口说话，使我有时间来更仔细地把他看个清楚。老实说，虽然我们已经相处了大约三昼夜，也交谈过，我却没有对任何一个向导加以特别注意。这两名战士——游击队员——一个比较年青行，另一个年长些。现在我好奇起来了，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面前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穿着一件按城市式样缝制的厚呢大衣，鼻梁上有夹鼻镜的印子。我想起了一路上他常常把冲锋枪从这肩换到那肩。从这一切可以断定他是个城里人，一个脑力劳动者。我想：“嗯，他要抱怨支队的领导了。”

　　“费多罗夫同志，”他开始有点犹豫不定，但很严正地说，“我向您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政府委员请示。问题在于我可能被打死……”

　　“被谁打死？为什么？”

　　“我想是被德寇或者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总之，您要知道，这是战争啊。”

　　“是的，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我不得不同意说。“只是请您扼要地说吧。您瞧，我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地方可以关起门来谈谈。坦白地说出您的秘密吧。”

　　这时他急急忙忙解开大衣，翻开大衣前襟，用手指撕开点儿衬里，抽出了一个扁扁的容积相当大的包儿。

　　他一面说，一面把包儿递给我：“瞧，这里一共是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卢布。这笔款子是属于肉类牛奶工业人民委员会木材采购办事处的，是基辅撤退那天保管在握手里的现金。我是会计主任，我的名字是……”

　　我当时就记下了这位同志的名字，但此后那张字条就失落了——在三年的游击生涯中，这是不足为奇的。

　　会计员把名字告诉我以后，接着说：“我是和一小组同事一起撤退的，我们的火车在路上被德寇炸坏了，后来我陷入包围，后来……在来到支队以前，我吃尽了千辛万苦。我恳求您收下了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实在无力保管它。这是国家的钱，我不仅没有保险柜，甚至连一只手提箱也没有，此外，我可能被杀死……”

　　“但是您为什么不把这笔钱交给支队指挥员呢？万一您阵亡了，或者甚至挂了彩色，同志们会翻看您的东西……会误认你是个抢劫犯或者……”

　　“问题就在这里！但我不能把这笔钱交给指挥员，费多罗夫同志。这必须在现金转帐表上签字，而他没有这种权力……”

　　“听着，会计员同志，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把这一切保守秘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您该当着几位证人的面……”

　　“不，您知道，这是一笔巨款，人又是不认识，局势又是这样。”

　　“好，让我们来看看转帐表吧，在哪里签字呢？”

　　“就在这里，不过请您点点数。”

　　“为什么？要知道我反正立刻要把它烧掉的。”

　　“但是必须点点数，费多罗夫同志。您无权信任我。”

　　“我完全信任您。我们把武器和保卫人民的任务都托付给您了。我看得出您是个老实人，为什么要耗费一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来点这些钞票呢？”

　　“费多罗夫同志！”会计员喊道，声音中流露出了愤激。“我懂得，但是不能不这么办。我已经当出纳员和会计员管理银钱三十二年了……”

　　我耸了耸肩膀，叹了口气，便动手钞票。不待说，一个戈比都不差。

　　叫旁人看来，我们的样子显然是很古怪的。在水流冰结的河岸上，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撒着雪花的矮树林下面点钞票。

　　接着我们把钞票烧了，我便在这独特的篝火上烤着手指：点钞票的时候，我手指都冻僵了。

　　等候我们的同志们，也冷得直打冷战。朱勃科和普列瓦科抖得特别厉害。他们因为我的长久不在场而弄得坐立不安，就紧贴着冰冷的地面爬到会计员和我藏身的地方。

　　“您好久不回来，我们以为……但是看到您在点钞票时……我们才放了心。”普列瓦科说。

　　会计员对他惊奇地瞅了一眼，显然很难理解为什么竟能对金钱漠不关心。在道别时，他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谢谢您，费多罗夫同志！现在我会觉得轻松些，仗也会打得更好了，不会那么害怕被打死了。”

　　我们早在伊琴雅支队时就打听到波布特连科和他的部下已科留可夫卡区转移到霍尔梅区。因此我们便往列依明塔罗夫卡——一个坐落在大森林边沿上的村庄去了。毫无疑问，这个村子里有一些和省支队保持联系的人。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懂得要找到游击队也不那么容易。

　　我们在伊琴雅支队里休息了一下，换过衣服，现在觉得更强健了。令人爽快的天气已经来到：不太冷，间或飘些雪花——是十一月中旬的天气。我们走起路来很轻快，两脚不再陷进泥泞里去了。我发觉同志们变得更沉默寡言了。我们大家在考虑一些问题。

　　我已经在德寇占领区里两个月了。祖国发生了些什么事，战争进行得怎样啦？

　　在这个这段时间里，我只听过两次无线电广播：一次在戈洛波罗特科家，一次在伊琴雅支队里。我贪婪地听着，竭力想根据两三次苏联情报部通报的片段新闻，想象战争的全部过程。战争在莫斯科的外围进行；我们的首都，我们祖国的心脏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也许，这种消息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沦陷区里使人感到这样沉重痛苦的心情吧。

　　红军的指挥员们，我们苏维埃后方生产部门的工人们和领导人员们，自由苏维埃国土上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都有具体、清楚、正确规定的工作。可是我们地下工作者却刚刚在摸索道路，摸索组织的形式，刚刚在聚集力量和武器。

　　在这两个月里，我看见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呢？

　　我见过很多，会过好几百人，和几十个各种不同的人谈过话。

　　于是我开始总结，开始综合观察；开始评定会晤、谈话和思想；开始找主要的和典型的事情。要知道不这么做，我们决不能求得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的正确战术。

　　在记忆中保留的那些清洁，我已经写下来了。自然，那时我记得更多，一切事情都接近些，清楚些。但是主要的情节就是这些。

　　顺便提一句，我不能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它保留了最重要、最典型的事实和观察的印象。

　　例如：在德寇占领切尔尼多夫的不久以前，我和一批未来的地下工作者一起参加了敷雷课程的研究班，有一次上课时，我口袋里放着一些易燃火柴。我无意地拍了一下口袋，火柴便猛得烧起来，把我的腿烧伤得很厉害，当然，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件事。然而当我写到在切尔尼多夫的最后几天的居留时，这件意外的事情到底没有想起。

　　可是这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倒记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这是在彼德罗夫斯克农庄，有一回我坐在茅舍的台阶上。两个不知怎的焦急不安的妇人走来看我。

　　“您也许是党员吧？”她们中的一个问。

　　我回答说不是。两个人都失望了。这时我就问起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们勉强告诉我说，是因为争执一只小猪。好象是玛露霞从彼拉格依那里把猪偷走了。可是玛露霞坚持说，这只小猪还只有一点儿大的时候，彼拉格依的儿子便在她姐姐那里把它偷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问这两位吵架的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找共产党员呢？”

　　“我们不请教党员请教谁呢？这会儿没有法院，也没有民警。区里有村长，有警察局，但是这种法官难道可以算得法官吗？！”

　　我刚才说过的那位会计员要把钱交给我，并不是因为费多罗夫引起他个人的偏爱，而是因为我是代表——人民的受托人。

　　于是我回想到这两个爱吵架的人的事情，与其说是因为这件事滑稽可笑，不如说是因为它说明了人民对共产党员的态度。

　　在博罗克村里，有人对我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寇在大路上抓住了一批人。这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小组，不过是些同路人罢了。他们都想穿进游击队据有的森林里去，萍水相逢，彼此并不了解。这个小组里有两个是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都是党员；有一个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烧掉了粮食仓库和成垛的庄稼，然后正确地决定，最好还是离开自己的村子；还有一个共青团区委的指导员；最后加入这个组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叔叔，是附近村子里的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点也不了解他。

　　这组里的三个人——集体农庄主席、区委指导员和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都有粗枝大叶的毛病，竟把自己的身份证带在身上。由集中营里逃出来的另一个人虽然拆下了军大衣上的中尉领章，但是领章的模糊的痕迹尚在——德寇一望而知他是位红军的军官。除了最后的那个人，大家都带有手枪。他们是在路旁的灌木丛中睡觉时被德寇的巡逻队抓住的。但同志们还是竭力抵抗，打伤了两个德国兵。

　　这组人被带进了村子。德寇对居民们宣告，说是抓住游击队员了。在村子中心造起了一座木板搭成的绞台和四个绞架。

　　在执行死刑的那天，他们把附近村子里和农庄里的居民都赶到广场上来。但是占领军感到单是处死刑还不够，决定摆摆审判的样子。那时德寇还在对农民讨好，企图证明骚乱和破坏“新秩序”的都是些外来分子。

　　德寇司令官在开会词中说：“我们要消灭的共产党游击队员，不仅是日尔曼帝国的敌人，也是乌克兰农民的敌人。我们要对这些政治委员、游击队员和政工人员显示正义的审判。”

　　所有的人都看到行刑台上解到了五个人。但绞架总共只有四个。

　　三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非党人员的集体农庄主席在司令部经过审讯以后，知道不会有什么宽恕在等候他们。他们双手反绑着被解上来了，穿着撕烂了的衣服，脸儿给打得血迹斑斑。他们第五个同志被解来得迟一些，也捆绑着，但是衣服完好，脸上也没有伤痕，先来的四个人都大义凛然，骄傲地昂着头，用鄙视的目光望着那些刽子手。

　　第五个人显然是丧魂落魄的。他一会儿看看德寇，一会儿看看绞架，一会儿又看看集聚着的人群，使人形成一种印象：他是个叛徒。

　　德寇开始公开审问了，司令官轮流着问着每一个人：“大声地回答：你是什么人？”

　　“我是红军的军官，党员！”第一个坚决地回答。

　　“我是候补党员，共青团工作者，”第二个回答。

　　“我是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集体农庄主席，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第三个回答说。

　　“我是红军的中士，共产党员，我想当个游击队员，无情地消灭你们这批德国坏弹！”

　　第四个叫喊了。“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要无情地向这些混蛋复仇，都到森林里去，武装起来……”

　　司令官一拳把他打倒了。

　　“停止煽动！”他叫道，“够了。我现在宣判，农民们大家都看到了，谁是暴徒和土匪。这四个人都参加过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工作。对他们不能宽恕，绞架就是为他们造的。但我们是正义的审判，我们要问第五个人，你是什么人。他是个普通的农民，你说，我说得对吗？”司令官问第五个人。

　　第五个人嗓音发抖地回答道：“是的，我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

　　“注意！”司令官接下去说道。“大家都要仔细听！这个普通的农民会得到赦免和自由的，为了要恳地、种庄稼和水果……”

　　“同志们！”第五个人用平生气力叫起来了。“我不是叛徒，我也是布尔什维克……”

　　司令官气得透不过气来，给弄糊涂了，不能相信这个人会自己找死。

　　“您？……什么，干什么？……”他嗓子都哑了。

　　第五个人接着说：“我不是党员，我是共青团员。是的，是的，你们不要笑，我曾经是个共青团员……卡尔宾科！”他向人群中的一个人喊道，“请你做做证明，你是知道的……我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是共青团员……”他转过头来对德寇司令官那边唾了一口，“你这个刽子手，下流坯，你想分化我，挑选我做叛徒，我不要这样的生活。我声明——我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游击队员，起义者，革命者。你得到了什么啊？收买得了吗？”

　　有几个德国兵跳到他跟前，他用头向其中的一个兵的门牙撞去，把另一个当肚子一脚踢下了绞台。他们都向他猛扑过去，他却一面继续反抗，一面叫喊。

　　从人堆中突然叫出：“不，你们收买不了老共青团员的！……弟兄们，小伙子们，来揍这些混蛋呀！”

　　这时候，他那四个反绑着的同志，都冲进人堆里去，开始用高统靴和膝头揍那些德国兵，用牙齿咬他们。

　　司令官把自己手枪里所有的子弹都向空中打光了。又有几十个德国兵跑来帮助他。

　　五个尸体在村子的广场上挂了足足一个星期。德寇给其中的四个挂上了“共产党员”的牌子，而在第五个人的脖子上写着“老共青团员”。

　　我还想起一件事，那是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普列瓦科告诉我的，后来也听到其他的人讲过。

　　在敌人进攻的期间，有一个集体农庄女庄员到河边去洗衬衣，忽然听到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的呼救声。她把他拖上岸来，才发觉救的是个德国军官。军官感激涕零，可是女庄员却伤心透了，等德寇一转身，便拿石头砸他的脑袋，接着把他推进河去，为了妥当起见，还踢了一脚。

　　当然，这样的事是可能发生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故事在各地传说着，好象成了民间故事。个别的是，不管这个故事在什么地方传说，结尾总是一样的：后来女庄员参加了游击队。

　　那时候，在乌克兰既没有地下的广播电台，也没有咱们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地下工作者只有从人们的会晤、从个人的观察才知道人民的生活和情绪。尽管我们的观察是有限的，而且有时是偶然的，然而还是捉摸得到主要的事实。

　　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痛恨希特勒匪帮。妇女和男子、少年和儿童痛恨他们；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脑力劳动者和家庭主妇也痛恨他们。

　　德寇倚靠腐化的、卑鄙的、怯懦的和毫无气节的小人，在软弱和动摇的败类中间竭力煽起他们内心的黑暗面：贪得无厌、酷爱权势、愚昧无知、反犹太人主义、民族主义、举发告密、奴颜婢膝。但是在我们祖国，这种人并不多。德寇绝对不了解我们人民的特性。

　　在生活的实例中，我深信人民在敌人占领的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把共产党员看作自己的领导人。而且在共产党员有组织的地方，居民也是有组织的。

　　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和游击运动的及时准备，无疑地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共产党员们正在切尔尼多夫省活动着，组织也存在。我的周围是同事们，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成员们，我们不是偶然到这里来的，我们正在执行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

　　现在我已深知，我们已为开展强有力的游击运动具备了极好的条件。

　　我的思绪被朱勃科打断了。他指着我们前面大约三百公尺远的十字路口喊道：“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瞧，咱们的人！真实话，咱们的人！”

　　有十个骑马的人飞也似地穿过我们的去路，从各方面看来是一批游击队：有些人穿着军大衣，有些人穿着棉外衣。其中有一个是女子。

　　“您瞧，您瞧，女的还挎着马刀，挂着冲锋枪呢。一定是游击队！”朱勃科欣喜地叫起来，用手指儿吹了个唿哨，向前跑去。

　　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也喊了一声，但立刻明白，不论是我们的呼喊也好，唿哨也好，游击队都不会听见的。我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三响。娜佳也从短皮袄的口袋里拔出白郎宁手枪，拉上了扳机：座力使手枪从她的手里挣脱了。原来她还是初次开枪哩。

　　当然，骑马的人绝不会听不见枪声的。不过他们没有反应，也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这方面转弯。他们大概有任务，没有工夫来理我们吧。

　　遗憾得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继续赶路。这件意外事给了我们一个谈话的资料。我认为，骑马的人中间有一个我认得是瓦夏·科诺瓦洛夫，切尔尼多夫的戏剧演员，娜佳发誓说，波布特连科本人就在这群人里头。

　　接着我们开始辩论，游击队不注意枪声这件事干得对不对。

　　“他们干得对！”德涅普罗夫斯基喃喃地说。“那时候他们要是注意到，我们就糟了。谁会开枪？显然是德寇。干么要朝天开枪呢？他们真的要回击，就有送我们回老家的危险！”

　　不错，这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他们没有停下来，究竟是可惜的。要是他们忽然派人来迎接我们呢？

　　我们来到列依明塔罗夫卡时，暮色朦胧，时光已经不早。村子看来很晦暗。风吹得高大的树木都在摇摆，狗在吠叫，举目不见人影。

　　当我们在过一间农舍的时候，听到有个老太婆的单调的声音。老太婆正在虔诚地大声做着祈祷。

　　我在窗户上敲了一下，她不做声了。我敲得响了一些，一扇通风的小窗户打开了，我看到一只伸出来的手。

　　“拿去吧，”老太婆低声说。

　　我拿了，是一大块面包。

　　“不，老大娘，我们想过个夜。”我难为情地说。

　　“这不成。”

　　我们再往前走。天已经全黑了。

　　“向右看，”舒普利克说。

　　黑暗里闪烁着明亮的火点，好象狼的眼睛。

　　“是些庄稼汉在抽烟吧？”普列瓦科推测道。

　　他的话证明没有错。在集体农庄的马　旁边坐着几个老头儿在抽烟，大约有八个人。他们一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等待着不做声。

　　我们开始攀谈起来，问问德寇什么时候到过这里，又问了一下村庄里的现状。他们从黑暗里闪烁其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劝我们去找村长。有一个老头儿站了起来，骂了一句就走开了，后来我们听到他加快了步子逃跑了。

　　这一切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结果。月亮已经从树林后背升了上来。我大约认识哪儿是五一集体农庄主席纳姆·科罗勃卡的房子的所在地。

　　科罗勃卡不在家。他的妻子不愿意开门。我们便敲隔壁人家的门。这时候我们全累得疲软无力了，所以我们的声音听起来带着恳求和迟疑。

　　主人走到台阶上，相当粗鲁地叫我们滚开。

　　“这么许多流浪汉！”

　　正在这时候，街上辘辘地驶来了一辆马车，渐渐近了，在我们身边停住了。

　　“他们运来了马铃薯，”主人自言自语说。

　　从马车上跳下来三个人。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他们已围住了我，其中一个人下令道：“举手！”

　　但是立刻一口气接下来说：“费多罗夫同志！弟兄们，费多罗夫到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接着立刻开始了拥抱。第一个想到来抱我、吻我的就是那家的主人，原来他的房子是秘密住所。

　　演员瓦西利·赫穆雷依、瓦西利·苏达克、瓦西利·马祖尔——三个都叫瓦西利的人——坐着马车从支队来到了。这里列依明塔罗夫卡村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们已给省支队烘好了面包；马车就是到这里来运面包的。

　　“准备好了，你们的面包已经准备袄了，”我说着，把老太婆给我的那块仍然温热的面包给赫穆雷依看。

　　我并没有弄错。老大娘果真是给游击队烘制面包的。全村都是游击队员。德寇连来也不敢来。

　　游击队员们劝我们立刻动身到支队去——到那里总共不过十五公里路程。

　　但是我们宁愿先好好地睡一觉。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他们就让我们在马车上坐下，悄悄地驶进了森林。

　　马车上放着一大块、一大块松松的、喷香的小麦粉圆面包，上面遮着一块油布。我们十个人坐在两旁。一匹鬓毛蓬松的小马，顺着一条狭窄的林间小路拖着车子从容不迫地前进，一面不停地牵动着耳朵，好象在倾听我们的谈话。我们起劲地谈着，悲喜交集地谈着，不时哈哈大笑，声音把鸟儿都惊醒了。寒鸦飞了起来，不愉快地叫着，大概在咒骂这批和森林完全不相称的嘈杂人吧。

　　一批严峻的人拿着冲锋枪从树丛和林木背后走了出来。但是一知道谁坐在马车上，便奔过来握手，并且匆匆地寒暄几句。他们原来都是切尔尼多夫的本地人。

　　“费多罗夫同志，您还记得在我们去森林以前，您在戏院里怎样跟我们告别的吗？”

　　“记得，当然记得。”

　　“有人问您，害胃溃疡应该怎么办？您当时告诉他，‘把溃疡留在这里，本人去作战！’那便是我。”哨岗上的一个哨兵说。“于是我就去作战，真的不觉得有溃疡了……”

　　接着另一个哨岗上的哨兵问：“永久和我们在一起吗，费多罗夫同志？”

　　“直到胜利为止！”

　　“我是从乐器工厂来的，一个细工木匠，您记得我吗？”

　　“记得！”

　　当马车在一辆小汽车旁边的草地上停下来时，天色刚亮。在枞数茂密而低垂的数值下，可以看到一个个土墩——地下室的屋顶。在其中一个土墩旁边，有一个小胖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忙着搞一只箱子。他抬起头来，开始端详着我们。

　　“卡普拉诺夫！”我喊道，“瓦西里·洛格文诺维奇！好，你不认识自己人啦？”

　　他一个倒栽斛斗就滚到我们身边，十分激动地说：“噢，你们这些鬼东西，干么不预先通知一声。我又得生茶炊，又得准备饭菜……我们的家就在这里，完全象在家里一样，习惯了……尼古拉依·尼纪吉奇和政委就在那边的地下室里，还在睡觉呢。噢，不错，去叫他们起来！”

　　我们佝着身子走进了地下室。

　　“你们睡得太久了！”

　　波布特连科一下子没有认出我们。但是他一认出，甚至乐得掉下眼泪来了。自然，我们跟他狂吻了一阵。接着大家都起来了。他们细瞧着我们新来的人，品评着我们的服装和胡须；拍着，拥抱着，紧挤着我们。我们被领到一张大桌子跟前。围聚在桌子边的都是切尔尼多夫的本地人，城里人：熟悉的面孔，友爱的笑容……

　　在大锅子上方竖着一根蒸汽柱子。大家伸手到锅子里拿了个马铃薯。瓦西里·洛格文诺维奇把酒精倒在杯子里，说：

　　“请您讲几句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我很兴奋。

　　“好，同志们，”我举起了铁杯子说。“我们都活着，这一点已经够好！不论是你们对我，或者我对你们，都不曾欺骗过。我们讲好在森林里相会的，现在实现了！当我排除万难要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胡扯，说你们已经瓦解了。我不相信，他们大概也告诉过你们关于我的各种废话吧。但是在这两个月里，我们长大了，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德寇和各种坏蛋们是欺骗不了我们的！你们在这里学习过了，我呢——在路上。现在让我们好好地作战吧。让我们和其他的支队一起作战，和全体乌克兰人民一起作战，和红军一起作战吧！”

　　地下室挤得水泄不通，在林中空地的四周也站着许多人，能够来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尼古拉依·尼基吉奇和我走到空地上去。大会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来了。

第一章 战斗以前

　　省支队驻扎在霍尔梅区的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里。我们这个组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来到这里。现在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本省的中心，也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对我说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是很快活的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我看到了切尔尼多夫的人们，会到了自己的朋友们和战友们；我亲眼看见了省支队还存在，还在活动，而领导着他们的是地下省委的委员们：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诺维科夫、雅列明科——这些人都是我在工作中认识多年的共产党员。德鲁日宁也在这里。他象我一样走遍了全省。波布特连科派他担任骑兵队的政委，这队骑兵照旧在当初省支队驻扎过的古林诺；我见到德鲁日宁要稍微迟一些。

　　莫大的喜悦，简直是欢天喜地地心情，在开始时遮住了一切。在这样心情之下，我不愿意而且事实上也很难发现缺点。

　　我早已写过，我们这组人一到，他们便预备了一顿十分隆重的有酒的早餐，随后是集会。在集会以后，理发员使我们外来人面目变年青了。

　　将近十二点钟时，省委会开会了。

　　我们在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谈话。这是个牢固的房间。高高的屋顶，玻璃窗户。房间中央放噢一张腿儿埋在地里的桌子。屋角里有两辆脚踏车，放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它的后轮带动一架发电机。同志们在上面“踏着玩”几小时——给收音机的蓄电池充电。收音机是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放在旁边的箱子上面。

　　地下室的一部分被一大幅帷幕隔开。帷幕拉开着，看到几张木床，这是领导干部们的“卧室”。这些木床上面放着干草、棉袄、马被、被窝，还有两个枕头。屋角里的方凳上放着一只水桶。四壁悬挂着领袖们的画像。我想一切大概就是这样吧。自然，桌子上还有地图、墨水壶、台灯和残余的吃食。

　　象所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们一样，省委委员们穿着棉袄棉裤，只要少数人穿着皮大衣或短外套的漂亮衣服。

　　我们十二个人聚在一起，紧紧地围着桌子。第一个站起来作报告的是波布特连科。正确地说，只是讲支队和省委会的事情。

　　我一面听他讲话，一面不禁把他和在切尔尼多夫认识的波布特连科两相比较了一下。他的表情和风度——一切都显得是个游击司令员。他毫无疑问以自己的新地位而自豪。这一点从服装上也看得出来。一条腰带紧束在皮的短外套上，肩上斜挂着全新的皮带。象夏伯阳似的高顶皮帽子威武地歪戴着，腰带上还佩着两支手枪。他双眉紧锁，目光充满了决心……

　　我很了解波布特连科。我想，我正确地了解他这种夸饰外表的爱好。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对家庭的关系上也是很温存的。他显然害怕战士们会容易看透他内心的仁慈和温顺，这多少会损害他指挥员的威信，因此他竭力保持严肃的外貌。

　　然而这个有着伟大意志的人，分明习惯了仁慈与温顺，并且这是和他信仰的党想抵触的一切事情不调和的。

　　波布特连科以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家那种声调很热情地说：

　　“我们无权向省委隐瞒，向咱们自身隐瞒，冬天快要到了，贮存的粮食和军服快要用完，烟草早已没有了。我们同时知道，一群残忍的、阴险的、无情的敌人已经包围了森林，正在向我们进攻。今天德寇派出了一千五百人来攻击我们的各支队，明天也许会投掷四五千人来对抗我们。好，我们为这件事自豪！每一个游击队员抵得上十个法西斯匪徒！我们在这里敌后把他们的兵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得愈多，他们在前线的兵力便愈少。同志们，再接再厉——这就是我们向你们要求的！游击队员是人民的复仇者，是不怕死的。我们攻击的大胆果敢将一天天地增高。几十列敌人的军车将被颠覆，许多德寇的司令部将飞进天空……”

　　出席者中有人好象自言自语地说：“要这样就需要炸药。”

　　我要求波布特连科答复几个问题：支队为什么要从古林诺移动？省委会在做些什么？联系和侦察的情况如何？各区的情况又怎样？

　　答复并没有使我高兴。支队的转移有充分正常的理由：这里有茂密的森林，比较容易躲开德寇。但是迁移到这里来的只是支队的一部分。骑兵队仍旧留驻原处，现在叫它骑兵队不过是惯例罢了。原来大部分马匹在红军退过那些地区时交出，原因是认为自己保留马匹是危险的。

　　“步行的可以躲在灌木丛背后，但是骑马的老远就看见了。”

　　联系工作的情况很坏。无线电台被埋在列普基支队的根据地里。无线电收发报员们已经落入德寇手中，现在没有人知道无线电台藏在哪里，不可能找得到。

　　“我们保全了几处粮食仓库，”波布特连科说。“对给养方面没有什么抱怨。我们也有武器，但是联系工作可不高明。我们收听通报，音乐虽然减少了，却没有前线和苏联后方的消息。我们派过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组成的几个小组带着任务越过前线，去联络集团军指挥部。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们知道已优良组落进德寇的魔掌。我们和各区及其他支队经常联系的是骑马的和步行的通信员。在我们的森林中驻扎着列依明塔罗夫卡、霍尔梅、彼列柳勃和科留可夫卡四个支队。省委会在干些什么？省委会的全体委员完全在忙着支队的事务：雅列明科当政委，卡普拉诺夫管理经济，我担任司令员……你们要注意，本省的老乡们还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呢。连共产党员也并不全都知道。在沦陷以前，这是很清楚的事情：本省的中心是切尔尼多夫市。历史的中心。它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切尔尼多夫市内德寇很多，因而不能把省委会设在那里。而这里森林中，不待说，既不是经济的中心，也不是行政的中心，只是咱们布尔什维克的中心。我们能不能从这里，特别是用现在咱们这样的联络工具来领导全省呢？我们能不能对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苏维埃人起作用呢？该不该在这方面努力呢？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吧，就我来说，”波布特连科总结说：“我表示怀疑。”

　　这是显然的，波布特连科对于把党的工作和军事的、也就是游击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没有多大的信心。

　　“我们主要的任务，”他说，“是从这里，从敌人后方来支援红军。我们要削弱德寇，阻止他们稳定地拘留和抢劫居民。我们必须天天在公路上消灭他们，炸毁火车和铁道桥梁。用受过锻炼的人员组成的机动的、轻装的小队进行袭击，然后隐蔽起来。我们不能用巨大的兵力来作战，不能钉住在一个地方……”

　　从他的言语中，可以感觉到有点儿缺乏信心。不似乎不仅想说服我和全体地下省委的委员们，而且还想说服自己。

　　焦急的值日员闯进了司令部地下室：“请允许我进来，司令员同志。据侦察员报告，德寇部队正由诺夫戈罗德－谢维尔斯克方面向霍尔梅方面移动。有机械化部队和骑兵……”

　　波布特连科中止了会议。我觉得他很高兴会议就这样出乎意外的结束。

　　他把指挥员们叫了来，下令支队中具有战斗力的全体队员排起队来，把侦察员放在队伍的先头，自己跳上马，发口令道：“开步……走！跑步！”

　　他们没有带我们今天刚到的这组人参加作战；认为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洗个澡。我洗过澡，休息了一下，便出去逛营地，想视察一下。营地里有五六个地下室：一处是司令部，三处是住所，一处是医院；有一个地下室还没有造好，可是已经给它挖了个坑。这个地下室预定安置印刷机，印刷报纸和传单。

　　地下室的屋顶只是隐约可见的几个土墩，上面已经铺好草泥块，有的上面甚至已经栽了灌木丛。有一辆“Ｍ——型”小汽车早已不用，为了隐蔽起见，一半埋在地里，用树枝盖着。敌人从空中是不容易发现游击队营地的。

　　在地面上不仅可以发现——潜入营地并不特别困难，在距离中心一百公尺到一百五十公尺的半径内，一共只有三名哨兵在值班。

　　两个木工正在给印刷机铺装底座，我和他们攀谈起来，接着又走来了几名游击队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开始明白支队里的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

　　战士们都不满意，但是为什么不满意呢？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喜欢波布特连科，对其他的领导同志们也表示完全信任。只是参谋长库兹涅佐夫引起他们的愤慨：这个人饮酒无度，待人粗暴，而主要的是对游击战一窍不通。

　　他们眉飞色舞地谈着波布特连科：说他是个能干、刚勇、聪明的司令员。固然，有时他包揽一切；过分急躁；但他是公正的，必要时还是和蔼可亲的。而对于敌人，他却凶狠得出奇。然而总究……

　　我好久还不能体会到藏在这个不可捉摸的‘然而总究’后面的意思。

　　他们告诉我，当支队一路从古林诺转移到新根据地来的时候，原已决定消灭一名伪村长——康卡村的卖国贼。

　　伪村长本人跑掉了。游击队员们没有赶得上抓住他。在他的草棚里发现了德寇留下来叫他保管的一百副马鞍子。这些马鞍子在支队经济部门中能有用处，但是他们放火把它烧掉了。这不是出于任性蛮干，便是为了伪村长脱逃而懊恼的缘故。这个老乡们对游击队留下了轻举妄动、某种不必要的豪气、简直是流氓行为的印象。

　　“为什么要白白地烧掉好东西呢？要是我们真的不能带走，而且可能落到德寇手里……费多罗夫同志，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没有骑兵吗？我们只会做那一星半点的战斗……这里窜出来炸坏一辆摩托车，那里杀死一个德国兵，临了还会为了药杀一条军犬而干杯：好一批豪迈的游击队员啊！”

　　这是一个相貌堂堂、年约四十的小胡子汉子说的。

　　他正在挖土坑，把铁锹插在泥里，在裤子上抹了抹手，接着说：“费多罗夫同志，您来仔细瞧瞧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怎样作战的，并且在希望什么。我们现在就靠坑里埋着的东西活命。甚至把面粉搬运到邻村去。那边的大娘们极乐意替我们拿面粉做面包、做饼干、做包子。唉，咱们的面粉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向大娘们去恳求呢？”

　　“别介意，吃不完的，”一个愉快活泼的女炊事员摇了摇手说。“他们说，存粮有的是……库兹米奇，你准备打多久？”

　　“要是象现在这样打下去，那么储存的东西还会有剩。不过问题是：剩给谁呢？据看来是留给德寇。他们虽然是蠢材，但也不会容忍我们太久的。他们首先会消灭巴拉贝，接着是柯济科，而后你瞧，就会悄悄地接近我们。他们陆陆续续开来了多少队伍呀？已有一营人到了菠戈列察。”

　　又有几个人加入谈话，他们是从营地的各方面走来的，大家对这些问题很着急。

　　“干么还谈面粉和咸肉？我们是怎样打仗的？瞧，现在他们去干什么了？他们能够在大路上稍稍吆喝一下德国兵就欢天喜地啦。喂，他们会放上几枪，要不就是一无所成。不过是一次远足罢了！”一个两臂都受了伤的机枪手怒气冲冲地说，还啐了一口唾沫。

　　“侦察员报告，是说德寇在奥尔洛夫卡。那就是说离开我们十五公里。他们是靠两只脚走去的，并且全程跑步，还带着满满的背囊和轻机枪。来回得三十俄里，再加上弯道和小路就的四十俄里。而战果是打死三个德国兵。”

　　“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事情，”库兹米奇又喃喃地说。

　　“那么，什么才是主要的呢？”

　　“你所谓‘什么’是什么意思呢？”他惊奇地反问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的是坚持下去。红军一揍他们，我们说到就到。红军从前线打，我们从后方打。那时就看我们起来打吧！我们应该保存实力。这就是主要的事情！”

　　“你认为这样能保存长久吗？”

　　“长是长不了的，可是无论如何总得三四个月，我们应该节省粮食，假如能节省些，定额分配好，就可以坚持下去。”

　　我打断了这位发言人的话：“慢着，同志，你准备打多久？三个月吗？你们的意见怎样？”我又问其余的人。

　　其余的人似乎也不准备长久打游击。只有一个同志说要打八个月。他们都嘲笑他，叫他古怪人。

　　“指挥员们对这个怎么说呢？波布特连科怎么说呢？”

　　“他说，德寇在今天冬天就会垮台。”

　　我把听到的一切思索了一番，估量了波布特连科报告的开头部分，回想了伊琴雅支队留下的印象，我了解到主要的不幸正就在“坚持”这两个字上。

　　但是省支队的游击队员们显然已开始了解到，就是分散的小股部队也都是不可能坚持的；少数的、偶然的、无计划的袭击战术是危险的战术。

　　就象是为了证实这种意见似的，波布特连科在第二天拂晓时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战士们都浑身湿透，又生气，又疲倦得要命。

　　“德寇坐的是汽车，我们是步行，”战士们气忿忿地说。“我们哪能追上他们？”

　　波布特连科本人对这次进军的结果也不满意；固然，他不愿意表明战斗失败是因为考虑得不正确。他自怨自艾，喝了杯闷酒，在我身旁躺下，说是要睡觉了。

　　但是他睡了一会儿便低声地开口说：“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着，不很自然地笑了。“我原以为喝杯酒会睡着的。但是并不，酒精也不中用……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总有点什么不妥当，有些事情得改变一下才对。”

　　我也想到这一点。我坦白地对尼古拉依·尼基吉奇说，我认为我们直到现在所采取的路线还是不正确的。各支队必须团结起来，不容分家。如果各自为谋，我们来不及醒悟，就会被逐一击破。庞大的队伍能够进行重大的战斗，能够击破敌方的卫戌部队，当德寇进犯时，我们不是等待，而是攻击他们。

　　为了不致吵醒同志们，起初我们悄悄地说着；但是题目这样激动人，以致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声音，而且立刻发觉所有躺在这里的人都在听。然而因为紧靠着躺在这里木床上的全是省委的委员，所以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当天早晨会议的延续。

　　就这样没有点灯，也没有起身，卡普拉诺夫、诺维科夫、德涅普罗夫斯基（我们已把他列入省委会）都发言了。

　　原来，极严重的危险已经临到我们头上。德寇和匈牙利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包围了我们的队伍。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构筑好一道没有缺口的防线；但在三十公里到四十公里的半径以内，几乎所有的区中心和居民点都有了德寇的卫戌部队；在若干地点，敌人早已集中特种部队来和游击队作战。

　　附近的那种扫荡队，实力相当于一个营，几天前便到达了波戈列察，他们的侦察兵已经开始搜索森林，每天跟彼列柳勃支队找麻烦。

　　“巴拉贝到洛沙科夫那里求援，”卡普拉诺夫说，“但是洛沙科夫却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事。你们自己去打吧。’唉，巴拉贝那儿有多少人呢，只有二十七名游击队员。”

　　大多数同志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把所有驻扎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里的支队合并起来，这一点波布特连科也赞成。商定以后，他就不会拖　，他不是那种人。他没有浪费时间，便起来点上灯，写好一道命令，叫所有支队的指挥员在第二天早晨到司令部来。

　　“你认为怎么样：大家都会同意合并哩？”我问。

　　“啊，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们就是在梦想合并啊，”波布特连科回答说。

　　我们决定再和指挥员们商讨另一个酝酿好久的问题：怎样吸收新人入队。希望入队的人很多：有大队的，有小队的，也有些单独的人……

　　十一月十九日，各支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们会集了：巴拉贝、那哈巴、伏多皮扬诺夫、库罗契卡、柯罗特科夫、洛沙科夫、柯济克、德鲁日宁和比沙拉勃。省委会全体委员和省支队的分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和卡利诺夫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由我个人负责，还邀请了一个人，这是我们这里几乎谁也不知道的尔凡诺夫中尉。他在两天以前才到支队的。

　　尔凡诺夫当时的外表绝不引人注目：中等身材，声音文静，举动羞怯，而且还伤了一只手；他应该治病，不应该指挥。而我却把他作为未来的联合部队的参谋长介绍给同志们。

　　为什么我任命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人来担当领导职务呢？这个问题我在出席的大多数人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向我当面提出。当然，我有重大的理由。我自己的见解暂时只对波布特连科和支队政委雅列明科谈过，他们都同意我。

　　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太暖了。开会的人很多，有些人不得不坐在地上。我劝同志们把大衣脱下，大家都脱下了。只有当地的支队指挥员比沙拉勃不愿意这样做。不过这件事对他来说倒是困难的。他身上挂的军用品实在太多了：腰带上是两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军用挂包、望远镜、指南针，还有许许多多的皮带，使人奇怪的是，他怎么没有给这些皮带缠住。

　　斯捷潘·费法诺维奇·比沙拉勃，是个四十岁光景、生得结结实实的男子，战前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甚至担任过短时间的区执委会主席的职务，但是对付不了工作。然而他在各边区却是个大大有名的人，也是个独断专行的人。大家都知道比沙拉勃，还因为他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做村苏维埃主席时，有一个富农想谋害他的生命：子弹打穿了窗户，打伤了他的脑袋。

　　比沙拉勃动作迟钝，宁肯不走动，不说话。当环境逼着他说一两句话时，他经常从咳嗽声开始，嗯噢着，然后说出毫无意义的两个词儿：“啊哼－呃。”此后他就把这两个词儿一起或者分散插入他谈话的开头、中部或末尾。所以人家想起他的时候，甚至在想起他的姓名之前，许多人就记得“啊哼”和“呃”这些词儿。

　　“呃－啊哼，我不想脱衣裳。我，啊哼，有病。怕，呃，伤风……”

　　然而说到比沙拉勃，我必须记得他是志愿到我们这里来的，是自动留下来的。而集体农庄的人们仍在追随着他，承认他是自己的指挥员。他是无条件地忠于苏维埃政权的。

　　我在会上所遇到的人，在他们成为游击队指挥员或省委会委员以前，几乎全都曾在切尔尼多夫我那里待过。关于波布特连科的外表和风度的改变，我已经描写过。所有其余的人的衣着和动作也都变了样。

　　要说到性格的改变还早一点。然而新的外表也多少反映着同志们的心情。衣服、装备，更确切些说——穿棉袄、戴帽子、佩手枪的气派，就看得出一个同志多么想做游击队员。

　　波布特连科的歪戴的皮帽子，比沙拉勃的胡子和洋洋大观的皮带，费多罗夫的小胡子，巴拉贝的军装上衣的白衬领，霍尔梅区区委书记库罗契卡那样温文敦厚的人故意说的粗鲁话，这一切看来都有几分表现的味道，象初出茅庐的人们所常有的一样。

　　是的，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都是一年纪生。大多数自己人有过不算少的工龄，早已在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而现在我们忽然处在大森林里，在地下室里，被敌军包围了……

　　我注意到现在当分队指挥员的农学家格罗明科，他看来还跟在切尔尼多夫参加某项会议时一样。战前他在那里的地政局工作，现在他的外貌并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比比沙拉勃的胡子却更有心。

　　我问了他一个通常的问题：“情况怎么样？”

　　他因我的注意而感到高兴，乐意地答道：“情况倒还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只是没有来得及把我的老婆疏散，她快要生产了。她和娘家人住在村子里。那边有德寇。

　　“原来你脑子里在盘算着这件事哩，”我心里想。

　　格罗明科想起老婆，这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却等着他首先说起自己的分队或者整个支队的情形。

　　而格罗明科却接着说：“您不记得我在切尔尼多夫的老婆吗？噢，当然，您大概不会记得所有的人……她住在离开这里大约四十公里的村子里。我本应该去看她一次，可是我同时想到，不应该去，去了反而使我更加慌乱……”

　　说句老实话，我没有什么办法劝解他了。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须要解决这样一来的问题。

　　“得啦，”我说，“解放了再说吧。我们要想出点儿办法来。”

　　波布特连科把召集同志们来的原因告诉了他们，问每一个指挥员对于在费多罗夫总的指挥下，把各支队合并为一的看法怎样。

　　大多数人表示赞成：“早就是时候了。不合并我们就会灭亡。”

　　只有比沙拉勃一个人考虑了一会儿说，他得和本支队的同志们商议商议。人家预先通知他，这是党的省委建议合并的。

　　“我要，啊哼－呃，稍微考虑考虑。明天早晨会告诉你们。”

　　“那么您要注意，比沙拉勃同志，我们明天早晨九点钟等您。等您来了以后才签署命令。”

　　我们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对于希望加入支队的个人和小队，我们怎样对待。森林里有不少人在流浪：有掉队的，有脱逃的战俘，还有突破包围圈要回前线去的。这些人都有武器。有一小队甚至拥有一挺重机枪。但是这些人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村森林里感到陌生。他们不大熟悉，绝不是人人敢和居民来往。他们没有弹药，衣服破烂，挨着冻，最主要的是在挨饿。几乎所有这样的小队都要求加入支队。

　　辩论激烈起来了。尔凡诺夫急红了脸，把眼睛望着门口，对我表示：“解决这样问题时，我走出去是不是更好些？”真的，这件事恰恰与他这样的人有关。在会上，尔凡诺夫是还没有被正式通过加入支队的人们的唯一代表。

　　“坐着，坐着，”我对尔凡诺夫说。“我们很高兴听听您的意见。”

　　骑兵队的指挥员洛沙科夫，身材魁梧，皮肤黑得象茨冈人，阴沉沉地皱着眉说：“您说收容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突然违反了警惕性？在切尔尼多夫时，费多罗夫同志，您本人和其他省委书记们都曾经警告过关于最严格的秘密性和秘密活动。可是现在呢？原来警惕性竟付之流水了，谁想进来，就进来。一个‘被包围过的家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他没有战死。如果放他到森林中的游击队里来，在我们这里也不会愿意牺牲，会开始躲在人家背后的。何况是俘虏。俘虏——换言之就是投降过的人。不，我们不要那些人。党挑选了我们，信任我们。我知道您，知道库罗契卡，比沙拉勃和柯济克我也知道。我有全权依靠他们。就是战士们也一样。在他们填写的履历表上，我们一切都知道。我的意见是保持自己人。”

　　第一个反驳的是巴拉贝。他出乎意外地激烈地发言了。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的敏捷。彼列柳勃小学的校长兼历史教员亚历山大·彼德罗维奇·巴拉贝，我只知道他是个拘谨的人，爱好抒情诗，爱好和平生活。他做校长还是最近的事。人们称赞他的有条有理、干净整洁、布置得当的教育工作。“一个年青但是能干而且深思的教育家”——谈话提到巴拉贝的时候，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语。我还知道他新近才结婚，很幸福。在我的观念中，他是一个温和的幸运儿，把一生献给学校、妻子和花园洋房的人。

　　巴拉贝身强力壮，穿了一套非常称身的红军官长的制服。他竭力高高地把头昂起；他的衬领看来总是雪白，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总是仔细地修过脸才来开会。要是全体同志都倾向于这个游击队员的外貌那才好哩。虽然他发言时象个姑娘似地涨红了脸，我却看得出这位低声静气的人善于捍卫住自己和自己的原则。

　　下面是他说的一段话：“我们是志愿留下来的，这有什么稀罕呢？这有什么特别的功劳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打仗，而且在我看来，志愿去打仗的往往要比动员去打仗的好些。这就是说，我们是和红军战士同样的军人。波布特连科同志因为我们的支队收容了五个被包围过的人，斥责了我一顿。但是弟兄们都很好，而且以行动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森林里有一队由阿伏克先齐耶夫率领的二十六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所属的那个师团奉统帅部的命令分做小队突围。他们执行了这个命令。可是假如向前线再推进一些，他们多数会被歼灭的。在我看来，收容他们是比较正确的；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收容一切真正想要和德寇进行斗争的人。至于那些被包围过的人，一般都是好人。这些人不愿意去当俘虏，一直支持到最后。他们早已是游击队员，只是还没有组织好罢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这些武装齐全的人都不是第一天参加作战，他们对我们有用处……”说到这里，巴拉贝停了好一阵，对全体出席的人注视了一下，然后深深地舒了口气，似乎用抱歉的声调添上一句：“在我看来，要是不接收被包围过的人，那倒是件罪行。是的，是件罪行！”他坚决地总结说。

　　“噢，亚历山大·彼德罗维奇说的是什么话啊，”比沙拉勃摇着头说。

　　“你要发言吗？”我问。

　　比沙拉勃抬起眼睛望了我一眼，想了想，然后神气活现地说：“我要讲。我认为如果被包围过的人要那样做，就让他们自己组织去吧。呃，我们并不是为了他们预备装备、获得装备的，何况是粮食。我有权说——我反对。”

　　“比沙拉勃同志，如果省委再三要求呢？”我忍不住了，“那么，您答应我们的要求吗？”

　　“关于接受人员的事吗？”

　　“总之，您对于领导本省游击运动的党省委采取什么态度？要知道你是个党员，对不对？”

　　比沙拉勃绷着脸，眼睛红了。他紧蹙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我懂得党章。但是在讨论程序中，我的意见是——反对。根据区域的特征可以允许有例外。我可以，啊哼－呃，收容被包围过的人到游击队里来，如果他原来就是我们区里的居民。因为我们是号召来保卫本区的。决不能来者不拒……”

　　说这段话的时候，比沙拉勃瞪着凡尔诺夫。大家都明白，他认为这个人就是乱子的来源。别的指挥员也不太友好地打量着这位陌生的中尉。

　　我不打算给同志们作任何解释，我想任命凡尔诺夫为联合部队的参谋长，借此促使人们推行军纪。自然，在采取这个决定以前，我细问过凡尔诺夫他过去的职务，得知他是一员基干军官，从他的答复中，知道他是个坚韧不拔的人；而主要的是他的精通战术。我喜欢凡尔诺夫还因为他落到异常困苦的地步，仍保持基干指挥官的振作性：没有扯下领章，甚至居然还能想出办法保持军装上衣和裤子的整洁，高统靴也擦得亮光光的。

　　实际上，我所召集的会议，既不是军事会议，也不是游击会议，甚至也不是党务会议；它不过是普通的会议，例行的会议。我简直还没有习惯发号施令。而同志们不习惯他们自己当指挥员，同时也不习惯我不仅是他们的领导者，而且是他们的司令员。在这里集聚着稣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农学家、工程师、集体农庄主席、小学教员……接着来了另一个想法。原来大多数出席者正好是那些反对收容被包围者的人，他们还没有亲身经历到战争的负担和真正的危险。他们只由流言蜚语知道包围是怎么回事，被围的人是怎样的恩，他们的命运曾经遭遇到哪些考验。他们知道这些事是由益处的。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我打断了比沙拉勃的话，对尔凡诺夫说。“请您告诉他们，您是怎样来到这座森林的。”

　　单就我用名字和父名来称呼尔凡诺夫这一点，已叫同志们惊奇。大家知道，惊奇就提高了注意力。

　　尔凡诺夫也觉得惊奇。但是他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挺着身子问道：“需要我的自传吗？”

　　“不是，任务是这样：我要以您的实例来向同志们表明被围的人是怎样的人，为什么应该把他们接收到游击队里来。”

　　“明白了。让我尽可能简略地来说吧。我是从开战第一天起就作战的。我最后的职位，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以来，是副官长，步兵部队的营参谋长。因指挥作战有功，曾两次受到旅长和师长的表扬。九月九日九点三十分，德寇包抄了我们的驻扎地波诺尔尼察区鲁集齐村。我带着三名通信兵在司令部里。德寇对着司令部的屋子开起机枪来。我们只有几枝冲锋枪、手枪和一支马枪。弟兄们用冲锋枪掩护着我。我拿了最重要的参谋文件，奔过街去伏在高粱地里开始用马枪来还击，打死了五个德国鬼子。他们都喝醉了，这帮助我消灭了他们。但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胳膊。我向一个土坑爬去，里面全是　肥和垃圾。我把文件埋在垃圾里，绑好受伤的胳膊，再向一间草屋爬去。我顺着栏杆怕，看到栏栅上有个窟窿。我的副排长基谢列夫躺在那里，左肩和右手掌都受了伤。他已经设法把栏栅的木板敲下一块，可是无力爬进孔眼去。他恳求说：‘中尉同志，救救我！’我们勉强爬进了院子。这时候德寇已经完全占领了村子。我们爬进一间草棚，棚里有一个猪圈，还有些干草。基谢列夫情况很不好。我拿干草把他盖好，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到十一点钟，基谢列夫变得软弱无力了，要喝水。下午一点钟，有个老大娘进来喂小猪。我向她要水。老大娘看到血淋淋的基谢列夫和我受伤的胳膊时，劝我们投降。我们回答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下午四点二十分，走来了几个德寇，和老大娘在院子里谈话。基谢列夫和我商量好，要是他们进来的话，我们先结果了他们，然后结果自己。我们听到德寇问他：‘老妈子，有俄罗斯人吗？’‘两个军官，’她答道，‘来过，走了。’天色黑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爬出栏栅的孔眼，顺着高粱地爬到森林里。团队得到的任务是占领波诺尔尼察。我按照波诺尔尼察定了方位角。我和基谢列夫走了一夜。到东方发白，走进一片林中空地时，我们遭到了射击。我把方位角偏了西。路面上有许多脚印，是俄罗斯人的确高统靴的印子。我们跟着脚印走，遇到一座村子。我打听到我们的部队在四小时以前过去了。一个主妇给了我们一方烂布、一些面包和黄花烟①。我们吃了些东西，又吸了一会儿烟，绑好伤口便再往前走，想赶上去。我们穿过列依明塔罗夫卡，险些儿碰上那里的德寇侦察队。后来我们再向七公里那边的萨凡基走去。基谢列夫早已勉勉强强地移动了，每次走了五十公尺便得休息一下。我们花了五个钟头才走到萨凡基。

　　乌别季河横在路上。我们跟着马车的轨迹涉水过河。我背起基谢列夫，免得他沉下去。晚上十点十五分走进了萨凡基，乱敲着人家的大门。基谢列夫完全精疲力竭了，倒在大门上。”

　　尔凡诺夫就是用报告那样分段的、精确的语言说话。他站着说，也不靠着什么。

　　【 ①黄花烟，又名山烟，烟味强烈。】

　　我们这些听众却不是坐着，就是半躺着。根据他的讲话和举止，可以看出，站在我们面前的基干军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决不会忘记他代表着苏联红军。德鲁日宁从后面走到我身边，弯着身子凑近我的耳朵，然而相当高声地用多数人能听得见的耳语说：“着不是让比沙拉勃，也不是让洛沙科夫来判断应否接纳尔凡诺夫到游击队里来，倒是该让尔凡诺夫来决定我们中间什么人合格了。”

　　尔凡诺夫继续作报告。他报告说，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娜塔丽亚·哈芙捷依，和他十五岁的儿子米沙收容了他和基谢列夫，给他们包扎伤口，供他们吃食，安置他们睡觉。当德寇进了萨凡基时，女主人把基谢列夫说成自己的儿子。尔凡诺夫便住到森林里去；只间或偷偷地跑进村子里去弄些粮食，把伤口重新包扎一下。他和村上的党组织的书记杜谢依·奥良尼克取得了联系，通过她又和省支队的游击队员们有了联系。

　　听众还没觉察，尔凡诺夫已经从自我报道一变而为演说了。我必须说，大家都好好地、同情地听着他。

　　“同志们，通过党组织的书记，住在村里的伤员们已经从你们这里获得粮食的接济，并且现在还在继续收到；你们的护士长走去给他们包伤口，发药品。这是很好的。十分感激你们。不过单是接受救济而自己不打仗——就丢了苏维埃人的脸。有些伤员已经复了原。我认为有责任说，在你们营地四周的森林里，可以找到不在少数的忠诚的苏维埃人。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他们是很苦痛的。要是我的意见多少还有可取之处，我请求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把第二十六小队，卡尔普希的和雷先科的小队，还有其他的小队，都认做游击队，和本地的游击队同样给遍进省支队。”

　　还有两三个人发了言。我还记得德鲁日宁的简短而坚决的讲话：“同志们，实际上没什么值得争论的。我们和你们都在作战。我们是一支特殊的作战部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的队伍里总免不了有些损失。而这种损失是应该加以补充的，否则我们便会伤亡得不成其为作战部队，不成其为游击队。顺便说说，我自己也是突围到你们这里来的。有人说，我被接纳进来是因为从切尔尼多夫省来的，领导方面都了解我；有人说，德涅普罗夫斯基也是因此当作自己人被收容的。在这里比沙拉勃甚至建议单单收容切尔尼多夫当地人，或者甚至只收容组成支队的这一区的居民。这是错误的想法，有害的想法。这样的地区主义不会得到好结果。我们的祖国是整个的苏联，不是列依明塔罗夫卡区或者波诺尔尼察区。我们遵照党的指示和号召，组织若干游击队，预先挑选好留下来。但是为什么必须在这些支队里挑选省委所了解的人员呢？因为他们要组成骨干，组成游击运动的基础。我天真地想，我们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后备人员、没有补充，能做些什么事……”

　　“同志们，我看问题清楚了吧？”我问道，虽然不是人人都肯定地回答了，但是我说，会议结束了。

　　“明天你们会接到命令的。”

　　比沙拉勃困惑地对我瞧瞧，接着和坐在他身边的卡普拉诺夫嘟哝了一阵，又转向洛沙科夫窃窃私语。

　　“比沙拉勃同志，您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我问。

　　比沙拉勃没有回答。地下室里开始笼罩着难堪的静默。

　　卡普拉诺夫代替他回答：“他问，为什么没有决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进行，不来一次表决？为什么麻烦他，把他叫到这里来？”

　　我不禁失笑。其他的一些人也跟着我一起大笑，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我必须重说一遍，明天他们会接到命令的。

　　下午四点钟过后，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已经开始昏暗。天气是冷冰冰、阴沉沉的。劲风扯下最后的一批树叶。树叶在窗前闪过，打着旋儿聚成一堆堆。

　　会议结束后，我们和各支队的指挥员们一起吃午餐。

　　午餐时，大家无精打采地开着玩笑，都用这样的语句来提到将来：“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我们以后会有大炮吗？”

　　“那还用提吗！当然有！炮兵也有，骑兵也有……”

　　“也会有统计处，”卡普拉诺夫补充说。“您想，没有统计怎么能生活下去呢？我现在按一百公分配给，多了没有？”

　　“联络工作也要象钟表一样调整好，”我在尼古拉依·尼基吉奇说了后，用更爽朗的声调接下去说。“要和党的每一个区委会取得联系，在队伍里要和每一个中队用电话和无线电取得联系。和前线每天要有呼应。和莫斯科本身也要进行谈话：‘喂，您好呀，这里是切尔尼多夫游击师。’”

　　同志们大笑起来。大家认为我的话象开玩笑似的夸大其词，深圳因此有些发愁。

　　萨宁——支队副指挥员之一——突然用手掌拍了一下地面叫起来：“这些混蛋！他们把我们赶到森林里，赶到熊穴里、洞子里来了。人们都在屋子里，我们却象软体虫似的在坑坑洼洼里。您把那个德寇交给我！我用自己的胳膊，自己的牙齿来结果他！……”

　　坐了一会儿，我提醒大家，明天或者最迟后天会接到命令的。而现在暂时还得留在原地不动。

　　话总是谈不起来。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支队指挥员们陆续散了。我和他们告别以后，便到营地遛达去了。

　　天黑了。空中不知是雪花，还是小雹子在旋转，钻进了衣领，灌满了耳朵。人们都坐在地下室里，一些极小的窗户里闪着昏黄的灯光。有一处地下室里有人在拉手风琴，另一处地下室里在唱着一支忧郁的歌儿，这支歌儿和秋风和我的心情很相应。唱得不好。

　　有很多事情我看不惯，特别是比沙拉勃的行为，但更使我担心的是许多人认为自己并不是进攻的一方，而是防守的一方。

　　虽然我们在会议上争论过应不应该吸收突围的人员和脱逃俘虏，可是说实话，我很赏识这些外来人的战斗品质。他们成为游击队员是环境逼迫的，不是预先报名的；但同时却有战斗经验，却有对敌人的深仇宿恨，这也是在战斗中和流浪中获得的。他们比我们队伍里的弟兄们见识得多，体验得多。在沦陷区潜行了两个月之后，我已经懂得，在沦陷的土地上，对苏维埃人来讲，没有比游击队的地区更可靠、更好的了。是的，人们要把仗打得好，必须经过考验。甚至要发现自己，也必须经过考验。在第一次重大的战斗以前，就是经验丰富、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也不了解自己。

　　我想着这些，顺着小路慢慢地走，离司令部越走越远，深入了森林。这地方的树木不是很茂密的。乌拉尔人或西伯利亚人大概都不会把我们这些地方认做森林。树与树之间相距足足有五公尺。偶尔有几株松树，常见的是枫树、橡树、杨树。地面上铺上了一层白雪，因此我辨别得出树干和光秃秃的树枝的轮廓。风儿在树枝中间打着唿哨，压倒了远方的兵营生活的声响。

　　我忽然发现一棵细长的树木，下部粗大的可疑，好象有人紧贴在上面。我犹疑不决地停了下来。这会是谁呢？如果是我们的哨兵，那为什么不吆喝呢？要知道我并没有隐藏，我的脚步声也可以听得到。

　　我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悄悄地走近这棵古怪的树，马上就发现在粗大部分的旁边，在白亮的雪地上放着一件很象步枪的东西，而且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我自己不相信起来：这声音很象小孩儿的哭声。肯定说，我听到一个孩子在抽抽咽咽地哭，不是受了委屈就是受了惊吓。

　　“你怎么啦？”我用不很高的声音问。

　　人影儿离开了树干，往一边冲去。

　　“站住，站住，你往哪儿去呀，别害怕！”我叫了一声。

　　这个人信任地站住了。我把步枪从地面上捡了起来。

　　“到这儿来，”我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手电筒来照了一下……原来是一个穿着棉袄、戴着棉帽的姑娘。她顶多不过十六岁，一双受了惊吓的眼睛瞧着我这边，面颊上还带着泪珠。

　　这时候我拿手电筒照了照自己的脸：“认识吗？”

　　“是费多罗夫同志吗？”

　　“正是他。你在这儿做什么？”

　　“站岗，司令员同志。”她喃喃地说。

　　“为什么要哭呢？”

　　“费多罗夫同志，我没有哭，我没有什么，”接着开始哭得更厉害了。“哦，司令员同志，请您原谅我。我不行，太怕黑暗了。而且我怕孤单。”

　　“你不是在守卫营地吗？”

　　“是的。”

　　“呶，收回你的武器，咱们走。”

　　本来应该把这名哨兵好好地斥骂一顿；可是这个姑娘有几分象我自己的大女儿尼娜。我想起尼娜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在铺满雪花的森林里过夜……

　　“你叫什么？”我问。

　　“瓦利亚。”

　　“司令员问话的时候，应该说出姓来。”

　　“司令员同志，我知道。这不知怎么搞的……普罗岑柯·瓦列齐娜……是第一分队的护士。”

　　“多大年纪？”

　　“一九二五年生的。”

　　噢，真的，和我的尼娜同年……

　　当我把她带到司令部，并把这件事告诉波布特连科时，他便把格罗明科叫来问话，怎么在这样重要的哨岗上派一个小孩子。

　　分队长惊奇地答道：“普罗岑柯是我们认为出色的战士。她没有受过处分。是个优等射击手。”

　　“得了，您去吧。以后要保证这个哨岗上有可靠的人……”

　　格罗明科转过身走了。但是瓦利亚继续站在那儿。

　　“你还有什么事吗？”波布特连科问。

　　“指挥员同志，您处分我吧，可是请您别把处分的原因告诉战士们。”

　　但是这件事没有遮盖得住。不知是分队长讲的，还是瓦利亚本人忍不住跟自己的朋友们讲的。队伍里很久以后还记起瓦利亚怎样“保卫”营地。当然，想起时总是哈哈大笑。

　　过了几个月，瓦利亚大大地改变了，在战斗中壮大成人了。她自己想起这件事也忍不住要笑。

　　在那一年，我们千百万孩子的童年都提前结束了。祖国也需要他们的力量。

　　夜里，尔凡诺夫草拟了命令；我们没有立刻签署，决定等待比沙拉勃。他答应在早上九点钟来的。但现在已经十点钟了。波布特连科想起了，一个月前曾请指挥员们把党员的名册送来，大家都送来了，只有比沙拉勃一处不愿意。他并未拒绝，只是一味拖拉。当波布特连科以省委书记的身份，严厉地要求他执行指令时，比沙拉勃发牢骚说，不让他安静一下。他在森林里都自己作不得主……

　　我们并不特别需要比沙拉勃的同意。我们不是为了民主才等待他的决定的。我们一方面了解他心里不服，一方面却想知道他究竟不服到了何等程度。为什么不到时候就运用强制手段呢？说不定这个人会回心转意，会明白自己在不走正路吧。

　　到了十一点钟，我断定比沙拉勃不会来了，便吩咐预备一匹马，同政治委员和一小队战士一起出发。

　　“好吧，弟兄们，咱们要去镇压镇压这位侯爷啦！”我打趣说。

　　在比沙拉勃营地进口处的岗哨，因为是认识的，便让我们通过了，我们后来了解，比沙拉勃有过指示：要拦阻从省支队来的一切人。假如纠缠不过，便放警报。然而比沙拉勃大概没有想到我会亲自去。哨兵是列依明塔罗夫卡的一个集体农庄庄员，看见我，便承认了老相识——省委书记。他脸上浮现着微笑，甚至想站在阵地中举手敬礼。所有没有警报，我们便进入营地，而且发现它处在和平宁静、萎靡不振的状态中。

　　这是个富裕而宁静的庄园。延伸在树与树之间的绳子上，晒晾着洗涤的衣物：衬衫呀、包脚布呀，甚至还有被单。在另一边，树枝上挂着整条的牛羊肉。一个年青小伙子坐在地上分割一头刚刚宰好的野猪。鲜肉比省支队的多。然而我们的人数却多出两倍，再说我们的经济管理员卡普拉诺夫也是个精通业务的专家。

　　炊烟在厨房上空缭绕着，送来了那股香味，弄得我的副官斜着眼睛望那个方向，尽舔嘴唇。

　　我们骑着马走到厨房跟前。厨房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地下室。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堆油腻腻的肉饼。一个年青的游击队员和两名炊事员在那里忙着料理。其中有一个美丽活泼的姑娘叫琳诺契卡。她认识我，装出骄傲的姿态。

　　“你们日子过得挺不错啊！”我指了指饼子说。

　　“很好，不象你们。”琳诺契卡嘻皮笑脸地回答。

　　“瞧，比沙拉勃把你们训练成这副样子！好吧，我们要到他那里作客去。他住在哪里？”

　　琳诺契卡指了指比沙拉勃的地下室，但是在我们背后喊道：“你们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在比沙拉勃的地下室的门口，我们遇见了比沙拉勃的副指挥员斯捷潘·奥斯塔纳。他皱着眉头打量我，点了点头来回答我的问候，但是仍让我们走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脏得一团糟，碎纸混杂着面包片和切开的马铃薯撒得满桌子。地上狼籍着烟头。长凳和矮凳横七竖八地摆着。显然，昨夜有人坐在这里开过会，所以一切才摊得这样一塌糊涂。他们没有准备要迎接“来宾”。

　　“首长”本人睡在印花布幕的后面。我们的来到已经把他惊醒了。

　　奥斯塔纳认为有说明的必要：“我们昨晚睡迟了。”

　　一个妇人的声音从布幕背后接应说：“你不用解释，你又不在民警局里。”

　　比沙拉勃从布背后走了出来，对我们的问候咕哝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

　　又有指挥员的两个亲近的人——杨·波良斯基和什科利雅尔走进了地下室。他们装出挑衅的姿态。

　　没有等主人们的邀请，我便在长凳上坐下来，问道：“比沙拉勃同志，你们通过了怎样的决议呀？我们等了您一早晨。了解你们考虑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比沙拉勃默不作声，喘着气，连脸也不回过来。

　　“我在向您请教呀，比沙拉勃同志。您以为我们是来做媒的吗？”

　　他的老婆代他回答道：“谁叫你们来的？走就是，我们决不留你们。”

　　“比沙拉勃同志，她是您的代表吗？”

　　“是的，代表。与您什么相干？”

　　我忍耐不住了，说了几句严正的话。她尖叫了一声，跑出地下室去了。

　　比沙拉勃慢条斯理地撩起军装上衣，从手枪皮套里拔出了手枪。我不得不从他手里把手枪打落。比沙拉勃装模作样地大笑起来。然后坐了下去。

　　“我是在开玩笑，”他说，然后又认真地说：“好，啊哼－呃，侵占人家的光荣。”

　　“您有什么光荣？坐吃集体农庄庄员们的。雅列明科同志，”我对政委说，“趁我在这里和首长谈话的时候，请您把支队的全体人员召集起来。”

　　比沙拉勃吃了一惊，不过没有哼声。

　　“好，让我们来谈谈您的声名吧。”我重复说，这时雅列明科走出去了。

　　然而我却懂得比沙拉勃要说的话。

　　省支队在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多大成就，但毕竟有时侯在大道上还可以听到爆炸声。忽儿桥梁倒塌了，忽儿德国卡车碰上地雷给炸毁了，忽儿听得一个卖国贼村长无影无踪地不见了，忽儿一小队德寇脑浆迸裂横在田野里。

　　附近各村的老乡们都知道，比沙拉勃遵照党的区委的指示，早在德寇到来以前便组织队伍。他支队里全是本地人，常跟亲友来往。于是居民把森林中的这些支队和小队的全部活动都认为比沙拉勃的功劳。

　　“开诚布公地说吧，不必不好意思，”我吸引比沙拉勃的回答。

　　“我在一八七师的侧翼作过战……我，啊哼－呃，有统帅部的奖状……”

　　这时，雅列明科已经召集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员，排列在指挥部地下室的旁边。

　　我们走了出去。我命令奥斯塔纳、什科利雅尔和比沙拉勃本人也站在队伍旁边。

　　“同志们，从今以后，”我说，“所有驻扎在这个森林里的游击队合并成一队了。这是党省委和省司令部的决策。这是生活所要求的。有什么意见想提吗？”

　　比沙拉勃向前移动了一下。

　　“慢着，我们早就和您谈够了。我们知道您的意见。”

　　什科利雅尔、波良斯基，还有一个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的同志发言了。他们全都象照着夹带似地说，合并必遭灭亡；粮食快要耗尽，转眼就要没有什么东西吃了。各支队一合并，就要失去游击队的主要的优越性——机动性和隐藏的可能性。

　　波良斯基说得最卑鄙：“这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我们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我们一切都明白。省委需要潜伏，需要警卫队。他们自己的人手不够，而且又都是城里人，我怕他们在三棵松树的林子里就会迷了路……他们想要踏在别人的背上登天。”

　　我不得不终止了这个集会。雅列明科对游击队员们阐明了合并的目的，提醒战士们注意游击队的纪律和党的纪律。

　　我在队伍前宣读了命令：“从今天起，由党区委发起建立的区支队并入联合游击队，并且从此改称为第三分队。我任命比沙拉勃为指挥员，格列契科为政治指导员；波良斯基免职，听候游击司令部处理。”

　　集合到此结束了。我命令比沙拉勃明天出席做个报告；把波良斯基带在身边。

　　我把手枪还给了比沙拉勃，但在交还以前，解说了一番：游击队员领的武器是为了祖国而跟敌人斗争，不是为了恶作剧和愚蠢的威胁。

　　“候国”的生活便这样毫无光彩地结束，而第三分队的战斗生活开始了。

　　晚上，全体指挥员接到了命令，命令中提议把科留可夫卡、霍尔梅、列依明塔罗夫卡、彼列柳勃各支队，以及那些采取游击斗争路线的突围人员的独立小队和省支队并成一队。

　　联合部队从当天起被命名为斯大林游击队。

　　命令生效了。我成了相当庞大的游击队的司令员。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早在切尔尼多夫时，党的省委就派定我领导本省游击运动司令部。但是，说实话，这个司令部当时还没存在呢。游击运动，更正确地说是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已遍及全省。但是象司令部应该做的那样，从作战方面来领导它们，暂时还不可能。

　　我们应该首先着手组织省支队。单单下命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事实在证明合并并非徒劳无益。必须把德寇的脑袋，炸毁的桥梁，打垮敌人的卫戌部队来证明。至于我自己还准备从同志们那里赢得对司令员的威信呢。

　　实际上，我生平从没有指挥过一支独立的军队。国内战争以后，我有一个时期曾在铁道兵团里指挥过一个排，不过那差不多有二十年了。这怎么能比较呢？那时，我每天向有经验的指挥官们作报告；那里有严整的、考虑周密的组织和早已建立的秩序。在那遥远的时期中，我们同小股的匪帮作斗争。但是我一九二零年在骑兵学校里所获得的一点知识，现在却大有用处。一部分是在战斗的时间中想起的，一部分是我在短期的下野营时得到的军事知识中积累的。

　　我担任司令员的职位，并非毫不犹豫。我担心部队的日常作战知道，会不会恶劣地影响我的主要工作——党的地下省委书记的工作。波布特连科早已尝过身兼两职的滋味。这不合他的心意。

　　波布特连科对于广大群众的党的工作表示怀疑，是不正确的。虽说我们一下子做不到，但我们应该影响全部留在本省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应该搞好领导他们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点，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呢！

　　但是省委会全体委员得出一致的决议：首先必须加强队伍。

　　这当然是正确的，现在应该动手了。问题是不胜枚举的。有很多人想和我谈谈，问问我的意见，甚至耳语一下也好。有些人走来要求：“你既然当了司令员，就得拿出东西来！给我们武器，给我们弹药，给我们兵员，给我们粮食！”

　　首先是应该精确地分配职权，必须使人人有任务。那就得从选拔干部入手。

　　在和平时期，在公开活动的省委会中，研究和选拔领导干部是一件艰巨的具体工作。省委会推荐这位或那位共产党员到领导岗位上去以前，对他是经过长久研究的，听取了同志们关于他的才干、学识和人格的意见，权衡一切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为了调动工作人员，或者因为没有用处而撤消，也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时间。

　　这自然是正确的。在平时的条件下，要不这样是不行的。可是在游击的情况下呢？研究工作人员必须仍旧是同样的原则——咱们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每次要召集省委会来批准这位或那位同志，是不可能的。

　　“他们任命尔凡诺夫当参谋长了。为什么要任命尔凡诺夫呢？我们有的是老资格、有经验的党务工作人员，有的是切尔尼多夫当地人。我们有的是区委书记，区苏维埃的主席。可是突然请来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一个中尉。哼，他们还说是位专家呢！前任的参谋长库兹涅佐夫至少还是位上尉……”

　　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你不能尽听人们所谈的一切事情。我们任命尔凡诺夫是因为他从七月二十二日起就在打仗；又因为他做事正确、善于执行任务、要求严格。还因为他陷入如此恶劣的困境，居然还能保持了可敬的苏联军官的严肃和外表的整齐。这就是说，他在参谋部中会有条有理。

　　瞧，比沙拉勃仍旧是指挥分队。当然，他搞了这一切勾当以后，我本来不应该那么做的。但是暂时我没有理由把他当作不够资格的指挥员。真正的战斗还没有经历过。我必须在作战中考验一个人。队伍是他亲自集合的，他了解人们，人们也了解他。

　　现在，回头看看过去，我这么想：“在那最初的时期，那的确是一种奇怪的局面。我当司令员不必向谁作报告，我上面没有上司。这似乎是很不痛快，很困难的。如果我没有省委肮那样的支持，是很容易茫无所措的。”

　　但是我是个司令员，我必须常常自行采取决定。

　　真的，当我东奔西走去找支队的时候，好象轻易些。那时我只对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生活负责。

　　在发布命令以后的第二天，比沙拉勃出现了。

　　“我，啊哼－遏，在等您的作战指令。”

　　“看过命令没有？您执行就是了。”

　　“弟兄们感到寂寞。他们希望在战斗中迎击万恶的占领军。”

　　“那么你们从前为什么不象作战呢？”

　　“我们在等待高级长官到来，在等待命令呀。”

　　“立正！向后转，开步走！”我不得不下命令了。

　　比沙拉勃大概要的是这个。他走到自己的战士们跟前说：“你们瞧，首长不从事战斗活动，却在挑选什么干部。”

　　有不少人，特别是在省支队里，是我在切尔尼多夫时就认识的。在小城市里，你大抵总记得住很多面孔。虽然跟人不认识，但也不知是在工厂里，还是戏院里，或是就在街上碰到过他。现在我和他们重新认识了。我巡视了几处地下室，参加了早在我们这组人来到以前就开始的建筑工作。我不相信这是必须建筑的；可是这些工作暂时不取消。人们应该有工作，再没有比游手好闲更坏的了。操练也开始进行了，我也在操练中细瞧着人们。

　　我很少单独走动，有时带着波布特连科，有时带着省支队政委雅列明科，有时带着尔凡诺夫。波布特连科和雅列明科在支队里待了好久了，很熟悉人们。尔凡诺夫虽然比我年青得多，却是个军人，是个参谋人员。所以，我就这样一面走动，一面向同志们学习一点什么。我不仅为了学习，而且还留心注意他们如何对待人民，怎样估计情况。

　　不待说，到处是谈话、打趣和谈笑。游击队员不开玩笑是很困难的。他们在白天或夜晚，在战斗中，在佯攻和行军中，彼此互相插科打诨、开着玩笑。有的人只为博得一笑，不惜自己出乖露丑。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人得以忍受极大的困苦时，笑会使人振奋。

　　在那一段日子里，人们是很焦急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对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老是想着，想着……我生平从未遇到过这么许多沉思默想的人。他们大伙儿在一起时还没什么，有时侯甚至还唱唱歌跳跳舞；但是不管唱歌也好，跳舞也好，都不高明。波布特连科是个酷爱军歌的人，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收罗了些什么人啊？没有一个过得去的舞蹈家，没有一个拉得好的手风琴手。他们一开口唱歌，你只好跑开……”

　　后来我们弄清楚了，由于想心事，他们才唱不好，跳不好。

　　支队的指挥员们和省委会委员们常常带了各种各样无病呻吟的报告来看我。

　　例如，巴拉贝报告说：“我去查岗。一个身体结实、年纪不到四十、庄稼汉似的姓普的战士，按照土耳其人的样子坐在地上，把步枪搁在一边，自己张开大嘴，望着天空。我去了，他连睬也不睬，好象我不是指挥员，只是一个散步的人。我问他：‘你是不是想禁闭？’他却用家常的、低低的声音答道：‘我在想，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我不跟红军一起走是毫无理由的。在我一方面讲来，留在这里是太幼稚了。德寇会把我们向苍蝇般打扁的！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您瞧，我在跟太阳告别。

　　我有过一次十分值得注意的谈话。

　　战士史某把我引到一边。他看来不笨，从前当过区国民教育科科长。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您评判评判吧。我想到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病倒了，医生们又把我判了死刑，那该怎么办？”

　　我警惕起来，这个人在想些什么啊？

　　“你决不能相信这种判决，”我答道。

　　他接着说：“然而，如果确实是毫无疑义的话，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吧，就宁愿早死。费多罗夫同志，我宁愿在诊断以后马上就死，马上开枪自杀。”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丧气话呢？”我问。

　　“这个……”这时史某真是热情奋发地说话了：“因为，要是党派定我们在这里牺牲，为建立丰功伟绩而牺牲，那么让我们快些想出这些功绩，完成这个功绩吧。”

　　你要注意，这位同志是清醒的，并不是在说梦话。我不得不对他解释，他是个无病呻吟和新年不坚的人，党不是派我们来作任何牺牲，而是派我们来跟敌人作战的。

　　“您这是什么话？！只要您发个命令，脊柱，我就准备象著名的剧本‘敬礼，西班牙’里的情形一样，让自己和敌人的司令部同归于尽。”

　　一年过去，这位同志学会了怎样爆炸德寇的司令部和军车，自己却没有受丝毫损伤。一九四四年，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有一天，我对他提起这次的谈话。

　　“说真的，”他说，“那时我不相信咱们能够给予德寇重大的抵抗。我想，咱们既然命中注定要死，就死得痛快些，壮丽些！”

　　关心类似的壮丽的不仅仅他一个人。关于切尔尼多夫戏剧演员瓦夏·克诺华诺夫的事，我上面曾经提起过一笔。他现在还活着；仗打得很好，受过奖，但最初……有一次夜里，他和一批演员来到切尔尼多夫省委会，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请求吸收他们加入正在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我把他编进了名册，他当夜就领到了步枪，就这样带着步枪回家告别。后来他自己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说：“回家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豪壮的，怀着这种心情去打仗才好哩。然而应该躺下睡觉了。我带着枪上床躺下了。”

　　许多青年人是这样幻想地领会自己加入游击队的。当那时本来应该对这些年青人指出战争的艰劳，应该教会他们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在这些大家难过的日子里，我和格罗明科有过一次倾心的谈话。

　　他已“休假”回来。在和指挥员们会议之后，我才让他离开的。他带着游击队的礼物到他妻子那里去。我们给了他一些蜂蜜、奶油、冰糖和糕饼；还给了他一百发子弹、两支手枪和两颗手榴弹。

　　格罗明科去了五天。往返得四天，在妻子那里总共只待了一夜和大半个早晨。

　　他简短地报告说：“第一分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已经假满归队，一切都好，准许我到职工作吗？”

　　两小时以后，我在第一分队的战士们中间又看见他。他让战士们坐成一个圈儿，正在热心地讲着什么。我也坐下来旁听。

　　格罗明科对我说，他在作政治讲话，然后接着说：“同志们，我们每个人应该重新回头检查一下自己的一生……”

　　“他打算讲些什么啊？”我暗忖着。“跟战士们谈哲学问题干么？”但是我没有开口，接着听下去。特别是因为从战士们的脸部表情看来，格罗明科的谈话使他们感到津津有味。

　　“不论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但我们现在全都在考虑许多问题。事实上，怎能不考虑呢？我们正常的生活已经中断，家庭已经分散；我们准备了多年的专业，现在已经不需要。无论如何总得到胜利以后再说。所以我们觉得很痛苦，很多人都这样。我听到马尔提纽克同志讲起自己的一个梦：好象他女儿跑来要他抚爱，她一面哭，一面紧贴着他。马尔提纽克同志醒来了，发觉正在抚摸着自己棉袄的一只袖子，而那支袖子给眼泪沾湿了。马尔提纽克同志，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战前是干什么的？”

　　马尔提纽克生得短小结实，留着铁青的小胡子，从他坐着的圆木头上站了起来，眨了眨眼说：“有过这件事。”

　　“我请您报自己的年纪和职业。您不必着慌。我并不是为了您梦见女儿而责备您。我自己也梦见过过去的事情。您瞧，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不是梦见拌种，便是修剪苹果树，或者……”

　　“昨天，”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突然打断了分队指挥员的话，“我梦见对德国队踢了一场足球。足球就象是个地雷——会得爆炸。老实话……”

　　大家都笑了，马尔提纽克也微微一笑，接着说：“指挥员同志，我今天四十四岁。我的专业是铸铁翻砂工人。请大家原谅，我把梦告诉了别人，把他们的心搅乱了。我一定要回顾一下生平，请其他的人也这么做。我们的女儿是在我已经三十八岁、我的老婆三十四岁上生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是一颗德国炸弹把她炸死了……准许我坐下吗？”

　　我站起身来走开了，没有和格罗明科说什么，也没有打断他的谈话。虽然我认为他搅乱自己战士的神经是毫无益处的。

　　那天晚上，他凑着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自己跑来看我。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恳求说：“我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并且象跟老同志那样和您谈谈？我觉得您对于我今天早晨进行的谈话不大喜欢。”

　　“走吧，格罗明科同志，让我们到林子里去散一会儿步吧。”我向他提议说。

　　他欣然同意了。我们走到离开营地大约二百公尺的地方，在树墩上坐了下来。

　　下面便是他告诉我的话：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是个农艺家，这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个庄稼汉，是农民的血统，受农民的教育。总而言之，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我想，我不能不思考。当我在种子检验所工作的时候，我不仅把种子了解成面包，不，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了解到种子就是人民的劳动。米丘林的想法是要使小麦变成多年生的植物，假使不能使小麦或谷类变成这样，那么也许会在它们旁边栽培面包坚果的……我十分了解这种思想。这就是我的理想。”

　　“实际上，我要和您谈谈其他的事情。我要叙述一下关于到我妻子那里去的旅行……但我不能没有一个开场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觉得，只有深入钻研职业上的知识，才可能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忠诚老师，我工作，把自己整个儿献给了事业。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不，不仅认为，而且确实是幸运的。因为家里一切都好。

　　我记得，斯大林同志共青团员伊凡诺伏的复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不仅第一次相当，并且感觉到，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一定要起来反对我们。但您可以体会这点。我想了一想，就依然生活下去了。甚至于用我在工作并且用工作本身，就是说，巩固国家，来宽恕自己对未来的斗争的冷淡态度。我没想象自己会做个军人，也没准备打仗，这就是我的情况。

　　我志愿参加了游击队。这您也知道。于是我们就落在森林里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究竟不能说在未来以前我们一无成就吧。雅列明科同志的确是热心地安排印刷厂的。小伙子们英勇地从科留可夫卡把铅字偷了出来。从开始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行为。而且这种英雄主义是诚实的。

　　巴拉贝在一次对十个德寇的搏斗中几乎牺牲。巴利茨基冒充是小学教师，手无寸铁地到德寇占领下的村子里去，一面宣传，号召老乡们起来反抗，一面为我们嵬集情报。波布特连科……我认为，与其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指挥员，不如说是全民的仇恨心的表现。他热血沸腾，要不是为了对支队、对人们的生命的责任感，我相信他一定会不加思索地投入最激烈的战斗……但这已是对指挥员的批评，这个题目，我不想再说下去。咱们还是回头来谈谈我的事吧。

　　为什么要隐瞒呢？我开始感到我们游击队的挣扎是毫无意义的。不，我不是缺乏胆量，或者恐惧畏缩，问题并不在这里。但是怎么说才好呢，我当时感觉到自己就象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里的神甫，您记得吧，他喝得醉醺醺地爬上机车，碰了一下操纵杆，就飞也似地开起来了。他既不能驾驶，也不会煞车，又害怕跳下来。

　　再说我和老婆的事吧。我没有能把她疏散。说实话，她已经快要分娩，在那种情况之下不能长途旅行了。她很生气，因为我在那种时候居然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她虽然生了气，但毕竟懂得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为了免得我顾虑，她突然收拾收拾动身到村子里去了。我不知道她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我的种种胡思乱想上面又加上一种暧昧的痛苦。

　　格罗明科叹了口气，问我是不是懒得听下去。

　　我们抽着烟，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

　　“我离开您的时候，我们商量好，我决不对那个村子里的任何人暴露身份。您记得吧，您曾经禁止我进行鼓动。那是正确的。要开始这种工作，你首先必须四面观望，认清人们。我不想把往返的情形告诉您了。我比较顺利地到了那边。不错，有过小小的互射，但这算不了什么。

　　我认得我老婆可能住的房子。我从小就熟悉这个村子，那里的人全都叫我的名字。我在暗中轻手轻脚地打从菜园走向那座房子，我相信谁也没发觉我。夫妻重逢，流着泪拥抱在一起。小孩子已经生了一个月零三天了。大家认为他生得‘和爸爸一模一样’。游击队的礼物送得合时。可是我的老婆大概暂时还没挨饿。她有一些存粮……我们悲喜悦交集，谈着彼此的遭遇。但是，您要注意，从一开始起，我们就一直是低声交谈。

　　最初，小孩子是睡着的。我想，我们不要吵醒他。但是他醒了，老婆照旧继续谈着。此外，她急忙整理床铺。我高声说了一两句话，她对我摇摇手，立刻吹熄了灯。

　　我问：‘怎么回事呀？’她回答我说：‘你听听，再看看窗外吧，外面漆黑一片，静悄悄没有一点儿声音。人人都在害怕呢。’‘可是村里并没有德国人啊。’‘德国人没有，有的是自己的混蛋，所有的败类都聚在一块儿了。’她才把这几句话说出口，沿着街道有一群醉鬼尖声叫着骑着马过去了。他们骂着爹娘、又威胁着什么人。

　　这是些什么人呢？我的老婆一开始数说着哪些人在乡间过着老爷生活，我立刻就火起来了。噢，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想象一下吧，我们那里有个伊凡·德罗勃内依，真是个浮尸、恶丐和醉鬼。大家已经不记得他父亲有个时候当过地主的狗腿子。在这里逛来逛去的就是这个半疯半癫的德罗勃内依。哦，他是最下流的酒鬼，当他酒后头痛，并且一文不名的时候，就会在任何人面前跪下来，求讨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现在大家倒怕起他来了。

　　沙尼科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里头，在切尔尼多夫发达起来，开了一家皮革厂。最近一个时期，他不知是乐器厂还是省工业委员会的会计员，我记不确实了。我在城里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那么低声下气。”

　　我打断了格罗明科的话：“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惊奇？难道你想德寇会派你我管理乡村事务吗？显然，他们正在搜罗各式各样的坏弹。事实上，除了坏蛋，谁会去替他们工作呢？

　　“问题不在这里，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不是要要讲这件事。使我震惊的是这个：要知道在我们这里森林中还继续是苏维埃的生活，不论人们也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好——全都是苏维埃式的。我在那个我熟悉、而且把他当作故乡的村子里待了几小时。我甚至没有和那些恶棍见过一面。只是我的老婆通宵央求我不要高声说话、不要走动，掩住婴儿的嘴，自己浑身发抖……第二天天一亮，她便催着我‘动身’。您会同意吧，就是这件事也足够闷死人了。我被迫在什么人面前发抖啊？在那些最卑鄙　　的小人的面前发抖，简单说来，什么是占领，我已得到了现实的概念。”

　　“这是对的，”我说，“但我还是不很明白，你想跟我商量什么事。”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要谈的是，我们自己从来弄不清楚的资本主义方面的复辟。在战前，在我们的学校里，在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培养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憎恶还不够。这样就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够了。比如说，我吧，能扔手榴弹，懂得军事条令，研究过防御毒气；也决不能把我算作政治上的文盲。我看过很多书，并且爱看。但是我们的作家没有助长我的想象力，没有一本书指出过这种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多么可怕……因此我和战士们才进行了这场合谈话。”

　　格罗明科告诉我的，对我说来已经不是新闻。我自己在到支队来的路上，也犯过这种毛病。不错，我们的人自然应该不仅通过脑子，而且应该衷心理解德寇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秩序’。

　　“从今天的政治讲话中，您得到了什么结论呢？”我问。

　　“结论是这样的：不能在这种卑鄙　　的制度下面生活。我们必须行动，而且愈快愈好。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分队，已经决定请求您尽可能快些派我们瑁去独立自主、认认真阵地打一仗。请准许我提议，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当我把所有那些现在正在我们村里发号施令的坏蛋的丑史告诉了本队的战士们时，您要知道，我们可真想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一顿。”

　　“换句话说，你们想用自己的分队去对这座村子实行游击性的袭击，扑灭那里的伪村长和伪警吗？”

　　“不错。”

　　“作为具体的鼓动工作吗？”

　　“有些相象。我熟悉到那里去的所有进路。我在回来的路上和一些老乡们谈了一阵天，谈得听对劲。我还侦察了情况。为了这一战役，我们要不了多少时间和武器……”

　　“格罗明科同志，想一想你所说的话吧。开头是对的。你的内心告诉自己，这种行动是必要的。但是结果怎样呢？每一个指挥员将带领自己的战士们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因为那里报复是具体的，他知道那些无赖们的名字。要是我们按着这些标志去行动的话，那我得把你们全体带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附近的洛茨门斯卡耶·卡明卡①去了。”

　　【 ①卡明卡：费多罗夫的出生地。】

　　“同志们会十分失望的，费多罗夫同志。您可以不管我的委屈。但是您会同意，游击斗争的有利条件致意在于我们是在自己的地区里作战……”

　　我对格罗明科解释说，他所打算的作战行动还没有列入指挥部的计划以内。他反对这件事，因为计划是由人拟定的，是可能改变的。他甚至责备我缺乏决心，说我不懂得响应群众的主动精神。

　　我不得不打断这次开场这么好的谈话了。我不得不用很坚决的说法来对格罗明科解释游击队的纪律。

　　他苦恼地走开了。在告别时，他说我不能容受批评，是个缺少敏感的人；但他还是服从命令。

　　这次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双重的印象。很好，我们的指挥员们都是有思考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了我，我很高兴。

　　我喜欢格罗明科这样的热情和真诚，喜欢他对侵略者的泼辣的仇恨心，喜欢他对作战的渴望。但在同时，他对于游击斗争的幼稚和轻率的态度，却使我惊讶和气愤。

　　假如只有格罗明科一个人那还好！不，有许多十分严肃的人，那些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都不能理解游击队就是军事组织，而且它既不是志愿的团体，也不是为了扑灭第一批来到身边的侵略者的劳动组合。

　　当时，省委放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为遵守最严格的游击纪律、为反对自由散漫现象、松弛现象和不负责现象而斗争。

　　我们不得不对某些人解释，党决不能让游击运动自发子流。党对每一个游击队员的高度的精神上的要求是严格的纪律、计划性、组织性，支队与支队之间、战士与战士之间的互助，而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求得尤其高。

　　共产党员应该到处是共产党员。不论在森林里也好，在地下活动中也好，在友伴中间也好，在家庭里也好——总而言之，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无权放肆，无权忘记党章，并且在任何环境之下永远应该是共产党员。

　　在有些支队里，特别是在沦陷以后组织起来的一些支队里，发生了党早就谴责过的选举指挥员职位的方法。有一个不大的支队，甚至不选举指挥员职位，而举行某种类似抽签的办法：由抽中的人当指挥员。

　　省委谴责了推举指挥员职位的实行人，并且要求驻扎在切尔尼多夫省地区的所有支队应和省司令部保持联系，以自己的行动来配合他。

　　同时省委进行了巩固单一指挥制和司令员的权威的工作。司令员的决定就是法律。省委要求立即制止任何想开会讨论关于已经采取的决议、想讨论司令员的命令的企图。

　　游击队员是沦陷区的自由公民。但这并不是在树林里散步的自由。决不能把个人的自由和全体苏维埃人民的自由分开。现代战争中的游击队员必须把自己看作是红军战士一样。我们对每一个游击队员说：

　　“你来参军是因为苏维埃国家的宪法责成你担负起这种义务。亲爱的同志，你不要忘记，虽然敌人已经来到这里，但乌克兰依旧是伟大苏联的一部分。你参加游击队是因为苏维埃公民的良心使你承担这种义务。因此你得衷心地、自觉地遵守纪律。你自愿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推卸不遵守纪律的责任。”

　　有些同志对这种立场很惊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穿制服，我们的人员如象平民一样。在我们中间甚至有不应该担当军役义务的。例如老年人或是妇女，还有些几乎是小孩子的少年人。原来，他们也应该服从军纪吗？

　　有人报告我，一位自由行动的热烈拥护这鼓吹着这样的见解：

　　“在红军撤退的时候，也许，我便存心留在这儿树林里。”他说，“我热爱游击主义，这就是说要自由——没有别的！你是个司令员，这意味着什么呢？司令员就是人们跟着他奋起打仗的人！游击队员是不能压制的。游击队员就象森林里的野兽、象只狼，必须打击敌人的时候，便聚成一群；打完了仗，又是自己的主人！”

　　我把这只“狼”叫到司令部来了。

　　“那么你认真说，你留在森林里是所谓自动精神，是真的吗？”

　　“我是切尔尼多夫本地人，”他回答道，“我不想远离切尔尼多夫。我打定主意只在本乡的土地上复仇和作战。”

　　“你所谓‘不想’是什么意思？原来你是从军队里开小差出来的，是不是？”

　　“我依自己的性格，认为当游击队员格外有用。军纪压制了我的个性。”

　　“不，请你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从红军里开小差出来的？”

　　“个人自由”的拥护者有些懊丧了。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四周望望，看到得不着司令部里任何人的支持。

　　“我没有开小差，只是换了个兵种罢了。”他答道。

　　“你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吗？”

　　“我良心下的命令。”

　　“如果你的良心把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也取消了，那请问你的良心是几级的？把武器缴下，到禁闭所去！”

　　我必须说，幸而这个“狼的自由”的爱好者后来完全改变了，而且，仗也打得挺好。

　　省委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培养游击队员对红军的敬爱。我们每个人原都高兴成为红军的战士或军官。我们必须明白，游击运动是红军暂时失利的结果，是敌军暂时优势的结果，是我们被迫在自己领土上作战的结果。当红军在我们的协助之下从这里打走敌人的时候，我们将因加入它的行列而自豪和高兴。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同志，是从军队里跑到游击队来的。他懂得什么是军纪。我们只要提醒他不应该放肆任性就行。可是，大部分游击队员，特别是在初期，全是公民、全是彻头彻尾的普通人组成的，要他们坚决放弃批评和讨论的习惯是困难的，要他们改变战前对自身的想法也是困难的。

　　有一回我查明，有些战士正用尽一切正当或不正当的方法逃避执行哨兵勤务和经济勤务。有人报告我，有一个十分令人敬爱的人连一次岗都没有值过。

　　“不错，这是事实。”那位同志承认了。“但本来是他们请求我的：‘喂，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让我们来替你值夜吧。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受不了……’”

　　“这些人多么高尚啊！”

　　“不错，他们确实是高尚的。但是这些鬼家伙行这种好事讨价却很高。”

　　“多少？这几天是怎样的定价？”

　　“这得看什么事情。瞧，比如说，倘使在粮食仓库值一次班，是一把黄花烟或者两大片面包；要是在厨房里削马铃薯，代价就要小些。”

　　“难道人们的面包不够吃吗？你往那里去拿多余的面包呢？”

　　“不错，你要知道，就我个人来说是足够了。我是在这儿游击队里才开始抽烟的。抽得不多，而且吃得也不多……”

　　“自然，你既然工作做得少，吃也就吃得少了。”

　　“这只有一部分对。不过需要面包的，主要是那些受过包围的或是脱逃的战俘的新队员。他们在森林里流浪的时候，饿够了……噢，这些人简直可怜。老实话，这是他们自己要求的。”

　　当这位同志挨了骂、受了处分的时候，他抱怨了。

　　我不打算引证所有违反纪律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并不太多。可是，那时我们的人数也不多。这些人也都很好，大家都是自愿来的，并且大多数游击队员是在德寇入侵以前报名入队的。就拿这一点来讲，便表明这些人是诚心诚意来打仗的。我们省支队的人员大都是产业工人，党、团的工作人员，是一些最忠实与苏维埃的制度的人。后来支队又补充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不能自夸问心无愧的人。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鲜血来洗掉自己对祖国的罪过。

　　在那段组织时期中，我们的毛病，我可以说，是一种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些毛病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战争期限的观念极端模糊，并且脱离群众。是的，我们毫无疑义是脱离群众的。支队已经在森林里呆了大约三个月，游击队员们却很少和居民来往，不论是沦陷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或是利益，他们都知道得很少。

　　脱离群众，脱离人民，能使我们遭致灭亡。省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使人们把游击斗争看作是长时期的斗争。红军转入攻势和肃清本省的德寇愈快愈好。暂时应该停止关于战事期限的谈话，不去难过，不去想到怎样坚持下去，而要行动起来。

　　省委给了司令部一个指示：准备大规模的进攻战。这次进攻战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员、我们的组织的全部质量的考验。

　　按照省委会的任务，我们派了一小组同志在萨凡基村。这个小组必须一方面执行省委的决议，一方面同居民们发生联系，进行鼓动群众的工作。

　　我也去了。这是我在沦陷的情况下初次参加的农民集会。也许因此我才记得这么清楚吧。后来我常常有机会出席类似的农民集会作报告；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一切算是新的。

　　我的同伴们也对我说过，他们有一种半信半疑，甚至忐忑不安的古怪感觉。危险吗？不是，我们知道附近没有大股敌军。情况已经预先侦察过了。我们的人员——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萨凡基的积极分子——曾经事先通知老乡们四面布置了步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焦急不安。

　　自然，使我们不安的，是情况的特殊和新奇。他们会怎样接待我们呢？怎样举行这种集会呢？就是组织上的一些问题也不清楚。比方说，该不该使这样的集会隆重举行呢？要不要主席团呢？我们中间有些人主张隆重一点，说这是加强印象。

　　更重要的是应该正确地规定主要日程。在战前，每一次会议都是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的。讨论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呀；总结工作队和工作组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呀，集体农庄管理部的报告呀，承购公债呀……议事日程，多得很，甚至如果到了一位作国际局势报告的演讲人，集体农庄庄员们也预先知道演讲的内容，准备一些问题。

　　而我们这次来，可以说是为了进行一般的访问：大家认识一下，交换些消息，了解一下老乡们的心情。不待说，那天的一些主要问题是对侵略者的不共戴天的斗争和支援游击运动。但是我们还不能对萨凡基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提出具体的作战计划。

　　我们骑马到了一所小学校。大厅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红台布，桌子上方挂着一幅斯大林的画像。两盏油灯暗淡地照着屋子。组织者们尽赔不是：“到处找不到火油，只得把牛油加在油灯里了。”

　　人们没有一下子集合，三三两两地走进来。有些人认为必须装作看见灯光偶然走进来的。相反地，另一些人却带着故意引人注目的决心走了进来：坚定地迈着步子，直望着前方，不必要地高声说着话。

　　姑娘们和大娘们在入口处　　不前地站了好一阵，叽叽咕咕，偷眼往里瞧。叫她们进来，她们却回绝了。到后来，会开得正紧张时，她们才完全悄悄地走了进来。

　　我们的政委雅列明科讲话了：“现在我请游击队司令员兼地下省委书记讲话……因为秘密活动的缘故，我不讲出名字了，换句话说，这是机密……”

　　我站了起来，想开始讲话，但是大厅里却不知怎的发出了哧哧一笑，接着又是一声。有些人简直放声大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干么呀？

　　“啊，原来是费多罗夫！”

　　“对，正是费多罗夫。”

　　“这是什么秘密呀？这是费多罗夫！”有人在后排喊了一声。

　　雅列明科皱着眉头，我却笑出了声，而且顿时对这些人发生了亲切温暖之感。也许正因为是在此时、此地吧，可是我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变得平凡而真诚了。

　　我简要地说明了游击队员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作战，为什么作战。我传达了最近的苏联情报部通报的内容。他们十分出神地听着。

　　我一讲完，雅列明科便向出席的人们问道：“有问题吗？”

　　第一个喊了一声的是一个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的年青小伙子：“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告诉我，您是怎样独自去参加普里蒲特尼的伪村长会议的？”

　　“但是，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个……你从谁那里听来的？”

　　“这件事不仅我一个人知道。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呢。听说您把伪市长本人和五个伪警都打死了。”

　　关于游击队功绩的故事，在居民们中间传播得惊人的迅速。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普里蒲特尼村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小小的事情传开了，人们的传说给夸大了。

　　“不，”我说。“我们先不谈这些。”

　　立刻就有好几个人支持我的意见：“难道费多罗夫同志是个演员，一定要讲给你听吗？”

　　“咱们不是到这里来聊天！”

　　“最好你讲一讲，你为什么不参加游击队……”

　　小伙子们开始“嘘”了。

　　他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然后大家开始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我回答起来都感到吃力。有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问题里包含了农民的一切期望和思想，而且提出来的时候是自然而然、诚心诚意的。我懂得他们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党提出的。

　　一个高高的、外貌阴郁的、上了年纪的农民，这样说道：“费多罗夫同志，共产党对于其他的强国是怎样想法的？比方说，对于美国呢？美国的资产阶级是诚心诚意地在帮助我们，还是另外怀着鬼胎呢？日本会不会在远东对我们使用压力呢？”

　　“你瞧，西多尔·卢基看得多远哇！”跟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也不知是兴奋，还是开玩笑地说道。

　　“不，这是正经事……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别打搅，费多罗夫同志会解释的。”

　　“再说我们那边还有飞机吗？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还在开工吗？”

　　“费多罗夫同志，还请您再记上一个问题：我们是有计划的撤退，还是一般的逃跑呢？”

　　突然，一声尖细的童音冲破了不清晰的男子嗓音的嗡嗡声：“首长伯伯，我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今天十一岁，刚进三年纪。我们要进德国小学读书呢，还是跟在父亲们和游击队员们身边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但是小孩子好象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谈起了本村的生活问题。大家更挨近灯光，谈话也开始说得更轻了，仿佛是一些秘密会社的会员在开会。

　　一个有胡须的、结实的老汉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道：“请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假定说，明天德寇来了，不是扫荡队便是食品采办队……而这些德寇中间就有一个指定要住在我家里。他知道我是个行为平和的人，根本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共青团员，无非是个和平的老庄稼汉……”

　　“斯捷潘，你快些说吧。”

　　“别忙。这样一来，司令员同志，他待在我家里过夜，而且可能是两个。那么您给我一些毒药或者炸药，或是干脆让我趁他们做梦时拿斧头去劈吗？”

　　我微微一笑，可以急忙忍住了。他的同村人都认为老汉的问题十分重大，而且希望得到认真的答复。

　　“那得看情况来决定，”雅列明科答道。

　　但是这个回答没有使到会的人满意，视线都转到我身上来了。我不得不动动脑筋。

　　“炸药，说得正确些就是甲苯，我们不想把它给您去炸死两个德国鬼子。这东西我们没有多少。毒药也不能把他们全都毒死，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可是要对付这样凶恶的敌人是任何武器都可利用的。首先，我们邀请每一个认真想要和敌人作战的人加入支队。其次，你们能在这里当场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援：供给当前侦察的情报，在必要时掩护我们的通信员……如果我们必须在你们的村里消灭德寇的卫戌部队或者扫荡队……那么，希望你们会把斧头和石头通通应用起来。怎么样，同志们，你们会支持我们吗？”

　　一阵普遍赞同的声音作了对我的问题的答复。

　　一个年约四十的妇人玛丽雅·哈芙捷依——集体农庄理事会的理事问道：“书记同志，在最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是逐一地而是集体地决定了。我们的理事会现在还存在，集体农庄的粮食也还在。您不必担心，它已经安全地埋藏了。一个地窖里的是我们劳动日的报酬；另一个地窖里的是国家的粮食，我们应当按照供应方式把它缴出的，但是交给谁呢？你们自己，也就是说你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们来收取呢，还是我们运去呢？德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马匹都抢走了……”

　　“粮食应该分给居民。”

　　“那我们清楚。我说的不是那种酬劳劳动日的粮食，我是说国家和红军应分获得的公粮。昨天我们理事会决定了这么办。今年的收成很好，每一个人用劳动日换取的粮食应该很多，把它卖给德寇吗？……这不是秘密，有些毫无心肝的人只要搞得到钱，卖给谁都可以。不过德寇是不会出钱买的。他们懂得自己的办法：拿冲锋枪冲着你的胸膛说：‘拿出来’，甚至会把我们的工资也夺去的。我们向哪里分发公粮呢？……所以我们决定：现在谁是我们的政府，谁是我们的国家，谁是我们的红军？很明显的，是游击队。这就是说，应该上缴国家的粮食是属于游击队的。”

　　“你们不可惜粮食吗？”

　　“不，这种粮食只是妨碍我们：它吸引德寇。一有人向他们报告，说是有人藏着余粮，敌人马上就会开来的。”

　　这当然是对的。思想的发展也合乎逻辑，这种逻辑也是纯粹苏维埃的。虽然如此，一切都很清楚，劳动组合的管理处已为我们的来到这里准备了礼品。一种很宝贵的礼品。

　　我们贮藏的粮食早晚是要用完的，有些支队里已经用完了。现在产生了一个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到哪里拿粮食呢？当然，主要的来源应该是德寇的仓库和辎重队；但是需要时常会逼着我们向居民呼援。对农民来讲，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也好，使这种援助具有合法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萨凡基农民的礼物特别使人高兴的是，它揭示了苏维埃农民的新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的品质。”

　　“我们不拒绝。”雅列明科说。“谢谢你们，怎样把粮食转交给我们，或是代游击队保管，我们会特别通知你们。但是你们应该把它保藏好，以便有了德寇袭击的危险时能够立刻把它烧掉。”

　　这个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问题，都是你传达不出来的。

　　只有一个人想要干阴险的勾当。他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家伙，瘦骨嶙嶒，衣衫褴褛，目光敏锐，但并不老实。他用听来象是很友善的声音问道：“请问您是不是乌克兰人？”

　　“问这个干么？”我警惕起来。

　　“没有什么……您的姓是——费多罗夫，可是看样子象是我们的……”

　　“我是俄罗斯人，”我说（虽然实际上我把自己当作是乌克兰人）。“这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你所谓‘我们的’是什么意思？”

　　“那没有什么。”他支吾地回答，并且掩着嘴假装打呵欠。

　　“不，请您说下去。既然你开了头，那么就照你的意思来说吧。”

　　这时，那个曾经问提美国问题的外貌阴郁的农民，看来年龄跟这个人相仿，转过身去恶狠狠地叫道：“说呀，说呀，你坦白说出来，不要吞吞吐吐！干么掩饰？”

　　老家伙没有不好意思。他眯着眼时而瞅瞅我，时而瞅瞅那个同年人，时而又转向全体到会的人，慢吞吞地开始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这样看法。整个乌克兰落到德国人手里没有？全丢了。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这里想起党呢？你们放弃了乌克兰，就继续逃跑吧。我们自己来对付德国人，否则……”

　　“……就妥协！”老汉接着喊了一声。“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就高兴妥协。瞧，好一个爱国分子。他在替整个乌克兰说话呢。我告诉你，你这个犹大血统的东西：你想的不是乌克兰而是钱。你打从年青时起就想做富农。现在还是想做。你需要的是自由买卖、私有土地和十几个雇农。但是你却谈乌克兰……”他突然转身对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说：“你别老是触我的腰眼，我不怕他。要是他来反对集体农庄，投到德寇那边去，那我们就赶快把他吊死在树枝上。”

　　“这不可能，”老家伙答道。“我永远不会出卖自己人，我连垃圾也不会从屋里搬出去的。我不过是问一个问题……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是不是在作友好的会谈？”

　　他还咕哝了些什么，可是突然　哽住了，发出呼呼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听到后排一阵骚动，大概有人把他掩住了嘴，象麻袋般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地送出去了。谁也没有打他，不过把他从房间里弄走罢了。但是到了外边，谁知道他出什么事呢？

　　就在会议结束以前，那个问过用斧头还是炸药的大胡子又发言了，他仍然是用一个问题开头：“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游击队员同志们，要是德国人放火烧光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对他叫了：“斯捷潘，你别说丧气话！”

　　“你们别作声，瞧，他们不叫人发言。连我自己也弄糊涂了。至于德国人会烧光我们，那是一定的。要是有狼，它就要吃东西。游击队同志们，我说这件事，你们可别苦恼。这是战争，再坏不过的战争……我自己带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一切——准备烧灼、准备残酷的死、准备血腥的拷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行的，就是舔德国人的屁股，做他们的牛马。费多罗夫同志，请您把这句话转告给斯大林同志。”

　　“谢谢你，朋友，我们衷心地致以游击队的致意……苦的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架无线电……还无法把你的话传达到莫斯科……”

　　“怎样传达，这是你们应该关心的事，”他狡猾地微微一笑。“心心可以相印。我想斯大林同志也会象我们对他一样地相信我们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雅列明科在早晨五点钟光景便把我叫醒：“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有枪声！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起身吧！”

　　我们昨天便得到消息，说是有一大队德寇侦察部队对彼列柳勃支队发动了攻势。支队已被迫退进了森林深处。支队指挥员巴拉贝求过援。可是他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

　　顺便说说，虽然各支队已经遵令合并，也已正式称为分队，但是至今仍驻在各自的老地方，并按各支队的习惯称呼他们。

　　省司令部正在准备一个歼灭德寇大股卫戌部队的计划。但时机未熟便对德寇暴露我方的主力是于我们不利的。我们拒绝支援巴拉贝的原因就在此。

　　作战的计划正在秘密地拟定，总共只有几个人知道。最近几天来，我们许多人的情绪突然恶化了。的确，直到这时为止，虽然并不是大规模的，但毕竟有过几次行动。虽然并不经常得手，却曾到大路上去射击路过的德寇，爆破过几座桥梁。而现在，新的司令员已经就职，并且在专心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和射击教练。但是德寇并不在睡觉，他们只在等候时机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永志不忘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来到了。

　　“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列明科知道我完全清醒以后，重复说。

　　地下室里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当然，波布特连科早就跳起来，急忙调查发生的事情去了。省委会的其他委员也出去了。

　　枪声没有再响。我穿上衣服，带了枪。这时门开了，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和诺维科夫闯进了地下室，和他们一起来的是侦察队队长尤尔琴科。他浑身是雪，喘着气，不知是因为跑快了，还是因为激动。

　　“好，照实说吧，你开过枪吗？”波布特连科逼着他说。

　　“等一会儿……这里全是自己人吗？就是说没有新人吗？”

　　“活见鬼！”波布特连科喊了一声。“他老是转弯抹角，弄得你糊里糊涂，你就挤不出这个人一句话！你老实说吧，开过枪没有？”尤尔琴科点了点头。“为什么开枪，为什么在营地里放警报？”

　　早在昨天夜里，尤尔琴科的一队人就奉命去侦察萨莫图吉村方面的森林。他在自己的路上遇到了德寇的侦察兵，这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地方。你想一想，射击是很少的。尤尔琴科不是个胆小鬼。并不是远方的互射的回声惊动了营地。不是的，整个问题是那几响枪声就在这里附近，几乎就在司令部地下室旁边发出的。

　　“请原谅，司令员同志，”尤尔琴科终于挤出话来了。“我因为着急才对天空开了枪……”

　　“你为什么那样着急呢？”按捺不住的卡普拉诺夫问。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请不必要的人出去。地下室里只留下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尤尔琴科和我。尤尔琴科仍旧喘不过气来，无论如何没法找到做报告的必要的言语。我给他喝了一些酒精，他终于可以说出话来了。

　　“哦，司令员同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中间有奸细啦！真的，有个奸细。您叫弟兄们进来吧，他们会告诉您的。”

　　“慢着，你的弟兄们在哪里？诺维科夫同志，请您立刻去找到他们，命令他们在没有调查清楚以前，不要声张。”

　　“啊，对的，他们可能乱说一阵……”尤尔琴科同意说。

　　他是个年青的小队长，理解不到这种性质的消息应该保守秘密，没有预先通知自己的战士们。消息果真已经在营地里传开了。

　　尤尔琴科报告说，他的小队在三公里外发现了一些德寇。他们正向我方移动。

　　“我们开火了，他们也回了枪，但是这批坏蛋马上拼命跑掉了……因为有月亮，地上很亮，我们看到在德寇中间……好象有个支队里的小伙子和他们在一起……”

　　“谁，你照直说！”

　　“你们是怎样想？”

　　“你别做迷语啦！”

　　尤尔琴科说得转弯抹角并不是为了玩儿。正象我们一样，他也希望看错了才好。在过去所信托的人们中，竟会有人投靠敌人，听到这种消息实在令人厌恶。

　　但是尤尔琴科说出这个人的姓时，我们已经不怀疑了。知道了这个姓我也可以对他指出那个人是谁了。

　　那是夏德林诺村的小学教员伊萨先科。

　　尤尔琴科解说，弟兄们注意到一条围巾，看出这条围巾是伊萨先科从前围过的，他围的样子有些特别。

　　“去吧，”我命令道。“你去吧，可是不要声张。对谁都一字不提。”

　　早在几天以前，有人报告我说，战士伊萨先科时常到夏德林诺去看他父亲。当然他请假的理由是说他父亲有病，需要照料，但是后来我们接到村里的地下工作者的报告，说这位小学教员的父亲享受德寇和伪警的小恩小惠：伪村长把充公来的集体农庄的家畜给了他一头公牛和两头绵羊。

　　我当时就把这个儿子给叫来了。我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有罪。他是个年约三十的瘦子，嗓音动听，行动迟疑；但是应不应该根据这些特征来断定一个人呢。他夸大其词地回答了我一些问题：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老实话……我现在向您解说，假如有谁不谅解我，我相信您大概一定会谅解我的。您要知道，司令员同志，我爸爸是个笃信宗教的人。可以说，他是个互相残杀的反对者……他对任何人都是软弱到蠢头蠢脑。他简直是客气地接待德国人，可能客气得过分了。您了解的，军官们就喜欢这一套。他们给他酬劳，爸爸不敢拒绝。他现在竭力想把那头公牛转交给您，那就是说，对咱们、对游击队有利……”

　　“听着，您毕竟是小学教员，应该了解您‘爸爸’的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结果可能对你不利。放手吧。停止吧！”

　　“请允许我说，司令员同志，说实话，我一切都明白。但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是想促使爸爸参加地下工作。他是个爱国者，我可以发誓。您不是不知道，有些神甫也……我甚至相信，他外表的低首下心应该被运用来做情报工作，您以为怎样？”

　　伊萨先科的话是说得通的。他在支队里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但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他是个卑鄙的家伙。我怎么办呢？噢，他引不起我的同情，他的声音、面貌也不使我喜欢。这究竟不是犯罪的证据。但我还是警告他说：“注意，你一定得停止时常离开营地。别去打扰你信教的‘爸爸’。我们不需要他效劳。”

　　伊萨先科被我们监视了，一连好几天，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瞧，他又犯老毛病了……

　　现在我们全都断定他不会回到营地里来了。但一小时以后有人报告说：伊萨先科出现了，甚至还是围着那条围巾。想来，他也许以为人家不认得自己吧。但是最可能还是德寇强派他来的：德寇不需要食客。当然，他立刻被带到司令部来了。

　　“你上哪儿去了？”

　　“我得知父亲快死了，跑去看他……”

　　很适当的谎话。这也可以说明自己的焦虑不安。伊萨先科已经脸色发白。

　　“那么你有无线电联络还是怎么的？你从哪儿知道这个消息的？你胡诌下去吧。”

　　“我的小妹妹特地跑来告诉我的。所以……我在父亲的床边耽搁了一下。我意识到这是不守纪律，应该事先得到指挥员的准许。不过那次跟您谈过话之后，我怕他们不放我去。我应当受处分，我懂得这一点，向您说老实话，我……亲情是不适宜的，当……”

　　“你是单身回来的吗？”

　　“什么？”伊萨先科刹那间打量了一下地下室。

　　窗口是很小的，门口站着波布特连科和诺维科夫。

　　“你这个混蛋，有人看见你和一群德寇在一起。”波布特连科沉不住气了。“你把他们带到营地来是不是，你说，带了没有？”

　　“不，老实话，我……”

　　“有八个人认出是你……坦白说吧！”

　　“我说，当然，我说……是一些德国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们带路，而是他们在给我们带路……请相信我。我决不撒谎……在我回来时，他们把我捉住了……”

　　“那么您后来设法脱逃了吗？”我问。

　　“是的，接着我便逃跑了，”他赶快符合着说。“我乘混乱的机会溜走了……”

　　诺维科夫突然抓住他鼓起的口袋，从那里抽出了一支手枪。

　　“那么这个玩意儿是德寇留给你做纪念的吗？嘿，你……快把一切真情实话说出来！马上就说！”

　　伊萨先科啪地跪了下来。

　　半小时以后，我下了一道命令：把伊萨先科在队伍面前枪决。这是我头一次枪决奸细的命令。

　　诺维科夫开始劝我：“干么在队伍勉强执行呢？这会使人们产生沉痛的印象。”

　　“照您说，就象巴拉贝那样做吗？”

　　发生这件事情的前三天，彼列柳勃支队里也揭发了一个和敌人有联系的新队员，也同样被判处了枪决；但是他们没有敢公开执行。当这个叛徒在地下室里睡着时，他们对着他耳朵开了一枪把他结果了。不待说，出了这件事以后，彼列柳勃支队里就有了很多荒谬绝伦的谈话。他们向人们宣布的是：某某人由于叛变行为而被枪决了。但是人们要求公开宣判是正确的。我们在各方面，完全可以在各方面感到，我们的人员缺乏军人的直率性和严峻性。而且也没有认真地发过怒，显得犹疑畏缩，软弱无能——不，这是不行的。

　　伊萨先科是在队伍面前被枪决的。

　　半小时以后，有人报告，有一个新近接受入队的瓦西里·索罗卡，前科济洛夫村伪村长的秘书，从营地里逃跑了。

　　那时我们同意收留他是因为他带来了几颗手榴弹和一份红军军官家属的名单，这份名单是德寇命令伪村长预备的。我们明白这个鬼计已经太晚了。

　　营地里人们开始了窃窃私语：“几天工夫出了三个奸细。他们在看什么？怎么会决定吸收外来人呢？”

　　“你们看，”比沙拉勃的一些拥护者说。“我们原就警告过……”

　　“但是您要明白，”毕节有理性一点的人答道，“这是没有道理的。依您的说法，假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奸细，就得对所有愿意跟德寇斗争的诚实人关上入队的门吗？”

　　但是这些惊慌失措分子继续干自己的瓦解工作。进行这种工作的资料在日益增加。

　　从二十二公里以外的科留可夫卡跑来了一个头发蓬松、眼神痴呆、惊慌失措的共青团员、地下工作者尼古拉依·克利夫达。他说，镇上开来了一支扫荡队，正在到处行凶。

　　“他们直对着人群扔炸弹，偷东西，刺小孩儿……”

　　和克利夫达进行谈话，不是在司令部里，而是在林中空地上，当着许多人的面。他们长久不准克利夫达走进营地，使他很愤激动。他在哨所上拼命叫嚷，并且说：“德寇在虐待人民，折磨人民，他们在追我，马上要到这里来了，放我立刻到司令员那里去吧。”

　　尖声叫、大声嚷，在营地里完全无用。而他又扯上这一套，不管我也好，其他的同志也好，都暗暗生疑。在三次叛变行为以后，我们全都有了不信任的心情。然而，要相信克利夫达，事实上也是不容易的。

　　他说，有一伙德寇跑到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他们敲门。他关上百叶窗，堵死门，拿着一支手枪躲了起来。

　　“他们起初用枪托撞门。撞得不耐烦了就扔了一颗手榴弹，也许是在窗户底下扔了一整束吧，房子直震荡，所有东西都着了火了。唉，这下子可完了！我一看，后边的墙壁开始纷纷落下，发生了坍塌，露出一个窟窿来。这道墙对着菜园那方面。我钻过窟窿爬了出来，爬到森林里。这样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

　　我们把他看守了起来。分散时，大家说，看吧，又是一个奸细……但我们还是派了一个由省委副书记巴利茨基率领的、包括四名战士的侦察队到那方面去。在巴利茨基回来以前，科留可夫卡支队指挥员柯罗特科夫的通信员骑着一匹口角流沫的马驰来了。

　　“从多马什利纳方面，”通信员报告道，“风儿吹来了浓浓的黑烟，看来是大火的火焰。”

　　那时我和大家一块儿生活和行动，不能够走到一边去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看营地和其中的人们，看看自己。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好象从旁看到了在那种倒霉的日子里的营地。

　　森林已经变成一片白色。雪虽然不深，但是地面上、树枝上全盖满了。地下室就象是一个个不大的土墩，完全看不出来。只有一些小路呈现着黑色。人们拿着枪，顺着这些地下室之间的小路走来走去。他们有时集成一堆，四面望望，惊惶不安地小声说着话……

　　在一个跟所有的地下室一模一样的地下室里，指挥员们正在共同商议问题。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商议啦！他们能想出什么呢？他们同样是人，应该懂得：弱不敌强。在我们所有的城市和村庄的四周都是敌人，都是吃得饱、穿得好、身强力壮的德国人。他们开着汽车，打着电话，在坚固的屋顶下睡在暖和的床铺上过夜。就在这儿附近，他们有好几千人，而在森林四周又有好几千；倘若必要的话，他们还可以把坦克和炮队都调来。

　　指挥员们正在商议。我们的步哨又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带到司令部地下室来了。这个少年的衣服上结满了冰，大声说着话，几乎是在叫喊。

　　人们从各地下室里跑了出去。

　　“出了什么事，还有什么新闻？”

　　首长们都不作声。不要紧，战士们反正在打听。他们问步哨道：“谁跑来了？”

　　“好象是从科兹列杨奈奇来的。说是姓瓦修克。”

　　“这是哪一个瓦修克？”

　　“费多罗夫的副官的兄弟……”

　　“为什么浑身潮湿的呢？”

　　“据说他是游水过来的。他说那边的情况很糟。希特勒党卫军的扫荡队已经开到了。”

　　突然又来了一个人。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根本没有了。

　　当一辆橇车从林间小路上赶来时，有不少人都笑了，一匹披着霜、毛茸茸的驹子拖着一堆干树枝。两个老汉跟在马车旁边。

　　指挥员们走出地下室去迎接这辆车子，开始询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打柴的。”

　　一名步哨插话说：“别听他们的话。他们是运干树枝到森林里来的。”

　　“请原谅，先生。我们的斧头丢了，所以回来找……”

　　“怎么你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四年，沦陷了三个月就连‘同志’这个词儿都忘了？”

　　“那样说，村长和德国人都要揍我的。”

　　“为什么你的朋友不说‘先生’①也行呢？还是德寇把他当作自己人而不打他呢？”

　　第二个老头儿冷笑说：“我没有牙齿了。我想说‘先生’，结果却说成了‘牺牲’。我说了一次，就给揍了一顿……”

　　【 ①俄语‘先生’和‘橡皮筋’的读音相近。这里译的谐音。】

　　我们拨开了干树枝，树枝下面躺着一个瘦瘦的犹太少年和一个十六岁上下的黑头发女孩子，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冻僵了，哆嗦着，一声不哼……

　　“这是你的什么货物，喂，‘牺牲’，老实说吧！”

　　“你们确实是游击队员吗？”

　　于是这两个老头儿讲了。这两个少年跑到他们的村庄里，自称是共青团员。涅邦尼亚希耶兄妹。他们是从米内逃来的。希特勒党卫军也已经到了那里，在那里枪毙人，绞死人，并且强奸妇女。当地的游击队装备不足……逃散了。

　　带枪的人们面面相觑，愁眉不展地苦笑着。要知道他们的装备也不很好……

　　通信员们跑来了，侦察员们也回来了……

　　德寇已经占领了古林诺。在洛沙科夫和德鲁日宁指挥下的骑兵队没有抵抗便退进了森林的深处。

　　从八十公里外的多勃良卡来了以马鲁先·斯克利普卡为首的一队人。这一队的阿尔塔泽耶夫，一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全都这样讲。但是这些同志也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多办勃良卡支队在顽强的战斗中被打散了。指挥员雅夫盛科，同时是区委书记，在战斗中牺牲了。区执委会主席埃普什捷英受了重伤，也许是致命伤。

　　从多勃良卡来了七个人。他们一面吃一面讲，急急忙忙咀嚼，急急忙忙谈话。路上到处是德寇，有的坐着汽车，有的驾着机器脚踏车，还有几百个骑马的匈牙利人。

　　从自己的城市切尔尼多夫，通过许多自己人用接力赛跑的方法传来的报道：托尔契科同志的一组人落进了‘盖世太保’的魔掌。全体人员在长时间的拷打后被枪毙了。切尔尼多夫市内有几十个绞架，有一个绞架上吊着一个男子和一个妇人，头上都套着麻袋，看不见脸。在妇人的尸体上贴着一张印就的姓名牌是马丽亚·邓琴科，那男子身上的姓名牌是费多罗夫。

　　（后来才知道，德寇把很多人所共知的认识这样‘绞死’的。他们简直是预先把牌儿写好，把它挂在处了死刑的尸体上。比如，在切尔尼多夫市里把我‘绞死’三次，在尼真‘绞死’两次。此外，在其他区中心也‘吊死了’好多次。——作者。）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费多罗夫就是他，就在你们面前。而灯琴科根本不是切尔尼多夫人，已经撤退了……”

　　带消息来的人们耸耸肩膀说：“我们不知道。”

　　巴利茨基和自己的弟兄们从科留可夫卡回来了。原来，尼古拉依·克利夫达说的是真话。镇上有德寇。市镇给放火烧了。克利夫达的家果真被炸毁了，完全塌倒了。在回来的路上，侦察员们拐到科留可夫卡支队早先驻扎的地方去了。地下室都给破坏了，发现了七具游击队员的尸体。其余的人上哪儿去啦？逃走了，或许被俘虏了吗？

　　人们从本省的每个角落到这里来，到森林中白雪掩盖下的地下室里来，有乘车来的，有步行来的，也有爬着来的。我们只听到：枪毙、杀害、逮捕……

　　要知道森林也不是要塞，况且又不是那么广大稠密……

　　只要黄昏一到，就可以看到科留可夫卡上空的大片火光，甚至在另一方天空也出现了红霞。

　　看起来，营地里笼罩着惊慌失措的气氛。旁观者的眼睛是看不到攻击精神，看不到深思熟虑的行动和计划的。

　　指挥员们虽然事实上早已商讨过，但没有争论过，就是研究过作战计划。领导干部们，连我在内，对于侦察员们和通信员们的那些报告，自然不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不能表示镇静沉着了。但是从已成局势中只剩下一条出路：采取攻势。

　　尽管好象有些奇怪，我们主要的王牌却是德寇的自信心。据我们的人员——波戈列察居民中的侦察员们和积极分子们——报告，德寇的卫戌部队已经舒舒服服地住定下来。他们大吃大喝，夜夜举行快乐的酒会，而且脱了衣服睡觉。

　　他们多数聚集在那里，至少有五百人。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我们的侦察员们在波戈列察的居民中间发现了同情和全力帮助的愿望。只有感谢波戈列察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尔凡诺夫草拟的作战图上，才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被侦察过的点儿：司令部呀、机关枪巢呀、汽车停车场呀、军火库呀、贮油库呀，还有什瓦尔布少校和菲林茨中尉的住宅。

　　帮助我们最多的是瓦夏·柯罗勃科，一个十四岁的波戈列察小学校的学生。他是个瘦瘦的、黑发的农家孩子，早就已经要求入队。他来看过巴拉贝好几次，劝道：

　　“收容我吧，亚历按大·彼德罗维奇。我经得起任何考验。要知道我个子小，不管什么地方都钻得过，而且决不会害怕！”

　　但是巴拉贝还是没有敢把他收进支队里来。那时瓦夏便恳求给他一个不论什么样的任务。于是他们便劝他到德寇司令官办公室里去当差，这个办公室就在原先村苏维埃的大房子里。

　　“帮德国鬼次擦皮靴吗？”瓦夏愁眉不展地问。

　　“你自己不是说过准备受到任何考验吗？……”

　　他果真替德寇扫地、擦皮靴去了，而且能够使他们对自己发生这样的好感，甚至在司令官办公室的房门上出现了我们森林印刷所的传单时，也一点没有怀疑到他。

　　那时候，在波戈列察发生了一次可怕的骚动。德寇揭开了五所民房中的地板。他们不知怎的断定，假如是“地下”印刷所，那么一定应该安置在地板下面。

　　瓦夏通过巴拉贝转交给我们一幅亲自画的、最详细的波戈列察图。在这幅图上，司令官住的房子是用横断面来表示的。

　　“这是床，”瓦夏说明道。“床上就睡着司令官本人，头对着窗户。为了使你们不致弄错，我在他前额上画了个卐字。”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一个叫加丽雅·戈尔巴奇的少先队员来看我们，她十分激动地说：“有个最神秘的德国鬼子住在我们家里。一个军官，和他的勤务员兵，也漂亮得象军官。当别人睡觉的时候，这两个人还在低声细语。他们有一只特别的手提箱，他们俩把它藏着不给任何人看见，一会儿拿破布盖上，一会儿放在地板下面。昨天，他们悄悄地走到马圈里，把它埋在马粪里了。”

　　“你想这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倒不知道，而妈妈也不知道。他们在低声细语时，我们便站在窗边听，不过他们说的是德国话，听不懂。”

　　当然，我们谢了加丽雅，并且请她向妈妈转达游击队的谢意。我们想派人护送她回去，可是给谢绝了。她最多不过十四岁。临行前，她眼睛红红地恳求道：

　　“假如你们舍得的话，给我一颗手榴弹吧。只要一颗就行。波利·戈罗达什有整整三颗，不过她很吝啬。她跟我是好朋友，可是好说歹说都不给我。”

　　“你要手榴弹干么？”

　　她调皮地笑了：“人家说，你们有四十箱那样的手榴弹，也许还要多些哩。手榴弹在你们这儿给那么搁着，我可要扔……”

　　卡普拉诺夫直乐得哈哈大笑，抹着眼泪重复说：“这才是好姑娘，这才是好女游击队员！”

　　我把卡普拉诺夫叫来，低声说了一句，叫他给小姑娘一些糖果。

　　他立刻变得认真起来：“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没有！”

　　我不得不把命令再说一遍，他才勉勉强强地执行了命令。

　　奇怪的是，小姑娘对糖果并不喜欢。她拿了，但是因为没有从我们这儿领到手榴弹，似乎认真地受屈了。

　　我很想跟加丽雅说，我们很快就会重逢的。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营地里放起了警报，早就拟定的命令实施了：为了协同动作，所有的支队都撤离原地，连夜出发到托波列夫别墅的彼列柳勃支队的驻地去。

　　天气帮了我们的忙，起了可怕的暴风雪。月亮到后半夜才上升。这此行军是极其艰苦的，但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是完全隐蔽的。

　　十二月一日中午十二点钟，四个支队的游击队员在托波列夫别墅的森林中会面了。战士们开始联合和接吻。真正的合并到底实现了。现在联合部队大约有三百人了。

　　但是庆祝会很快就结束了。德寇甚至没有让我们在艰苦的转移以后喘口气。下午一时左右，一队兵力相当于一个连队的敌军坐着几辆卡车开来了，队伍展开以后，便开始搜索森林。

　　不待说，德寇的侦察兵那天晚上并没有出动。德国鬼子相信会象早先一样在这里碰到巴拉贝的小支队。我们联合的兵力在十分钟内便把敌人打垮。德寇逃跑了，在战场上留下了十六个被打死的人。

　　在这里才弄明白：我们有许多勇敢的人。我们的小伙子们声势赫赫地回击着。阿尔塔泽耶夫在这次战斗中特别出色。他最初打算从掩蔽所背后射击；当德寇撒腿逃跑的时候，便伸直了自己高大的个子去追击。嗨，他真厉害！甚至他那股狠劲儿在身躯上也流露出来：他一面大叫，一面迈开长腿奔过田野。但是没有追得上，只见他正在拼命跑的时候突然坐了下去，不知怎的坐下去翻筋斗。大家都认定他受伤了。可是他又往前冲了，赶上了两个德国鬼子，用枪托和刺刀干，都被他杀死了。

　　后来当大家已经集合起来互谈印象的时候，才知道阿尔塔泽耶夫坐下来是为了脱靴子。他那双靴子太大了，老是妨碍他，所以把它们扔下，赤着脚穿过雪地去追德寇！

　　我们还有一位战士尤利·辛涅克维奇，谦逊安静，老实说，大家原把他当作是个胆小鬼；可是在这次小接触中，他居然想法打死了三个德寇。这个人出了什么事啦！他现在拍着阿尔塔泽耶夫的肩膀。他甚至食量也变大了，还向卡普拉诺夫要双份的酒精。晚上，当大家围着篝火跳舞的时候，辛涅克维奇还在仔仔细细地擦着自己的步枪。

　　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战士们还不晓得当夜面临着什么事。在晚上十点钟命令他们用雪掩上篝火，打个磕睡的时候，许多人惊奇了。

　　大家在半夜两点钟起身。每一中队、每一分队和每一小队都接到了确切的任务。

　　四点三十分，全体已经爬近攻击开始位置。

　　五点正，尔凡诺夫扣动了信号枪的扳机。

第二章 初次的胜利

　　波戈列察之战在军事方面不是属于大规模的或是很巧妙的作战之列。它只是一次出其不意的、勇敢的袭击而已。对敌人说来是出其不意的。我们虽然为这个战役的准备费了很长时间，但我也不相信我们没有犯战术上的错误。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个战役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后来指战员们时常在篝火边想起它，把它讲给新来的人听。即使现在，只要我们聚在一起，也必定会重温那次战斗的一些片段。我方参加这次战役的有二百四十二人。每一个没有牺牲的人都用心想起一些细节。当然，每个人讲起来都掺进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力求按照自己记得的传达一下。

　　那天拂晓，我们爬到波戈列察村前时，指挥员和省委会委员们比所有的人都更激动。他们理解到如果这一次受挫，就几乎是本省游击运动的失败。如果不是失败，那就是很大的退却：我们必须重新做起。我们在这张牌上孤注一掷。

　　这张牌看来是这个样子。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有一座黑漆漆的大村庄，一条公路通过有几条街道的村子。我们两小时以前从那里走出来的那座森林在离村七公里处。天上照耀着快要落下去的下弦月。天气很冷，风不大。

　　波布特连科、雅列明科、尔凡诺夫和我在一起的这一队，顺着干涸的沟底一长串地伸展出去。我们这一队连同战士们一起总共是十六个人。而在村庄四周的不同地点有四队，共二百四十二名游击队员。我们不但竭力不说话，甚至不低语。

　　我们的指挥所早已选定了给标明在作战图上。全体战士和指挥员都知道它的所在地。这是原先的集体农庄的栈房，里面放着一架毁坏了的风车，一只蒸气机上的飞轮，一堆生锈的齿轮，还有一台用坏了的磨盘。

　　我们注视着时针，大家的表全都走得不一样。我们决定拿尔凡诺夫的表来校准。离发信号还有几分钟呢。

　　这几分钟是最紧张的。我们望着一点。在村子中心的一座高房子上空缭绕着带有火星的烟雾，和平地枭枭上升。但是敌军的司令部就在那里。不仅是房子上空的烟雾，连整个村庄看来都好象没有任何战争一般。然而那边却有特地掉到这里来想消灭我们的五百多名敌军官兵，此刻德国鬼子正在睡觉、打鼾、搔痒呢。这是我们的想象罢了。谁知道呢，他们可能早已准备好了吧？也许正坐在埋伏地点，嘻嘻暗笑，专候我们发出信号和出声吧。村里有十二个人知道尔凡诺夫将在五点钟对空发出一颗绿色火箭。如果在我们这十二个助手中有一个是卖国贼呢……

　　尔凡诺夫举起信号枪，扣动了扳机。但没有发火。就在这一刹那间有人在村子中心敲起了钢轨。

　　“警报，这些坏蛋！”波布特连科抑制不住了，不待说，从掩蔽所里跳出去了。

　　我扯住了他的皮大衣往回拉。接着传来了第二下、第三下钢轨声。但村里不知怎的依然静悄悄的。在这一刹那，尔凡诺夫的纪律性使我颇为惊奇：信号枪打不响，可是他只低声地咒骂了一句。村里又发出了第四下、第五下钢轨声……尔凡诺夫以全力把信号枪的撞针向磨盘上砸了一下，绿色的火光便带着丝丝声和爆裂声飞进了高空。

　　不，村里谁也没有放警报，那不过是守夜的德寇在报时罢了。

　　一秒钟、两秒钟过去了，接着一下子听到了几响枪声。我们大家站起来向村子冲去。在右边靠近教堂的地方，发出了一声爆炸。巨大的火焰照耀着全村。这火焰越来越大，斜压在波戈列察上空。现在我们见到德寇了。玻璃丁当作响，白色的人影从窗户里纷纷跌落下去。德寇的一挺机枪开始格格地响了，但立刻哽住了。透过自动枪和步枪的噼啪声，听到越来越响的嚎叫。衣衫不整的德寇几十个一伙地到处乱跑，并且齐声大叫大喊，汇成了一片嚎叫。

　　这些嚎叫的家伙有十个直对着我们指挥所冲来。他们叫喊着两个词儿：“俄罗斯游击队，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游击队！”

　　我们在此后的三年中经常会听到这种嚎叫。一群群失魂落魄的德寇都会象今天一般从击毁了的坦克里、从正在燃烧的司令部里、从破碎的火车车厢里逃出来，一面大叫：“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游击队！！！”

　　火焰还在扩大开来：格罗明科分队的弟兄们放火烧了贮油库。

　　我们把那些向指挥所疯狂冲来的德寇杀得一个不剩；接着，忍耐不住了，便跟着波布特连科投进了战斗的中心，指挥所推进到了大街上。这里又明亮、又热闹。有几辆汽车正在燃烧，穿着着火的衣服的德寇从车子里跳下来。战斗正在平静下去。我们向前走去，我突然看见一个女孩子：只穿着一件外衣，站在台阶上，整个儿身子给大火照耀着。哎呦，这不是加丽雅吗？她也认出了我。

　　“加丽雅，”我对她喊道。“走开，去躲起来吧！”

　　她向我转过脸来，快活地说：“德国人再也没有了——全是尸体。”

　　一个妇人跑来说：“到这里来，我浴室里还躲着三个德国人呢。”

　　但是那里战斗已经完全结束了。弟兄们对准浴室扔了几颗手榴弹。射击沉寂了。我看了看表，战斗已经延长了四十分钟。

　　卡普拉诺夫叫喊着招人帮忙。我们必须收集和装运战利品。

　　诺维科夫向我跑遍过来，他看到了加丽雅：“喂，你所说的有手提箱的漂亮的德国人在哪里呀？”

　　加丽雅伤心极了，因为他们全逃跑了。她和我们一起沿街走去，一面细瞧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尸体。尸体可真不少，两名战士遵照特别的指示正在查点。

　　而加丽雅突然向前跑去：“就是他，正是他，帮我一下！”她一边喊，一边自己设法从一个棕色头发、身材粗笨的伍长的尸体下拉出一只手提箱来。

　　这是一只铝质的、充皮的大手提箱，上面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商标。

　　巴拉贝象开食品罐头似的用刺刀把箱子打开了，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妇人的领子、俄罗斯羔皮、表，甚至还有丝织物和内衣。

　　我们的四周聚了一大群人。这倒是开群众大会的一个机会。

　　雅列明科跑上一所农舍的台阶。游击队员和村民从四面八方跑拢来。妇女们也跑来了，有许多人还带着面包和大壶的牛奶。

　　“这就是德寇需要的我们的东西，”雅列明科一面说，一面把手提箱举起来，在众人面前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这比长篇大论的演说更有效。大家哈哈大笑，叫道：“瞧，这种战士！”

　　我在游击队员中看见了许多新人。可以根据武器把这些人和我们的弟兄们区别开来。我们肩上的俄罗斯的、波兰的、德国的武器，新来的波戈列察的农民只有德国的和匈牙利的冲锋枪和步枪。

　　尔凡诺夫走过来说：“是放解除警报的时候了。我们原定作战半小时，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钟头。”

　　但是正在这时候，我们的看护长叶麦利扬诺夫跑来了：“我们有三个伤员，有一个骨头挫伤了，需要上石膏，但是石膏没有……我跑到医院里去，那里还埋伏着几个德国兵，带有一挺机枪。”

　　争夺石膏的战斗费了八分钟。尔凡诺夫用一支新的德国信号枪放了一支白色的火箭。解除警报。

　　游击队员们都跑拢来。我们排着队离开了波戈列察，等来到村外半公里的田野里，就大叫大嚷，互相拥抱道贺。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讲述着，连呻吟着的伤员们也使劲想说些什么。

　　波布特连科简直出人头地了。他骑着一匹高大而性子猛烈的德国公马。

　　“这难道是马吗？简直是个混蛋！”波布特连科对我解释道，一面拿拳头打马的脑袋。“小心，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走开吧。它象鳄鱼似的会咬人呢。”

　　由于我的要求，波布特连科从高处用宏亮的声音发令道：“停止说话！加快步伐！”

　　有人小声唱着千山万谷。我们突然发现弟兄们都是些优秀的、简直是卓越的歌手。

　　这是我从战役中得到的一般印象。自然，在这简短的传达中我没有能够说得完全。小队长们好几次跑到我们的指挥所来。尔凡诺夫怒气冲冲地报告说：比沙拉勃分队未能及时阻塞公路，让德寇溜跑了。足足有三百个德寇向谢明诺夫卡方面逃了去。通信员们每隔十分钟便来报告作战的进程。我、尔凡诺夫和波布特连科发布着作战命令。

　　我们实际的战果如下：破坏了弹药库、汽油库、物品和粮食仓库；击毁了大炮两门、汽车九辆、机器脚踏车十八辆。敌方的损失是阵亡了一百多人。我方的损失是三名受伤。

　　支队成绩“优良”地执行了扑灭波戈列察村里的德国侵略者的战役。十八名战士在命令中受到了嘉奖。阿尔先齐依·柯伏敏的英雄行为引起全体人员的特别注意。

　　柯伏顿已经上了年纪，战前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签名参加了游击队，早在沦陷以前就到森林里来了。他的十七岁的儿子格利沙和他一块儿当了游击队员。爷儿俩被编进了彼列柳勃支队。

　　柯夫顿是个沉默寡言、体格强健的人，他自称是军人，而一举一动也象个有经验的老兵：他不大参加谈话，也不惹指挥员的注目，但一定完成一切任务；哪怕是削马铃薯、砍树、给地下室挖个坑，或是去摸一条“舌头”，都同样干得很好。

　　在这次战斗中，柯伏顿奉命去悄悄地除掉司令部门前的哨兵。他爬过去，发现是个双岗：两个德国兵正站在房子的两角。柯伏敦等待着信号。当火箭在波戈列察上空升起时，他就扑向最近的的一个哨兵。可是那个人还是来得及开了一枪，子弹击碎了挂在柯伏敦胸前的望远镜。这一枪并没有使他住手。他跟这个德国兵扭成一团。他们俩翻倒在地，德国兵压在他身上。另一个哨兵在旁边直跳，不敢开枪。后来柯伏敦自己说，他是为了不让另一个德国兵开枪，才有意让那一个压在自己身上的。

　　游击队员们跑近时，柯伏敦立刻把德国兵摔开，跳起来，用足平生之力拿枪托给他当头一击。枪托裂成了碎片。

　　另一个哨兵开了几枪，把柯伏敦的军大衣打穿了两处。柯伏敦出其不意地向他扑去，拿刺刀把他刺死了。

　　这时，格利沙赶到了。

　　“没有受伤吧，爸爸？”他焦急地问。

　　“没有受伤，孩子，没有受伤。”柯伏敦答道，同时从哨兵僵硬的手指中拔出了步枪，又冲进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游击队员们在作战以后，整天谈着这一次的决斗。可是柯伏敦本人总是保持沉默，只是当人家纠缠着非要他说不可的时候，才给予严正而确实的答话。

　　“阿尔先齐依伯伯，那个躺在您身上的德国人重不重？”

　　“他不是躺在我身上，而是在我身上打着滚。”

　　“是个身体结实的家伙吧？”

　　“结实不结实倒没有关系。只是他嘴里那股酒味太大了。他灌足连甜酒。舌头跟那种狗舌头似地伸了出来，又嗳气，又打噎——简直不知有多少……”

　　“您怎么会把枪托砸碎的呢？难道说它的脑袋那么坚硬吗？”

　　“要知道他戴了顶钢盔啊。而且他脑袋也确实重。再说，我用的是一支波兰步枪。质量不那么好……”

　　我们离开波戈列察大约十五公里时，天色已经大亮，听到那边又有射击。先是迫击炮、机枪，后来是大炮；有十发炮弹爆炸了。

　　侦察员走来报告道：“德国人在打德国人。增援波戈列察卫戌队的部队从谢明诺夫卡开来了，留在波戈列察的德寇认为又是游击队，开了火。谢明诺夫卡的德寇也揣度着，以为游击队在村子里巩固了阵地，开始用大炮轰他们。他们打了半个钟点。”

　　“让他们永远这样打下去吧！”我们的英雄柯伏敦说。

　　从此以后这句话就这样传开了。如果我们使德国人打德国人，匈牙利人打德国人或者波兰人成功了，大家便说：“让他们永远这样打下去吧！”

　　我们回到了那座森林，是省支队在波戈列察战斗以前在那儿驻扎过的。这里，从前住过一百个人，现在却住了三百多人：所有的分队再加上波戈列察补充队。天气极冷，经常吹来冰冷的劲风。冬季不过才开始，还有更厉害的严寒在前面，而且粮食的情况愈来愈糟，存粮快要完了。”

　　但是人们好象已经暗中替换过了。他们变得更守纪律、更能工作，能够迅速而乐意地执行一切命令。要是你晚上打篝火边走过，你会看到，弟兄们总是在研究德国的步枪、自动枪和机枪，掌握敌人的技术。

　　“同志们，干得对！在最近的将来，谁也不会给我们武器。克里伏达战士，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谁是乌克兰游击队的主要供给者？”

　　克里伏达站起来敬了个礼说：“希特勒！”

　　“停住，克里伏达战士！你还没有搞清对象。小孩子①，您怎么说？”

　　【 ①小孩子的俄语发音是马尔奇克，与下面所提的侦察兵马拉赫的姓同音。此处是一字双关。】

　　侦察兵马拉赫·马尔奇克实际上已是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他在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从前做过看林人、木匠，灵巧、敏捷、能干，是个万能博士。他和两个成年的儿子、一个女儿和女婿一起加入了游击队，他现在当侦察兵，在森林里就象在家里一样。任何村子里都有他的朋友。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轻轻笑了一声答道，“我们的主要供给者是游击队的勇敢。”

　　“不是，”谢明·吉洪诺夫斯基打断了他的话，谢明是个酷爱和捏造神话的人。“游击队的主要供给者将是信心。你要是相信胜利，你就会获得胜利，达到胜利，而且战后还能活上一百岁。”

　　“你瞧，有这么个自信的人！”

　　“噢，那当然！你听到过游击队员和德国人关于包围的辩论吗？”

　　“说吧，谢明·米哈依洛维奇！”

　　吉洪诺夫斯纪无需人家再请求了。

　　“噢，一个德国人碰见了一名游击队员。德国人说：‘缴枪吧，我快要围歼你了。’可是游击队员回答说：‘你是只愚蠢的鹦鹉，不是别的。当你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而且再也没有地方躲的时候，你怎能包围我呢？’德国人放声笑了：‘哈哈哈。’但自己向四下望望说：‘我要到达乌拉尔，元首在领导着我。’但他又向四下望望。游击队员又说道：‘要是你老是转动着脑袋，眼睛尽往后瞧，那你怎能包围我们，怎能获得胜利呢？而且也不向四下瞧也不行，因为人们的眼睛打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那些眼睛里闪着愤怒和你的死亡。’德国人嚎叫起来了：‘闭嘴，要不我就打死你！’但他坚持不住，又向四下看了一眼。这时候游击队员便把他打倒了。”

　　我就这样从这堆篝火到那堆篝火地走了一个黄昏，听着游击队员们的谈话，瞅着四周。怎么一切都变了样啦！不过在两天以前，人们还是垂头丧气、沉默寡言的，而且一抬眼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往后怎么样？”

　　真是奇事，现在连树林也不是那么样了。看起来树林也漂亮了。晚上，在篝火的亮光下，简直是一幅壮丽的、甚至可以说是庄严的风景画。空气是清新的，大家的脸蛋是菲红的，到处是笑声、嘈杂声、喧哗声。有人在雪地里摔角，有人在开始唱歌。蒸汽在锅子上腾起，晚饭快要烧好了。

　　我走到篝火边，挨近它坐着的是些年青的切尔尼多夫本地人，大部分是工人弟兄。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便等候着不做声了。

　　“怎么啦，小伙子们，你们累了吗？在战斗中和行军中吃了苦吧？”

　　“不，费多罗夫同志，我们很好。只是缺少音乐，我们需要一支游击队自己的歌子。”

　　“那有什么，你们自己着手编吧。难道我们要等莫斯科给我们派一位诗人来吗？”

　　“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我们自己也会努力的。我们想得出来。司令员同志，我们一定会写出来的！”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一个体格强壮、面色红润、头发英武地卷在帽边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在这儿争辩呢，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吧！”

　　有些人微微一笑。有些人忍不住，哧哧笑出声来。

　　“你住口吧，尼古拉依……”

　　“给他堵上嘴……”

　　“不，”体格强壮的小伙子继续说，“我来说。我认为和司令员，特别是和党的领导人，是任何问题都可以商量商量的。费多罗夫同志，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在战斗时……”

　　一个十九岁上下、穿着铁路员工的长大衣的小伙子跳起身来了，深深地吸了口气，看样子想要讲些什么，但是他的脸胀得通红，委屈地眨着眼睛；他把手一摇，便跑进森林里去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费多罗夫同志，您看到了这位游击队员吧？他正就是这位朋友。他在波戈列察作战时，躲在大木头后面，把菜园里的稻草人射击了一刻钟光景。”大伙儿又笑起来了。“的确，这是共青团员的老实话，我不撒谎。人家都在射击敌人，他却在浪费着子弹。直到子弹把木棍打断，那个稻草人倒在雪地里，他才放了心。”

　　穿着铁路员工的大衣的小伙子看样子已能自持了，从树林里走了出来，走到体格强壮的小伙子面前，把拳头在他脸前一扬。

　　“你别以为是了那么大的个子就什么都行了，”他热烈地叫道。“尼古拉依，我永远不会饶你的……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听我解释。现在对我反正一样了……我是个近视眼……但我在机车库是做钳工的，能够干得了。”

　　体格强壮的小伙子笑得噎住了，抓住了他的一只手说：“问题就在这里，你在那里是戴着眼睛工作的。老实说，你是用欺骗手段来当游击队员的。军队里不收留你，你本来应该撤退到后方去。你在那里才适宜。要不，他一定看过许多关于游击队的书。真是‘马蹄到哪里，虾螯也到哪里！’②”

　　【 ②俄罗斯成语，意即“太不自量”】

　　“别扯了，问题不在书上。如果您想要知道……费多罗夫同志，我父亲在前线牺牲了，妹妹在轰炸时成了残废……费多罗夫同志，这一切他全都知道，他和我在一起工作过。现在倒嘲笑起我来了。我认为，这种行为不是共青团员的行为！”

　　“那么你的眼镜到哪儿去了呢？”我问钳工道。“你要是戴着眼镜，大概会射击得好一些吧？”

　　“我在学骑马的时候把眼镜打碎了。您以为，免役的人只有我一个吗？您认识乐器工厂里的那个小个子丹尼尔吗？他从小就有结核病，在一年前才停止打空气针。他在波戈列察打死了一个德国上等兵，可能还打伤了两个。您问问他看，他现在在森林里比在城市里觉得好些了。还有一个，这我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共青团员，而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生着胃溃疡，也是个免役的人。我们都是志愿申请参加的，没有被收留……但是我能打仗，老实话。”他把一只手伸进口袋里，在大家的嘻笑之下掏出了三副眼镜。“这是我昨天从德寇头上卸下来的，但是都不合用。我是八级。”

　　“不要紧，”我安慰着小伙子，“你早晚会捡到需要的号头的。尼古拉依，你帮帮他的忙，在下一次的战斗中，你一定要打死一个戴着合式的眼镜的德寇。在这种条件下让我来把你们说和了吧。也许会好一些……你叫什么名字？……阿历克山达尔·贝契科夫。那么，萨沙，也许你撤退到后方去要好一些，但是现在谈这件事已经晚了。战斗吧！”

　　比沙拉勃走到跟前来了。看样子，他听到了谈话的尾声。

　　“我们，啊哼，有个老头儿，一下子戴了两副眼镜。”他说。

　　贝契科夫把德寇的一副眼镜加在另一副眼镜上。这时他活象一只虾。连我也忍不住笑了。

　　但是贝契科夫再也不生气了。他和大家一起大笑，并且高兴地说：“能看啦！看得很清楚！共青团员的老实话，我一定要成为神枪手！”

　　比沙拉勃挽着我的手引到一边去。

　　“老乡们，啊哼－－呃，情绪好极了！”

　　“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比沙拉勃若有所思地捻着胡须：“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认为这个现象应该用我们团结和共同努力来打击敌人这一情况来解释……”

　　“这么说，我们团结是没有错吧？”

　　但是比沙拉勃还不见风使舵，就此结束。他是个极端自负的人。在现阶段上，他认为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是他想要把这个承认好像礼物一样赠送给我。

　　“劳动能使人振奋起来。现在我们劳动过了。我认为，这就是战士们的情绪到了水平以上的原因。”

　　“这就是说，我们团结是对的喽？”

　　“时机选得正确。在这个时候本来应当，啊哼，用共同的力量来活动的。明白吗？”

　　我和比沙拉勃的谈话到这里便停止了。他直到现在心里依然固执地抱定以前自己的见解。但是事实如此明显，成绩这样惊人，比沙拉勃暂时退却了。

　　波戈列察战役以后，我们立刻认为主要的成就是士气的普遍提高。游击队员们开始尊重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了。现在我们不时听人谈起更勇敢、更大规模的袭击的必要性。但我们的成就比预料的广泛得多，重大的多。

　　我们是从自己的森林游击队的立场来估计这个战役的。

　　日子过去了，我们自己都没有猜测到的、自己在周围造成的暴风雨的波浪逐渐滚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已经说过，有二百四十二名游击队员参加了波戈列察的战斗。此外，还有若干村落的居民协助我们侦察敌人的兵力；给我们各中队带路的一部分向导员，也都是波戈列察的居民。战斗结束以后，他们几乎全部参加了游击队，追随我们进了森林。但是假如新的波戈列察补充队的，还不仅是些侦察员和向导员。

　　在战斗中，我们有许多帮手。我们不认识他们，也没有指望过他们。大多数人我们始终不知道。有些人把自己的这种援助甚至对亲友们都保密到战争结束为止。

　　后来我们已经深知：如果我们在居民点里进行作战，总有几十个无名的帮手和我们并肩作战。战斗是吸引人的，往往使胆怯的人们也激动奋发。德寇逃跑的时候，不仅游击队的子弹追逐着他们，还有老大娘们从窗口用瓦罐扔他们，孩子们从树背后和顶楼里用弹弓弹他们。残废人也用拐杖绊他们的脚。老乡们蓄积已久的仇恨找到了出路。

　　我们在波戈列察的战斗中初次认识了这些帮水，其中有些人失去了自制力，连参加打仗时都不隐蔽。他们抓起敌人抛弃的武器就射击，后来突然发现他们打死打伤了不少德寇。这些同志们也参加了支队。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在村子里呆下去了，”他们毫不惋惜地说。

　　波戈列察的补充队是相当大的，有五十多人。

　　但是这个数目相当客观地与日俱增了。在作战后的第二天，就有十几个志愿兵到我们的营地里来。再过一天，又来了二十二个。在第三天和第四天又来了些人。他们不仅是波戈列察的当地人，也有从博格顿诺夫、奥列什尼、琴奇基和萨莫图格来的。老年人和少年人、大娘们，姑娘们，连十二三岁的儿童都走来请求“登记加入游击队”。

　　在波戈列察四周十公里——十五公里半径以内的村子里，当清晨波戈列察进行战斗时，人们便拥到村外，眺望着火光，带着希望和颤栗倾听着战斗的回声。机枪、迫击炮、大炮射击着，炮弹爆炸着。大家懂得扫荡队不会猖狂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有红军冲来了呢？还是跳下了降落伞部队？各种各样的推测都有。

　　我们有几千个观众和听众。当然，传闻在一刹那间就散布开了。没有报纸和无线电，但所有临近的村庄，甚至连远方的村庄都知道游击队终于从森林里出来打击德寇了。德寇和他们的傀儡们新近还到处大吹大擂，说游击队已经完全肃清。“森林里躲着小股的布尔什维克匪帮，马上会把他们一网打尽。”现在德寇却在狼狈逃窜，单穿一条衬裤在田野里和大路上四散奔逃……攻击这样的卫戌部队可不是开玩笑！不，在森林里的并不是些小队，那里是几百人，也许是几千人的游击队。他们有机枪、有迫击炮、有大炮！

　　现在德寇自己到处大叫大嚷，说是他们受到一支装备优良、力量强大的队伍的攻击。事实上，他们毕竟不能承认卫戌部队是被一些小股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

　　这是在切尔尼多夫省里第一次杰出的游击活动。它向老乡们表明，他们有保卫者，有为被侮辱了的荣誉复仇的参加者。苏维埃人开始抬起头来了。

　　我们在森林里巩固了阵地。德寇和匈牙利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忽儿从这面、忽儿从那面前来袭击的；有时候他们投入重新组成的伪警部队来攻击我们。在上午十点钟到十一点钟，营地里总是发出警报。两三个中队被派出去迎击敌人：几乎是阵地战了。

　　我们有时也对敌方的卫戌部队进行袭击。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象在波戈列察那么成功，但都是很有影响的。表面上，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想来也许侵略者已经容忍我们的生存，到了同意森林是游击地带的时候了。

　　然而，我们不久就了解，德寇指挥部在初期是故意避免投掷大量兵力来攻击我们的。德寇选定了挑拨离间的战术。

　　敌人的指挥部相信，他们随时都能把留在森林里的游击队一网打尽。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组织政权，全面奴役居民。“必须使所有幸存的人们惊心动魄。德国人的皮靴声应该引起每一个俄罗斯人胆战心寒。”这便是乌克兰德寇总督卢森堡放在占领军士兵们面前的任务。

　　但是这种恐嚇的节目，终究象法西斯匪徒脑子所想出来的一切事情一样，遭到了破产。当时德寇是自信的横蛮的。

　　有一次，游击队员们把一个“舌头”拖进司令部来。他是希特勒党卫军的下级军官。

　　我们把巴拉贝中队里的翻译员卡尔·什利维克叫来协助审问。卡尔是生在乌克兰的。他早已被审定是一个真正的苏维埃人。

　　在审问的时候，那个党卫军士兵问我们的翻译员道：“你是德国人吗？”

　　“是的，”卡尔答道，“我是德国人，可是不是被希特勒麻醉过的德国人。”

　　这个党卫军虽然是捆绑着的，但仍然想去踢卡尔，甚至挨了一记耳光，还继续吐着口沫，尖声叫喊。

　　“你们这些傻瓜！”他嚎叫道。“再过两星期你们都会被抓去给吊死！”

　　“为什么要过两星期呢？现在怎么的，你们肠子还细吗？”

　　“我们的指挥部暂时还需要你们。”

　　当时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但在希特勒党卫军兵士的谈话里有一部分实话。占领当局希望能唆使居民来反对游击队。

　　有些地方，德寇自己也组织了假游击队。

　　占领者把武器发给了被他们释放的刑事犯和坏透的土匪，允许这些人为所欲为地抢劫居民、杀害居民。向他们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到处叫嚷本身是游击队。

　　这个虽是阴险的，却是愚蠢的计划，只有极幼稚的人才会上当。大多数居民能毫无错误的区别真正的游击队员和挑拨者……老乡们不找占领当局，也不找伪警，而来找我们去防御这些土匪。

　　依靠居民的协助，我们的侦察员查明有这样的一队土匪在科留可夫卡区的卢科维察农庄里活动。由柯齐克同志指挥的分队和我的省委助理巴利茨基同志奉命去扑灭这批自称游击队的挑拨者。

　　我们出其不意地逮住了他们，把他们解除了武装，前到农庄的外面去。全体居民都聚拢来看审判土匪。巴利茨基向居民宣读了省委的传单：谁是游击队。当场把土匪们身上搜到的全部盗赃发还了被害人。土匪们便在村民面前一无例外地全部被枪决了。

　　波戈列察战役以后，周围大小村镇里的卫戌部队都得到相当的援兵。根据我们侦察员们的材料，敌人已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四周集结了三千名左右士兵。他们并不急于要跟游击队作战，他们宁愿干迫害居民这个比较轻便的“工作”

　　许多村庄起火了。德寇在自己所写的标语和传单中，说是在“消灭游击队的巢穴”。扫荡队闯进了村庄，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赶出来。凡是反抗或者耽搁着想拿一点必需品的人，都当场被枪杀。寒衣呀、脚踏车呀、留声机呀、钟表呀、现钱和珍贵物品呀，都被没收了，牲畜被拉走了。接着，房屋也挨家挨户地被放火烧了。

　　伪市长们在接近我们的一些区中心——霍尔梅和科留可夫卡出现了。野战司令部和经济管理处开始“办公”了。“盖世太保”到了，安居在那些有又大又深的地下室的房子里。德涅泊河东岸的乌克兰地区的伪警察局长地主多勃罗夫尔斯基和他的司令部安置在汇合着捷斯纳和乌别季河的索斯尼察疗养城。所有的居民点都立刻建立了伪警队，并且‘选’出了一些村长。

　　德寇委派的村长大多数是人民的死敌。游击队跟他们进行斗争，在居民面前揭发他们，而且无情地处死了其中最卑鄙、最残暴的家伙；然而，有时侯德寇在村里找不到公开的卖国贼，不得不提出他们不够深知的人来当村长，只要不是共产党员和很积极的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就行。因此，采取不论什么手段来反对这个或那个村庄的村长以前，我们首先要向居民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发现他纵然是动摇的，我们便秘密派自己人去看他，竭力设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并不是经常能够说服动摇分子为我们的利益而积极活动的。但是其中有许多人，因为怕人民报复，节制了自己的行政热情，变得“和善一些”和“公正一些”。

　　此外，我们还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机谋，竭力设法派遣自己人去担任伪村长的职位。读者从第一部书中已经知道，叶戈尔·博契科就是布尔什维克底下组织派遣的那种傀儡之一。他是事先留在列索沃耶，由党的区委直接派去担任这个职位的。现在我们为了这种工作继续挑选了一些新人。

　　一天晚上，我巡视后回到司令部地下室来，听到波布特连科的响亮的笑声。他总是笑得很快活而且引人发笑。我一打开门，便看见波布特连科正和两个老头儿坐在灯前。

　　波布特连科瞅了我一眼，又快活地呵呵大笑道：“不，你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是代表，这才是代表！”

　　但是两个老汉看来并没有分享他的快活情绪。其中一个真是阴郁地向我瞅着。

　　另一个见到我，便站起身来，带着受了委屈的声音说：“要是我们不行，那么请您解释一下吧。我们是为了要求帮忙，为了征询意见而到你们这里来的。”

　　波布特连科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再说一遍，老爹，”他说，“告诉我们的司令员吧。你别见怪。事情的确是重要的，我们无论如何总要设法把它解决的。我笑的并不是您……我只是喜欢您对我讲的那件事。”

　　老汉们交换着眼色，当我在他们对面的桌边坐下来，拿黄花烟招待时，他们开始讲了：“我们是从古塔农庄来的……”

　　“您最好下道命令，司令员同志，好让我们接近你们容易一些。步哨把我们扣留了两个钟头。而事情却很紧急。”

　　“我们是从古塔农庄来的，”第一个人重说道。“有一位宣传员来到我们那里，我不知道是你们、是党、还是游击队派来的。那位宣传员把通报读给我们听，谢谢他，又告诉我们，前线的情形怎样，应该怎样打击德寇，应该怎样欺弄德寇。他有那么高，黑黑的。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讲得很好，话说到你心坎里。那么怎样欺弄德寇，才使他们不致过分迫害我们呢。那位宣传员告诉我们说，德寇马上就会到我们农庄里来选村长，会干类似选举的勾当。隐因此宣传员告诉我们，要我们预先在我们老乡们中间找一个人。那就是说，要他去当伪村长，要我们那个人在德寇面前好象是替他们服务似的，而在我们面前却是自己人。这样，斯捷潘，对不不？”讲话的人问自己的同伴，同时对波布特连科抛了一眼，好象是说：“那有什么可笑的。”

　　“不错，”斯捷潘答道，“正是这样。此外，他还说，我们的那个家伙要亲自到司令官那里去对他奉承一番，好象是个对法西斯秩序表同情的富农。对不对，伊凡？”

　　“完全对！”

　　“我们七个人聚在一起，开始互相劝说：你去吧，斯捷潘；你去吧，伊凡；啊，那么你去当村长吧，谢尔盖·瓦西利耶维奇！大家都拒绝了，”老汉吸了口黄花烟，接着意味深长地不作声了。

　　“是的，”我慎重地指出道。“这是一种复杂的工作，困难的工作。必须玩弄把戏，使德寇相信。要不然就会被活活绞死！真是危险的工作！需要一个十分勇敢而且能够自我牺牲的人。”

　　“您说需要哪一种人？”

　　“需要一个能够自我牺牲的人，我说。那种原为人民牺牲的人。”

　　我把博契科的事迹简略地告诉了老汉们。我讲到这位列索沃耶伪村长助理的生活、工作和英雄般地牺牲。

　　我的谈话使老汉们深深地感动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斯捷潘说：“您说得一点不错。如今死神不用大镰刀而是　着德国的冲锋枪走来走去。送命是容易的。难的是不白白地牺牲。那位去当伪村长助理的博契科同志是有原因的。他好象被查出是开除了党籍的，这种人可以接近德寇的工作。这就是说，他是智勇双全的。但我们是另一回事，司令员同志……”

　　“我看，”斯捷潘的同伴插嘴说，“您以为我们都是些胆小鬼吗？不，那不是事实。德国人决不那么傻，会让随便什么人担任职务。他们要调查，要研究。所以我们也要象德寇那样来重新审定自己人。我们农庄里还留下多少男人呢？噢，叶利麦脑子不健全，用不着把他计算在那。瓦西利·科茹赫也在名单上划掉了。因为他爱酒如命。除了他们这些神经不正常的人以外，还有四十二个人……”

　　“老乡们还不错。都是赞成苏维埃制度的好人，有些人坚强些，有些人软弱些。所以我们要支持他们。司令员同志，倒霉的是……”

　　波布特连科又微微一笑。老汉们不往下说了。说瞅了波布特连科一眼，摇了摇头。他从地下室走了出去。

　　“他笑些什么？”一个老头儿说。“我看，还是您的态度比较严肃。”

　　“听下去吧……因此我们几个人便和我们劳动组合的前任主席聚在一起，开始审查这些人，看哪一个而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们好象凭记忆力来填写每个人的调查表一般：他合德寇的奴才资格吗？他们会相信他的忠心呢，还是会识破他、吊死他？”

　　“我们最初想要亚历山大·彼特连科。！”

　　“他是个头脑绝顶聪明的人，而且又年青，年纪还不到四十岁。”

　　“他主持过集体农庄的监察委员会。在这以前，十五年以前，他是共青团的领袖之一，支部委员，或是什么……”

　　我打断了老汉们的谈话：“这个人太出名了，同志们，使不得。这马上要垮台的……”

　　“我们也那么说呀。使不得，无论如何使不得！我们试试另一个人——安德列·希辛雅克。他当过国家借贷委员会的主席。而且顽强地参加过没收富农财产的斗争。我们否决了他当代表。

　　接着想到了捷赫特连科。他是个温和的、年纪很大的教徒，理解力还好。他回到答：‘我要捍卫人民。我，要是你们要我做，不拒绝。不过有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呀，帕维尔·斯皮里顿诺维奇？’他答道：‘那个障碍就是我的大儿子梅科拉，是红军上校，我的二儿子格里戈里在维尔纽斯城的党的区委会里工作，而我的女儿瓦尔娃拉·帕夫洛夫娜，你们自己也知道，是基辅电车托拉斯的副经理……呶，现在你们自己来判断吧，我，他们的父亲，配当村长吗？”因此我们决定他也不行。”

　　“是的，情况困难，”我不得不同意说。

　　我已经开始明白波布特连科发笑的原因，也忍不住要笑。

　　“不，请您等一等，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找着格拉辛·克柳奇尼克他是个闷闷不乐的汉子，眉毛象个帽檐。他的相貌的确会使德国人喜欢。于是我便和伊凡一起到他家里去了，可是他不在。我们问他老婆：他在哪儿？她说：‘不知道’。我们刚从屋里出来，就看见他正背着包穿过洼地向林子里走去。我们喊：‘格拉辛！’他转过身来，‘干么？’‘格拉辛，你为人民服务服务吧。你在整个苏维埃时代始终不声不响，既没说过‘拥护’，也没说过‘反对’。你当村长正合适。你闭着嘴做事，对德国人不说什么，对我们也不说什么。假如必要的话，你就处罚几个人，好象是由于破坏德国的秩序的缘故。主要的是要瞒过人民的机密，不让德寇知道。假如有个游击队员来了，或者有个当过战俘的儿子回到母亲那里来了：不让德寇瞧见他……’格拉辛想了一会儿，搔了搔后脑壳，回答道：‘我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就是办不到！你们为什么要来纠缠我？要是可能的话，我是很高兴干的。’他又不响了。‘但是，格拉辛，请你告诉我们，咱们是自己人啊。’‘唉，得啦，我告诉你们！你们认识索谷连科吗？’‘哪一个索谷连科？咱农庄里没有索谷连科……’于是伊凡和我互使眼色了：他干么想起索谷连科呀？这位索谷连科在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总是给各报登载些关于我们农庄里的事儿。在区报和切尔尼多夫报上，甚至在基辅的报上，都登着有这个索谷连科署名的小品文。如果有人盗用公款，或者主席搞得不好，或者再有什么岂有此理的事情，正合适——一篇小品文。而且他还写打油诗，就是那位索谷连科。格拉辛对我们来说解释说：‘你们真是些古怪的家伙，那位索谷连科便是我呀！索谷连科是我的笔名。明白吗？我能当什么样的村长呢？我自己只有一条路——动身上游击队！’”

　　“所以，司令员同志，”斯捷潘接着说，“不管我们想找谁，他一定是苏维埃政权下的：那位是区苏维埃的代表或者村苏维埃的委员，这位是斯塔哈诺夫工作者，而那位是工作队队长……不管你转向哪里，所有的人都不合格。”

　　老头儿不做声了，带着责备的目光瞅了我一眼。他们俩站了起来。可是我忍住了笑，请他们重新坐下。

　　“你们要明白。同志们，”我说，“你们谈的话简直精彩极了……”

　　“那有什么精彩呢？德国人会向我们提出彼德尔·戈罗赫，或者更糟的是伊凡·索洛明纳。这家伙是个扒手。他是这样的一个无赖：不仅别人家的，连自己的玻璃窗也要打……那个家伙会去当村长的。他会投靠德国人。”

　　波布特连科回来了。

　　“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我们向这两位同志贡献些什么意见呢？”

　　“请你们派远方村子里的无论任何人来吧，”老汉们开始请求道。

　　但是他们不得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就是说，分配村干部的职务毕竟不是我们的事情，同时又同意，德寇未必会批准外地来的人当村长。我们考虑了好久，得出的结论是找不到比索谷连科再合适的候选人了。更正确地说，不是索谷连科而是克柳奇尼克。况且事实上克柳奇尼克已经在昨天来到了森林里，已被编进了一个中队。

　　值日员把他叫来了。这是个五十一、二岁的集体农庄庄员，大脸、很忧郁，低着头看人，嘴唇闭得紧紧的……

　　“您白白暴露了自己的笔名，克柳奇尼克同志。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谁也没有您担任村长的职务来得合适。”

　　他点了点头。

　　“您认为您对他们暴露过笔名的那些人不会出卖您吗？”

　　“司令员同志，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啊！”老汉中的一个高声说。

　　“嗯，这么说，他们不会叫您上当。”波布特连科说。

　　克柳奇尼克又点了点头。

　　“那么您同意这是必要的工作，而且除了您，没有谁可以托付的了。”

　　“现在明白了。”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去好好干吧……最要紧的是别让人家逮住了……”

　　到此我们便道别了。几个月之后，当铅字排印的游击队报纸开始出版时，报上经常登载了以索谷连科署名的关于农村生活的短评。谁也不知道这些短评的撰稿人就是德寇批准的古塔农庄的村长。

　　流离失所、苟全性命的居民在全省四散奔走。他们在小车和自造的橇车上载着小孩和行李。数以百计的家庭一路慢慢地前进，到亲戚、朋友那里去，要不就是到好心人那里去找个安身地方。这样的被破坏的家庭一来到，全村的人便跑拢来请他们讲讲。

　　这样的‘会议’，德寇司令官和村长都不予禁止，甚至还加以鼓励。占领当局大概是这样想的：“让他们听听，惊嚇惊嚇吧。这样会使他们屈服。”到后来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明白了苏维埃人不论在哪里集会，不管从哪里谈起，它的结语一定是要报复，要消灭德国混蛋。

　　但是并非所有流离失所的人都是来找亲戚朋友的。有成百上千的人逃进了森林。游击队员们打趣道：“我们的哨所上就象在通行证室里一样排着队呢。”在白天战斗以后的当夜，来的人特别多。司令部无论什么人值班，都收容这些新人。据卢森堡的估计，这些新人都是些真正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只要德国人的军靴一响，他们便嚇得胆战心寒的。他们随身带来了手枪、手榴弹和子弹。当时每一个自愿的人都能在发生过战斗的林中旷地上找到自己的武器。每个前来的人都带来了自己愤激的经历。那些经历，他们首先在哨所上讲，接着在司令部里讲，再后在地下室里或篝火边对新同志们讲。

　　从马依布敦雅村来了一个叫托夫斯东诺克的集体农庄老庄员。我们有些人早就认识他了。他常给游击队各式各样的帮助，常给我们的侦察员和通信员避难。他认得到营地来的路线。有一天清晨，他带着三个姑娘来了。有一个姑娘随身还牵了一头母牛。

　　我被叫到哨所去了。老头儿要求会见首长本人。

　　“你就是费多罗夫吗？”老头儿一面问我，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听得人家说，你的队伍的名誉很好。你的弟兄们常到我家里去。很不错，他们都是好人。可惜，我没有儿子，要不然我会提他们祝福之后送到你这里来……我自己也想来，可是到底上了年纪，觉得浑身没有劲儿。”

　　我听着他说话，却不能不瞧瞧那几个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都是长得脸颊菲红，身体结实。年纪最大的是二十二，中间的是十八岁，最小的一个则是十六岁的少女。她手里握着一跟系在母牛脖子上的绳子。母牛在摇着头，把姑娘拖到一边去。

　　“罗兹卡，”姑娘对它低声说，“你安静些吧，罗兹卡。”

　　“你的罗兹卡在着急呢，”我说，目的想吸引这几个年青人加入谈话。“它不习惯冬天在林子里闲逛。”

　　我说了这几句话以后，姑娘们的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脖子。

　　“不要紧，”她垂下了眼睛喃喃地说了一句。

　　“司令员同志，你说我这些女孩子漂不漂亮？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一个是我的大姑娘纳斯嘉，已经念完了九年纪。这是老二巴莎，才十八岁，但已经是集体农庄的生产小队长。还有这个舒拉·阿历山德拉·齐莫菲耶夫娜，她母亲的宝贝，还有她的朋友罗兹卡……”

　　“爹，”小姑娘开始抗议了，“别开玩笑了……”

　　“什么，难道我们是来哭的吗？亲爱的舒拉，这里的人全是快快活活的。你们这里有手风琴吗？司令员同志，我的三个姑娘都是唱歌大家呢……噢，怎么样，你把她们代替我的儿子收下来好吗？此外，也请你顺便收下这头母牛。老伴儿和我会活下去的。”

　　我没有立刻就给答复。老头儿着急了。

　　“司令员同志，你别看她们不哼声，我的姑娘都是挺强健的。”

　　我们把三个姑娘都编进了队伍。两个大的不久就掌握了一切。她们出去侦察，并且和男子一起作战。她们三个原来全都是优秀的女歌手，舒拉成了领唱者。但她仍不能克服自己的羞怯，一个矫柔的姑娘。当战士们开始当着她讲述游击队员的、有点儿粗鲁的经历时，她便站起来跑到树林里去了。最初我们派舒拉做护士，她没有拒绝，但并不高兴。她很想参加战斗。这个脸蛋儿又圆又红的小姑娘经常肩上挂着红十字卫生包。这只挂包总是装的满满的。

　　“舒拉，你挂包里放着些什么呀？它太重了吧！”

　　她顿时会红着脸，眼睛看着一边，轻轻地答道：“那些是子弹呀！”

　　舒拉终于达到了目的：领到了一支步枪。在第一次作战中，指挥员已经下了退却的命令——因为德寇的兵力大五倍，游击队有被包围的危险——舒拉没有和别的战士们一起爬去，仍旧继续从树椿背后打掩护。

　　“过来，舒拉，到这里来！”指挥员大声叫了。“你在等什么啊？”

　　她和战士们会合在一起后辨解说：“谁也没有喊过我啊。指挥员叫‘弟兄们，撤退，’而我又不是弟兄，我是个姑娘哪……”

　　我们的支队还没开往远处时，托夫斯东诺克老头常来探望女儿；他和她们见面以后，也跑来看我。他时常带着礼物来的：几只鸡蛋，一烟袋黄花烟。可以说，我变成靠他供给烟草……老头儿总是详详细细地向我打听女儿们的行为和战斗品质。

　　“老爹，好象你不是把女儿交给支队，而是交给学校。”

　　“那当然，”他沉静地答道，“让她们学习学习吧！”

　　大约在同时，有个六十五岁的老头儿参加了支队。他叫谢敏·阿罗诺维奇·列文，是个非党的乡村小学教员。

　　他在邻近的一些村子和树林里跋涉了两个星期，总是找寻往游击队去的路。当他最后发现游击队的小路而进入支队时，他又饿又乏，看来顶好是躺下来吃了歇，歇了再吃的了。他虽然头发花白，瘦骨嶙嶙，但是个精神抖擞的人，在第二天就要求工作了。

　　他被派到厨房里去帮助炊事员。他削了两三天马铃薯，便去找中队指挥员：“带我去作战，让我去打一仗吧……说我老，我丝毫也不反对，但是请您试试看……”

　　他也达到了目的，参加了好几次战斗。

　　我记得，当我们到三十多公里外的谢明诺夫卡去作战时，老头儿徒步走完全程。我们向他提议道：“坐着橇车走吧，要知道您到底不是年青人，没有人会指责您的。”

　　“别管我，我不比你们差！”他几乎带着愤激回答。“我有什么特权呢？你们既然承认我是战士，那就允许我受同样的待遇吧。”

　　只是等他消灭了六个敌人以后，列文才同意转到军需部门去。

　　我们有几十个上了年纪的助手。他们并没有完全入队。就是我们也没有渴望吸收他们，拉他们到森林里来。他们在故乡能够给我们以更大的帮助，既象侦察员，也象通信员；他们的住家时常用来做秘密住所。

　　在霍尔梅区的巴利亚塞村，有一个叫乌里扬·谢雷依的机智的老爷爷。那时他已经七十六岁了。

　　他现在还活着，时常把自己打游击的冒险故事讲给村子和曾孙们听。

　　他三次落入德寇和伪警的手里，每次都遭到残酷无情的毒打。他直着喉咙大哭大叫：“你们最好去问问老乡们吧！”他在司令部里嚎叫道：“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这把年纪难道还能当游击队员，我这点儿气力怎能……我从未见过那些绿林强盗。”乌里扬这样真诚地大骂游击队。

　　伪警和德寇都相信了，便把他释放了。

　　第二天他又到森林里联系游击队了。

　　我记得有一回他极其怨毒地走进司令部来，直气得浑身发抖：“你们这里的秩序怎么搞的！只是侮弄老头儿。既有约定，就得履行，要不你算是什么军人呢？……”

　　原来他在生巴拉贝的气。他们曾约定，乌里扬在下午两点钟到森林边上来，并且要吹着牧笛。

　　“我不是个小伙子，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在雪地里重甸甸地拖着几只麻袋。我尽吹着牧笛，雪没到了胸膛，可是什么人也不来。我带了八公斤的洋葱和两公斤的黄花烟，弄得满身大汗。很容易着凉伤风……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你下令申斥他们一顿……”

　　“不过，也许有正当的原因吧？”

　　“好那么你调查调查吧，那是你有权过问的事。”

　　巴拉贝的人员那天正在建筑地下室，由于斧声的缘故，没有听见笛声，乌里扬打听到这一点，才同意从轻发落。

　　“不管怎么着，他是应该记住的。我带给你的烟草你可一撮也别给他。”

　　就在同区的彼列柳勃村，我们秘密接头地点的女房东是个八十岁的集体农庄女庄员玛利亚·伊利尼奇娜·瓦什科，也是我们的侦察员。她很少到森林里来，但我们有几十个人在她家里住过，她替他们弄吃食，洗衣服。她家的地窖是我们的传单库，从远处村庄来的人常到她那里去取传单。

　　我记住了一件后来在别的地方也重复出现的事情。在作战以后，我们坐了几辆橇车驶过被德寇烧毁了的托波列夫基村。那个时候我们不知怎的百感交集起来了。村子里幸免焚毁的房子不过五所。事实上就是这五所房子也都被熏黑了，而且有些地方被烧焦了，到处矗立着一个个烟囱，猫儿蜷缩着身子，躺在冷冰冰的炉子上。有几个小孩子和老太婆从一些黑洞子里爬了出来。突然从同一的洞里又跳出了几个姑娘和年青的妇人，对我们挥手微笑。而我们的弟兄们拉起了手风琴，声音虽然不齐，但是嘹亮地唱着歌。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马儿跑得飞快。

　　从一间完整无恙的房子里跑出来一个只穿一件军装上服、年纪大约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跟着他后面出现了一个妇女。

　　“你上哪儿去？回来！”

　　但是小伙子抓住了我们橇车的车杆儿，跟马匹一起跑起来了。

　　“允许我……”他喘着气说。“我有武器。”他又很生气地对着扯他上衣的老婆喊了一声：“别管我！”

　　他一面跑，一面用几句话叙述了自己的军历。

　　“司令员同志，我曾被动员参军，但是没有来得及到部队里，德寇突然……请允许我加入吧，我有武器。”

　　我点了点头，小伙子跑进屋里去了，并且在我们最后的一辆橇车还没有驶过时，挟着棉被，一只手提着步枪，一只手拿着两颗手榴弹又出现了。他跑着跳进了橇车。他的老婆还追了我们几分钟，又是威胁，又是央求，可是丈夫却扭转头去避开她，跟自己的新同志们一起唱起歌来。

　　这个人是奥斯马奇科，后来是最好的迫击炮手之一。以后几乎在我们经过的每一座村庄里总有什么人请求参加我们的队伍。

　　有一天，值日员对我报告，哨所上来了四个孩子。他们都穿着白色的伪装罩衫，皮靴统里塞着几把刀子和汤匙，好象是真正的战士。

　　我要求把他们带到司令部来。他们果真在短外衣上面裹着被单和包布。

　　最大的是十四岁，把一只手放到帽沿上报告道：“我们是十足的孤儿，到您这儿来听候处理……”

　　最小的孩子，瘦瘦的，但学着大孩子的模样立在那里，直打冷战。不知是冷还是拼命想大哭的缘故，他鼻子下面挂着长长的、绿幽幽的一条鼻涕。

　　小队“指挥员”注意到我的眼风，便跳到那小家伙身边，拿包布角把他的鼻子认真抹了一下，接着又挺着身子继续报告：“我们是从科留可夫卡区·伊凡诺夫卡村来的十足的孤儿：赫洛普扬纽克·格里戈里·格拉西莫维奇，一九二六年生的；我的弟弟，赫洛普扬纽克·尼古拉依·格拉西莫维奇，一九三零年生的；而这个是他的朋友，亚历山大·米亚夫科，生在同一年；还有米哈依尔·米亚夫科，六岁的不到学龄的孩子……

　　我中止了“指挥员”的报告，把四个人全都拉进了地下室，安排他们坐好以后，吩咐拿热茶来。

　　地下室里挤满了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孩子们提了一大堆问题。

　　他们急急忙忙地吃着，转动着头，可是并不回答这些问题，时时望望年长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心慌意乱起来。作报告本来已经不可能，并且没有准备说故事。

　　“指挥员”比自己的“士兵”先放声大哭起来。真的，他跑到森林里去，在那边紧挨着一棵松树尽情地哭了一场。

　　孩子们的经历是骇人听闻的。科留科夫卡的伪警察局局长莫罗兹和伪警察朱博夫杀害了普拉斯科夫雅·叶菲莫夫娜·赫洛普扬纽克，她丈夫是共产党员、红军中士。他们拿走了屋子里一切值钱的东西，没有碰着孩子，也许是因为懒得追他们。孩子们直到天亮才回家。

　　他们亲手在自己的菜园里挖了一个浅浅的墓穴，没有成年人的帮助，也没有请谁参加葬仪，亲自用冰冻的泥土和白雪掩埋了母亲的遗体。他们邻近没有亲戚，兄弟俩便开始自谋生活，不多的一点儿面粉和马铃薯的存粮已经快完了。以后怎样生活下去呢？上哪儿去呢？

　　一天晚上，我们的一小队游击队冲进了这个村子。孩子们在观战。他们亲眼看见了那杀死自己母亲的凶手之一的伪警朱博夫的死。他们看到了游击队员们怎样放火烧了伪村长的住宅。后来，他们跟集体农庄的成年人混在一起，跑到被游击队打开的谷仓。孩子们奔到家里去了十次，搬了几桶麦子。并且就这样在撒满在房间地板上的麦子上面睡着了。

　　早晨他们才知道游击队退出了村子。就在当天，他们的邻居纳塔利亚·伊凡诺夫娜·米亚夫科被警察局捉去了，没有从那儿回来。于是又留下了两个孤儿：舒拉和米沙。接着又从邻村索菲夫卡传来了那样的消息，那里的伪警不仅杀害成年人，而且也杀害儿童。

　　那时候，格里沙召集了这几个幼小的不幸的伙伴，对他们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让我们到游击队去吧，要不我们就会被枪杀的。”

　　孩子们极有打算地准备了自己的出路。他们每人在包裹里放了两套衬衣，一些食盐；又倒了一些小麦，拿了一只煎锅、几把小刀、一些针线和一盒火柴。中间的两个孩子侦察好哪里没有伪警岗位。到了晚上，全体四个人便披上了被单，爬过菜园到了田野里，然后开始上森林里来。

　　他们在森林里跋涉了三天三夜，烧起了野火，在火边睡觉。如果可以相信他们的话，在那个时候，在还没有来到我的地下室以前，他们一次也没有哭过。

　　但是在我这里，他们也没有哭多久。当我们特地为他们开起留声机的时候，他们满意极了……小家伙第一个睡着了。

　　而舒拉·米亚夫科在睡觉以前很严肃地高声说：“好，弟兄们，如果我们死在这里，那就是为国牺牲！”

　　孩子中的两个——格里沙和科利雅·赫洛普扬纽克——留在我们身边当侦察员，而米亚科夫兄弟俩呢，我们不得不在艰难的日子中交给一个村子里的善良的人们去抚养了。

　　在波戈列察战斗的三星期以后，有一个冻伤的妇女爬到了我们这里。这是个四十来岁的集体农庄的女庄员，地下活动的秘密住所的女主人达丽雅·潘琴科。一个居民出卖了她。于是她逃到森林里来了。她是夜里匆匆忙忙逃出来的，马马虎虎穿了几件衣服，连暖和的头巾也没来得及裹上，也没有能够拿上一块面包。她走着深深的雪地，放在毡靴里的一盒火柴也湿透了。达丽雅无法点燃篝仰。

　　她早先和彼列柳勃支队的巴拉贝有过联系。她不知道省支队驻扎在哪里，可是知道万一队伍转移到别处去的话，那么在靠近被暴风雨吹折了的树根边的一处泉水里，在一块石头下面，应该放着一个有字条的小药瓶。

　　队伍果真已经转移：和我们合并了，现在到那里有五十多公里路。严寒袭来了——气温在零下二十五度，泉水冻结了。达丽雅看见透明的冰块下面有一只压坏了的小药瓶和字条的纸边儿。不知怎的，小药瓶从石头下面浮上来给弄碎了。在游击队的地下室里，空空洞洞，冷冷清清，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达丽雅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就想到奥尔利科夫去，那里有些熟人。她走了五公里，却又回来了：想到不能把指示省支队方向的字条留在透明的冰层下面。

　　达丽雅打定注意，无论如何要把它拿出来。她先用脚来蹬冰，但软绵绵的毡靴在光溜溜的冰面上连痕迹也留不下来。达丽雅竭力想在雪低下找块石头，手冻僵了，头也饿昏了。黄昏时分，她看到奥尔利科夫上空烧起了一片火光。这么说，那里也有德寇呢。

　　她挨着饿在地下室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走出地下室时，她发现一些狼的脚印。这些脚印都引向一点，然后向各方分散。达丽雅心里想：这可能是什么事呢？

　　她抬起头来，看见高处树枝上有一整头剥了皮的绵羊。这是游击队遗忘下来的，也有可能是故意留给象她那样的人的。

　　狼是拿它不到的。但达丽雅也象狼一样在树的四周跳了好久，不知道怎样拿到那块肉。她饿得那么厉害，使她决定脱下毡靴，爬到树上去。这样她把肉弄到手了。她啃着不带盐的、坚硬的生肉有些吃饱了，可是也完全冻僵了。

　　达丽雅开始寻找，深入森林好几公里，而夜里仍旧顺着自己的脚印回到地下室里。

　　那条唯一能够使达丽雅避免饿死的羊肉，她每次都得用折磨人的气力举起来放在松树的桠枝上。

　　她屡次企图用树枝打开泉水上的冰块，但毫无作用。于是她又用雪掩盖起来。

　　达丽雅一天天加长自己走出来的小路，越来越深入了森林。终于，她不回去了——老是向前爬着，爬着。有几只狼追逐着她，等她死。

　　达丽雅在走出波戈列察的第十三天上才碰到了哨所。

　　我们的看护长阿纳托利·叶麦里扬诺夫为了使她避免生坏　病起见，不得不把她所有的脚趾和七个手指都切除。

　　达丽雅活下来了。她跟我们一起走完了游击的全程。她是个出色的侦察员，现在是波戈列察合作社的主席。

　　在这个时期到我们这里来的，以青年居多。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当游击队员的少先队员年龄的少年都吸收到队伍里来。他们没有几千人，也有好几百人。有些人是被斗争的热情，“用真枪射击”的天真渴望所吸引的。但是大多数十岁以上的集体农庄的孩子都十分明白德寇是多么凶恶的敌人。他们看出了敌人的贪婪心、野蛮性、残酷性。跟来到我们这儿的赫洛普里扬纽克和米亚夫科一样，很多人成了孤儿。他们的心头出现了对刽子手们的强烈的、复仇的渴望。

　　少年们从几岁起才能算是真正的战士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有些结结实实、筋肉发达的十五岁上下的小伙子，在农民的家庭里已是极得力的助手，可是到了队伍里，要不了三天就会胆战心惊地必须快把他送走。并且他自己在行军中也会恳求：“把我留在村子里吧，我再也不行了。”要不他干脆就跑掉，可是非把步枪和一对手榴弹偷走不可。能不能对他提出对全体游击队员来说是必须的遵守纪律的要求呢？当然不能。

　　但是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十四岁的、瘦瘦的男孩子，心头对敌人燃烧着那股无比的怒火，照人们的说法，他已成了一个“坚强的人”。这种孩子对任何的考验都不怕。他睡在潮湿的地上，跳起来还是新鲜得象支小黄瓜。他一连站上几小时的岗也不抱怨，行军时始终快快活活，还用玩笑来使别人快活。我们这里的瓦夏·柯罗勃科就是这样，而格里沙·赫洛普扬纽克也不比他差。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在自己未经明文规定的条例中规定：凡是低于十六、七岁的青年人不应该吸收为游击队员。当然，有些人竭力想法哄骗我们，有时侯，说老实话，我们也受过骗。不是每一个人都用证件的。有一回，来了一个身材魁梧、强壮的小伙子，据说已经是十九岁。他手里没有证件，又不能给他做一次鉴定。后来，当他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时，哭了，才承认总共只有十五岁，请求从宽发落。有些支队甚至被迫进行清洗：把年龄过小的青年人整批地清除出去。但这只是在初期的事。后来连村庄里的小伙子也大概知道支队会收容那些人了。而那些终于成为游击队员的人呢，便使自己适合以便的要求。我们的共青团大大地帮助了他们自我教育和锻炼。

　　来到我们队伍里的共青团员们，即使是身体不很健康的，一开始都格外表现了自己是特别有自制力的、守纪律的，而主要的是表现了自己是自觉的战士。

　　他们更了解战争的阶级本质。自然，共青团员们也只是从书本上或者年长的人们的谈话中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但是共青团的组织早在战前就帮助他们理解和认识敌人只能从资本主义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它来到我们这里是为了要夺取革命的成果，强迫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这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而且意义很大！

　　有政治知识的年青人懂得，德国的士兵不仅杀人、放火和破坏，还给他带来了可怕的未来，使他回到资本主义，变成奴隶。有政治知识的年青人懂得，进行斗争是为了保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政治知识的、自觉的青年人有更多的刺激和理由使得他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不仅是复仇者。不，他是个革命者，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在这个时期的一次战斗以后，省支队来了一个小个子少年，从外表看来，决不会超过十五岁。他生得很瘦，头发蓬乱，虽然天寒地冻，但是鼻子上仍由夏日斑。而眼睛总是充满了欢乐，嗓子又响亮、又富有感染力。傍晚休息时，他常常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讲些什么故事。时而在这一堆，时而在那一堆，忽而又在第三堆篝火边听到他很快的说话声。他可以讲出很多的故事。

　　他险些儿在我们这里被打死。的确，如何是好呢？

　　在战斗正激烈时，有一个人，腰带上挂着两颗手榴弹，从敌人那边顺着河上的薄冰爬过来。他不是向别的地方爬，而是径直爬向在灌木丛中伪装着的游击队的机枪。他正靠岸边时落进了水里，浑身透湿，但是这个小鬼继续爬行。他抓住草蔟和树根，爬上了敌人看的清楚的斜坡。但是敌人却爱惜他，没有开枪。

　　我们的机枪手发现这么一件事，叫两名战士去截断他的去路。他们猛得从灌木丛后备跳出，向“敌人的间谍”扑去，把他堵住嘴，绑上手，气得给了他两记耳光，拖到司令部来，他们深信，这可拿住了一条“舌头”啦。

　　奇怪的是“敌人的间谍”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流露出莫大的喜悦，而且坚持想大吻押送自己的人。

　　然而，要相信他可不这么容易；而后来到了司令部，才知道他真正是渴望到游击队里来的。

　　有人发出了呼声：“他扯谎！”

　　“枪毙这个坏蛋！”

　　但是这时幸而共青团组织的书记玛露霞·斯克里普卡出现了，她朝“舌头”扑过去叫道：“亲爱的伏洛加？！你从哪儿来？这正是科留可夫卡的安德列·伊凡诺维奇的儿子伏洛加·吉洪诺夫斯基啊！”说着这几句话，就把他拥抱在怀里。

　　当天晚上，伏洛加就开始讲自己没结没完的故事。起初大家都不大相信他，但很乐意听。

　　“不错，扯得很流利，”有的人这么说他，并且设法拿问题弄他糊涂。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讲的。他得把行动的地点、日期、时间和许多熟人的姓名都说出来。

　　“伏洛加，你几岁了？”

　　“十七！……你们又不相信。这是共青团员的老实话，我升入九年纪了——那你算算吧。我已经做了两年的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但是人家横竖一样把我当作小孩子。连我父亲也是这样。他现在在科留可夫卡的柯罗特科夫那边。瞧，当我们跟他们碰头的时候，我父亲会亲自证实这一切的……”

　　当时我们的确还没碰到过科留可夫卡支队，但已经知道，这个支队在离我们十八公里的地方活动，同时知道，在它的战士们中间有一位科留可夫卡村苏维埃的副主席安德列·吉洪诺夫斯基——伏洛加的父亲。

　　“这么说，他们不收你做游击队员，而你自己去强迫人家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吗？”

　　“不是强迫，只是到达了目的……德寇离村子已经只有三公里，而父亲只是搔头摸耳，犹豫不决。其他的共产党员们早已撤退了，他却在坐守。我甚至起了疑心：‘鬼知道他，也许他打定主意投到德寇那儿去吧。’照他过去的行为来看，似乎不象。可是如果他……老实话，不管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会亲自就地把他打死……可是后来一看，有一次父亲在背包里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和母亲叽叽咕咕谈了几句，就打从菜园到森林里去了。我耳边还总是听到了一点游击队的事儿。我跑去追他，追上了，求他把我带走，他摇摇手说：‘你还小呢。’噢，我简直怨透顶啦，只得落后了。

　　在另一方面，我对于共青团组织也抱怨。为什么把我忘了？很明显，关于游击队和地下活动都是有协议的。我究竟读过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书。难道现在就不一样吗？难道共青团员可以袖手旁观吗？可是这里也认为我年纪太小，不够格。当我们的部队退却时，他们给父亲和我留下了两支步枪和两支马枪，被我们埋在菜园里了。这就是说，我反正一样是游击队员，虽说我没有被收容入队。我到埋枪的地方去，心里这样想：‘在逮捕我以前，我要打死他两三个。’我挖着，要想挖出枪来，而那里已经空无所有——我的武器飞掉了。当然，我明白：父亲把枪转交给游击队了。但我可气炸了。

　　天黑时，我上共青团的区委会去。我至少必须了解一些情况。但是走到区委会跟前，大门敞开着，房间里有灯光，听到两个人在讲话。我站在门背后，在门缝儿里瞧见玛露霞·斯克里普卡和她同姓的区委会工作人员费佳·斯克里普卡。她说：‘这样说来，您要到勃里德斯克别墅去啦。’我再也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了，便跑回家去，拿了半公升糖浆，一块面包，一本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这一切都卷在一条毛巾里，就和母亲接吻告别，动身到森林里去了。我带着这些东西走了两天。有一次在林间小道上碰上了一些人，我老远就对他们喊了一声：‘啊唔！’他们用冲锋枪回答了，我好容易才跑掉：原来他们是德寇。

　　我只得又回到科留可夫卡。但那里也有德寇。我总还是悄悄地回了家。原来父亲也没有进得了支队。他躲在集体农庄的马　里，后来又转到大麻地里，我好几天往那里给他送饭，走过时叫着‘咕－咕！’他回了一声，我就往他那里爬去。这样在德寇驻扎的当儿，我父亲在那里待了八天。我却到处跑，细瞧着德寇。我生来第一次高兴自己的个子小。他们根本就不注意我。

　　有一次，我碰到我们的德文教师列戈，她丈夫也是个外国人。我想：‘这个畜生，怎么没有撤退。’战前她是那样积极，是个机关职工委员会的委员，而现在和德国兵在一块儿走，还在指手画脚，自鸣得意呢……很清楚，她是在等他们来，而现在会暗害我们的。当时我就决定盯她的梢。

　　第二天，她单身在走。我赶过了她，和她打了个招呼就往前走。走近一家铺子，我故意在她眼前把台阶上的一块木板扳了下来。她当然有所反应：‘孩子，你到这儿来！啊，是你，伏洛加。你为什么破坏财产，伏洛加，要知道这东西现在不是苏维埃的了。在新秩序下，我将用另一种方式来教育你。你爸爸在哪儿？他不是共产党员吗？’我回答道：‘爸爸死了。’原来她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你不是共青团员吗？’我回答道：‘上帝保佑我。’‘伏洛加，你到我那里来串门吧，我看，你是个好孩子。’这样一来，她上钩了。我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找到游击队员。

　　德寇的部队开过了，只留下了司令部。行动容易得多了。父亲看到我有点懂事，交给我一个任务说：‘明天约定科留可夫卡游击队员在木材工厂开会。你按着这些地址去通知应该通知的人吧。’我很高兴。这毕竟是真正的工作。所有的人都通知了，我自己也去开会。走近木材工厂时，纠察员向我扔石块，甚至不让我走近。我羞他们说：‘这怎么行，我是召集人，而现在你们把我赶走……’他们让我进去了，我就这样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发给我一支马枪，就是埋在我家菜园里的那一支；但是递得很郑重，我懂得，我领到武器是为了斗争……”

　　讲到这里，伏洛加停住了，慢慢地卷起烟斗形的烟卷……不待说，他是在等人家提问题。他在提高听众的兴趣。

　　“那么究竟这个德国女人怎么样了？你跟司令员说过吗？”

　　“您跟父亲走了，那您母亲怎么办呢？德寇没有对付他吗？”

　　“一来，”伏洛加回答说，“我不仅有妈妈，而且还有个小妹妹。二来，我和父亲也非常着急。她们很可能被枪毙，房子也很可能被烧掉的。但是这时出了这么一件事：从德寇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个俘虏，在紧靠着科留可夫卡的地方碰上地雷，给炸死了。我们的街坊至少有二十个人在伪警察局里签了字，证明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也就是说，父亲和我都被炸死了。这样就救了我母亲和妹妹。”

　　“难道他们没有认出来吗？”

　　“怎么会认不出来！他们分明知道这不是我们。但是老乡们总是有团结性的。这么着才可以工作下去。我也因此可以在德寇中间横冲直撞。老乡们没有出卖我。但是坏弹毕竟不少。他们老远就看得出来……你瞧，列戈和她丈夫，就是正式的捣蛋。我们的政委鲁多依同志命令我再潜回科流可夫卡去，想方设法博得这个德国人的信任。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你们要知道，这可真难啊！这一切等于跟毒蛇打交道。试试叫毒蛇相信你们尊敬它吧。我上列戈家串门去了。在那里坐了大约两个钟点。这对夫妻劝我去刺探游击队领导人的踪迹。‘你妈妈会领到一些土地，而你也会得到很好的外国衣服和漂亮的德国奖章，此外，每捉住一个共产党员，你还可以领到一千卢布……’你们试试看，顺从地坐在那里听听这样的话儿吧。我答应这对夫妻一定照办；只是要求，每捉住一个共产党员还得付我一普特面粉。他们相信我在做生意，同意另加半普特；可是想要立刻把我带到司令部去具个结，好容易给我拒绝了。

　　第二天夜里，鲁多依同志和另一位游击队员从窗户里爬进了列戈夫妇的家里。我事先把房子内部的布置画在纸上。我请求鲁多依带我去，很想积极参加，但没有成功。他又对我说，我做这类事，人还太小。真是叫人委屈。我站在街上，以便万一出了什么事打口哨。半个钟点以后，大门开开了，游击队员们出来了。‘一切都很好，伏洛加，咱们走吧！’他们把这对夫妇不开枪就结果了，还在那里找到了市内共产党员和军官妻子们的名单……

　　此后我奉命继续在市内活动。我住在家里，但白天哪里也不露面。父亲给我送来一卷纸，说：‘写吧。’我整天地写传单。他们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列涅依·科夫列夫，一个很勇敢的少年。后来我们耍的把戏可大呢！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共青团员瑙明科，外号叫邦尼亚，也是个挺机灵的小伙子。他是从游击队里被赶出来的，因为在哨岗上睡觉，如果有什么活动的事情，他总是能办得到的。可是要他呆在一个地方，纪律性就不够了。

　　有一天夜里，伪警到邦尼亚家里来，他被捕了。他们叫他把高统靴和裤子都脱下，命令他：‘向前走！’他很快地向前走，猛地一下子砰地关上了背后的门，拿木头顶住，就这样光着屁股逃跑了。

　　我们起初拿槌子把传单钉在房屋的墙上，敲得很响。这是故意的，为了叫人们出来看看。但这样做不太方便。人们害怕，就立刻把自己房子上的口号和传单撕掉了。于是我们决定黏贴。母亲给我们打浆糊，我们在公共场所贴，甚至在厕所里也贴，那里人们可以安心地看完。

　　后来我们又收到了几种书籍：怎样和象鼻从斗争，斯大林拖拉机厂出品——ＢＡＴＮ式拖拉机。从表面上看，这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小册子，头上的两三页真的是谈到象鼻虫和拖拉机的。可是往后便是斯大林同志告人民书，党的省委的宣言，号召参加游击队。我们把这些小册子暗暗地分发出去，在赶集的日子里干脆就散给人家。

　　我同支队一直保持联系几乎有两个月，完成了许多任务。但后来德寇把支队逼进了森林，我已不知道我们的队伍在哪里。大批的德寇又赶上科留可夫卡来了。伪警们慢慢地探出我在干什么。我不得不逃走了。这下子我可遭了难。我饿着肚子在森林里跋涉了八天八夜。

　　我顺着森林里的小路走，饿得摇摇晃晃，碰到了一位老大爷。他带我去过夜，把我安置在炕上。他和老太婆一起吃晚饭，吃着马铃薯和黄瓜，我却不好意思开口要。后来老大爷叫我到桌边去。他说：‘你们游击队员是值得骄傲的人！’我很得意。但是我毕竟害怕承认真是游击队员，我总是否认。原来这位老大爷早就发现我衬衫里藏着一颗手榴弹了。他说：‘孩子，我明白你要找谁，游击队员在那边呢。’他对我指了指省支队所在的森林。分别时，他又送给我一颗手榴弹。

　　早晨，我就到这里来了。但结果我来到了中立地带——在德寇和你们之间。嗳，我想，这一次可完了。我决定，不管怎样，要向你们这边爬。即使被游击队的子弹打死，总比受德寇拷打好些……”

　　伏洛加虽然自己个子小，却成了一名优秀的战士。他曾是共青团为掌握游击业务的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常出去侦察，彻底的研究机枪、迫击炮、反坦克手泪。他参加过好几次铁道破坏战。顺便说一说，伏洛加在森林里生活了三年以后，长得结实了，高大了。现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叫他小孩子了。

　　然而来到支队里的人不仅是些问心无愧的人们。有一回来了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名叫齐莫菲。我不打算说出他的姓。我为什么要为了回忆这段插话而破坏年青人的一生呢？

　　齐莫菲是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小伙子。他在哨所上放声大哭。

　　“你这个傻瓜，为什么嚎啕大哭呀？”

　　“你们要打我的。”

　　“这么说，你该打吗？老弟，说吧，为什么要打你呢？”

　　“请你领我到司令员那里去。”

　　他被带到了特别科。这是那时为了和间谍活动斗争而特别建立的部门，由诺维科夫领导。当诺维科夫问他一些一般的问题——从哪里来的，多大年纪，父母是谁——齐莫菲回答得很痛快。

　　“现在，”诺维科夫作结论道，“你坦白说吧，你到这里来干么？”

　　这时，齐莫菲又大哭起来。

　　“你要把奶妈叫来，是不是？”

　　“你们把我收容了，当名游击队员。我不能再在德国人那里待下去了。”

　　“你心上总有点什么过不去吧，齐莫菲老弟。老老实实说吧，你当过伪警没有？”

　　诺维科夫的洞察力使齐莫菲大吃一惊。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喃喃地说：“我有罪，你们打吧。我打过人，你们也打我吧。”

　　“是首长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吗？”

　　“不是，我自己来的。”

　　他指天誓日地说是被迫去当伪警的。他没有害过什么人，只是上上操、擦擦枪罢了。

　　“昨天首长召唤了我，派我到棚子里去。有五、六个德国人站在那里。瓦西里·科楚拉被皮带绑在长凳上。瓦西里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我的知己朋友……他是我们这儿的铁匠。我一看，他的脸给打得一塌糊涂，鼻子正淌血呢。我真对他可怜起来……”

　　“这么说，你这小伙子倒是个挺有同情心的人哪？”

　　“首长同志，我最不喜欢打架。我们村里孩子们一抓住要打，我总是把他们拉开。大娘们也肯请我：齐莫菲，你去吧，那堆醉鬼们在扭打呢，你去拆拆开吧。”

　　“那么德国人叫你去干么？”

　　“我一走进那间棚子，德国头目就吩咐伪村长说：‘把老乡们叫来。’老乡们集合的时候，他指着我用本国话对其他的德国人叽里咕噜了几句，然后叫我把皮背心脱下，把我的一只袖子卷起，接着拿一根鞭子塞在我那卷起袖子的手里，叫道：‘抽！’”

　　“而你这个狗东西就抽打自己的朋友啦！”

　　“啊，叔叔，您听我说吧，”齐莫菲的声音又颤抖起来。“我对那个德国人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打他……’这么着那个德国人就拿手枪指着我的脸。”

　　“于是你打了？”

　　“唉，我怎能不打？他拿手枪指着我的脸，一面还跺着两只脚。他骂得我简直昏天黑地。我一面打，一面哭，我真可怜瓦西里。”

　　“你究竟为什么打他？为什么罪行打他？”

　　“不知道，伪村长宣布过的，可是我太慌乱了，没有听明白。”

　　诺维科夫把他带来见我：“阿列可赛·费多罗维奇，您来决定把这个家伙怎么办吧。”

　　后来有不少悔悟的伪警到游击队里来。齐莫菲是第一个。他的激动和眼泪虽然幼稚，而且有点儿愚蠢，但是真诚的。他把全部的经历对我从头重说了一遍。

　　“那么，”我说，“你把自己打过的朋友怎样呢，丢在那边吗？”

　　“不，叔叔。我随身把他带走了。”

　　“那么，他究竟在哪里呢？”

　　“在树林里，他累坏了。他说：‘把我放下来吧，齐莫菲，我要休息一会儿。你自己暂且上游击队去吧。’我驮着他走了大约一公里。他叫道：‘我痛得厉害，放下吧！’”

　　“他受伤了，是吗？”

　　“不。那是因为我把他打得太厉害了……”

　　他注意到我们表示不赞成的目光，急忙解释道：“德国人一直用手枪指着我的脸。他要求：‘结结实实地打！’叔叔，我尽可能轻轻地打。但是我的手太重了。”

　　我给科楚拉派了一副担架。他真的躺在一棵矮树下面在呻吟。他给送来了，我们的看护长在他的伤痕上敷上了压定布。后来科楚拉讲述了全部经过情形。原来是他不顾禁令，在天黑以后拉手风琴。伪警长便下令鞭打他。

　　后来我们问瓦西里，他对齐莫菲有什么意见。

　　“齐莫菲是个不害人的小伙子。要是他不来打我，他们就会鞭打他，而且可能被枪毙。”

　　一个月以后，这个“不害人”的小伙子有了打死三个德寇的光荣记录。此外，他还带来了两条“舌头”。猎取“舌头”成了他的游击专业。齐莫菲和瓦西里总是一起出去侦察和猎取“舌头”。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一个老相识来了。

　　有一天黎明，在营地境域内扣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人们问她到森林里来干什么的。她回答说是找丈夫来了。

　　“你丈夫是谁，姓什么？”

　　“我丈夫是个领导人，”她答道。“他和奥尔洛夫同志本人是朋友。”

　　“你说哪一个奥尔洛夫啊，”哨所上的弟兄们问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奥尔洛夫。”

　　“嗳，就是奥尔连柯。”

　　弟兄们认为这个谁都不知道的女人，消息居然这样灵通，是形迹可疑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奥尔连柯。你说说明白，到底是找谁？你丈夫姓什么？”

　　“哦，”她答道，“你们这样装聋作哑干么呀？我是找费多罗夫。他也知道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党员，被保密的人。他在党里的诨名是‘谢列依’。”

　　弟兄们在哨所上商量了一下，认为就这样把她带到我这儿来是不行的。他们决定预先搜查一下，叫她把短大衣脱下来。她不愿意。

　　小伙子们对她吆喝了，她的口才也伶俐机智、无隙可寻，回答得终于使弟兄们冒火了，动手动脚剥她的短大衣。

　　她的叫喊声响彻了整个森林：“救命啊，好人那，他们在抢东西啊！”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了结的。但是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离哨所不远的地方，一听得叫喊声，就上哨所去了。

　　这个个子高高的、精疲力竭的女人向我奔来，高兴地好象见了亲人似的。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亲爱的，是您吗？啊呦，您变得这样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啦！可见人们说得不错，说您在这儿当了首脑，这么说，游击队有力量是真的喽？……”

　　“慢着，您安静一下。我可认不得……”

　　“我就是库尔科呀，马利亚·彼特罗夫娜·库尔科。在列夫基时您到我家来，还把我丈夫给带走了，您记不得了？‘

　　她比那时变得使人吃惊：脸色如土，双手瘦削，只有两只眼睛还象从前一样闪着凶光。她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脚上穿的是一双极大的男式毡靴。

　　弟兄们把短大衣交还了她。

　　她急忙穿上，又跟我说：“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有话跟您说。”

　　在我的地下室里，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在火炉边烤暖了身子，又一下子喝了半玻璃杯酒，就向我提出那样出色的要求：“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叫我丈夫回去吧。孩子们没有爸爸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老是哭。我们没有东西吃，东西全给伪警和那些该死的混蛋们抢光了。我和孩子们离开了列夫基，简单说来是逃跑的。我们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讨块面包……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您可怜可怜吧，要知道我有四个孩子呢。”

　　这可把我嚇住了。我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本来想说说笑笑就把她赶走的。特别是我还没有忘记她丈夫給她做的鉴定：“这个毒辣的婆娘！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被好奇心吸引住了。我想知道她的生活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她把丈夫当时留给她的东西都藏到哪里去了。

　　我心里烦：“她这种人干什么都不择手段的。只要保住财物，并且如果能够添增财物的话，不论伪村长也好，德寇也好，她都会为她们服务的。”

　　“你说‘回去’是什么意思？”我镇静地回答道。“您又不是糊涂的女人，您自己懂得：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并且在履行自己的天职。谁也没有强迫地拖他走。他和我们一起工作，是因为他的信仰是这样的，在党和祖国面前的天职是这样的。”

　　“他是自己跟您走的，这一点我知道。他象个孩子，不懂事。战前他也是这样：区委叫他去——到社会保证处去工作，他就去。在社会保证处倒还不错。后来把他塞进户籍登记处，他也顺从，领导户籍登记处有一年，工资很低，而好处呢——只是喝喝喜酒罢了。”

　　德鲁日宁不知道有什么事到地下室里来了。他是认识库尔科的，当时我也对他谈起过关于在列夫基的遭遇。马里亚·彼特罗伏娜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跟他握手问好。

　　我请她吃了些东西。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在她面前端上一碗饭，上面还放了一块肉，而且不惜切了一大块面包，又端上一大罐食盐，随她拿，可是这时候她的脸扭歪了，放声大哭起来。

　　“啊呦，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一面擦着脸颊上的眼泪，“您到我那里去的时候，我可没有这样体谅您。那时我的想法不同，我追求的不是这个。”

　　“吃吧，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德鲁日宁说。“吃吧，别忙，过后我们再详细谈谈自己的生活吧。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

　　她吃了点儿，接着就开始讲了：“当您那天夜里不见以后，我的库尔科也跟着您抽身了，我冲出去想追上他，但是天太黑了，没有找到。我认定：不要紧，他会回来的。他当真回来了。您想他怎么着？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的话把他说动了，又跑掉了。一天不回来，两天也不回来。这时候德寇打进列夫基来了。我家住下了一个德寇军官。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可把我嚇坏了！我心里想，要是他知道我丈夫是个共产党员，那怎么办呢？零零碎碎的旧东西也没有完全藏好。德寇正好在展开寒衣运动：给自己的军队征集寒衣。他们要求大家捐赠。那个军官看到我的几件皮袄，拿手指着说：‘这是什么东西？’我也用手比划，用话尽量解释，说是我给不可战胜的德国积极收集起来的礼物，一面陪笑，一面鞠躬。我看见，他也在笑，说：好，好。

　　后来他们派了一个移民中的小家伙来照料这个德国军官，他是个翻译员，也住在我家里。我给他们做饭。谢尔曼少校本人好象是很客气，很干净。可是那个小家伙却是够脏的，满脸疙瘩，毒辣辣得象蛇一样。

　　起初，日子过得还不十分坏。少校跟翻译员住在房间里，我跟孩子们住在厨房里。谢尔曼少校一到晚上就洗澡：我给他在澡盆里倒满了水，他给了海绵橡皮，叫我给他擦身。他赤裸裸地坐着。嗳，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忍耐着，一面哭，一面管自擦去。游击队员同志们，这都是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做母亲的什么都忍得住！

　　那个少校，似乎是很善良的。他给我的孩子们喝甜酒，有一次还给了一杯咖啡：里面倒了许多糖。我把这杯咖啡分成三杯给孩子们喝。

　　其他的德寇动不动就打人嘴巴。而我们的少校总是亲切地说：马里亚太太……

　　翻译员把自己那副长满了疙瘩的脸扭来扭去，总是推弄着孩子。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是懂得我的个性的，当那个翻译员想调戏我的大女儿的时候，我把他从厨房里推出去了。他去找少校，少校笑着说：好，好。

　　我已经迁就了，夜里偷偷地把东西一件件地藏起来。我就想这样慢慢地过日子。这时有两个警察和我们的村庄安德列·西夫到我家里来了。谢尔曼少校不在家。西夫到牲口棚里去拉母牛，另外两个去抱小猪。我大叫起来，孩子们也罢帮着我叫。西夫威胁我说：‘我要打死你！’他把手枪指到我胸口上来：‘住口，布尔什维克传染病！’但是您是明白我的性格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如果谁弄到我孩子身上，把他们最后的财产也夺去，那我什么也不顾，谁也嚇不倒我。我和西夫打起来，把他牵牛的绳儿拉断。这时谢尔曼少校走进原子来了，迈着军人的步伐：一、二。谢尔曼少校一手拉住了西夫的领子，一手给了西夫两记耳光。我看到这件事，便跳到警察们跟前，抓起一只水桶，就用这只肮脏的水桶打他们！这样他们从院子里跑掉了……”

　　说到这里，德鲁日宁按捺不住了，打断了她的话：“您认为你们列夫基那里的德寇都是那样高尚的呢，还是只有那个谢尔曼一个人是这样的？”

　　“我自己本来想，他是高尚的，我有两个星期是这样想的。不过这是他的表面的政策，而内部的政策却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他们俩——谢尔曼少校和他的翻译员——坐在那儿。我想去试试看：他们知不知道我丈夫是共产党员？我那么轻轻的走过去，假装着哭说：‘少校老爷，我的孩子不能出去玩，警察揍他们，还威胁我说，就是军官都救不了你。’翻译员转讲给少校听，而自己却在笑。谢尔曼认真地听着，然后摇摇头说：‘不。’而翻译员这个坏蛋又给他讲了些什么。我听得‘共产党员’这个词儿。我想，这下子完了。少校又摇头，还给翻译员解释了好久。他对我说：‘我们德国人（过不了几天就把自己列为德国人了，而且那么自尊自大地说话），我们德国人主要的是秩序。有命令。按命令规定次序——第一步要收拾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其次轮到一切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第三步是共产党员的家属，第四步是红军军官的家属。你们在第三批名单里，警察违反了这个次序，因此受了处分。’

　　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就该立刻溜掉；应该抱着孩子，把母牛套上橇车，连夜搬到别的村子里的亲戚那儿去才对。然而我指望谢尔曼少校是开玩笑，指望他真的对我好。我还是照旧给他做饭洗衣，每天晚上用海绵橡皮给他擦身。但是一轮到要对付我的时期，谢尔曼少校就成了石头一般，什么也不听了。伪警搬我的箱子，拖我的母牛的小猪，西夫抓住我的领子，用高统靴踢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怎么没有把我打死……”

　　她住了口。现在她那双干巴巴的眼睛尽向着一边瞧。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女人的脸上的深思的特征。她的嘴唇微微抽动着，好象想要讲出什么不习惯的东西，表示出新的、不明白的想头。

　　但是沉默了不一会后，她又说出了不论对她自己，或是对我们都没有用的话：“您瞧，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这就是德寇的高贵品质，法西斯强盗的高贵品质……”

　　“好吧，看来说完了吧？”我说，“或许还想说些什么？一般说来，您比起许多其他的人来还幸运些。您还活噢，您的孩子暂时也还是整个儿的。”

　　“难道说这还算得是生活吗？我上谢明诺夫卡一家亲戚那里去了，我的姨妈住在那里，我们俩的性情好比水火——合不来。后来我就上霍尔梅区去，转上嫂子那儿去了。”

　　“性情也合不来吗？”

　　“也是性情问题，”她同意地说，又叹了口气。“我需要男人，孩子们需要爸爸。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把他还给我们吧，可怜可怜孤儿们。他是不适合参加红军的，由于胃病，医生给过他免役证。而现在他离开老婆跑到森林里来了，想要打仗……”

　　这时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么哭哭啼啼地说下去，连眼泪也没有了。

　　“但是您要明白，”我想给她解释一下，“您的丈夫不在这里。他为了省委的任务出去了。总之，您要考虑一下，您讲的是些什么东西。现在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

　　她突然脱口说了出来：“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游击队员都是好人，德国人没有好的，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儿女们的敌人——我现在已经受过教训了。你们和德寇斗争，消灭他们，这一点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的，我对任何人也是这样鼓动的……但是我呢，我该做啥？我靠什么来生活？我现在有什么用呢？我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曾经是一家之主，丈夫和儿女的主人；我有过权柄，有过力量。现在怎么样呢？力量我还有，这就是，”她伸出两只手来，捏紧拳头，使得手腕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力量是有的，但是我再也不是生活的主人了……”

　　德鲁日宁对我眨了眨眼，问道：“那么您爱苏维埃政权吗？”

　　“我怎能不爱苏维埃政权呢，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房子呀，花园呀，家畜呀——我们什么都有。我的库兹马本人就是执委会的委员，我们靠他来养家活口，成长发展，生儿育女……我怎能不爱苏维埃政权呢。”

　　“原来您看重苏维埃政权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您的生活轻松一些；你们有了房子、有了母牛、有了花园；您丈夫有了巩固的地位，有了工资相当好的工作，是不是？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德鲁日宁又问道。

　　她用惊奇的、甚至似乎是恐惧的眼光对他瞅了一眼。

　　德鲁日宁接着说：“倘若德寇把您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您，孩子们也吃得饱饱的，丈夫也回到了您那里——在经济方面帮助您，那么您也会爱上德寇的政权了，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

　　“停止吧，德鲁日宁同志，”我说。“谈话该结束了，还有别的事呢。一切看来都很清楚了。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您住在哪儿，住在霍尔梅吗？”

　　她点了点头。

　　“您丈夫知道这位亲戚的地址吗？嗯，这就很好。等他完成了任务回来时，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他。如果环境许可的话，他会到您那儿作一天客的。”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德鲁日宁的话大概很够她受的。

　　“要是没有孩子，”她慢吞吞地说，“我会到你们这儿来参加游击队……”

　　“我们不会收您的，”德鲁日宁说。

　　“这是我比方说，到你们这儿来，”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接着说。“这是我关于德国的政权问题给您的回答。您起初完全猜透了我的性格，就是对我说来没有比做主人更使我幸福的了。我现在确切地感到，有了德国人，有了敌人，谁也谈不上做主人，德国人不会派西夫，也不会叫警察，而会叫德国人的头目来当我们的村长，但是照人们的讲法，连这个头目也不会被派到乌克兰来当主人的。在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是活不下去的。这点真理我不是一下子明白的，而是经过破产和被侮辱才明白的，我想您在得到司令员的职位以前，大概也同样碰过钉子吧？”

　　我忍不住笑了。她伶牙俐齿地回答德鲁日宁。不能说她的话没有逻辑。一发现我的微笑，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振起了一点精神，挺直了肩膀转入反攻了：

　　“你们在说，库尔科的老婆是不自觉的；说她除了房子、自己的孩子和家畜，什么也看不到；在政治上很软弱，只喜欢家务。那么，那个共产党人库尔科教了自己的爱人多少呢？在家里不是他教我，而是我教他。在执委会里，在会议上，在区委会里，你们都是党员，可是回到家里便说：‘老婆，给我吃饭，给我补一补衬衫，孩子吃饱了没有？为什么小猪长得不好？’我的库尔科到处夸奖：‘你瞧，我的马里亚真是个好主妇！’他没有看见我怎样在十五年中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在家务里……现在我再也没有家务了，我的两只手解开了，我的心象烈火样反对德寇。我想，这次找对到了库尔科，要叫他教我怎样生活下去。他是个党员，他在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战争期间还有什么生活？在战争时期到处是政治。你们不准我来见库尔科，并且还撵我走。”她把手一摇，不做声了。

　　我们和马里亚·彼特罗夫娜的谈话，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下了个命令，从粮食仓库里发给她的孩子们一些面粉和食糖，叫人把她领到哨所上去。可是在告别的时候，我又问她是不是同意随身带两三百张传单到霍尔梅区。

　　“在那里木材工厂的左边有一所炸毁的房子，楼梯下面有个坑。您把传单放在那里，我们的人会去拿的。”

　　“您是在考验我吗？”她猜度到了。“呶，即使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您的……把传单给我吧。请您留心留心，是不是也可以给我的大女儿找个适当工作？她十四岁了，是个少先队员……”

　　她走了以后，我们还争论了好久：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不可以相信她，贪得无厌到昏愦糊涂的婆娘，在这种时候真会有这样的改变吗。纵使她由于自己全部体验的印象，极端痛恨了德寇，是否也应该把她吸收进地下活动和游击斗争里来。

　　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试试总是应该的。她也许不是很好的，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但毕竟是苏维埃人。在战争和沦陷的影响之下，这种人的政治意识清醒过来的有的是。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是到我们这儿，到我们的旗帜之下来的。我们应该接受他们，武装他们，把他们引向战斗。

　　在这里我再谈一下，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库尔科没有哄骗我们。不能说她工作很积极，但当我们需要通过她和人们取得联系，或是给某人转一封信或者一批传单时，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没有拒绝过。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要求她多大的积极性。她不住在自己家里。再说凭着她那很难相处的性情，能长久地住在亲戚家里倒也是了不起的事儿呢。她住在霍尔梅只是为了有机会对我们帮点忙。她不能给我们做很多的事，因为她跟孩子们维持生活也不容易。

　　地下省委和区委有许多这种不太积极但很忠实的助手。

　　我们的侦察员、通信员以及突围的新来的人们详细叙述了各自目击的野兽行为和恐怖手段。但是我们只关心德寇怎样主宰一切、运用什么经济上的奴役方法，我们的人员之报道了他们自己从占领者发行的报纸和传单上捡拾来的表面消息。

　　在初期，关于德寇及其帮凶匈牙利人本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思想、情绪，我们知道得更少。对游击队员说来，法西斯分子是没有灵魂的东西。他在考虑什么，幻想什么，有什么样的信仰——是不是全体都是一样的呢？他们的外貌、衣服、表情和语言，全都引起游击队员的反感。我们的翻译员们在审问俘虏时，故意用生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使语言也不与他们相似。

　　在萨凡基作战时，我们截获了德军参谋军官阿弗古斯特·丘里夫的一只手提箱。箱子里放着一些计划、地图和各种各样的公务札记。在一本蓝皮封面的大照相簿里保存着许多照片：一个穿着花边衣服的胖太太；几个穿着燕尾服的男子；几个眼睛懒洋洋的苗条少女；几群穿着白色透明外衣的儿童；还有照相簿的主人自己从一岁到三十岁的照片；最末一张照片是他搂着新娘的脸，微笑得简直甜蜜蜜的。所有这些嘴脸都整整齐齐地插在照相簿的页子里，并且用纱纸盖着。此外，底下还有一堆没有贴上去的前线的照片：丘里夫正在把绞索套上一个波兰农妇的脖子；丘里夫正在射击一个双手被绑的人的后脑壳；丘里夫正和一群军官站在希特勒画像面前干杯……而在一张放大的纪念照上：丘里夫在十五个朋友的圈子里作乐。他年纪最大，其余的人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从大量的酒和多样的菜看来，他们都是些军官。这些‘朋友们’本身都是一丝不挂。人人在相片中装着某种做作的、恶形恶状的姿态。我们早已知道德寇的军官们醉心于淫乱图片；但这已经不单是淫乱图片了。法西斯军官们的心灵，他们整个丑恶的本质，都在这张相片文件里暴露无遗了；顺便说说，这张相片到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马依达尼克和奥斯威辛，也不知道法西斯匪徒们已经发明了杀人汽车。可是我们见过被扫荡队烧光的村庄，也见过被撕成碎块的儿童。

　　在十二月上旬，我们的一小队侦察员在森林里碰到一具女尸。这是马露霞·丘赫诺——科留可夫卡炼糖厂的女工、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

　　科留可夫卡支队的游击队员们为了联络，常常利用她的住宅。她被卖国贼——后来科留可夫卡伪市长，原先这家炼糖厂的工程师——巴拉诺夫斯基出卖给了德寇。

　　我们在马露霞身上发现十六处刺伤，被挖去了一双眼睛。刽子手把她的遗骸暗中扔在森林里，想嚇唬嚇唬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

　　我们把马鲁霞·丘赫诺隆重地安葬了。几百名游击队员参加了葬礼。

　　不，我们不能并且不希望看到占领者一点儿人性。当他们在这里苏联国土上的时候——他们便不是人，而只是敌人。

　　但是为了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必须了解敌人。我们要求虽不是全体游击队员，但是首长们、特别是政工人员和侦察人员们，对于落入我们手里的德寇文件——大行政区长官们的命令、在乌克兰公布的法律——都要加以研究。假如不了解他们的那一套，我们怎么能在居民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怎能潜入占领当局的机构里去呢？

　　大多数同志极不乐意研究这些东西。‘研究些什么样的鬼法律啊？’反对这样研究的人抗议说。‘新秩序……强行霸道——这就是占领者的秩序。任何司令官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这是正确的。下面是一份很可作为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的文件。这张军事指挥官的布告是贴在霍尔梅的房屋墙壁上的。

　　布告

　　一、禁止进入森林，违者枪决。

　　二、凡与游击队保持联系，供其饮食或予以居住者，枪决。

　　三、明知游击队员的姓名、住址，或明知游击队员或共产党员从他处到达，而不立即报告附近军事单位者，枪决。

　　四、凡藏有武器或任何其他军用品者，枪决。

　　五、凡散步谣言，威胁居民，制止工作，或以任何其他方法妨害公益者，予以严惩。

　　六、所有村长必须立即将外来人之名单呈送切尔尼多夫司令部。

　　七、父母、教师及乡村村长，均应代青年负责。对于幼童所犯之一切罪行，彼等亦将受同等处罚。

　　八、凡能防止怠工而未予防止者，处以死刑。

　　九、对于违背本命令之乡村，将根据集体责任采用最严厉手段。

　　军事指挥官

　　这道命令无异是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枪毙。占领当局发布了大批暗示、命令和法律。其中有些规定了各种福利、安全、课税的一定标准。但是德寇履行的唯一诺言是绞刑、枪毙和惩罚。

　　省委还是采取了一项决议，责成大家研究侵略者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组织系统。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甚至现在，想起这个组里的各种课程时，我还忍不住要笑。疲倦的游击队员们红着脸坐在那里，紧张得满脸大汗地在呆读死记。

　　“领土指挥公署是实行农业管理的。农产管理部长管理四个农业公会或公社。农产管理部长隶属于领土农民部。领土农民部隶属于地方农民部。地方农民部隶属于领土委员。领土委员隶属于大行政区长官……”

　　在这个组里上过一课以后，人们都发狂了，你可以派遣他们参加最冒险的作战。

　　在切尔尼多夫省区中心科留可夫卡，现在仍旧有些人可以发誓证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有几架游击队的飞机在市镇上空散发过几百张传单。

　　从缴获的德寇文件里，我们自己才知道这次“游击飞机”的空袭。在区指挥官用惊惶不安的口吻所写的报告中，说到游击队不仅有轻武器，而且还有机枪重炮和飞机。为了证明最后的说法，报告还引用了德寇和匈牙利官兵们的目击的供述，以及科留可夫卡居民的审讯记录。

　　后来我们果真有了机枪和大炮，但都是在作战中从德寇那里缴获的。也有飞机从苏联后方飞到我们这里来，拿了传单在本省的村庄和城市上空散发，不过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还没有飞来呢。因此我们读了德寇的报告，只有发笑了。真所谓风声鹤　，草木皆兵。为了要获得增援，德寇司令官和卫戌部队的首长们往往在自己的报告中夸大游击队的实力。

　　但是后来我们想起来了。我们的传单确实在十二月六日在科留可夫卡上空落下来。那天天气阴暗，不难想象到飞机是在云层上面的高空飞过的。妙的是，当时科留可夫卡挤满了占领军。前一天开到了好几百德寇和匈牙利兵。正好在六日那天，德寇把市镇上全部居民赶到了广场上，以便把新任的区政当局：市长、警察局长和司令官给老乡们看看。

　　就在那个时候，几百张游击队的传单开始从天上纷纷落下来，号召人民对侵略者作斗争。

　　这是我们两名大胆果敢的侦察员彼嘉·罗曼诺夫和范亚·波列舒克干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十二月五日，他们奉命到科留可夫卡去做联络工作，并把地下省委森林印刷所里印刷的一千张传单带给地下工作者。

　　彼嘉自己讲述了这次出征。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他是我们支队里最勇敢、最机智的侦察员和破坏者之一。他不是空谈家，象许多真正大胆的人一样，彼加不是那种沉默寡言或者十分谦逊的人，但也不爱夸大其词。彼加是个热烈的正义拥护者，总是要求大家论功行赏。在评功中，别人也好，自己也好，这个年青游击队员总是很严格的。

　　彼加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间和两位同志一起牺牲了。他们受到几十个德寇的包围，抵抗到最后一粒子弹为止。彼加的占有等阵亡了，他把最后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太阳穴。但这是以后的事。下面是我所记得的，彼加讲他在科留可夫卡遭遇到的一段经历。

　　……我们有好几项任务：首先到医院里去找彼兹罗德努医生，替我们的病员讨药方；此次，上药房去配方和买些绷带；然后到接头地点交付传单。此外我们还要打听消息：德寇怎样行动，是不是打算进攻游击队。

　　医生马上打发了我们。他照例很不放心。

　　“你们干么带了这么些武器走来找我？”他说。“你们要明白，我不是游击队员，我害怕。”

　　嗯，没有什么，药方还是给了我们。我们在药房里不得不稍微吵嚷一些，要他们立刻配摇。很好，他们马上把药配好了。我们再往前走。现在得到接头地点去交付传单了。

　　伊凡说：“你瞧，我看这些是德国人呢！”

　　不错，街梢头至少有一连德国兵在踏步。我们转过身来——从另一方又看见骑马的匈牙利人。这可对我们不利了。逃跑不成：口袋里都是玻璃瓶，而且腰带上还挂着两颗手榴弹和一支手枪。再说还有传单。怎么办呢？情形看来不好。他们人多，我们总共只有两个。

　　我说：“伊凡，让我们来试试穿过这道大门吧。”

　　他说：“这危险，如果那里有个坏蛋怎么办呢？”

　　我说：“我看，没有危险。我记得，战前这幢房子里住着农业机器站的一位机械士，还有一位面包师。咱们走吧。”

　　我们走了进去。院子里有一条狗。这么个讨厌货，它向我们扑上来了。我对它说：“舒契卡！”

　　但是鬼知道它叫什么，也许叫波尔加或者别的。突然它摇起尾巴来了，我们就在它面前走了过去。没有什么，它没有咬。但是他们不愿开门来接待我们。里面说不定是个女人或大姑娘吧，尖声叫着只是不开门。我们已经听到德国鬼子走进了隔壁院子。

　　伊凡说：“彼加，你瞧，那边篱笆上有个洞。咱们钻过去好吗？”

　　我说：“钻吧。”

　　钻过去的时候我猛地撕破了口袋，玻璃瓶都倒了出来。我怎能把这些瓶儿扔掉呀，病员们正需要呢。伊凡着急了。

　　我说：“反正一样，要是我们非牺牲不可，那么为药品而牺牲也不算错。随你的便，我可要把它们捡起来。”

　　伊凡虽然咕咕哝哝发了几句牢骚，却也动手捡小药瓶。接着我们来到了另一个院子里。很好，那里寂静无声。我们穿进了一条胡同。往后我便知道这是到布哈诺夫家去的路。他是个工人，一个老头儿，自小就在糖厂工作，是个可以信任的人。我有一个时期向他的女儿献过殷勤。她名叫什么是无关重要的，这对你们反正也一样。

　　伊凡打碎了一个小药瓶。我骂了他，骂得他很厉害，他甚至生气了。

　　我说：“傻瓜，你要明白，要是我们把所有的药品都毁了，再把传单丢了，那你我还算是什么游击队员和侦察员呢。那时我们一文不值了。对吗？”

　　再说这种药品是气味很浓的。哦，很明显，假若他们派一头警犬来追踪我们，我们便完蛋了。

　　我们走了运，简直是吉星高照。布哈诺夫坐在家里。你想象一下——四周出了这样的事，他却心平气和地在大喝其土烧酒。

　　他对我们说：“弟兄们，别见怪我不请你们喝，我自己还不大够哪。”

　　他是这样的一个古怪人。说起话来总是这样。后来他可怜我们了，给我们北人倒了一小玻璃杯。

　　布哈诺夫说：“好，弟兄们，走吧，我们不能浪费时间。我会帮助你们脱身的。”

　　我们听从了他。他领我们穿过许多院子和小路。一看，我们已经在炼糖厂的境界里了。怎么搞的？

　　布哈诺夫大笑道：“这里，鬼都找不到你们，就是巴拉诺夫斯基本人也休想。”

　　炼糖厂给烧得差不多了，到处是断垣残壁，烟灰垃圾。顺便说说，德寇一定在追踪我们。怎样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会马上得知而且飞奔前来追捕我们呢？我不明白，我想到药房里有人说过，来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那里有一个病人，因为我们把他推开，自己抢先取药而生气了。他那么可笑地对我们说：“你们打什么游击？”我好好地回答了他，之后伊凡还加了两句。如果这个病人还要继续开扯的话，那可能赏他一个耳光的。不，事实上，我们有这么重大的任务。我们支队里有些伤员快要死了，而这个家伙却象在市集上一般骂街。

　　噢，大概就是他叫德寇来追踪我们的。

　　布哈诺夫说：“从这里下去吧。”

　　原来在断垣残壁中还有一座小扶梯呢。接着我们便顺着管儿爬。在炼糖厂的地下，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走廊和粗大的管子。我不懂食糖的制造法。不过事实上那里却有不少进口、出口和某些炉门。布哈诺夫是熟门熟路的。可是他必须跑回去，孩子们都在家里。

　　他说：“你们弟兄俩尽往深里走，坐在那里别动，鬼都拿你们没有办法。只是没有我，千万别离开这个地方。”

　　好，他走了。但是我们的位置不太好：第一，不知从哪里很猛烈地吹来了冷风；第二，四周黑洞洞的象在麻袋里一样。我们没有火柴，打火机在风中也打不着。不，我们不仅想抽烟，而且真需要看见点儿什么。这里什么也摸不清，可能会垮下来。

　　我们不能安心坐等，便向地道的尽头摸索前进。那里有亮光。

　　伊凡说：“让我们往外瞧一瞧吧。”

　　我说：“对！我们要在这里坐多久啊？我想抽烟，而且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让我们走吧！”

　　很好。寂静无声。前面是一片白雪。可是我一探出头去，就来了一枪。我往后一缩，接着又是一枪。当然，这时我们往深里钻了。这时鬼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跑来了。我们不是塞进地道便是管儿，这个你叫它什么都成……混蛋们爬进来了，要求我们投降。然而管儿直到这里还没有个转弯处，要是他们开起枪来，我们准完。

　　我们必须再往深里去，转个弯儿。

　　伊凡说：“我要扔颗手榴弹。”

　　我说：“扔吧。”

　　我自己也从腰带后面拔出一颗手榴弹，但是没法挥手。我们拉开引线圈儿，轮流扔出了手榴弹，自己手脚着地地往回跑。爆炸的气浪相当猛烈地冲击了我们。但是那里有了尖叫声和呻吟声。

　　我们喊道：“你们休想活捉我们！试试看！游击队员可以牺牲，决不投降！”

　　原来伪市长巴拉诺夫斯基本人也在那里呢。要知道他战前就在这座糖厂里当工程师。

　　巴拉诺夫斯基喊道：“爬出来吧！这里我前前后后都熟悉。我会从这里把你们熏出来！”

　　我们恰如其分地回骂了他一顿，他和其他的人毕竟不敢爬近来。我们再往深里走，连走带爬了多远，我可不知道了。我们在管儿和地道里乱穿了好几小时。伤脑筋的是衣棠里的碎玻璃。当爆炸时，我们的药瓶几乎全都在口袋里弄破了。我们在管儿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扔掉了。但是后来却又不得不回来。

　　伊凡说：“布哈诺夫怎么会找到我们呢？”

　　我说：“让我们回到他离开我们的地方去吧。”

　　我们爬了回去，但是把乱抛的碎玻璃给忘怀了。我的两只手都给碎片割破了，一下子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久，来了一股烟味——我们又流泪，又咳嗽。

　　伊凡说：“这是他们在烧稻草。”

　　我说：“不是，我看是在烧堆肥。”

　　我们剧烈地争论着，一面急忙往远里爬，一面继续相骂。

　　伊凡说：“你对堆肥倒挺有研究。堆肥烧起的烟是重的，应该向低处沉。”

　　我说：“这里是圆管儿，有什么上下高低？”

　　直到第二天才弄明白。布哈诺夫告诉我们，巴拉诺夫斯基弄来了几车稻草，一直烧到夜。时候，巴拉诺夫斯基对伪警们说，他是个专家，深信我们早已给闷死了。好一个工程师——连需要烧多少稻草才能使全厂的地洞充满了烟都不知道。

　　但这是以后，那就说说往后一些的事。我们得救了，没有给闷死，因为懂得：如果烟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就是说有气流和出口。于是我们就朝气流的方向爬过去，来到了锅炉间。

　　锅炉间外面完全被炸毁的砖石堵塞了。既不能进，也不能出，灶也毁了，但是矗出的烟囱还在原处。这是我们早已在外边看见了的：科留可夫卡的有名的烟囱——有五十多公尺高。气流真可怕。你不信吧，它差点儿把我的便帽吸去。所以我们能够在锅炉间里安然坐在角落里。烟都跑掉了。

　　烟囱基脚的一部分已给破坏了，烟便从破口里冒出去。

　　我们在这里锅炉间的一角甚至睡了一觉。这不是我们粗心大意，而是因为累坏了；烟也发生了作用。后来我们冻醒了，那时候烟已经没有了。

　　我们头痛得象刚酗过酒似的，甚至要呕吐。

　　我说：“这样很好，要不然我们会感觉饿得更厉害。”

　　伊凡说：“我可还是一样可以吃光两锅马铃薯。”

　　我们又剧烈地争论起来。

　　我说：“每一位医生都会告诉你，在煤气中毒以后，必须节制饮食，不吃东西。”

　　伊凡说：“我的身体随时可以接受食物，甚至在临刑以前也成。”

　　但是终究还得设法结束这场冒险。布哈诺夫不见了。他也许遭了不测吧。他离开时对我说，巴拉诺夫斯基信任他。但很可能会问他：“您在这儿废墟里干么？为什么游击队员跑过您的院子？”自然，伊凡和我又有了沉重的想头，不仅是争论了。

　　顺便说说，在这儿锅炉间里，亮光从各种的裂缝里透进来。当你从破口里往烟囱里一瞧，上面便闪现着一个白点儿。而气流依旧带着啸声。

　　伊凡说：“你要知道，彼加，你满脸都黑了。也许你不单是割破了手，可能是血中毒。用绷带抹一下吧。”

　　他从我们在药房里买来的东西中拿出一些绷带，撕了一块，也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擦我的脸。

　　我说：“多谢你，不过我想那是手上的血。”我在他手里夺过绷带就扔掉了。

　　这块绷带立刻给气流抓住，吸进烟囱里去了。它一刹那间就飞上天空不见了。

　　伊凡说：“你瞧，假如我们能够那样一直飞到森林里多好。”

　　我说：“等一下，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接着我便动手解钮扣。

　　他大笑起来，以为我继续开玩笑，要从烟囱里飞出去。可是我却想到了一个真正的好主意。我解开纽扣，以便从衬衣里拿出传单来。

　　您以为怎么样？我抓起一束传单来一扔。伊凡在一旁看着。传单打了个旋转，带往上面去了。伊凡明白了，也解开钮扣。

　　我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扔，每回大约三十张。显然传单正在往外飞，而在那种高度就会散遍整个科留可夫卡。

　　我和伊凡眉飞色舞，哈哈大笑，乐得连头都不痛了。伊凡把吃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布哈诺夫便是靠这点线索找到我们的。我们当时心向神往，竟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不错，他穿的是毡靴。

　　布哈诺夫哈哈大笑说：“那里德寇完全要发狂了。他们说游击队飞到了科留可夫卡上空。伪警都躲起来了，等着轰炸呢。你们想得真妙。”

　　接着我们开始抽烟。布哈诺夫没有打火机，却有一套燧石和引火绳。这东西在风里是最好不过的了。

　　伊凡说：“同志们，我真幸福。”

　　我和布哈诺夫都笑他。真的，还幸福呢。现在我们怎样脱身呢？要是我们落在德寇手里，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酱。

　　布哈诺夫变得严肃起来，他说：“现在我自己必须从另一条小路爬出才对。他们已经怀疑我了。或许在监视着我。我也和你们一起爬出去吧。但这是个很令人厌恶的出口，外加非等到夜间不可。

　　当他告诉我们打算从怎样的出口爬出去时，伊凡和我的情绪变坏了。

　　我说：“这不成。游击队员们会嘲笑我们的。”

　　布哈诺夫说：“不会有什么的。我可以担保，那里完全冻结了。”

　　伊凡说：“随你们的便吧。我情愿打出去，决不从粪堆里爬出去。”

　　布哈诺夫说：“这是愚蠢的。污水管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使用了。你们弟兄俩正年青，还有多少年好活哩。你们还要消灭许多德国人呢。这是成见。修理下水道的钳工又怎样呢？不，别装傻啦！”

　　我们还是检查了其他的出口，亲眼见到都有人看守。

　　布哈诺夫说：“那些坏蛋是在守我。他们已经深信你们都给烟熏死了。”

　　伊凡手里拿了颗手榴弹，坚决地向管儿的口子移动。可是布哈诺夫揪住他，把他拖了回来。他气得真想对伊凡兜脸一圈。

　　“你呀，”他说，“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应该听我的话。我是一家之主，又是个有经验的人。我要下命令啦！”

　　他对伊凡严加训斥了一顿，我一瞧，伊凡让步了。那时我也认定还是听从布哈诺夫的话好一些。

　　这个污水管虽然相当干，可是爬起来还是不舒服，毕竟是芬芳扑鼻的。我们爬了大概一个钟头，才爬进了外面的沼泽地。那里比管儿里更坏。虽说冻结了，土层外皮却脱落了。还好，我们穿的是长统靴。

　　但是当我们走进森林时，心头的高兴就难以形容了。不仅是因为我们已经脱险。不，主要的是叫那些坏蛋上了当。

　　我们拿雪花擦了一下身子，上营地来了。布哈诺夫回科留可夫卡家里去了……

　　这就是彼加·罗曼诺夫讲的全部故事。在这次冒险以后，过了几天，他又带着传导到科留可夫卡去。他原想如法炮制地去散发传单的，当知道德寇已经堵塞了工厂的所有地道和管儿的进口时，他失望极了。

　　我们的无线电新闻是由耶夫先·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斯金管理的。每天早晨点名时，他在队伍面前朗读苏联情报部的通报。接着他转述最后的新闻和最重要的论文的内容。巴斯金在我们这里的声望不弱于无线电广播员列维坦。

　　要是他从以太中收到了好消息，收到了红军获胜的消息，首先就奔到我方司令部来。于是我们自己也从这个地下室走到另一地下室去，我们觉得：拿这种好消息使同志们惊喜交集，也是挺愉快的。后来有人对我说，在苏联后方，一听到解放了一处很大的居民点的消息，人们就跑到街上去讲给那些过路人听。

　　我们这儿没有过路人，但是在森林里每一个人都想第一个把好消息讲给别人听。

　　你看到某一个战士在森林深处削圆木头，一定会叫住他：“喂，同志，你听到消息吗？”

　　我想起了十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暴风雪，天气冷到零下二十度。那天我们得知德寇的扫荡部队已经摧毁了列依明塔罗夫卡，又占领了萨凡基。人们的情绪是不大好的。

　　巴斯金在半夜两点钟跑进来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尼古拉依·尼基吉奇，雅列明科同志！最后消息！好几师德军在莫斯科附近被歼灭了。德国鬼子正在急忙加紧退却。”

　　你不能想象这儿发生的事！当然，我们把全营都叫醒了，好象放警报一样，打响了手枪。人们互相拥抱，把帽子往上抛。卡普拉诺夫除了通常的定额以外，又给每人发了一杯酒，而且毫无怨言。大家热闹了两个钟头才散。

　　但是，哪里还睡得着！大家尽着谈话呀，幻想呀。据一切情形看来，红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开始了强大的攻势。我已记不起是谁首先向我提议的，大概是集体的意见吧。我们组织了几个小组，每组十五人，连夜出发到邻近的各村去。

　　我也带领了一组出发，闯进了霍罗姆诺耶村，叫醒了老乡们。

　　过了一刻钟光景，农民们便向我们在从前村苏维埃的房屋跟前点起的篝火四周跑拢来。结果成了一个变相的群众大会。我作了报告，接着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问题。村子里没有德寇，不不久以前招募的几个伪警都躲起了。但是他们中间有人竟能暗暗地跑到邻村去了，那里驻有一连匈牙利兵。当匈牙利人赶到时，我们已经无影无踪了。

　　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已经在营地里集合了。大家交换着感想，情绪热烈极了。情报的袭击原来是极有效力的措施。到处农民们感谢我们，请我们常常去，并且说，要是有好消息的话，随时叫醒他们。

　　当然，不冒些儿险是不成的。在丘罗维奇村，德鲁日宁领导的小组冲到了那里，起初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人们互相道贺，甚至有人拉起手风琴合唱起“我的祖国，我的莫斯科——我最爱您！”但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大家都警觉起来。游击队员都掩蔽起来准备迎战，本村的姑娘们都逃进了菜园。

　　大约在三分钟以后，从开枪的那方面传来了一个大娘的哭喊声。跟着一批儿童从那里奔了过来，哈哈大笑道：“村长开枪自杀了！他听得红军到了，也许断定先头部队已经进了村子，抓起手枪就把子弹打进了脑袋，嚎啕大哭的是他的老婆。”

　　波布特连科是最后一个回营的。他带着自己的小组上拉多姆卡去了。他们一走进村庄，就看到一所大房子亮着灯光。因为他们早知道村子里既没有匈牙利人，也没有德国人，所以便向那屋子走去。波布特连科命令继续前进，打发其余的人去叫醒老乡们，自己便冲开了大门，拔了门闩，走进去。他看见八个年青人，都从长凳上跳了起来，对波布特连科瞠目而视为，一声不响。

　　“同志们，红军在全力追击德寇拉！”波布特连科叫起来了。“五个敌军师团已经在莫斯科附近躺下了，攻势还在继续着。同志们，乌——拉！”

　　那些年轻人很胆怯地咕哝着：“乌拉……”

　　“噢，我没有工夫和你们在一起，”波布特连科说着，转身到别的房子里去了。

　　后来开了群众大会。可是波布特连科看到，在房子里跟着他喊“乌拉”的那些家伙都没有到场，所以便问集体农庄的庄员们

　　“呃，这些家伙在哪儿？”他描述道：“年纪最大的一个有一撮小胡子，戴着高高的皮帽子。”

　　他们回他说：“我们本地没有那样的小胡子。他是区警察局派来的教官，在这里招募和训练年青的伪警。他们正在那里开会。因为害怕游击队的缘故，所以大都在夜里开会。”

　　波布特连科气极了：“不可能。这个小胡子跟着我喊得比别人还响呢。”

　　“但是您最好看看自己吧：腰皮带上是五颗手榴弹，肩膀上是冲锋枪，手里还有毛瑟枪……要是您看到这样一个人，不但喊喊‘乌拉’——还要喊救命哩！”

　　“跟我来！”波布特连科命令自己的游击队员道，随即向那所房子奔去。他喊道：“给这些坏蛋扔几颗手榴弹尝尝！”

　　但这座屋子已经一片乌黑，坏蛋们全溜掉了。

　　在说完故事的时候，波布特连科摇摇头，苦恼地说：“同志们，咱们的警惕性不够啊！”

第三章 省委在森林中

　　大约在十二月中旬，一个分队的政治指导员向支队政委雅列明科请教一个问题：“什么是游击队员？”

　　雅列明科困惑地对他瞅了一眼。

　　“您问得迟了一步，”他答凹。“可是假如简单地回答地话，游击队员就是人民的复仇者。”

　　“政委同志，这我懂得……但是，政委同志，您要知道……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和战士们进行了关于当前的任务的谈话，进行了关于我们争取什么的谈话……您说——人民的复仇者。我也是按这样的意思解释的。但是他们不很了解。个别的战士以为游击队员的地位是特殊的。有一个这么说，游击队员没有前途，如果和红军战士们比较起来，他的地位简直是不中用的。况且游击队员既没有地方退却，也没有地方进攻。”

　　“噢，比方说，我们不是在实行进攻战吗？波戈列察……”

　　“我也说过。他们不同意。他们说，那不是攻势，只是突击。我们突击一下便躲进了森林。他们问，往后怎样呢？要知道森林毕竟被包围了。又有人问：现在红军正在莫斯科城下发动攻势，一天天地展开攻势，那边的战士快活……”

　　“那么游击队是和红军的行动毫不相干的吗？政治指导员同志，您本来应该解释说，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和前线联系上，可是无论如何我们是跟军队在一起的。红军的攻势也就是咱们的攻势。”

　　“这些人也懂得这一点，政委同志。但是您瞧，比方拿战士尼基佛尔·卡里斯特拉托夫来说吧。他是农业机器站的钳工。他在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总是深刻的。他说，战前，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计划，而且努力求其实现。现在，他也想不仅要信赖红军，而且照他自己的表示：‘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深入到基层中的游击队的发展计划。’”

　　雅列明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转告了我和地下省委的其他委员们。这里有一些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事实上，没有计划、没有清楚的远景，我们苏维埃人的确是不能生活的。计划已经成了他的需要、他的习惯、他的第二天性，这是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主要区别之一。这种需要表现得突出或者逊色，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发展。钳工尼基佛尔·卡里斯特拉托夫使理想和计划打成一片，实质上是对的。苏维埃人已经习惯于理想可以实现。不管怎样，他总希望确切知道引导他往何处去。

　　我们本来应该向战士们说明我们游击队进攻的道路。

　　在军队里，每一名战士都懂得，我们前进并且追击敌人时，这就是进攻；我们放弃自己的阵地而敌人占领乡村和城市时，这就是退却。

　　在军队里，每一名战士都懂得：如果他的部队配备完全，并且技术方面的装备良好，那它就是强大的。这个部队越庞大，就越能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假如部队是机械化的，一切都用汽车来调动，这样就好。当然，坐橇车走的公里要比步行的公里多得多。

　　就是这种看来好象是极简单的道理，在森林游击的条件下，都必须重新审定一下。

　　的确是这样，什么算是进攻呢——部队向西活动，深入敌后算是进攻呢，还是向东，走向前线算是进攻？收复居民点算是进攻吗？要知道德寇能够把我们从这些居民点驱逐出来，而那里的居民会被德寇严酷地惩罚。

　　支队的大小并不总是决定它的力量。一小队勇敢的人员能够轻易地躲藏起来，时常给予敌人很沉痛的打击，特别是借助于破坏行动，打击得更厉害。

　　由此来了第三个问题：应不应该置备马匹和辎重队？当然，骑马比步行惬意得多；但是也许哪里也不需要骑马去呢？在自己的地区里，我们以团结一致的小队来作战不是更好吗？我们非常熟悉本区的情形，森林里的所有小路都摸熟了……

　　现在不仅是原先的游击队员们，凡是读过关于卫国战争中游击运动的书籍的人都知道：游击队不是地方部队便是袭击部队。前者坚守着自己的地区，后者却进行一些战斗便开走，然后兜些圈子回来，完成了几百公里要不就是几千公里的转移。

　　在一九四一年时，连支队的指挥员们也不明白有这样的区别。那时要是有人问我，问波布特连科，问雅列明科说：你们想不想把自己的支队变成袭击队呢？我们会回答不上来。

　　谁都没有命令过我们成为这样的支队。

　　运动战，换句话说就是袭击战术，是由生活本身要求我们进行的。

　　人们有时说，某些游击队长期驻守在森林里。不错，有时候小支队局限于防守，好几个月既不在居民点出现，也不在公路上出现。但我知道没有一个苏联游击队曾在全部沦陷的年月中安心地坐守在那里，单是东藏西躲，一事不干。

　　假如有人讲到某一支游击队在整个战争时期呆在森林里什么都不干，这或者就是企图诽谤游击队员，或者它根本不是游击队，而是一群刑事犯。

　　住在森林里是不怎么舒服的。有人要问：那么猎人、看林人和其他的森林专家又怎样呢？他们常年住在丛莽密林中，在荒山野地里钻进钻出。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不是住在森林里，而是在那里工作。并且一般说来，这种比喻是不合适的。一种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另一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

　　在和平的条件下，那时就是有好好地进行建筑，稳固可靠地躲过恶劣的天气，组织起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可能，也绝不是人人都喜欢森林生活的。你把耕地的农民、车床上的工人、工程师赶到森林里去试试看吧，不，他不会愿意在那里待好久的。而在严寒的冬天，地下室的墙壁上盖满了霜，里面又挤又脏，而且每天都是同样的人！况且你又知道，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说不定今天或明天，就会出其不意地冲进来，无情地消灭你和你的同志们。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这是令人嫌弃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极大多数苏维埃人生就不能消受长期的游手好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支队都是同样积极的，也不是所有的支队都打得一样出色。这些失败的基础，有下列的原因：无能的领导、战术上的不学无术、政治上的近视。地理上的因素也有关系。在森林和山岳条件下作战，给予游击队显然的优势地位。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有展开游击运动的理想地理条件的区里，敌人很容易而迅速地压制了所有的抵抗根据地。

　　当然，成功的主要条件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我们的条件，主要的、带决定性的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的程度。在那共产党员能够保持自己主导地位的地区，在他们没有丧失和人民群众联系，号召群众跟着他们奋起斗争的地区，也就是侵略者受到打击最沉重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游击队都成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的力量。

　　当然，已经组织起来的、团结起来的共产党员们的支队，决不会耽得很久，也就是说，不会游手好闲的。我谈到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原因，因为有些乌克兰游击运动的历史家们，只看到战争后半期的游击队的强有力的打击。他们认为整个前半期，也就是说组织阶段，是坐守和畏畏缩缩活动的阶段。他们把许多庞大的游击队的出现，和一九四二年末展开的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的运动，解释成由于德寇的恐怖手段和迫切要求复仇而产生的。因此这些蹩脚的理论家就把留在敌后的苏维埃人吸引来参加游击斗争的党的群众鼓动工作给一笔勾销了。

　　人民的抵抗的增强是与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胁的加强、地下鼓动工作和游击队的打击的扩大成正比的。而这些打击不是别的，正是敌后的党的军事工作。

　　我们不是一下子就适应地下活动的条件，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到我们新的组织形式的。在初期，当许多人指望短期斗争时，我们中间也有一批喜欢躲藏、忍受和坐守的人。打了几仗之后，这时对自己的力量加强了信心，这种情绪才开始消失。

　　对我们来说，转折点是波戈列察之战。

　　到十二月中旬，联合部队总共已有五百多名战士，而且逐日都有新战士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的鼓动员到处号召抗敌。省委会在自己印刷所里出版的第一批传单，一版印了几千份，标题是谁是游击队员，他们在和谁作战？我们在传单里对老乡们说：‘打击法西斯匪徒，去当游击队吧！’于是人们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

　　但是，生死关头来到了。我们已经不能不冒失去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危险而收容志愿人员的那个时候来到了。

　　志愿人员大多数随身带着武器，然而我们还是无法武装所有的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手榴弹、手枪——那些容易藏在衣襟底下的战利品；但是我们不够的却是自动武器，甚至步枪。我们极感缺乏的是子弹，储存的炸药也快用完了。来的是都是没有受过训练、没有上过火线的。我们本来应该跟他们做很多工作。

　　严寒愈加厉害了。所有新来的人绝非都有御寒的衣服。冻伤的人愈来愈多。我们从事地下室建筑所费的经历不下于战斗和破坏活动。

　　我们原有一座无线电台埋在列普基支队的根据地里。无线电报务员们都牺牲了。除了他们，谁也不知道那埋藏电台的地点的记号。但是我们继续多方寻找。我们最优秀的搜索员们搜遍了根据地所在的那一段森林区域，掘了约有二十个坑洼，可是一无所获。

　　派遣人员越过前线去是不妥当的。太远了，我们早先派往前线联系的一些小组没有一个回来过。但是我们全体人员，从指挥员到最落后的战士为止，都了解在现代战争中，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游击队要不是给打垮，就会过牛马般的生活。

　　我们需要党中央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我们需要大后方的精神上的支持，我们要经常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和红军的行动协同一致的，是和全体苏维埃人民在并肩作战。如果有这样的联系和领导，这会使我们便于完成多少任务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弹药、新式武器、炸药和地雷。德寇正在修复铁路，第一批德国军车已经从我们身边驶往前线。是的，联系，无论如何要取得联系！

　　在战斗中使用训练不足的后备队参加作战，必然会增加伤号的数目。医疗设备的不足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得承认，在切尔尼多夫组成省支队时，我们不知怎的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只带了很少一点儿药品和绷带。我们到了森林里才发现没有带医师。我们有一位药剂师泽列克·阿勃拉莫维奇·伊西列维奇，还有几名女看护，至于医师呢，哪怕是青年医师也没有。

　　彼列柳勃支队有位看护长，名叫阿纳托里·叶麦利杨诺夫。我们派他担任联合部队的医药卫生处长。他十分努力，确切执行任务，而且极其细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医师，只是看护常，再则究竟还年青。他奋不顾身地照料每一个伤号和病号。可怜的人，夜里也不睡觉。然而伤号们虽然器重他的精神，但首先期待他的却不是善心而是医疗。

　　在初期，我们在科留可夫卡常常偷走区医院的医师。不错，的确是这样。我们在夜里乘车来到主任医师别兹罗德内依那里，把他用被子裹了，带到支队里来。别兹罗德内依给我们诊断、开方，或者动动小手术，然后把他送回家去。这一切都在德寇眼前做的。别兹罗德内依年纪已经不青，而且有病，森林里的生活恐怕他受不了；但是如果他的身体结实些，年级青些，我们就会想法说服他留在我们这里。

　　有一次我们企图利用德国医生来效劳。他被我们俘获了。我们叫他取出伤员身上的地雷片来。他要手术工具。我们给了他一些短刀、小刀和刮脸刀。

　　庞大的队伍是躲不住的，只有在很好的武装的条件下，才能够驻扎在一个区里。

　　我要求支队、分队的指挥员们替每五名战士弄到一匹马和一辆良好的橇车。这个要求指示出必需的机动性。在任何时候撤退——从德寇眼前开走。

　　最初几天，这道命令执行得并不好。倒并非单是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之下，获得马匹和橇车这件事太困难，不是，是因为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需要它们，不了解这道命令就是大计划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攻势就在这个计划里头。

　　只有解决了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保证了机动性，安排好和大后方的联系和大大地改善了医药供应，我们才能允许支队作更进一步的、数量上的增长。

　　我是说“允许”，要知道我们还想建立一个游击师呢。

　　在对战士们的演讲和谈话中，省委委员和指挥员们描述我们的未来时常常说：“等咱们有了几千人的时候！”

　　但那时我们还只有几百人，而有些指挥员已经害怕更进一步的扩充了。德寇在这里实际上有几千人。他们在莫斯科附近把击溃以后，占领当局接到了赶快消灭游击队的命令。前线需要补充队。因此他们对我们结集了大炮、坦克和飞机，他们指望我们自行瓦解是失算了，正象指望把游击队从居民中间孤立起来一样。

　　德寇已经给士兵运来了几百双滑雪板；匈牙利人在伪警们的帮助下学习驾驶橇车；德寇试射的大炮炮弹已经落到我们营房的所在地。占领军的优势是很显然的，所以德寇认为没有必要对我们隐瞒进攻。在他们暗中投给我们的传单——通行证上，向我们提议“停止绝望的抵抗，走出森林来投降”。

　　我们没有一个同志被这些威胁所嚇倒。反而利用那些传单来做卷烟纸和某些别的用途。

　　然而，我们明白留在这里是不可能了。我们逗留在这个地方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在这时候，党的地下省委举行了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决定了我们的发展道路。

　　那时候，党的地下省委究竟是什么呢？

　　从旁观者看来，它是几百名游击队员中的一小组人，这些人和群众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并不是全体省委都占据着高位。他们在服装上、作风上、生活方式上跟其他的人一样是游击队员。

　　但是当这组人独处在一起的时候，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省委集合了：这就是说，他们正在决定整个部队——或许还不仅是部队——颇关重要的一些问题。问题未必是秘密的，然而一定是重要的，很严肃的。

　　当省委召来任何一个游击队员时，不论这个人是党员还是非党人员，他一定打起精神，集中思想，查看自己的笔记本上的意见——如果那里面有他们的话。噢，假如这名游击队员觉得自己犯了什么过失，那就会不胜恐惧……不仅是普通的游击队员，就连指挥员们和剽悍的武士也是如此，知道叫他们出席省委会议，便会丢掉一切事情——无论如何：不管白天或黑夜，远也好，近也好——立刻就动身。

　　省委甚至能从别的、不归我们指挥的支队里，从根本没有队伍的村子里，从尼真，不仅是从尼真，还从自己的切尔尼多夫叫一个人来。假如叫来的人是德寇的敌人，假如他想要积极斗争，那一定来。他会丢开妻子儿女，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到当时省委留驻的那座森林里来。

　　那么这些省委委员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哪来这种支配人心的权力的？

　　地下省委的委员们就是当时公开的切尔尼多夫省委选定的，他们大多数人后来以党中央批准的资格作为敌后斗争的人民的领导人，不待说，这是有非同小可的意义的。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些人在群众中间的那种威望和影响。

　　真正的说明在于极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知道，在沦陷区只有一种力量、一个组织，能够发动千千万万的苏维埃儿女起来对侵略者作英勇的斗争，这种力量和组织便是共产党。共产党员是成千的大大小小的游击队和抗敌小组的指挥员。非党人员领导的支队是屈指可数的。只要一有可能，这些支队的指挥员们便入党了。

　　甚至在不是预先组织的一些支队里，在突围的人员或是在脱逃的战俘的一些小队里，在受到德寇的使人愤怒的暴行而逃到森林里来的农民中间，假如有了能够领导的共产党员的话，那他们便成为指挥员。

　　在沦陷的情况之下，一个人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特点，显得特别明显，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信仰和忠贞会受到考验。

　　人民对于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喜欢布尔什维克的正直、勇敢，喜欢布尔什维克对拟定的纲领的彻底执行。

　　关于参加支队的突围的人员和脱逃的战俘，我们一无所知。

　　哨所上的哨兵并不担负询问外来人的责任。他应该把他们带到司令部值日员那里，或是把指挥员请去。

　　然而哨兵们简单从个人的兴趣对一切新来的人提出一些问题。而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是党员吗？是共青团员吗？”

　　游击队员，甚至非党人员，经常因为得到肯定的答复而感到快乐。他们高兴的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坚强的、忠诚的同志，同时也因为这答复中包含着勇气和高尚。新来的人要隐瞒党员资格毕竟是很容易的，只要否认就行；而承认是共产党员却把很重大的责任和困难放在自己肩上了。人人都知道接受指挥部的最危险的任务的总是共产党员，万一失败，迎接德寇第一颗子弹的也就是他。

　　和非党人员比较起来，共产党员的游击队员并没有任何附加的权利或特权。我们连党员资格的形式上的标志——党证——都没有。根据省委的决议，凡是带有党证或团证来到支队的人，都得把党证交给政委。有一处基地里藏着一只保险箱，我们把所有的党证都放在里面埋好。支队党组织的书记库罗契卡同志有一份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的名册，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的书记玛露霞·斯克里普卡也编好了一份同样的共青团员的名册。

　　“在这只珍贵饿保险箱里珍藏着的，除了一切秘密档案外，还有在组织时期发给省游击运动司令部的一些德国货币和珍贵物品。预计他们搞侦察工作时需要的。但后来发现这些东西都无用了，因为侦察员们用不到花钱。——作者注。”

　　列入这两份名册的，就是承认把新来的人重新当作真正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很热心地注视着，要设法不从这些名册里掉下来。

　　在整个游击斗争期间，在参加支队时隐瞒自己党籍的，只有两回。通常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一被编进支队，便立刻到基层组织的书记那里去申请登记。

　　我们为此曾规定了相当复杂的手续。照例，外来人都是没有党证和团证的。这不该责备他。但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党籍，这位同志就必须找到三个证人——能够证实他真是属于某一组织的党员。

　　有一天，第一分队的四名战士带着奇怪的控诉来找我。

　　大家一块儿走近来，其中的一个这样说：“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是来向您控诉伊凡·马尔特扬诺维奇·库罗契卡的……”

　　“可是库罗契卡并不是你们的指挥员呀。他什么事为难了你们？”

　　“我们是来找您省委书记的……”

　　四个人全是非党人员。我原以为他们会谈起营地里的缺点，个人的一些压制或着粗鲁行为。不，他们是专为党的、甚至还是为党内的事情来的。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认识吴拉先柯吗？”

　　“我知道有那么个人。是机枪手吧？”

　　“正是他，一点不错，从卡尔波夫卡来的彼特罗·吴拉先柯。”

　　“我们是同村人，”第二个战士加入谈话道。“他来到支队已经快一个月了，被编在我们的小队里，并且住在我们住的那个地下室里。我们注意到——吴拉先柯神色十分沮丧地踱来踱去。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还是那样的情绪。即使在作战时他也不象以前了。我们以同乡和朋友的身份仔仔细细问他了：‘什么原因呀？也许你需要多喝一些，喝一份不够吧？也许女炊事员马鲁夏使你梦魂颠倒吧？’他摇着手，央求我们别纠缠他。但是我们终于知道了底细。他说：‘弟兄们，你们记得吧，我早在一九三九年就被批准入党的，这你们大家知道吧？’嗯，我们当然记得这件事。‘现在，他们不承认我是党员了。库罗契卡拒绝给我登记。我在突围的时候把自己的党证埋掉了。我要到那里去找，可是足足有三百公里的路程，只多不少。’”

　　第三个战士热心地凑和道：“库罗契卡官腔十足，存心拖延，这是很明显的。”

　　“他应该考虑到这件事使一个人受了委屈，费多罗夫同志。我们证明他真正是党员。他在村子里表现得很积极：常在会场上鼓动宣传；常给菜园工作队讲解时事；而且待人接物，细心周到。例如，我自己在战前便见过彼特罗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作为证人把一切都对党组织书记库罗契卡坦白说了。但结果更糟了。”

　　“他不承认吗？”

　　“不。他说：‘你们没有这种权利。要是彼特罗·吴拉先柯果真是党员的话，决不会跟你们非党人员请教这种事情。’”

　　我打断了控诉人的话头：“不过你们究竟不了解事情的实况啊。吴拉先柯在军队里耽过，可能在那里犯过错误，被开除了党籍呢。”

　　一直沉默着的第四个战士，现在认为必须插进来说话了：“我和他一起突围出来的。我同吴拉先柯同属于一个排。我没听见过关于他被开除党籍的事。费多罗夫同志，这件事您推测得并不正确，吴拉先柯什么警告也没受过。”

　　我感觉兴趣的是，同志们为什么对吴拉先柯的事情这么热心。

　　“第一，这个人焦急不安，我们同情他。”

　　“好，那么第二呢？”

　　“说到第二层，这是主要的。我们小队里连一个党员远没有。费多罗夫同志，您想想，这对于我们不是相当重要吗？第三，是公道问题了。”

　　我把共产党员列入名册的规定制度告诉了控诉人。

　　“遗憾得很，同志们，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我无权破坏省委规定的制度。”

　　我似乎没有把他们说服。他们去了一定很不满意。过了五分钟，和吴拉先柯一起突围出来的那个同志回来找我了：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请您告诉我，如果我入了党，我可以替彼特罗辩护吗？”

　　“你光是为了这件事想入党吗？”

　　他对我惊奇地看了一眼，接着十分严肃地答道：“我想，您是在开玩笑，费多罗夫同志。只为了这件事申请入党该是愚蠢的。我早在团队里就写过申请书，但是没有来得及缴上去。我还保存着介绍书呢。”

　　“你们在哪里被包围的？”

　　“基辅附近。彼特罗和我吃了三个多月的苦才找到游击队。”

　　“你身边一直带着那些介绍书吗？”

　　“一直带着的。”

　　“那么说，吴拉先柯埋掉了自己的党证，而你却随身保持着介绍书了？”

　　“正是。”

　　理解到这样说对于他的同志不利，他发觉说错了，连忙补充道：“那毕竟有分别的，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彼特罗有党证，而我只有一份候补党员的申请书。”

　　“到这儿来，让我看一看。”

　　他脱下军大衣，拆开背部的里子布，拿出摺得整整齐齐的、用防水纸包着的三份党组织打印过的介绍书和一份自己的申请书。

　　“揉皱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带着认罪的声音说。“这一张是现在已经阵亡的伏朗科中尉写的。这是上校戈采里泽同志亲自给我的，第三份正好是吴先柯的。他在我们机枪组里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好。我就是他鼓励入党的。”

　　我审查了证件。然后仔仔细细地向战士的眼睛看了一眼。不，假定这一切全都事先想好是不可能的。何况同申请书和介绍书包在一起的，还有妻子和儿女的一张照片，以及因在集体农庄工作优良而获得的区苏维埃的奖状。

　　“唉，你们真是些古怪人。你瞧，这不是证据吗？”我把吴拉先柯的介绍书指给这位战士看。“这里甚至有他的党证号码和入党年份——都说全了。把你的好朋友叫来吧，告诉他，要他谢谢你。”

　　你得看看，他多么高兴地听着我的话啊。

　　“不错，不错，我们真实些古怪人。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啊，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为人好极了，那样开除党籍是不公平的。”

　　他离开我的时候，起初慢慢地走着，后来加快了步子撒腿跑了。

　　我听见他在大声叫喊：“彼特罗！到这里来，彼特罗！”

　　参加省委会议的，除了委员们——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卡普拉诺夫、德鲁日宁、雅列明科、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以外，还有参谋长尔凡诺夫、助理书记巴利茨基，有时侯还有分队指挥员们和党区委书记们。

　　省委总是在战斗的空隙时间，在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点开会。冬天多半在地下室里，但是当部队在行动时，就在我的橇车旁和篝火边了。

　　往往有这位或那位同志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会议：因为需要发布命令，解决迫切的问题。往往战士中也有人跑来报告什么事件。

　　我想讲述的会议，是在无数的简间断中召开的，那时我们正在参加作战。

　　我没打算拿当时环境的细情末节来使读者厌烦。现在要记起个别的同志的发言是很困难的。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些非常重大的。虽然事先有过不少争论，可是采取的决议却是一致的。

　　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各支队合并以后便赢得了战斗力。进行得手的波戈列察之战已经使许多人欢欣鼓舞。当时当大家明白部队的巩固引起移动，当我们为了不致全军覆没而不能留在原地这一事实已变得很明显时，许多人开始抱怨了。

　　比沙拉勃叫嚣道：“我们在抛弃家乡，啊哼－呃，放弃自己的根据地！”

　　格罗明科出乎意外地附和他道：“从这儿我哪里也不想去：这里周围的一切我都熟悉，全都侦察过了。把我扔在这儿吧！我单独和自己的弟兄们……”

　　事情弄到说出这样冠冕堂皇的话来：“除非跨过我的尸体！我情愿死在实力悬殊的战斗中！”等等……

　　但是当我们告诉他，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会给自己招来他今后继续留在党内的可能性的问题时，格罗明科沉思熟虑了。接着他走来说：“同志们，我服从党纪。”

　　但是单凭省委的命令或决议，单凭人们还没有了解意义的命令和决议的力量来约束人们，也就是说专靠上级领导人员的威信来取得的纪律，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下是决不能长久的。

　　我们想要建立一支庞大的队伍。当我说“我们”时，我心目中这个词儿就是指党的省委。但这也许是领导上的任性，不顾正确的意思，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服从自己的愿望吧？

　　是的，有些同志就是这样讲的：“费多罗夫已给他战前工作的规模冲昏了头脑。他是虚荣心很重的人，不能安于现状：在他指挥下的总共不过是小小的一队人——一个省支队。”

　　有人反对道：“为什么说是费多罗夫呢？决议是由党的省委通过的啊。”

　　“我们知道，”那些反对建立庞大联队的人回答道。“省委全体委员都服从支队司令员费多罗夫，在省委会里他也坐着第一把交椅，谁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呢？”

　　只有在激烈的辩论中失去理智的人，只有不懂得党的领导原则的人，才能这样议论。

　　不，斗争的理论迫使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坚决地坚持合并支队的路线。在通过这项决议时，省委首先预计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给他们定下的组织任务的完成：把绝大多数的苏维埃人尽可能吸引进对侵略者的斗争中来。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必须：‘要在每一个一定时机内找到事变过程链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便能握住整个链条而准备好达到战略成功所必要的条件。

　　问题是要从党面前许多任务中间挑选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当时工作的中心点，实行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在那个时候，我们发动苏维埃人民起来和侵略者斗争的事变过程的特别环节，是建议一个强有力的游击联队。它是这样的一个联队，它的存在和作战会使留在被奴役的地区里的千千万万人民都知道；也会在党的号召下把绝大多数的苏维埃儿女吸收到自己身边来参加游击队。

　　假如把乌克兰的所有支队，甚或把一省的所有支队都合并起来，那就愚蠢了。但是一省的游击联队至少必须有力量足以：

　　一、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

　　二、和前线及我们苏联后方经常保持无线电联系。

　　三、有一个供从苏联后方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飞机降落的飞机场。

　　四、把自己的宣传员干部分门别类，使那些干部能够分析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对苏联人民解释他们面临的任务，对居民广泛地报道各条战线上的真实情况。

　　五、有一个印刷所，刊印并散发传单和报纸。

　　六、把根据地作为政治的领导中心，指导省内全部地下活动和游击斗争。

　　七、作为所有当地的支队和附近各区的抵抗小组的刚毅性与纪律的榜样。

　　显然，小支队较之大支队只有一个优越点，那就是容易隐蔽的可能性，但是不能解决列举的问题的。

　　有些个别的同志，表达了一批政治方面落后的游击队员的意见时，反对省委掌握本省整个游击运动领导权的一向，说我们因此束缚了人们大众的主动性。他们说：‘要是你们建立起庞大的队伍，就会引起德寇指挥部的注意，使它在支队活动的地区集中扫荡队和作战兵力，因而使居民遭受更大的负担和灾难。”他们说：“游击运动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自发的人民运动，这种运动是在侵略者的暴行所引起的愤怒的影响之下出其不意地爆发的。假若农民们知道占领当局如何切齿痛恨共产党员的情形，便害怕给显然是由党来领导的游击队以帮助了。”

　　我们必须提醒这些自发性的拥护者注意斯大林同志的几句话：“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着觉悟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在工人阶级前面行进，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觉悟的水准上，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害运动按照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听从自发运动，跟着这运动后面做尾巴。自发论是减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地思想体系，是任何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省委谴责了个别的共产党员的‘尾巴主义’情绪。他们向我司令员提议，保持支队的更进一步发展的路线，并采取一切措施来使它具有机动性。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夜里，我们支队的全体游击队员都坐上橇车，指挥员们跳上了马背，纵队转移了。我们在深厚的雪地里与会曲折地跑了一个半钟点，当驶到距离旧营地有十五公里时，向导员领着纵队的先头部队跑上了大路，喂得饱饱的马匹也使出全力飞奔起来。

　　迎面来的一些橇车都从大路上闪开了。他们大概认为去的是匈牙利人吧。说真的，这不是闹着玩的：一百二十多辆橇车，坐在里面的人全带着步枪、冲锋枪和机枪。此外，还有大约七十个起码的人。在那个时候，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都没有想到游击队能够以这样强大的纵队来移动。

　　我们从旧阵地，从住惯了的地方撤退，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推进了。但是这一次的撤退同时也是我们的胜利。

　　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已走了大约三十公里。我们停歇下来，听到了遥远的大炮射击的轰轰声。

　　我把格罗明科和比沙拉勃叫了来：“有多少大炮在设计？”

　　他们大家都认为有许多尊大炮。接着五架轰炸机向森林那方面飞去，我们听到好象地也震动起来。几架飞机飞过了我们的上空。但是德寇当然决不能在上面想到半公里长的纵队竟是游击队。以前还未有过这样的游击队呢。

　　就在这时，我要求尔凡诺夫把当前的情报通知格罗明科和比沙拉勃。两千多名德寇已经开始进攻营地。现在让他们扑个空吧！……

　　“你们懂得撤退有时也是胜利吗？”

　　“您该早说呀！我们，呃，也好让我们明白一下呀。”

　　“你们明白游击队司令员不是劳动组合的主席，没有义务向你们提出报告吗？”

　　我们在丛林里作了短短的休息，吃了些东西，却没有生篝火。指挥员们聚集在司令部橇车旁边，默默地静听正在加强的试射的大炮的轰隆声。

　　当炮火渐渐平静下去时，波布特连科问道：“谁的眼力好？谁能看见那边在干些什么？”

　　看来德鲁日宁的眼力比所有的人都好。不错，他把望远镜紧贴在眼睛上。但是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望远镜能看到三十公里远。

　　“他们已经布成一条散兵线，”德鲁日宁带着极认真的样子报告道。“正躲在树背后，在挖战壕呢。又开始前进了，跃进着，爬着。现在他们趴下了。看来他们在奇怪怎么谁也不回答他们的射击。有一个军官在招手。三个士兵开始向他爬去。他们大概是最勇敢的：军官在对他们向前指点着……”

　　他很高兴地、令人可笑地在想象中描述着受骗的敌人的一举一动。

　　“你瞧，他们终于在正营地里了……”德鲁日宁接着说。“德寇在把手榴弹扔进那些空空的地下室里去。一个暴跳如雷的军官一面喊一面在使劲打自己侦察兵的耳光。”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德寇率领整整一个团开进了空无所有的营地。重炮、坦克和飞机一齐出动，而且事先已经把歼灭一大对“股匪”的电报拍发给柏林了。

　　到中午，我们已经走了五十多公里。我们马土停蹄地冲进了迈依布多雅、拉索契基和茹拉夫列瓦·布达哥村。

　　居民都躲起来了，有的在田野里和菜园里四散奔跑。

　　伪村长们出来迎接我们，带着乌克兰口音说了一句德国话：“晚安！”

　　伪警排成了一横队，队长们伸直了袖子上佩着臂章的胳膊，大家跟着他零零落落地大喊：“希特勒万岁！”

　　当然，他们嚇坏了，没想到会和游击队碰面。

　　当老乡们弄明白了，打听到游击队已经来到时，立刻都回了家。小伙子们拥上了街头，姑娘们从珍藏东西的地方扯出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我们的弟兄们也拿出了手风琴。不论在屋子里或是在街头——到处跳舞。

　　我们也没想到这样的接待。节日！无论对于我们或是农民都是个地道的节日。我们好久没有吃过这样可口的甜菜肉汤，还有夹着干酪和酪浆的饺子。我们好久没有如此尽情地快活过。虽然每一个女主人都明白——跟着游击队来的，一定会有德寇，但是她们在我们面前没有显出为将来而恐惧。

　　虽然如此，我们大吃大喝地并没有多久。就在第二天，农民们便看到游击队员都是些挺严肃的人。我们加强了阵地，布置了哨所，开始了操练和政治学习。我们在这几个村子里耽了大约两个星期。我们从这个新根据地对邻近的几个村子的敌方卫戌部队作了好几次进攻战。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我们就从这里茹拉夫列瓦·布达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批无线电报，和在西南战线的赫鲁晓夫同志本人进行联系。

　　我现在用三言两语写下来的事情，实际上是巨大的集体劳动的结果。

　　我们在哪里弄到橇车和马匹的呢？到底怎样找到一架无线电台的呢？

　　我早已在本书的第一部里写过，地下省委和省游击运动司令部在告居民书中劝告过各集体农庄把共有的牲畜分配个农民，把保存着的最好的马匹转交给游击队。许多集体农庄都这么做了。劳动组合的主席们知道德寇会没收最好的牲畜，便把最有精神的、养得肥肥的和克苦耐劳的马匹交给了游击队。

　　然而，可惜，侵略者往往比我们动作得更迅速。当支队里还在进行关于该是机动的还是地方性的、该有骑兵和辎重车队还是限于把马匹供给侦察员的争论时，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已经没收了集体农庄几百匹马。

　　我们在十二月底获得的两百多匹马，其中约有半数是战利品，也就是说，是在站队中拿回来的。战利品中不单有我们农民的马匹，而且有匈牙利和德国的剪短尾巴、臀部肥大的马匹。这些马匹爱闹脾气、娇弱而又任性。在游击队的森林条件下，它们就象猴子在北方气候中那样死掉了。游击队员无法人生它们，特别是因为逼着他们对马匹说德国话或者匈牙利话。游击队员们甘愿把喂得挺肥的‘洋马’去交换寻常的农家驹子。

　　且说我们马匹总数的一半是战利品，一半是我们从各集体农庄里接收来的。我们的‘采办员’们骑马到德寇还没有在那里住定的周围的村子里去。我们的人员多半遇到同情的态度，不仅带着马匹，而且连同橇车一起归队。由于我们的请求，叶林诺和索菲耶夫卡村的农民们为游击队组织了橇车的生产。

　　然而，我们的人员也有遭遇到意外抵抗的情形。人人都知道农民是多么难以离开马匹的！而这里他们还不得不离弃最好的马匹。大多数人了解这是军事需要，也知道马匹在游击队手里就是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但是毕竟……

　　在彼列柳勃村里，集体农庄的马　管理员纳扎尔·苏霍布克是个性情恶劣、脾气执拗的家伙。我在战前便认识他了。而且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经常因公事来这些地方访问的省方工作人员，都知道纳扎尔是个争吵能手和摩擦专家，许多人甚至认为他是富农的应声虫。

　　事实上，不管省代表们或区代表们在彼列柳勃村实施什么措施，纳扎尔·苏霍布克必定在会上发表恶毒的演说，号召怠工，虽然不很明显，至少在当时看来是这样。虽然如此，有趣的是他倒有些儿威望：他工作得挺好，但主要的是人们惟恐碰上他的恶嘴毒舌。

　　他已经将近五十岁，所以没有被征入伍。巴拉贝的游击队在十一月里便初次企图在集体农庄里接收马匹。他们和集体农庄的主席说妥以后，便派两个小伙子上马　去了。纳扎尔用一连串的咒骂来迎见他们。

　　当游击队员们还是动手带马时，纳扎尔认真大发雷霆了，他向弟兄们挥着车杆说：“游击队员是些什么东西！？不过是集聚在那边村子里的一帮开小差的和二流子罢了！不去参军，现在却要骑到农民的头上来了，哼，给我滚开吧！”

　　于是，他们当时就离开了纳扎尔。

　　他们第二次到他那里去是在十二月底。这时候集体农庄庄员们已经知道游击队员是认真对德寇作战的了，也知道德寇在掠夺农民一切最值钱的东西，事实上纳扎尔也都知道。但是纳扎尔又坚决不同意，虽然来找他的是巴拉贝本人和五个态度十分坚决的小伙子。纳扎尔的马匹都是上等的：十匹漂亮、肥壮、油光光的牲口。

　　“你瞧，苏霍布克，”巴拉贝对他说。“我们有的是主席的命令，老哥，你别耍花招了。我已认识你多年。你总喜欢虚张声势……但是你也认识我的。退到一边去，免得挨揍！同志们，牵马！”

　　纳扎尔本来再想硬拼的，又抓起了一根车杆。可是他看到没有人怕他，这才压低了火气咕哝说：“我还在这儿空荡荡的马　里干么？！要是你们把马匹都牵走了，把我跟它们一起带去吧。我答应……”

　　他却没有说出打算答应什么。

　　后来巴拉贝告诉我，他同意把纳扎尔带到队里来是违反自己对他的本意的。他觉得纳扎尔的咕哝是很真诚、很焦急的。苏霍布克当场就急忙和家属——一家八口——告别，把马匹套上了橇车，在纵队的先头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开到森林里来了。

　　我顺便说说，纳扎尔在支队里照料马匹象在集体农庄时一样热心。他是个机智而勇敢的战士。一个月之后，纳扎尔牺牲了，死得相当愚蠢。他到彼列柳勃去探望家属，夜里在家里被德寇捉住了。他独自全力反抗，用凳子打破了一个德国鬼子的脑袋，还使另外两个的腿子成了严重的残废。当夜他就被枪毙了。

　　这是常有的事，我们直等纳扎尔牺牲以后，才明白这个人的骨气和真正的本质。他的同村人时候想起，纳扎尔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他抓上手一件事，总是准时完成。同时想起了在上次大战中他是个青年军人，以勇敢著称。纳扎尔从来没有发过财。他做过多年的雇农，但在这个时期中唯命是从、循规蹈矩。这样一来富农宣传员的名声就粘上了他的身。他抱怨而且开始到处说马比人好。他对马很温和，但对人却故意尖刻而粗暴。

　　彼列柳勃地方的纳扎尔·苏霍布克留在游击队员中间的回忆是很好的。

　　我应该说，在游击队里，不仅任何人，而且差不多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常常是很奥妙难解的历史。一切都是从艰巨中得来的。

　　我来说说我们第一座无线电台的历史吧。有些人说：“这是偶然的事情，侥幸，巧合。”我以为“偶然的事情”似乎就象跑到猎人身边的野兽一样。

　　我们驻扎在拉索契基村的时候，我们的侦察员报告说，在奥尔洛夫省斯诺夫河对岸，有一个由伏罗耶夫指挥的不大的游击队。我们以前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了。我们一闯进村子，指挥员本人就和他的参谋人员一起来拜访。后来我们时常接待这种游击队客人。伏罗耶夫是第一位。他是个健谈者，谈天说地，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行动。

　　“您要知道，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决不会干那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您要知道，他会用刺刀拿下这些地区的德寇总司令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会来一次勇敢的、目空一切的突击！……”

　　一刻钟过后我们才搞清楚，伏罗耶夫如此频频想起的，而且如此不拘礼节地称名道姓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元帅苏沃洛夫。

　　至于谈到他自己支队的直接工作，这位来宾谈到的多半是一般方面的。忽然伏罗耶夫告诉我们说，距这里大约三十五公里的地方有个克拉皮夫诺耶村，村里的一处阁楼上躲着一名西南前线的侦察员，一位上尉，带着一小队战士、一架无线电台和一位报务员，到现在已有两个多星期了。伏罗耶夫知道得特别清楚，连那所房子也指出来了。他知道德寇正在找寻这位上尉。看来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

　　“您没有设法和他联络吗？”我掩藏着焦急心情，问道。

　　我的焦急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你瞧，这到底是和前方、或许也就是和党中央获得联系的机会。

　　“是的，您要知道，我们从来不错过机会。我派了几个弟兄去，已经查明上尉的无线电台无法工作。没有电流。”

　　这个话题很快使伏罗耶夫厌烦了。他转到新的关于苏沃洛夫的半历史性的轶事来。我说了声失陪，便踱出了屋子。简单说来，到早晨，我们的弟兄们就把格里戈连柯上尉、两名护送他的战士、报务员和无线电台一并接到我们拉索契基来了。

　　格里戈连柯上尉是个很难说得通的人，还不十分相信我们是好人。

　　他反对我们的主要理由是这样：“前线指挥部一点也没有通知我关于这些地区的游击队的存在。我没有义务相信你们。”

　　“这么说，要是前线的情报机关没有关于我们的报道，我们便不是游击队，而是空中楼阁了。这样对不对呢？”

　　“也许比空中楼阁更坏……”

　　这时，弟兄们因新的任务出去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给无线电台弄几个蓄电池来。我们费了两天工夫，才说服格里戈连柯上尉向指挥部报告我们的存在。我们向他证明了我们多么需要和大地联系，讲述了我们支队的历史。

　　“我很乐意干，”格里戈连柯最后说。“但是你们自己看看吧——没有电流啊……”

　　当我们给他当场拖来了三十来只从炸坏的德寇卡车里拆下的蓄电池时，他大吃一惊。弟兄们搜遍了二十公里半径的地区，把电池载了满满的一橇车。

　　这时上尉要求我们拔给他一间特别的房间，并且要求在工作时任何人不走近无线电台到三十公尺以后。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他让出了一所房屋。

　　伏罗耶夫向我表示苦恼的责备，他说：“您利用了我的情报，把格里戈连柯当着我的面夺走了。您要知道，我把这叫做厚颜无耻。苏沃洛夫绝不会干这类勾当。”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格里戈连科收到了西南战线的复点。在打给我的无线电报上署名的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元帅和铁木辛哥元帅。

　　我们接到从‘大地’打来的无线电报所造成的印象，是我们游击生涯的整个时期中最强烈的印象之一。

　　喜悦是真诚而热烈的，毫无例外地与所有的人有关。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我们的情感过于夸大吧。但是我很了解遥远的、北方岛屿上的水手们和过冬的人们。游击队员们向他们学来‘大地’这个词儿不是徒劳无益的。

　　假如说我们在以前是孤单的，一切都依靠自己设法对付，那么现在我们是已经和红军、和党中央获得联系了；不但是道义地、而且是有组织地列入对德寇斗争的共同战线中了。

　　我的无线电报的原文如下：

　　尼·谢·赫鲁晓夫：

　　切尔尼多夫省委正在本土活动。直属省委的支队有四百五十人。战果续报。

　　费多罗夫。

　　复电是简短的：

　　费多罗夫：

　　请代向战士们和指挥员们致敬。把你们感到缺乏的东西通知我们。等候详情。

　　赫鲁晓夫，铁木辛哥

　　这几句话在我们所有的分队里激起了热烈的欢呼。我们是深夜才接到电报的，但仍有好几百人向司令部跑拢来。这里头不仅有游击队员，还有村子里的居民，老头儿和老太婆，大娘们，姑娘们，孩子们。我相信，他们并不是全都立刻明白出了怎么回事，只是被共同的心情打动了。

　　顺便谈谈，有人已经散布了谣言，说费多罗夫用无线电话和赫鲁晓夫谈了半小时。甚至还有一些谈话的‘见证人’。他们详详细细地传说着从来也没有进行过的谈话的内容，还说，无线电的可听度很坏，费多罗夫叫得嗓子也哑了。

　　过了几天，我们的侦察员截获了一份滑稽可笑的文件，弟兄们捉住一个从叶林诺村到区中心去的信差。在他的军用挂包里给我抄获了伪村长伊凡·克柳夫寄给伪区长的一份书面报告：

　　我有件事报告您。一月十日的夜里，在目下费多罗夫驻扎的茹拉夫列瓦·布达、拉索契基和迈依布特尼亚各村里有强烈的喧哗和叫喊声。他们点起了许多篝火，跳舞、唱歌，帽子往上抛，同时还拥抱接吻。我已设法查明原因。一批可靠的人们供给这样的消息，说费多罗夫将从前方获得武器和兵员的强大接济。他们在等候飞机运送步兵和大炮。游击队员们为纪念这件事而欢天喜地庆祝。一个可靠的人供给的消息说，现在费多罗夫跟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经常有无线电联系，他们允许了这一切。这个人还说，已有几架飞机降落过了，并且运来了一些东西。据另一方面说，到现在为止谁也没见过飞机。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赶紧包围和扑灭这帮土匪，否则就恐怕太迟了。

　　起初，这份书面报告使我们很不安。诺维科夫断定我们中间有个奸细，他有进入司令部的门路。

　　当然，伪村长没有从司令部里获得任何秘密消息。我们在群众大会上讲的游击队理想、在自己和农民的谈话中流露的旺盛情绪，那才是伪村长的消息来源哩。要隐瞒这种“消息”是不可能的。隐瞒也没有意思。

　　无线电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当时我们还不敢肯定格里哥连科能够和前线联系得上，编自己的第一份密码电报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想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知道我们是存在的。虽然如此，我们的第一份电文还是写了好久，给了格里哥连科整整应页。而他很不客气地当着我们的面就删掉了全部开场白，只留下来了最后的几行。

　　我接到复电时，在“等候详情”这几个字下划上着重线，而在自己电文中‘战果续报’这几个字下也划了一道。这两句句子最初在司令部里，往后在升温特别会议上成了认真讨论的对象。

　　我们原先也进行过几种统计。但老实说，是时断时续的。在波戈列察战斗时，我曾委托两名战士来计算被打死的德寇。然而有许多次战斗，在作战时根本没有人计算。我们也没有统计战利品，甚至不能立时说出支队作过几次战。至于各个支队在合并以前的所做螦为，可以说是在“史前”时期，已经很难记得了。我们觉得这种统计并不特别重要。

　　简单说来，我们还没有认真做过统计。有些人为此受了申斥，在省委会议上，连我也受到同志们的谴责。他们说得对：这是司令部的事。我想把责任推给尔凡诺夫。但我们发现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早已设法把统计安排妥当了，不过没有得到指挥员们的赞助，连费多罗夫也包括在那。

　　我们承认错误，真心悔过，决定今后对伤亡的德寇和战利品作最正确的统计。为了要查明已往成果，我们把全体指挥员都叫了来，命令他们立刻给全体战士一个任务——动员自己的记忆力；同时收集游击队员的日记簿。

　　到一月十一日的晚上，我们作出了总结。

　　我们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小心。凡是从有吹牛嫌疑的指挥员们口里报告的数字，都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

　　可惜我们只能从那些和我们合并的支队嵬集一些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大吃一惊。虽然我们把认为有一点儿夸大的数字全都削减了，但结果还是相当可观。

　　一月十二日，我们把省支队和已加入的各支队的下列战斗活动的总结，用无线电拍发给西南战线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两同志：

　　游击力量在四个月中已击毙德寇三百六十八人，消灭伪警、伪村长和其他叛国分子一百零五人，夺获了大量战利品，击毁了二十九辆汽车，包括二辆装有文件的参谋部的汽车，十八辆机器脚踏车，五座军火库，俘获了一百匹马，一百二十副马鞍，炸坏了三座铁道桥梁。省委印发了三十一种传单，总数达四万份。

　　我们请求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同志把武器空投给我们。我们力求简单，发出了这样的申请：迫击炮二十门、轻重机枪十五挺、反坦克手雷一千颗、炸药、自动枪，以及供给这些武器的尽可能多的弹药。

　　我们接到了赫鲁晓夫同志的长长的贺电，他在这份复电里允许会满足我们的全部要求。

　　要把分散在切尔尼多夫全省的地下小组、共产党员和个别的共青团员的活动作出总结是有许多困难的。他们所做到的，甚至到现在都不可能计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到过或者无法接到作战汇报、表报和月报。不，问题不单是在这一点。

　　我们知道区委会，我们知道早在沦陷以前组织好的那些城市和乡村的小组。

　　它们的命运是各各不同的。

　　我们的通信员往往会在原是秘密住所的地方只找到一堆灰烬和烧坏了的砖瓦。他到村子里去，是为了给地下支部递送省委的指示，但不仅支部，连村庄的本身也不在原地了。只有一批变野了的猫躲在那些房屋的废墟里。我们的通信员就进行寻找地下区委，打听到组织已经垮台，第一和第二书记下落不明，而区委委员们也早被“盖世太保”抓去处决了。

　　“喏，你看看这张德寇司令部的通报吧。”那些可以信得过的人们会对我们的通信员说。接着把一些招贴或传单指给他看，那上面按名列举着区的领导的共产党员，而且确切地说到是哪一天在城里的广场上被吊死的。

　　“我们都亲眼看见过尸体，胸膛上还有牌子呢。”

　　“他们的脸都给袋子罩着吗？”

　　“我们倒没有看见面目，”目击的人们会得承认。

　　一个月以后，当“已被吊死的”区委书记们让我们知道在某村活着，并行还在活动时，我们也不惊奇。有时侯环境逼迫全体区委放弃本区，逃进森林几十公里，要不然几百公里。在那边同志们重新开始工作。

　　我们决不能为此斥责他们。倘若卖国贼把你的根据地、接头地点和组织名单都出卖给了伪警，而你呆在原地等他们来逮捕，真的给带上绞架去，那简直是荒谬绝伦了。

　　我们不能相信德寇的那些通告，说是消灭了某某游击支队，逮捕和绞死了共产主义的某某宣传员。德寇的无线电不知广播了多少次，宣布我们的支队已被包围歼灭！党的地下省委已不知多少次被“全部枪毙”！　　有时侯，区的工作人员为了消灭自己的形迹，自己散布关于自己的谣言，说组织已经瓦解，成员已经星散，一切活动都已停止。

　　省委打听到，在布达村或者米纳镇里，有些房屋的墙上经常出现传单，那儿有一座德寇的弹药库被抛到九霄云外。

　　然而根据我们的情报，那里不应该有我们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么说，原来新的小组已经组成，我们方面的人增多了。

　　通信员到那里去后回来报告说：看来，那里都是我们的老相识——他们从邻区转过来的，随身带着打字机和存纸迁移过来了。

　　然而，一些新的抵抗小组当然仍在出现。

　　这里应该顺便说明一下，抵抗小组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在战前，我们知道有工厂和乡村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部，换句话说，基层组织；我们知道有区委会、省委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切由党章和团章确定下来的组织系统，在地下活动中也保存下来了。但是你瞧，来到乡村里找安身之处的还有一些突围的人员和脱逃的俘虏。他们中间也有些积极的人，既有党员，也有团员。他们愿意斗争，他们相遇、交谈、并且吸收乡村中的拥护者武装起来。这种战斗的、爱国主义的友谊联盟，我们叫它抵抗小组。

　　当然，我们是不会回避这些小组的，倒是力图用言语和行动来帮助他们。我们要求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走在前面，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小组的其他成员。

　　党的省委在地下活动中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党员，把他们分散在敌人占领的广大领土上。省委——有时甚至区委——在沦陷的条件下无法知道每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地址。这些地址时常变更。虽说如此，组织还是存在的。

　　种子散开了，它们就开始生长了。

　　在游击队保持活动的那些地区里，地下工作者比其他人员的活动条件要好一点。中央委员会事先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早在沦陷以前，便同时命令既组织地下支部和区委，也组织游击队。它们互相协助，互相补充。地下工作者收集了武器，转交给游击队；进行于游击队有利的情报工作。当他们有暴露和逮捕的危险时，随时能投奔到森林里来找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初，有科留可夫卡、霍尔梅和谢明诺夫卡这三个地下区委依靠省支队在霍尔梅区的各森林里活动。它们的书记柯罗特科夫、库罗契卡、吉洪诺夫斯基，以及区委委员们都在支队里担任了军职；但同时也领导了自己区里的地下活动小组。

　　这些地区的地下工作者的活动是勇敢、活跃和千变万化的。

　　地下工作者马茨科设法在科留可夫卡饭店里当了一名厨子。他真是位出色的烹调大师。伪市长巴拉诺夫斯基、伪区警察局长莫罗兹和德寇司令官们几乎天天大吃大喝，总是叫马茨科去炸呀、烤呀、煎呀。这些当地的首长喝够了便滔滔不绝地喋喋不休，马茨科把听到的一切都牢记在心。他经常卖国贼和侵略者的行政和讨伐的计划转告地下工作者，再通过他们传到我们游击队。

　　对游击队来说，科留可夫卡伪警的扫荡没有一次是出乎意外的。结果因伪警察局长莫罗兹本人被游击队打死而宣告收场。

　　科留可夫卡的地下工作者们在区印刷所偷出铅字来交给游击队员们。我们第一座印刷所的存在应归功于他们。

　　除了侦察工作、鼓动工作和收集武器之外，科留可夫卡当地人对原先是炼糖厂职工的红军官兵的妻子们组织了广泛的食物帮助。

　　他们是这样干的。我们的几个弟兄，打扮成庄稼人模样，带了二十袋面粉去赶星期日的市集。

　　那时候，市场上实物交换替代了现金买卖。城里人拿出床单、灯台、桌椅，农民们拿肉类、面粉和马铃薯来向他们交换。工人和职员家属的手里还保留着一些现金。在丈夫参军时她们收到了一笔解雇金和解雇津贴，这些现金便留在家里了。在炼糖厂关闭时，工人和职员又提前收到了三个月的工资。

　　且说两三辆装面粉的车子突然在市集上出现了。顾客们一刹那间便排好了队。但是“管事大叔们”却宣布说，他们不收任何实物。他们不是来交换而是来出卖面粉的，可是只收苏联货币。人们急忙七冲八跌奔回去拿钱了。因为炼糖厂的居住区就坐落在市集附近，所以炼糖厂的职工比别的职工先取钱回来。

　　地下工作者给每个人的面粉不超过十公斤，并且遵照战前的国定价格出售。好极了，地下工作者每次抛售面粉时，带面粉来的农民们也开始收取现金。推测顿时在周围传开了：“如果苏联货币值钱，那么说德国人很快就要完蛋了。”

　　地下工作者究竟从哪里把这批面粉弄来的呢？最初是在游击队的根据地里，后来是从远方的磨坊里运来的。当然，游击队已经预先肃清了这些磨坊的德寇警卫队。　　　在一九四一年的九月、十月和十一月三个月中，科留可夫卡区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把四万九千多公斤的面粉、一千六百多公斤的肉类和其他食品转交给了军属。

　　可惜，这些“供应”工作因为冬令的到来而不得不停止。我们的地窖也空了，游击队员变得愈来愈多。我们从德寇那里缴获的食品，甚至已不够供应本身了。

　　霍尔梅的共青团组织“生活这样开始”日益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还在本书的第一部里我就提到过它的发端。现在这个组织的共青团地下工作者常常为宣传资料到森林里来找我们。

　　他们也到党的省委会去商量商量，但更多的是和党的地下区委和共青团委的领导人——伊凡·马德扬诺维奇·库罗契卡和彼特尔·舒齐科碰头。

　　乌克兰共青团霍尔梅区委第一书记舒齐科是最“老”的游击队员之一。他同伊凡·库罗契卡早在沦陷以前就组成了歼敌团。

　　往后这个团几乎整个地并进了游击队。那时，舒齐科也进了森林，成了侦察员。但是和霍尔梅方面并没有失掉联系。共青团地下区委总的领导还是由他来负责。

　　舒齐科很了解农村青年。他同第二书记捷尼先柯同志一起事先选拔了乡村地下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员，拟定了一系列秘密住所。在霍尔梅、在波戈列察、在巴勃里克农庄、在琴奇基、在科济洛夫卡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在整个沦陷时期中积极活动。可宝贵的是在霍尔梅区里，乡村小组的一些领导者不顾严格的秘密活动，彼此之间都有联系，并且经常到我们森林里来。他们是按照省委总的计划工作的。

　　“生活这样开始”小组是最大的、最活动的一个小组。这个组织的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这九个人是：科利亚·耶列明科、舒拉·奥麦年科、菲尼亚·奥努科娃、菲佳·列兹尼琴科、卡嘉·季雅琴科、列昂尼德·特卡琴科、菲尼亚·谢夫佐娃、纳佳·加利茨尼卡亚和纳斯佳·列兹尼琴科。这是司令部。本区中心和附近各村的好几十个共青团员都隶属于这个司令部。

　　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寇占领了霍尔梅几天以后，他们在第一次大会上已经拟定了行动纲领。

　　在这第一次会议的记录里记载了“生活这样开始”组织的基本任务：

　　甲、在居民中间进行群众鼓动工作。

　　乙、发动人民起来跟敌人作斗争，组织对德寇一切措施的破坏工作。

　　丙、为游击队组织后备队。

　　丁、在居民中为游击队收集和拿出武器弹药。

　　就在这个相当广泛的会议上，以公开的民主方式选出了我在上面提到的委员会组织。按照秘密工作的条件，这个组织当然是不应该成立的。

　　尽管如此，这个组织毕竟活动了半年多，做了许多工作。

　　按照党区委的指示，共青团员们给游击队找到了两架收音机和全套蓄电池。此外又给自己弄到了一架收音机。萨沙·奥麦年科找到了一架损坏的打字机，基辅工业学院的大学生菲佳·列兹尼琴科把它修好了。

　　他们经常印出象报纸一样带有苏联情报部通报和霍尔梅区的生活新闻的传单，按时地照固定的地址送去。那里的人又把它抄写多份，继续往远处传播。在几个月中印刷、抄写和分发了一万五千多份这样的报纸——传单。

　　到十月革命第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小伙子们给游击队员收集了十八颗手榴弹、八支步枪、五千发子弹和四支手枪作为礼物。

　　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早晨，霍尔梅区居民看见了所有的高楼大厦上和半毁的了望塔上都插着红旗。这些红旗挂了好几天。十月革命纪念日是在兴奋热烈的快乐情绪中度过的。

　　秘密警察部队得知这件事，突然闯到区中心来了。但是当时德寇还没有组织起伪政权，也没有建立起间谍网，“盖世太保”人员没有能够找到十月革命示威的发起人。

　　十六岁的九年纪学生琳娜·特卡琴科，领导了一个侦察组。她和游击队安排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接力联络方法。在到支队来的路上的每个村子里，琳娜都有自己的弟兄，他们一接到密码书写的消息，便立刻动身，把它转交给下一个村子的通信员。当我们在霍尔梅区附近驻扎的时候，年青的地下工作者总知道我们在哪里。

　　最近，霍尔梅区共青团通过我们接到了西南战线司令部布置的任务：侦察敌方的交通线。虽然他们中间一个军人都没有，却也出色地执行了这个工作。

　　正月初，卡嘉·季雅琴科和菲尼亚·谢夫佐娃到支队来找我们。她们带来了恶劣的消息：‘盖世太保’的特务人员已经探出地下活动小组某些人的踪迹。他们决定暂时逃到森林里来。但是伪警在路上拦截了年青人。卡嘉和菲尼亚逃跑了，委员会的其余委员都被逮捕了。

　　然而过了几天，通信员报告说，弟兄们已自行设法脱身了。他们是被区里和村里的伪警扣留的。共青团员们给释放了，可是要他们回到固定居住的地方去。就在这里，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回去以后，甚至没有等过一个星期，又开始继续原先的工作了。

　　同时，一些扫荡队和庞大的兵团占领了游击队营地四周的所有村落和农庄。无论是从我们这里出去，或是到我们这里来，都变得不可能了。无论如何，我们的侦察员们的企图已好久没有成果。

　　不久我们便被迫撤出这个住惯了的地方，转入叶林诺森林。直到三月中旬，党省委的通信员才能常到霍尔梅去。他们带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生活这样开始’这个组织不存在了。委员会全体被捕。三月四日，七个人中间有五个人被枪毙了。又过了几天，纳佳·加利尼茨卡亚也被枪毙了；第七个委员阿纳斯塔西亚·列兹尼琴科在审问时显得犹豫畏缩。‘盖世太保’把她释放了。我们很清楚，‘盖世太保’是不会那么轻易释放什么人的……阿纳斯塔西亚和她的两个女友——马里亚·奥努科娃和阿列克桑德拉·科斯特罗玛，过去是组织的普通成员，现在只在伪警或德寇的伴随之下才在乡村的街道上出现。过了一段时期，这三个人都“自愿地”到德国工作去了。

　　我们的侦察员查明了马·奥努科娃和阿·科斯特罗马都不是霍尔梅当地的姑娘，人家都不大认识她们，组织上的一些领导者能允许这些外来的、认识不够的人来参加地下活动的工作，是一种冒失的、粗心大意的行为，科斯特罗马甚至还不是共青团员。

　　我们的侦察员拿到了阿纳斯塔西亚·列兹尼琴科的日记原本。她是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记的。在这种情况下写日记，无论如何都是不智之举。固然，她没有写过关于地下小组的任何事件，但提到过她所遇到的许多人的名字。她没有举出姓来，但写得不难使人猜到谈的是谁，如：‘布罗尼亚·姆，奥利亚·恩，科利亚·耶，萨沙·奥来了。’她把姓的开头的字母都写了真的。

　　从日记里可以看出，阿·列兹尼琴科受了科斯特罗马的影响，传给了她宗教的情绪，终于介绍她同一些伪警相识。

　　带便谈谈，我们在这里应该指出，在乡村里，在小镇里，甚至在小城市里，年青人照例认识所有的同年人。关系是很普通的：一起上过学，一起在集体农庄的地上干过活，晚上一块儿散过步，在电影院里见过面。德寇也是从这些“朋友们”中间招募伪警的。为了和这些老朋友鲜明地划清界线，必须有警惕性和党的原则性。外加，乡村的伪警往往上街不穿制服，甚至连袖章也不带。

　　在沙皇俄国的情况下，工人和农民从小就知道工厂主、老板、地主、官僚、富农、村长、警察和宪兵——这一切人都是敌人。工人和贫农从母亲的奶汁里就吸收了对于这些阶级的异己分子、甚至对于他们的儿女抱着警戒的态度。工人会对自己儿子说：“你别相信少爷。”农民经常劝告自己的孩子远离富农的儿子，特别是地主、巡官和神甫的子女。

　　在我们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孩子们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长大的。在学校中，在家庭里，在街道上——关系到处都是不受拘束的、自然而然的、真心诚意的。不仅消灭彼此的疑心，而且指责彼此的疑心。这样做是对的。苏维埃人的道德品质变得一年比一年高了。

　　但是战争，特别是沦陷，急剧地改变了环境。警惕性成了日常行为的法则之一。在战争期间，没有纪律、没有警惕性是一步也迈不开的。

　　我们很快就了解游击队中军纪的必要性。在地下工作人员之间，如果不是特别严格的纪律，也需要同样的纪律。可惜的是霍尔梅的人们不认识这一点；即便知道，也没有认为它有重大意义。他们没有经验。甚至一些领导者对党史也学习得不够深入。诚然，革命前俄国的地下活动的条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史却教导我们不仅在地下活动中遵守纪律的必要性，而且教导我们怎样去达到目的。

　　科利亚·叶列明科是个二十一岁的年青人，战前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员，一个快活、积极、很活动的小伙子。他看过很多书，是个运动员：滑雪手、溜冰手、第一流的游泳家和酒精厂足球队的队员。他的名字是农村青年中间最受爱戴、最有声望的名字之一。当发生了沦陷的危险时，科利亚请求参加游击队。上级建议他留在地下活动，领导组织。他兴高采烈的同意了，并且马上就以自己素有的精力着手干实际工作。他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当然，也不知道挑拨离间和间谍活动的卑鄙手段。他主要的缺点是轻信人家。但我们已经见过，列索沃耶地方的博契科——经验丰富得多的、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上了年纪的老党员——也是由于自己轻信人家而牺牲的。

　　在里霍尔梅不远的琴奇基村子里，有一位非党的、名叫马利亚·瓦西里耶夫娜·马兰申科的老太太，就是尼古拉依·叶列明科的亲伯母。她原是波多里斯克城的纺织女工，退休领养老金以后就打从莫斯科附近搬到这里。早在大革命以前，马里亚就参加了革命的罢工运动。从德寇占领的第一天起，她就跟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她的小房子成了秘密住所，我们的侦察员们常常隐匿在那儿。老太太转送人员到支队里来，给游击队员烘面包。一句话，她是自己人。

　　下面是马里亚讲的关于英雄共青团员们的殉难日情形：

　　……从那个该死的三月一日早晨，当我知道科柳什卡和同志们又被‘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起，我就离开了家，开始在霍尔梅的人家，东过一夜、西住一宵。我在霍尔梅走来走去，打听到那两个姑娘——科斯特罗马·舒尔科和马尼卡·奥努科娃也被抓去了，但是她们好象被允许给送东西，甚至答应释放。

　　早先他们到我那里来的时候，我总对科柳什卡和舒拉·奥麦年科说，她们对秘密工作了解得不够。我对他们说：“应该小心防备科斯特罗马和马尼卡·奥努科娃。这倒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外来人，主要的是这两位姑娘不够严肃，行动轻佻。她们只喜欢打打纸牌，跟小伙子们卖弄卖弄风情。”而科利亚回我，说是年青人越多越好。他的真理行得通倒就好了，可是结果你瞧，却应了我这句倒霉话。

　　霍尔梅没有真正的监狱。当这些孩子受到折磨时，老远就听到他们从秘密警察占据的房子里发出的叫喊声。有一个伪警，也是个年青人，忍不住跑掉了，他一看到拷打就病倒了，而且抖了两天。我想大概是通过他，人们才知道秘密警察机关里的刽子手们怎样把我们的孩子用针插进手指甲，怎样用步枪的通条来抽打。为了更有力的撕破皮肉，他们还在通条上缠着橡皮。老乡们说，德寇用木槌来打菲佳·列兹尼琴科的胸膛。但是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说出什么来。我又怎么知道的呢？你瞧我不坐在你们面前，活着，很硬朗。还有别的和我联系过的人们，他们也没有被捕。只有这两个姑娘认识的一些人才被抓去。可见一切事情都是通过她们干的。

　　三月四日，我们的孩子被带到了严寒的暴风雪里。起先有命令要把他们绞死。但可能是没有来得及搭起绞架，给带上河边去了。押送的一小批人全是体格强壮、脸腮红红的法西斯匪徒，而我们的共青团员们看来却那么小，那样瘦。他们全都赤着脚，恶棍们只给菲尼亚·奥努科娃留下了鞋子和头巾，但是面孔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舒拉·奥麦年科缺了一只眼珠——被打破了。他自己勉勉强强地拖着腿，但还是托着菲尼亚的肘子，和她小声地说着什么。

　　老乡们站在街道的两侧，变得象石头人一般。德寇推开他们，人们却不散。舒拉·奥麦年科的母亲马里亚·费多罗夫娜冲过了德寇的警戒线，扑在地上，抓住了自己儿子的两只脚，喊道：“把我，把我也带走吧！打死我吧，我不要活了！”舒拉向阿俯下身去，想把她从地上搀起来。这时候德寇冲到跟前，把马里亚·费多罗夫娜摔开了。舒拉对她喊了一声：“妈妈，他们打不死所有的人，我们的真理会胜利的！苏维埃政权会来的！”

　　科柳什卡是我的外甥，我一下子认不得他了。头发白了，唉，白得简直象个老头儿。他看见我就扭过头去。这时我保不住密了，就对他喊道：“亲爱的科柳什卡，永别了！”随后我听到人群中有好多人在叫喊、告别。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菲佳·列兹尼琴科、舒拉·奥麦年科和列尼亚·特卡琴科——虽然他是最小的——却向人们答话，喊口号，摇晃着拳头，也就是号召反抗德寇。只有科利亚一个人不做声，他白白地是他们的带头人。

　　街道在拐角处开始急陡地上升。当他们登上了最高处——那儿德寇就不让我们上去——科利亚在最陡峭的地方转过身来对着人们，拿存心保留下来的嗓音大声叫道：“我们死也不投降！斯大林同志万岁！”德寇扑过去把他打倒了。还没有走到河边，他们就忍不住了，开始径直在村里的大路上开了枪。而且没有瞄准……

　　德寇在第二天，才允许死者的亲属把尸体抬回去埋葬。每一具尸体上都有二三十处伤口……亲属们把所有的死者都抬去埋葬了，只有小小的列尼亚·特卡琴科独个儿留在河里。他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又没有姐妹。第二天夜里，我偷偷地劝服了一些好心人去把他从河里捞出来，那地方的水不深。我们去了，而尸体已经不在，后来才知道其他的同情者早已先我们去了。我们哀悼了……

　　有一回我走着，碰到了科斯特罗马，可见她已被释放了。这么说来，我的话说对了，她和她的朋友马里亚出卖了我们的人。有个小伙子和她在一起，可能是个伪警。我把她叫到一边。她看我是个老太婆，并不害怕，走到我跟前。我悄悄地问她道：“姑娘，人家说你是信教的，常上礼拜堂去，是真的吗？”她答道：“真的，老奶奶！”并且拿无耻的眼睛瞧着我。“那么，姑娘，人家说，你是犹大的子孙，对不对？”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只是尽眨着眼睛。而我转身就走开了。

　　在我们共青团员被处决以后，大约只过了三天，老乡们当中突然又全都知道，苏联的传单在各个角落张贴开了。于是又和从前一样有从莫斯科广播的最新通报，此外还有科柳什卡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死也不投降！”这时人们才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你们虽然是自己人，但我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传单是谁印的……

　　我们得到报告，说是在科留可夫卡区·阿列克谢夫卡村边的一位老大娘家里，有个快要死的犹太人。他不知怎的侥幸地从德寇那里脱逃了，现在害着斑疹伤寒快要死了。他说梦话时常常提到费多罗夫、巴丘克、波普科和波布特连科……

　　也许是祖谢尔曼吧？

　　这已经好久了，我一到省支队，便问起雅可夫。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消息。因此那时我同意这种想法，认为雅可夫在从依琴雅支队到省支队的路上落入德寇的手中而牺牲了。不管这种想法多么痛苦，但是要知道，战争就少不了死亡……

　　一天晚上，我摆脱了自己支队里的事情，邀请第一分队的指挥员格罗明科一起带了一小队战士，动身前往离营地三十公里的阿列克谢夫卡。

　　派在先头的侦察员报告说，村里没有德寇，而那里的伪警都是很恭顺的，也就是说，不过是一些胆小鬼罢了。我们直向指定的房子奔去。窗户里暗淡地点着灯。我命令随伴的战士们在四周布好岗哨，我和格罗明科上前敲门。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给我们开了门。她穿着一件外套走到台阶上，用背推上了门。

　　“西多罗夫娜有病，”小姑娘说，“她正在浑身发抖，吩咐我谁也不让进去。你们是些什么人呀？是警察吗？”

　　“我们是亲戚，”格罗明科说。

　　“您撒谎。西多罗夫娜根本没有亲戚，只有妈妈和我一个人……你们最好还是别进去，我们这里有人害伤寒。妈妈派我照顾西多罗夫娜奶奶的，给她弄吃食。我正在给她煮稀饭。”

　　但是我们还是走了进去。小姑娘那对灵活的、稍微有点儿古怪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我们。屋子里月光比灯光还亮。墙壁都熏黑了，炉灶也好久没有粉刷；又冷，又不舒服。

　　老大娘在黑洞洞的角落里转着身，用嘶哑的声音问道：“是你吗？纳斯嘉？”

　　“西多罗夫娜，有几个人来找你，他们说是亲戚。”

　　“决不会的，把他们赶出去。”

　　她没有商量，就叹着气，转过身去，稻草垫子沙沙地响起来，看来她不是又睡着了，便是昏迷了。

　　“看见没有？”小姑娘说了。

　　“还有什么人住在你们这里吗？”没有等到她回答，我便故意大声喊道：“我是费多罗夫，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的这位同志也是游击队员。”

　　两条赤条条的细腿马上从炉台上放了下来。

　　“啊，原来是您！”我听到了微弱的嗓音。“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不错，果然是雅可夫·祖谢尔曼，我流浪时的老伙伴。他吃力地从炉台上爬了下来，用瘦长的手臂撑着，勉勉强强爬到了板凳上。他朝灯光坐下。我看到了一个憔悴不堪、胡须长长的老头儿。

　　事实上雅可夫总共才二十六岁。他长久地喘着气，看来从炉台上到板凳的这几步路使他够累了。他瞧着我微微一笑，这是一个哆哆嗦嗦、断断续续的笑。只是那对大眼睛却显得喜气洋洋。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可夫重说道。“这么说，您还活着哩。我早听人说过，可是不相信。这里有人说，费多罗夫离得不远，但是我病得很重，有时人们走来谈起您，后来我总以为那是我的梦话，而且不相信。”

　　大概格罗明科和我望着雅可夫，就象违反怜悯心一般望着必死无疑的人一样吧。

　　“您别以为我快要死了，”雅可夫说。“我已经死过两次，几乎被打死五次，但现在，在我看来，已经快复原了。生的是斑疹伤寒，”他按着说，急急地想尽可能一口气说完。“老大娘和这位小姑娘可真是好心人。我不知道……”

　　“你究竟出了什么事？”我问。

　　雅可夫对格罗明科瞅了一眼。

　　“这位是我们的游击队员，你尽说无妨。”

　　格罗明科伸手给雅可夫。可是雅可夫没有把自己的手伸给他。

　　“我身上脏，”他说，“您别碰我。她们没有力气给我洗澡，可是她们这样对我已经了不起了。您要是有时间，坐一坐吧。我不要求您带我走。我欠着这两个人的人情，因为我在她们面前是有罪过的，我很感激她们。”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拿袖子抹掉了脸上的汗水，接着说：“我吃下了巴丘克的信，要不这样不成。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我很抱歉，有罪就该打，可是大概不会打象我这样虚弱的人吧。是的，您要知道，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是非常英明地叫我不离开您……西蒙年科在哪里呢？”

　　“他也走了。”

　　“他会到了妈妈没有？”

　　“我在她那里做了好几天客。”

　　“他是个大好人。象我一样，爱妈妈，爱家庭。您看他会牺牲吗？也许不会。也许他还在打仗，在打德国人，您认为怎样，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我们随身带来了一点儿面粉，一块油脂，一大块糖——这种糖，在卡普拉诺夫的仓库里还剩下半袋了。

　　雅可夫把这一切财物全放在板凳上，两手微动，嗓音里带着突然的贪谗心说：“我现在可以吃一点儿吗？您要知道，生过斑疹伤寒的人是很谗的……”

　　他啃着油脂，把纸包着的糖塞给了小姑娘：“纳斯琴加，给你……”他使劲地嚼着说，“大概我一下子不能吃那么多吧。我听到医生劝我忍耐。纳斯嘉，你别拒绝，我知道，所有的孩子都爱吃甜的。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她已经不是孩子了，她能象老大娘那样给孩子们讲打仗的故事。我真想念那些谈话，您大概认为我说的还是梦话吧。您有时间听吗？”

　　我请求雅可夫，只要是气力够的话，把自己遭遇的一切按着次序说一遍。他马上便开始了。有时侯他转上一口气，嚼着油脂，接着把它放在一边又讲下去。格罗明科说，他要在街上去等我。屋子里空气又闷又腻，好象在设备不好的医院里一样。我也有点不舒服。我向雅可夫提议立刻和我一起动身到营地里去。他摇摇头。

　　“我恐怕没有这种权利。现在我必须供养和看护这位曾对我这样关心的女主人。您别以为雅可夫不想当游击队员。我力求活命，好为所有居民的苦难和自己的苦难报仇。我已不相信妻儿还活着，不，您别劝我吧。等老大娘复了原，我准上您那儿去。您要注意，我现在还没气力从地上捡起步枪，不用说开枪了。那么，您听吧，如果可能，别走开，这真是个痛苦的故事！”

　　我在一张跛脚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我本来要听听雅可夫的故事。他的罗嗦使我生气，但我懂得这是伤寒病和长期孤独的缘故。

　　“您以为这里真的没有危险吧，要不，您带了警卫队吗？”雅可夫问道，“为什么再添牺牲者呢？要是您为我牺牲了，那将是我一生最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当然不希望您走。事情是这样的：我离开伊琴雅支队时，不知怎的想起了住在科留可夫卡的我老婆的叔叔，伊兹拉利·法因斯坦。他在炼糖厂里当马具工人，常在假期里骑马到尼真来，我们俩便在那里一起大喝烧酒。那时我们是快活的。他身体很强壮，有钢铁般的坚毅精神；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参加过十月革命，后来还亲自见过萧尔斯，甚至用情报帮助过他。我胡思乱想起来，说不定我的老婆已从尼真到他那儿去了，决不是在尼真被扫荡队抓去的。于是我拐到科留可夫卡去了。农民们告诉我，那边没有德寇，游击队完全控制一切，仿佛连苏维埃政权也组成了。这消息使我高兴极了。哪知一切完全相反。实际上，游击队已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了。顺便说说，那边不知为什么没有德寇，或者他们害怕立刻进来吧。他们好几个钟头还不出现。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象在猛烈的暴风雨以前，雷电已经打闪的时候以后。

　　我上药房去，心里这样想：要是伊兹拉利还在城里的话，药房里一定知道。那边的药剂师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药剂师不在。看门的女人对我说：‘快快逃跑吧，犹太人害怕迫害，全都躲在家里。’我问：‘伊兹拉利呢？您大概知道他吧？’看门的女人回绝我说，伊兹拉利和他的妻子儿女已经动身上尼真去了。那就是说大家正好走了相仿路。我刚在这么想的时候，机器脚踏车部队已在街上急驶过来。您知道，我在那个时候还没留胡须，外表看来近乎乌克兰人：小胡子长长了。我记得在尼真是，机器脚踏车部队横冲直撞为的是要强烈的喧嚣和恐惧，却不会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停下来。这是安全的时机，于是我便勇敢地回到街上。我想，上哪儿去呢，上伊兹拉利住的那所屋子去吧，它就在医院旁边。您在听着我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还是已经打起盹儿来了。”

　　“你会累坏的，雅可夫，”我说，“吃吧，别忙。”

　　他又抹了抹额头，然后嚼了一会儿。西多罗夫娜在屋角里呻吟，小姑娘在炉子里放了几块劈柴，又向我要火柴。我把打火机给了她。她点着了火，双手向它伸去，就那样长久地站在那儿，也不四下望望。

　　“整个的惨事在这儿，女主人被我传染了，”祖谢尔曼说。“她做好事花了极大的代价。她已五十出头了，现在是怎么样的心境呢！对伤寒病来说，最糟的是心里不快活。她可能死。在她那方面这是何等牺牲。您要注意，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预先警告过她，但是老大娘说，只有上帝才能够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上帝要带走她的灵魂，那反正是免不了。我本来早就要离开的，可是因为发烧害病，已经不能走动了。”

　　雅可夫谈了不下一小时工夫，连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我不准备把他的全部引用过来，故事的继续部分是这样的：

　　德寇在第二天就挂出一道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得到集合地点去，随身带着全部财物。德寇已经大批开到。要逃出镇去是很困难的。那个药房看门人的妹妹在医院里当保姆。她和别兹罗德内医师说妥以后，就把祖谢尔曼放到病床上去，那时他还是完全健康的。

　　可是事情却这么发生了，当天晚上，德寇决定来视察医院，为的是要把它改成陆军医院。他们把守门人推在一边，径自走进病房来。

　　祖谢尔曼听见他们在隔壁病房里这么询问病人：“从哪里来的？什么民族？”

　　逃走已经不可能了。窗户朝街，房门通走廊，而德寇就在走廊上。就在这儿他把巴丘克的信吃掉了。

　　“我已经完全同生命告别了，因为我知道投案登记意味着什么。为了要记住巴丘克写给您的信，我很快地把他的信过目了一遍，然后急忙把它嚼烂了咽下去。我尽打噎，但德寇没有听到。这时候药房看门女人的那个亲戚进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保姆。她们带着一副担架，并且低声对我说：‘躺下吧，病人，你现在是死人啦！’我躺了上去。她们拿被单把我盖上，从德寇和伪警身旁抬过。我听到声音：‘这是什么？’妇人象说家常话一般很镇静地回答：‘害伤寒病死的。’有个伪警把被单揭了一下。我大概苍白得好似尸体，因为他漠不关心地说了声：‘啊……’，于是我便给抬进了院子。但是那里也有兵士，妇人们把握抬进了停尸室，抛在板台上。那里躺着三具尸体。因为有些人实在是生伤寒病死的，特别是那些脱逃的俘虏里头的。我躺着，躲在死人中间，可是比他们更难受。我那么躺了一个多钟点。从这时候起，在九昼夜之内，德国人一走近医院，我便飞奔到停尸室去，躺在那些可怕的伙伴中间。夜里，我有时能到城里去，鼓动犹太人逃亡，别去登记。在谢甫琴科大街上，好象是在十九号房子里，我找到了几位好人。他们和你们的女游击队员马鲁霞·丘赫诺有联系。丘赫诺叮嘱我必须忍耐，叫我暂时帮她写传单。有一天，我睡了一觉，打从停尸室来到那间房子时，那里已经只剩一堆灰烬。人们告诉我，早晨德寇把马鲁先·丘赫诺和一批犹太人一起在街上押送过去了。三百个犹太人和俄罗斯姑娘马鲁先·丘赫诺都给枪杀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体温到了三十九度。我认定，现在已经反正一样了，呈现了不顾死活的勇气，第二天一早便公然上城里去了。我把手指扣在手枪的扳机上，而在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一颗手榴弹。

　　我村郊碰到两个骑马的伪警。象在军队里学过的一样，我让他们接近到很近的距离，首先枪击了一个。另一个开枪打我，没打中，我跑过一边，对他扔出了手榴弹。无论如何，马儿独自溜走了。也许这个巡警受惊跳下了吧。我也跑进了田野，并没有人来追我。”

　　祖谢尔曼害着伤寒病，勉勉强强移动着脚步，顺着大路和森林潜行，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在几昼夜中，他冒了很多险。最后他跌到在水沟旁边，失去知觉。过路的把他装上马车，载到了自己的村庄里。他醒来已经在西多罗夫娜的草屋里了。

　　“她给我喝牛奶，虽然没有奶亲。她给我烤马铃薯。而现在您瞧她又把病传染上了。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明白，全是我的错。等我复了原，参加支队时，您该给我一顿斥责，或者更重的处罚我。”

　　他把巴丘克那封信的内容转告了我。

　　“这封信是雅沙，就是说巴丘克同志当面口授的。他的妹妹让娜记了下来。她对我说，要是我能象演员那样背得出来就更好。可是当时没有时间。我在路上真的试过，背得出一点儿，可是并不完全。在生病以前，我记得信的开始部分，就象记得九九表一样。等一下，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说不定我还背得出来……”

　　祖谢尔曼合上眼睛，好久没有做声。我也沉默着。小姑娘照旧背朝我们站着，在她生起的小火堆上烘着两只手。可以听到老大娘怎样喘气，木柴怎样噼哩啪啦地响，纳斯嘉怎样咂糖。看来这个饿透了的乡下姑娘好象什么事都与她无关。

　　祖谢尔曼总是不做声。我心里想，他是不是已经睡着了，这时，纳斯嘉突然背着炉子转过身来，急忙把糖吞下，用平静而认真的声调说：

　　“信是这样开头的：‘省委书记同志，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

　　祖谢尔曼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带着隐藏不住的恐惧心盯着纳斯嘉。

　　“什么？”他喊道。“你从哪儿知道的？”

　　纳斯嘉立刻明白他吃惊的原因。

　　“雅可夫叔叔，”她连忙说，“您已经忘了。在您病得很重，已经以为快要死的时候，您自己要求我把它背熟的啊。您高声说着，叫我或是奶奶记住，然后设法传达给支队里的这位叔叔，”她指了指我。

　　雅可夫重新坐下，有气无力地微微一笑。纳斯嘉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在他身边坐下。

　　“一个受苦受难的小姑娘，”他说，“您想象一下吧，连接两个病人。奶奶虽说是安静的，我却是暴躁的。”

　　“呶，您完全象个喝醉酒的，”纳斯嘉证实道。“您想要逃跑，是我把您安置好的。”

　　“是我高声念信吗？”

　　“是的。另一回您说梦话，好象费多罗夫叔叔就在这间屋子里一般，又大声念起来。我想记下来，可是您不允许，直嚷我是傻瓜。但是要知道对病人是生不得气的啊。”

　　“啊，谢谢你，纳斯嘉，啊，谢谢你……真是这样开头的：

　　‘省委书记同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巴丘克起先口授了您的名字，但是后来又叫从新起头，他说，提到名字是危险的。）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组里共青团员和其他青年现在共有十二名。但不单是年青人。大家全都热望工作。遗憾的是我们和党区委失去了联系。我们记录、分发苏联情报部的通报、印刷传单，暂时在我们的熟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我们感觉到这还不够，希望不久能做得更多。我们在各方面竭诚请求，只要党省委完全指望我们就是。只有死才能够阻止我们……”

　　雅科夫又不作声了，接着自己承认道：“往后我背不出来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记得内容吗？”

　　“巴丘克还请我口头上转告，要您务必估计到他的生理状态，这就是说双目失明……不，他并不是请求减轻工作。恰巧相反。他说，他有做秘密工作的长处。他是个瞎子，人家认为他是个一筹莫展的残废人。雅沙请求道：‘叫省委派给我任何任务吧，我年轻力壮，吃得起苦……’”

　　“信里还说到什么？难道说除了你念过的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了？”

　　“唉，不，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怎么的。那里头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难于传达这些问题了，可是我竭力来试试看。例如，下面正是我想起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德寇准许开办手工生产：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合——食品业、木器业等等。军需处和司令部都答应来定货，所以巴丘克提出问题，能不能以来这些生产据点。他本人甚至想组织一个劳动组合，以便在这个幌子下集结自己人。这件事不会做错吗？”

　　“换句话说，应不应该利用合法的组织方式来团结我们的拥护者？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正是！接着是这样一个问题：应不应该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组织小组？”

　　“怎样的小组呢？”

　　“研究党史和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就象革命以前，当时老布尔什维克们在工厂里领导过的那些小组一样……还有这样的、似乎是最后的问题。他们，也就是说巴丘克这一组，能不能够对司令官、区长和其他德寇的傀儡们实施恐怖行动。可是巴丘克在自己信里说，有些同志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引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个人的恐怖手段……”

　　“个别的吗？”

　　“是的，不错，那里有那么一个儿。信末了，雅沙有说，他在等待您的指示，小组会做好党命令他们干的一切工作。”

　　房东老大娘在屋角里转动了。

　　“水，纳斯嘉。”她低声说。

　　纳斯嘉跳起身来，急忙递给她一杯水。

　　老大娘啯啯地吞了几口，接着相当大声地咕嚷道：“你们已经把我吵醒了三次。难道应该这样吗？至少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啊……”

　　“请您原谅，老大娘，”我说。“我们马上动身了。或许您还会和我们在一起的，雅可夫，对吗？”我再一次向雅可夫建议道。“我们那里并不坏，住在村子里，我们的看护长还有整幢的房子。你一痊愈，咱们一起去打德国人。要知道我们可能说走便走，那时候你只好到田野里追风去了。”

　　“唉，真的我想去，也就是说，这是我的理想，但您了解……”他对老大娘躺着的屋角那边点了点头。

　　老大娘看不到他的动作，可是猜到了他谈的是什么。

　　“去吧，去吧，雅可夫。你已经躺够了。你和游击队一起去逛逛吧。队长，带他去吧，我们连自己也没有什么吃的了。”在这几句仿佛粗鲁的话之后，老大娘没有改变语调，接着说：“你们只要把他裹起来。雅可夫的军大衣太单薄，在寒气里要招凉的。”

　　我说，我有件皮袄在橇车里。

　　“好，老天保佑你吧。纳斯嘉，你把大炮①拿给他吧。用烂布包着，放在切尔尼多夫圣母像的背后呢。”

　　【 ①老大娘不熟悉武器，把手枪说成了大炮。】

　　小姑娘从黑暗的屋角里拿来一枝手枪，交给了雅可夫，又帮他穿上军大衣。雅可夫用发抖的手拉下飞机帽，向老大娘那边迈了几步。

　　“不要走过来，不必啦。”她劝阻道。

　　“普拉斯科夫雅·西多罗夫娜！”雅可夫叫道。“您就是我的母亲！我不会忘记……”

　　“够了，雅可夫，”老大娘答道。“我不是你的母亲，你也不是我的儿子。我做了我能做的事罢了；这么着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咱们的祖国。祝你健康，别生病，要是你将来打德国人，请你不要吝惜，为我开上一枪，也为这个纳斯嘉开上一枪。”

　　小姑娘也和我们一起走到街上，想帮助我们把雅可夫扶上橇车。但是我的人到了，她裹着外衣默默地站在台阶边。

　　“再见，好心的小妹妹。”我说。

　　“再见，亲爱的纳斯嘉，再谢你一次。如果我们再碰见的话，请便，只要你乐意，我的就是你的！”雅可夫感动地说。

　　纳斯嘉很有礼貌地把手伸给雅可夫、然后伸给我，伸给我的全体伙伴，接着轻轻地说：“费多罗夫叔叔……”

　　“说吧，说吧，”雅可夫鼓励她说。

　　“你们那边树林里……倘若能够……请打发人送一捆发火柴给奶奶吧。她说，至少得在临死前烤一次火……我原想自己去的，可是让她独自留下来可不行。”

　　当然，我允许第二天便派人送去。可是事情不凑巧，就在第二天早晨，德寇逼着我们大战一场。我们跟他们一直打到深夜；第三天也很紧张。直等过了两天，我才能派几名战士送木柴去给西多罗夫娜。除木柴以外，卡普拉诺夫还给她装了半袋面粉、一些面包干和肉。

　　战士们回来报告说，老大娘死了，房子已被钉上了木板。

　　我根本没有看见过她，只听到过她那嘶哑的、衰老的声音。我们没有及时遵行她的请求，感到非常惭愧。

　　巴丘克的信在写好以后两个月才来到我手里。而且还不是原信，只是它的口头叙述。在这段时间里，尼真出了什么事呢？由这位勇敢而聪明的盲人组织起来的小组，是不是还在活动呢？巴丘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答复呢？他是不是依然在考虑他向党的省委书记提出的一些问题呢？再说，他本人到底还在不在世上呢？

　　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其他的委员们都不知道。

　　要是我们现在答复巴丘克，给他明明白白的指令，那么他什么时候才会接到答复呢？我们反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派个人上他那儿去。我们既没有电话、无线电，也没有邮局。我们的通信员连乘车到他那里去都不可能。他们既不能坐火车、坐汽车，也不能起码，必须步行。自然，并不是轻易走去的，而是步步冒着生命的危险潜入的。

　　省委绝对无法随机应变地指导，也就是说，无法很快地响应发生在距离我们很远的地区里的事件，及时把意见、人员和武器支援他们。要知道我们本身和省支队一起也往往被迫变更自己的驻地。区委的使者们上列依明塔罗夫卡，有些甚至上古林诺，在那里只找到了我们的踪迹——空空洞洞的地下室、枪弹壳和德寇的尸体。有些区委通信员失去了找到我们的希望，回去了；大多数顽强不屈的人就向农民们打听奥尔连科游击队在哪里。可是，象读者早就知道的，由于某种原因，农民们并不十分乐意供给这种消息。

　　直到正月初，库兹马·库尔科在三个月的出差之后，才从雅勃隆诺夫卡区回来。他报告说，省委的忠实干部、地下工作者博依柯同志在领导一小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用油印机印了传单来分发，在农民中间进行口头宣传，还经常割断雅勃隆诺夫卡和波略丁之间的电话线和电报线。小组处死了两个卖国贼村长。就在最近，因为有人告密，伪警把博依柯同志逮捕了。他设法逃走，但在森林里被追上就地枪杀了。

　　现在领导雅勃隆诺夫卡基层组织的是一个叫兹林科的候补党员。这个小组不大，处境困难，目前的活动限于组织收听广播和印发有苏联情报部通报的传单。使同志们感到困难的，不单是因为德寇和伪警在追踪。这个小组的一部分组员是外来人。

　　“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库尔科在自己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怎样谋得生活资料？游击队能够以战斗缴获德寇的供应品，可是地下工作人员呢，如果没有自己的生产事业，上哪儿去啊？他必须去做工。唉，现在哪有工作？如果在国营农场或者工厂里，那就有机会来鼓动，同时也有机会在群众中间解释真实的情况，发动怠工，其他的事情也都可能进行。唯一的不幸是雅勃隆诺夫卡没有一家开工的工厂。德寇把国营农场也收歇了，把集体农庄改成由十户人家组成的公社，只收容本地居民。嗳，这里有什么事好干呢？”

　　“您怎样开导他们的呢？”

　　“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人民群众的救济。好象你在旅途中打尖的情形一样：不是沿门求乞，便是受农民们的殷勤招待。不过你要开闸放水到，单身路过是一回事，如果已经住定下来，那是另一回事。”

　　顺便说说，这时库尔科已经变了样。人瘦了，皮肤粗糙了，烟抽得非常多。因为他是个外来人，可以说是客人，拒绝他抽烟是怪不好意思的。他做报告时吸掉了我两天的定额。当我们跟他说，他的妻子住在霍尔梅，我们和她有联系，甚至于还交给她一些不大的任务时，出乎意外，他并没有惊奇。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对什么都不再惊奇了。但是，请您别给我假期吧。比起游击队员和士兵来，地下工作者最困难的是什么？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地下工作者的困难是能看到自己的家庭，看到自己孩子的苦楚。从这里就产生了弱点。而且各种不同的人要按各种不同的方法才能克服这种弱点。我不去，现在绝对不去！”

　　“库兹马·依凡诺维奇，我们并没有叫你去呀。”

　　但是库兹科激动得不得了，装烟时手直发抖，把烟丝倒翻了，大概至少撒了一半。

　　这样他又干新的任务去了，没有跟妻子和女儿会面。

　　同时，雅可夫也和库尔科一起联系巴丘克去了。他刚刚稍微硬郎一点儿，就自己要求到尼真去。他说，没有人比他更熟悉那条路的了。我起初有些犹豫不决。可是雅可夫却把我说服了。我们人员中的确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尼真，事实上，他自然比别人更容易找到巴丘克那组人。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让他去了；而他却是喜气洋洋，看来很健康，而且兴高采烈地去干这件任务。

　　正月初，奥斯捷尔地下区委会委员萨瓦·格列申科经过长期流浪之后，忽然遇到了省支队的哨所。他已经精疲力尽，衣服破烂，还挨着饿；可是得知省委会和省支队已经在一起的时候，他高兴极了。我们给他送食物到司令部来吃。他一面吃，一面作报告。

　　格列申科讲述了奥斯捷尔地下区委的艰难处境。他们事先组成的游击队帮助红军部队冲出了包围圈，后来便无法向后冲进沦陷区来。大多数同志都随着我们的军队走了。只有区委书记格卢申科领导的一小队人越过战线，回到了奥斯捷尔森林。

　　可是他们在这里查明，粮食的窖藏和武器的秘密仓库已被一个卖国贼司机出卖给了伪警当局。由于这个原因，重新建立游击队几乎不可能了。区委投入全力来建立乡村地下小组，曾建立了六个，每组有四个人到八个人。除此以外，他们散发了手抄的苏联情报部的通报。这些小组成了未来的游击队的支部。他们在树林里和田野中收集武器，在共有的森林地窖里已经收集了二十箱手榴弹、一百多支步枪、两挺手提机枪和一万多发子弹。

　　“啊，同志们，”格列申科说，“假若我们确实知道省委会照旧存在，那我们工作会轻易多少啊！”

　　“为什么？”波布特连科问道。“我们能拿什么来帮助你们呢？”

　　“但是这真的单纯是一个援助问题吗？你瞧，你们现在告诉我，从赫鲁晓夫同志那里获得了消息。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你们自己也还没接到过任何援助，对吗？我们区里的共产党员，和你们一样，也意识到我们的活动不限于自己的小组，省里这样的小组散布得极多，意识到还有省委肮……难道你们自己不懂得吗，尼古拉依·尼基吉奇？”

　　“难道你们果真一点没有听到关于我们支队的消息吗？”

　　“我们听到过支队，甚至听到过两个庞大的支队——奥尔连科②的和费多罗夫的。但是说到省委会呢，我们接到最后的指示还是在十一月里。”

　　【 ②奥尔连科这个名字是我的游击队的诨名。但是我不只一次从居民那里听到关于两个支队的存在：奥尔连科的和费多罗夫的。我们没有兴趣来否认这种谣言。——作者。】

　　“指示合用吗，答复了你们的紧急问题没有？”

　　“现在有许多新的问题发生了。比如，区里还有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有些人已经在伪警察局里登记过了。有些人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立场显然是叛徒，至多是些胆小鬼；可是也有些不得不去登记的人。”

　　“嚇，假定说，我吧，绝对不会去登记，无论什么都强迫不了我去登记！”德鲁日宁愤然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我也和您一样，这是另一回事，”格列申科反驳道。“听吧，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事。记得红军集体农庄的钳工吗？你们应该记得他——尼坎诺尔·斯捷潘诺维奇·戈尔巴奇。他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技师。早在去年就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意见，呼吁提前修理农业机器。他的相片登在第一页上。一抹小胡子，叼着烟斗，鼻子旁边还有一大颗痣。这正是他本人。一个候补党员。然而主要的是到处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工长，本行的专家。他不仅是钳工，而且还是铁匠、镟工、自学成才的机器匠。他精通拖拉机、任何的发动机、任何的机器。真是位天才。农业机器站屡次邀请他，可是他不去。他专爱自己的村庄，他的蜂房在那里。但主要的是他爱自己的集体农庄，并且以此自控。看来他是真正的苏维埃人吧。可是你瞧，想象得到吗，他去登记了。”

　　“这就是说，他没有良心。你们区里的共产党员们忽略了他富农本性。”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甚至把小胡子也剃了，为了保密起见，还想把痣也割掉。可是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就好比帮不了您或者尼古拉依·尼基吉奇的忙一样。如果老乡们认识一个人，那就够啦！不管你怎样改头换面，特征还是找得到的。假定说，对不起，我记得尼古拉依·尼基吉奇的鼻子。而您呢，就记得他的耳朵。再说，您总能凭他两只手来确定一位老铁匠吧。对吗？”

　　“往后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尼坎诺尔不愿意撤退。他声明情愿打游击。可是我早就说过，我们必须从林子里回去。我们和他商量好，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调他到偏远的村子里去。他并没有争论，带着老伴儿上泽林诺亚·布达的亲戚家去了。当然，那里接待了他，集体农庄，或者照现在的称呼是公社，简直高兴极了。这意味着什么？当然，他在那边也给认出来了，他们领他到住房去。有许多房子空着，房主任都撤退了。那时他说明：不能干活。他故意把一只手缠上了绑带。他们对他说：‘不要紧，想来就会养好的。’尼坎诺尔通知我们，又托人来转告，叫我们给捎些传单去，说那里有的是好人；还说，假如需要的话，我那个地窖是很大的，可以印刷。他遇见我们的人员时，甚至还提议把印刷机零零散散地从林子里搬给他，说他懂得怎样装置。带便说一句，印刷机是完整的。当伪警拆开地窖时，把它损坏了一点儿。大概是他们拿石块砸的。简单说来，我们没有把机器搬给他，因为打听到他已经登记了。他到伪警察局去声明自己真正是候补党员，还具结停止一切抵抗，按照那上面的规定，他承担着报告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的义务。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时，情绪变得坏透了。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最自觉的集体农庄庄员、理事会的理事也去了，那你还能相信谁！结果，我们现在必须向他报仇，必须杀掉他。要知道他毕竟知道秘密接头地点的啊。他不仅知道区委委员们，连全体区委委员的亲戚也都知道。假如他忽然要按着他在德寇那里具的结来做，那怎么办呢？可是我们谁也不想杀掉他，却怀疑他是卖国贼。不用说，他出来了。他自己来找我们，把事情原原本本解说了。但我们开除了他的党籍，否认他是自己人。事情毕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一天，德寇农产管理部长和一个原在区土地科的工作人员——现在好象是个卖国贼，给安顿在经济部下面——来看尼坎诺尔，说：你不是某人吗？他企图否认，可是那个我们原先的工作人员原来认得他。说：你把小胡子剃掉了。他答道：一点不错，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叫他坐上马车，把他载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打谷场，命令他马上修好蒸汽机。德寇要动手打谷了。有个德国兵，也是个机匠，正在蒸汽机旁边拨拨弄弄，看来不知道咱们机器的构造，对它一点没有办法。尼坎诺尔指指那只手说：呃，我不能工作。他们商定，不要他亲自动手做什么，只要开口解说一下就行。于是老头儿当真迷住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本来在默默地反复对自己说，你这个秃头鬼，什么都别干啊。他们围着机器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地转来转去，可是什么岔子都找不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用激将法了：怎么这样一位有名的机械师也认输啦。我忍耐不住了，中了计，或许是要在德国人面前显显自己的本领。我的手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伸了出去——神智还没有来得及清楚，机器便开动了。我说，随你们怎样判断吧，但是要知我一生从来没干过地下工作，到和钢铁打过三十多年交道。’在这桩蒸汽机事件以后，他们对他说，德寇当局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去登记就行。接着他们把他带到警察局去。就在那里他具了那个结。过了几天，他来看我们，请求把这件事完全当作一种手腕，并且说，他痛恨德寇，准备为咱们的事业贡献生命。统筹兼顾，有时侯结果常是这样的。”

　　“但是这是一件例外事件。”我们反驳格列申科道。

　　“每一桩事件按自己的方式都是例外的。在登记的共产党员中间，绝非全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有一位同志，也是不久以前入党的，是位教员，找到我们说：‘虽说我有罪，虽说我不配有党员的称号，可是别剥夺我人的称号吧。给我一个任务试试。我承认，撤退的整个景象在开始时把我压服了，头脑也给弄昏了。可是在我反复思量，在我看到了人民的精神力量以后，我明白死倒要比过这样的生活强。我们命令他去侦察铁路上的地形。我们说，目的是为了破坏，虽说我们还没有任何工具来从事这种活动。我们派他到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去。你想象一下吧，他在夜里从铁丝网底下爬过去，后来给我们画了一张详详细细的地图：哪里是哨岗、哪里是弹药库……我们甚至可怜这个人了，因为他白白地爬了一次。不，毕竟不能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所有胆怯的人，说他们是卑鄙角色。日子久了，更多的象那位小学教员的人会到我们这里来的。”

　　“可是机器匠怎么样了？”德鲁日宁兴致勃勃地问。“那么，这么说，你们把他开除了党籍，还使他和你们脱离吗？”

　　“老头儿开始拼命喝酒，喝起来样子真可怕。他造了一套自做烧酒的器具，蒸出那样头等的好酒，说得简单些就是精馏成的酒精。他学会把杂醇提去。当你渗上一点儿水的时候，简直象特等莫斯科双料酒。”

　　“那么，您已经尝过了？”波布特连科笑着说。“您说，老头儿脱离了啊。原来他现在对你们还有些用处吗？”

　　但笑话是笑话，格列申科提出的、在此以前巴丘克信里和库报告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重大而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具有引起地下工作者一般兴趣的性质。

　　其实，我们必须明了卫国战争中普通的地下工作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应该干什么？能够接受哪一种人到自己小组里来？他们应不应该职业化，这就是说，应不应该把自己专一献身给地下活动？他们有什么物质条件来从事这种活动？

　　城市里的地下活动小组是由工人和职员、大学生和小学生组成的；农村里是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战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医师和教员，也有小学生。这些小组是由省委或区委派遣的同志来领导的。但是党务工作者不是经常职业化的。

　　谁也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除非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入了党的党员和国内战争的老兵。不过，一则，他们这类人寥寥无几；二则，现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与他们当时工作的条件很少相同之处。

　　我以为巴丘克的问题：应不应该准备恐怖行动，应不应该组织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就是由一个老党员向他提出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社会制度而战斗。因为德寇在他们占领的乌克兰还没有实施、而且远不能实施资产阶级的制度，虽说他们当然力求这么做。他们只是暂时占领了土地而已。战争还在继续下去。德寇不仅在对红军作战，而且在对全体苏联人民作战。我们，无论是游击队员也好，或是地下工作者也好，全是军人。我们在作战。扑灭那些指挥官、农产部长、头目以及一切其他部长，这是我们军人的职责，而不是恐怖行为。扑灭人民的叛徒——伪村长、伪市长、伪警察——也不是恐怖手段。他们是人类的螽贼，不是某种新政权的代表，而只是间谍、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是罪犯，我们不是杀死他们，而是按照祖国的法律来处决他们。

　　卫国战争中的地下工作者也就是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中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前者是在相当规模的军事化团体中生活和活动，后者是被迫个别地生活和更秘密地活动。

　　沦陷区的苏联人民极其明了谁是自己的敌人。甚至最落后的农民也很快就明白占领者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人民对侵略者的抵抗不断地高涨了。

　　但是假若我们留在沦陷区的千百万人民知道了敌人的全部实情，哪怕知道了早在战争的第一年中，统治乌克兰的敌人死的已比活的多，那么他们的抵抗还会增加好多倍。

　　由于对民众说明前线的真实情况，由于经常分发苏联情报部的通报，由于揭露德寇的战略手腕——他们的土地法、‘自由乌克兰之友’的把戏、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其他等等鬼计，地下工作者振奋了人民的精神，帮助了游击后备队的建立。

　　在城市或乡村里的地下工作者必须用一切方法来阻碍德寇法律、决议、命令的实行；组织企业和农业公社中的怠工行为；揭发卖国贼；收集和转递武器和军火给游击队；为游击司令部和红军进行情报工作。

　　然而我在这里未必能列举地下活动的战士的全部职责。他的权利和物质上的机会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他们是受更多的限制的。对于雅勃隆诺夫卡地下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哪里去获得生活资料，我们只能答复一句话：同志们，去找工作吧，别管它是什么工作，你们要象老乡们一样地生活，要到处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如果必要的话，你们去给暴发的富农和地主们做雇工，去参加劳动组合，到铁路上或者德寇的行政和经济机构里去工作。我们必须到处有自己人，以便从内部来破坏德寇的占领机器。不过你要脊柱，只能按照组织的指示到这种地方去。

　　至于说到那些因受恐惧心的影响，或者因为某种‘个人的情况’向德寇登记并去供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他们是没有辩护理由的。不管钳工尼坎诺尔多么令人同情，但奥斯捷尔组织拒绝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是正确的。而格列申科说起的小学教员也必须马上开除党籍。

　　为了在人民的面前赎罪，他们在沦陷的情况下，只有一条路：就是参加游击队。在这儿，如果他们被接纳，就能够在同志们的留心监督下投入战斗。

　　但是读者要问：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呢？尼坎诺尔和那位自认缺乏胆量的小学教员不是都到党的区委来认过罪吗？他们只动摇了一下子，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叛徒。

　　倘使他们是叛徒，那么就枪毙他们。不，我们不但批准了他们的开除党籍，还要求同志们把他们开除的事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决不能把自己的良心打折扣，共产党员无权片刻忘记人民把自己当作掌舵的党的代表人。当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犯了怯懦行为时，他使我们的事业遭受的损失，要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分子带来的损失大得多。

　　德寇郑重其事地布置共产党员的登记，挂起‘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在此登记’的大招牌。事实上他们想出来的登记本身并不是为了要统计和保证共产党员的安全。自愿去登记的只是极少数的人。当然，德寇事先也知道，只有卖国贼和胆小鬼才会去登记，所以这批人就是不登记也是没有危险的。不，他们使这次登记具有另一种意义，就是想在人民中间打击共产党的威信。

　　后来钳工尼坎诺尔果真证明了他不仅不是个卖国贼，甚至还是工勇敢的人。他参加了游击队，不顾自己多大年纪，打仗打得挺好。象他所表示的，当时他被自豪心逼住了，不愿向德寇机器匠让步。由此可见，机器匠的职业的自豪心比爱国者和共产党员的自豪心更强有力了。

　　而在这时候，人民对苏维埃人的不屈不挠的公民的自豪心特别重视。当成千成百的无名英雄、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单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侵略者的鄙视而慷慨赴难的时候，我们怎能原谅一个哪怕只是稍微向德寇卑躬屈节的共产党员呢？

　　在集体农庄庄员的农舍里，在某处烧毁了的村落的瓦砾场上，在游击队的确篝火边，你总能听到关于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老乡们非常喜欢那些关于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的故事，关于视死如归的儿女们的故事，关于马克西姆·高尔基称它为疯狂的勇敢的故事。到处重说着、补充着、流传着这些故事。

　　比如，有一个关于奥尔洛夫卡地方的老头儿麦伏季耶维奇的故事。我自己听到这个故事便不下十次。它是有一九四二年初发生的事实做根据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打听到麦伏季耶维奇的姓。

　　我们共青团员侦察组——莫加·佐朱利亚、克拉瓦·马尔可娃和安德列·华哲采夫——动身到各村去收集指挥部所需要的情报，顺便把传单分送给我们的人员去散发；他们把五百张目的在于反抗德寇的传单塞在怀里。

　　在奥尔洛夫卡这个大村庄里，她们两个普通的乡下姑娘和一年青小伙子在街当中走着。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些老头儿、老太婆，以及象自己一样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侦察员象他们打了招呼，打听到磨坊去的路，带便把小小的方块传单塞到了行路人的手里。

　　关于德寇多远的问题，行路人答复侦察员说，一切都好，这里早就没有那些恶棍了。

　　就在这时候，几辆装满德国兵的卡车开着救火车的速度闯进村庄来了。我们这三个人是跑不了了：要逃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德寇一定会追赶他们。侦察员们继续顺着大路慢慢地走，一面希望德寇会把他们当做本地人。

　　有十五个德国兵来到村子里，行动古怪极了：跳下车来向四面散开，专著了所有碰上手的人——老头儿、老太婆、少年们——把他们赶到卡车边，拿枪托冲着，强迫他们攀上车厢。他们没有搜查，也没有询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装满卡车，便开足马力向区中心霍尔梅镇的方向驶去。

　　侦察员们走上了最后的一辆卡车。车厢里挤满了二十五个人。大家你拉我扯地站着，全都吓得胆战心惊，眼睛乱翻，面无人色。

　　最初，他们只是互使颜色，但过了约莫五分钟，便开始低声交谈了：

　　“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们运到哪儿去呀？”

　　“为什么逢人便抓呢？”

　　人们在卡车里东摇西摆，你推我挤；他们倒下来靠紧着坐在车底上。姑娘们尖叫着，老大娘们呻吟着；她们已经变成习惯自己新的环境了。

　　“娜契卡，干么你一股劲儿压下来呀？”一位大娘叫道。“你要知道，小鬼，我的膝盖已经碰伤了。”

　　“没关系，婶婶，将就行吧，”从人堆里传来了不知是谁的老年人的沙哑的声音。“你们该道谢才对。他们是不收车费的。早先到霍尔梅去，你得出三十个卢布，而德国恩人却自己出钱把我们送上绞架去……”

　　“嗳，咱们的演员又胡说八道了，”大娘的声音回答道。“你还是不是闭嘴的好，麦福季耶维奇，没有你已经够受的了。”

　　但老头儿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说了句笑话来回答，好些人欣然放声大笑起来。这位麦福季耶维奇想必是位演丑角的老头儿，在这样的局面下也毫不失去自持力。

　　侦察员们没有细听，他们哪有心思听这种谈话。他们三个人站在车板边，低声商量着怎么办。各人怀里还留下一百多张传单。不用说搜查，抓住他们领子摇一摇就够了——传单便散开了。

　　卡车的速度开得无论如何不下每小时四十公里。它按着喇叭飞驰过一些居民点，活像救火车一般。卡车车厢里没有德国兵；可是踏脚板上都站着冲锋枪兵。他们虽然多半向前望着，而且和坐在驾驶室里的驾驶员交谈着，但人们要在开行时偷偷地跳下，当然是不让的。

　　莫加是我们三个人中间最有经验的侦察员，她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人，然后，向自己人使了个眼色，小心翼翼地从衬衣里拉出一包传单来，她把拿着传单的一只手伸出车边，使劲把传单扔在地上。风突然把方块纸片托住，卷了起来，在卡车后面飘摇，象一团云彩似的升了起来。

　　莫加面红耳赤，好象等着打击似地蜷缩着身子。卡车里大家都没哼声。传单早已看不见了，而卡车里人们还是继续站着，紧张，肃静，互相投射着探索的眼光。

　　于是又响起了沙哑似的嗓音：“这么说，德国鬼子不仅在抓人，顺便还在分送宣传品呢。真象一所带着轮子的联合制造厂！”

　　引擎在吼叫着，卡车在路面的坑洼上颠簸得轧轧作响；然而我们的弟兄们却好象听到了共同的轻松的叹息。

　　谁知道人们相信真是德寇自己散布传单，还是单为这很好的说明很高兴呢。无论如何，老头儿已把局面缓和了。谈话又开始了。

　　麦福季叶维奇已经从人堆里爬出来，安顿在侦察员们的身边。他原来是个干枯瘦小的老头儿。蓬蓬松松的灰色胡须，迎风飘着，鼻子冻得通红。可是他歪带着帽子，一撇小胡威武地向上翘着，眼睛里燃烧着狡猾的火焰。他又高谈阔论起来。他说话时显然不加思索，只是热闹热闹罢了。

　　“喂，先生们，”他捻着胡须叫道，“我们现在和外国人坐在一辆汽车里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没梦想到这种新秩序……”

　　当有人回答他时，他用肩膀紧捱着莫加，很快地开始低声说：

　　“小姑娘，你别白白地把传单抛在草原里呀。那是供给老乡们的，我了解得不错吧？……就是说，这要散在人们中间……你瞧，就要开过村子了，那时候再扔吧……”

　　当卡车驶近一座村子时，麦福季耶维奇开始奋激地碰碰我们弟兄的腰眼儿：“扔呀，你们怎么的！别怕，我负责！”

　　不可否认，他有淘气角色的天才，并且能把人家也激动起来。弟兄们在村子里扔出了一部分传单。现在卡车里的人当然全都明白扔的并不是希特勒匪徒了，然而好象商量好似的，装作若无其事。

　　孩子们在卡车后面追逐着，捕捉着飘在空中的传单。卡车里的人都哈哈大笑，全体老少都给这种游戏迷住了。

　　当踏脚板上的几个德国兵疑心地转动时，一个满面愁容的大娘叫了一声：“藏起来！”

　　车边上出现了一个兵士的脑袋。他什么也不明白，一对眼睛只是困惑地瞅着这些古里古怪的俄罗斯人。“他们在笑些什么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咒骂着回过身去。可是现在他们当然不能再扔传单了。德寇已警觉起来。

　　麦福季耶维奇情绪昂扬，不能自持了。侦察员们还剩下三百张传单。

　　老头儿恳求道：“把传单交给我吧……你们别害怕，我想法来打发它，交给我，喂，快点儿。人们将在咱们村庄里读到它。别落得一场空……”

　　他把剩下来的传单往衬衫领子下面一塞，扣上皮短袄，洋洋得意地微微一笑。他那么狡猾地眯起眼睛，使大家都明暸：现在他要表演什么精彩的节目了。

　　不错，麦福季叶维奇差点儿从人头上爬到驾驶室去。

　　“让开！”他喊道。“好人哪，让我过去吧，我受不了啦！”

　　人们还不懂他打算干什么，给他让了道，他向前挤去，疯狂地槌打着驾驶室的顶蓬。所有的人都寂静无声。卡车刺耳地刹住了。

　　“你们等等，等一下，劳驾，劳驾，只要一下子就行，立刻，”他咕咕哝哝地说，一面急忙攀下车去。

　　德寇继续笑着，他们实际上是在等待，这时麦福季叶维奇走到灌木背后，把传单藏好，还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满脸选送、洋洋得意地回来了。

　　有一个德国兵甚至拍拍他的肩膀说：“顶好，顶好，好好的集体农庄庄员，行！”

　　到了霍尔梅，所有的人在广场上给赶下车。原来德寇是领土委员的命令，将几十个村子的最先遇到的农民运到这里的。运来运去只是为了要他们听取这位委员的演说。侦察员们一打听到他们是自由的，马上就设法从自己的同路人身边溜掉。离开见证人远些比较好。在卡车里是一回事，在区中心是另一回事。

　　他们一心一意想离开。可是看来广场已经被封锁了。在散会以前，任何人不准出去。侦察员们站在广场边上，挑了一个能够最先溜跑的地方。他们到了十分钟光景，有几个德寇爬上了木头讲台，其中一个便开始演讲。

　　他骂着、啐着、威嚇着，这样大约过了十分钟。虽然他是用德语发言的，可是人们站在那里寂静无声，垂头丧气，都知道领土委员是没有什么好话说的。

　　接着翻译员——也是个德国人——说话了：“我们叫你们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告诉亲戚朋友，我们德国人是绝对不爱开玩笑的……”

　　人群里有人不自然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我们不爱开玩笑，”翻译员又重说了一遍。“我们的情报人员在村里进进出出时，在农民们中间总没有受到热诚的欢迎。这是什么？这就是森林匪帮鼓动的征象，他们劝告你们不要把食品、猪只和粮食供给德国人。我们认为这是怠工行为。我们认为这是服从已被消灭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表现。由于以上这种表现，我们不愿再宽恕，要加紧无情地消灭这些巢窟。枪毙，处决……”

　　就象在继续翻译员的发言似的，有人在人群中用完全和他相同的声调说：“剁碎了腌起……”

　　“那里说的是什么？”翻译员严厉地问。

　　大家不做声。

　　“请他重说一遍，我听得不完全。说话的是谁？”

　　人堆里举起了一只手，弟兄们看到是麦福季叶维奇的。显然，老头儿冲昏了头脑，遏止不住了，卡车上的成就鼓舞了他。

　　“翻译员先生，说话的是我。”

　　“您想要说什么？”

　　“我想支持你们发起的事业。您说‘枪毙和处决’，可是我认为那还不够，因为还有不正确地服从的人，还有些不分皂白的人，还有些向对方卑躬屈节的人，等等。他们在危害农民和新政权，他们……总而言之，我全心全意支持你们的措施……”

　　翻译员未必了解老头儿所说的一切。可是他显然断定这位老头儿是人民的呼声，而这种呼声是在支持他。

　　翻译员继续发言，而麦福季叶维奇便不时叫喊着：“对！就得象这个样子！妙极啦！请说下去吧！”

　　同时他令人惊奇地保持着镇静的表情。

　　翻译员发言完毕后，和土地委员、霍尔梅伪市长和一名伪警谈了几句。接着拿一个手指儿招呼麦富季叶维奇过去。老头儿攀上了讲台，象沙皇的兵士般站在土地委员的前面，挺胸缩肚，紧盯着长官们。

　　翻译员凑着他耳朵咕哝了些什么。麦福季节耶维奇的脸上表示领会和同意，然后转过身来对着群众开始讲话。

　　一开始，农民们多半他他当作是德寇的奴才，绷着脸听他。

　　“公民们！”麦福季叶维奇象个真正的演说家似的叫了一声，但立刻转身向翻译员说：“请原谅，照旧习惯说溜了嘴。先生们！”

　　他又喊了一声。“敬爱的农民们！他们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对我们说德国希望人民安居，希望快快结束战争，打垮残余赤军。德国委员老爷说得对，我们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共同从事农业，而唾弃政治活动呢？可是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老乡们还在帮助森林里的匪帮，帮助那里我们各种各样的兄弟、姐妹和儿女。难道这是新秩序吗？我提议拥护委员老爷的提倡，从今天起，如果你们的亲戚，或是我的儿子、兄弟从森林里来了，便一把揪住他的后颈，拖他到警察局去。要是他反抗的话，就把他象打扰我们的恩人——德国人的土匪那样就地正法。”

　　麦福季叶维奇非常严肃地说着这一节话，不时回头望望德寇。当然，他已经看出翻译员的俄语程度很差。老乡们也明白了麦福季叶维奇的把戏。有些人微微笑了；可是有些最最慎重的人却对他做着暗号：皱起眉头向一边点着头，意思是说，信口瞎聊够了。但麦福季叶维奇不听从这种主见。

　　“我认为，”他继续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先生，但毕竟还不十分了解德国人已给我们带来了解放。现在是我们停止仇恨、要什么就把什么交给胜利的德国人的时候了。如果德国人到我家里来带走母牛呀、猪呀、鸡鹅呀，你们以为我会打架吗？不，我高高兴兴地全部奉献。昨天，他们来要寒衣，为的是使莫斯科附近的德国兵不致冻僵。所以我明明白白、高高兴兴地贡献了一条裤子，倘使德国人需要，我连衬衣也会奉送。因为我以德国人肚子里装着我的鸡子，穿着我的裤子去打赤军和游击队而自豪。”

　　人群里早已有许多人在微笑，有些人勉强忍住了笑声。

　　领土委员困惑地一会儿瞧瞧演讲者，一会儿瞧瞧翻译员。

　　麦福季叶维奇转向德国人道：“翻译员先生，请您告诉首长，为了德军的胜利，乌克兰人既不会吝惜裤子、鸡子、妻子，也不会吝惜孩子的……”

　　他直等到翻译员满足了他的请求。显然，委员已经放心了，微微一笑，并且鼓起掌来。

　　麦福季叶维奇也微微一笑，提高了嗓子继续说：“作为一个忠实的老头儿，我必须按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说，我本人还没有充分表现出对德国人的爱戴。要是我年轻些，嗯，象这个小伙子，或者那个小姑娘，”他指着人群里的什么人说，“我就要到森林里去，动手扑灭那些正在破坏我们幸福生活的混蛋……”

　　现在，人堆里已经没有人笑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十分严肃地倾听着。翻译员以锐利的目光瞅了演说者一眼，可是又放心了。

　　麦福季叶维其说：“我要自愿参加警察部队，领一支步枪或者机枪，去对那些藏在林子里的布尔什维克证明一下，不单是他们才能够使用武器。要是我年青些，我决不会和老婆坐在家里，象那些警察大爷般大喝烧酒。我会向德国人表明咱们乌克兰人能重视自由，咱们中间还有些勇敢的人！”

　　伪市长是西部某省的乌克兰人，虽不完全懂得老头儿说的混杂的俄罗斯话夹杂乌克兰话，对揣度到他的演讲词中包含深意了。他俯身向翻译员低声讲了几句。可是翻译员回答时瞧不起人地微笑着。他深信自己是精通语言的。

　　麦富季叶维奇更进一步深入自己扮演的角色，忘记了小心谨慎。他徒然触犯了伪警。这里有几个带着臂章的伪警在场，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防止游击队，不如说是酗酒和抢掠居民。他们中间站在离讲台不远的一个嚷道：“喂，老头儿，你想进行鼓动干么？！打住那种自我批评吧！”

　　可是麦福季叶维其没有着慌。他转向翻译员愤怒地说：“官长老爷，难道我说得不对吗？要为我们的胜利而加紧斗争，对不对？”

　　“对极了，”翻译员答道，“好，收场吧，”他示意要麦福季叶维其离开讲台，但是老头儿假装不懂。

　　他对伪警叫道：“干么，打回来了吗？我说白白把武器发给你们这批混蛋并没有说错。你们就是害怕出去打游击队……哼，你们在挥拳捋袖干么？你说，这不是实情吗？在我这里拿走的裤子为什么不送到莫斯科附近的战场上去，却落到警长的屁股上呢？哼，你不知道吗？你们为什么拿走老大娘菲利品科的围巾呢？是不是为了德国军队呢？不，你撒谎，你骗不了我！”

　　翻译员生气地说：“停止！每星期三下午一点到二点，指挥官公署接受对警察的行为方面的控诉。”

　　“翻译员先生，他干么找我的麻烦。我在谈正经事，他却纠缠不清……我当着全体老乡的面前公开地告诉你：警察不过是些偷儿和混蛋罢了，如果是些忠实的人，就不会害怕自我批评，也不会要我闭嘴。”

　　好几个伪警聚成一团，开始顺着讲台的踏步走上去，想抓老头儿，可是委员示意叫他们走开。

　　“请原谅，我焦急起来了，”麦福季叶维其讨好地唠唠叨叨说。“允许说下去吗？”

　　“不，不，去吧。”

　　麦福季叶维其带着胜利凯旋、志得意满的微笑从伪警察身边走过。人群在他面前让开了路，立刻便合拢了。瘦小的他马上在人群里消失了。

　　“散会，”翻译员喊了。

　　老乡们开始急忙散去。自然，我们的弟兄们也没有失掉时机。当后面的广场上发出一声枪响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二百公尺光景。他们扭过身去，看见几个伪警正在一个瘦小的人影儿后面奔跑，显然在追麦福季叶维其。老头儿象只狐狸一样，拐弯抹角地避过了他们。

　　伪警叫喊了些什么，跟着向他开枪。

　　老头儿跑近一道高高的篱笆，想要翻越过去，可是给一颗子弹打倒了。他还能挺起身来。

　　“刽子手们，德国强稻的走狗，卑鄙的东西！！！”他还来得及喊了出来。

　　伪警们已经挨近他了，又开了几枪。老头儿不再喊了。

　　在归途上，弟兄们在灌木下面捡起了麦福季叶维奇藏好的传单。

　　没有一张传单是白费的。

　　每次，无论什么人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争论便开始了。

　　有一部分人说，老头儿这样暴躁起来是徒劳无益的，不值得自投罗网。他连传单也全忘了。他的行为中没有理性的、固定的打算。

　　“但它是壮美的，”另一批人称颂道。“他叫德寇和伪警当场出丑！”

　　我记起萨宁挨了波布特连科一顿严厉地申斥。他在战前是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分队里的指挥员。

　　“要是我当领导。”萨宁动人地说，“我要命令扫除这些有腐蚀作用的故事。同志们，这种故事必须终止。行动中根本缺乏觉悟和纪律……”

　　“说呀，说呀，”波布特连科对他叫道。“请你说下去，让我们听听你的理由！”

　　萨宁没有懂得波布特连科话里的挑衅；相反地，大概还认定啊在支持自己呢，于是更妄自尊大地说：“那个老头儿简直是……怎么表达呢……”

　　波布特连科再也忍耐不住了：“你把你想的坦白地讲出来，别表达。我们每个人都会表达。你要说什么？说这个老头儿没有组织吗，说他政治上不开通吗，说他应该偷偷摸摸地活动，那时他就会活上一百岁吗？他不能发表演说，那么将他干什么呢！你懂得在人民大集合的场合下，把唾沫吐在法西斯分子脸上也是件教育工作吗？”

　　萨宁站了起来，摆了摆手，可是他沉住了气，慢慢地从火边走开去。

　　“不，回来！”波布特连科对他叫道。“你和我谈个结论出来，要有勇气讲下去。”

　　“我无权和你在众人面前争辩，”萨宁愁眉不展地说。“我是有政治知识而且守纪律的人。”

　　“可是我准许你辩论，命令你辩论！”波布特连科喊道。“如果你无法答辩，那么就听着。你要好好记住，轻视死亡，在人民面前为真理而死是最值得的。做这种事也需要指挥。而麦福季叶维其老头儿是聪明的，他壮丽地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事实。他可能一生在人民中间靠开玩笑过活。但是他英雄般牺牲了。而我们谈到他，这就是说他已把自己写进了历史！”

　　有许多人在篝火边。战士们从别的篝火边奔到这里来听。波布特连科说话不会低声静气，平平淡淡。他喜欢引起辩论，我看见德鲁日宁已经按捺不住，雅列明科也马上准备加入谈话。

　　可是，就在这一刹那，我们听到值日员的喊声：“空袭警报！”

　　敌机的隆隆声快到村庄了，我们扑灭了篝火。

第四章 庞大的队伍

　　我们的队伍曾几次三番濒于覆没。我并不是指那些个别的小队、分队、中队，不是，而是全军覆没。因为我们没有想要投降。

　　每逢我们差点儿几乎全军覆没的时候，拯救我们的并不是某种奇迹，也不是由于敌方的弱点。拯救我们的是：团结性、群众的机敏、指挥员们的巧妙、集体的英雄主义、自觉的纪律——简而言之，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性”这几个字。

　　读者早已知道，切尔尼多夫省支队初次陷于危急万分的境地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的时候。它的过失与其说是由于军事上的毁灭的实际威胁，还不如说是由于我们组织的软弱无力，由于对本身力量的缺乏信心。那时候，省委把零星的支队合并为一个大规模的队伍，并且领导它去进攻。

　　现在开始了第二次格外严重的考验，而且延长了三个月：一九四二年的二月、三月、四月。

　　第二次考验大约在令人欢欣鼓舞的几天以后开始的。我们的确是称心如意地安顿在迈依布特尼亚、拉索契基、茹拉夫列瓦·布达各村里。从这些村子对邻近的伪警卫戌队完成了多次得手的袭击。我们和“大陆”取得了联系，作出了我们活动的总结，并把它转达党中央。他们答应派飞机运送补充的武器给我们。

　　毫无疑义，我们已变得坚强爱。战士们已习惯作战，学过了最重要的游击战争的实用课程。重要的是许多人脱离了家乡，脱离了住惯了的地方、脱离了家属；士兵离妻儿愈远，仗也打得愈好。我们的指挥员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批不好的指挥员，按照战前占有的地位而在沦陷前被任用的，都被淘汰了。至于那些到这个时候还在我们这里保持指挥员职务的人，几乎全都打得很好。甚至对比沙拉勃来说，五个月也没有白白过去。

　　就在这儿，德寇开始进逼我们了。他们对我们驻扎的一些村庄轰炸了好几次，还用重炮轰击我们。

　　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以后，司令部决定把整个队伍从居民点退到林子里去。然而，由不得少人喜欢留在村子里。真的，谁愿意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离开温暖的屋子而钻进雪堆呀……有些同志企图把自己想留下来的愿望用这种理论来辩护，说什么我们无权不战而离开住了这么久的村庄，说什么我们应该保卫自己、保卫居民到最后一人为止；我们一走，就让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处在敌人的打击之下。

　　当然，这种见解无论如何是幼稚的。在这样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在这些四面开阔的居民点里负隅自守，无异于使自己和居民遭受完全消灭的危险。

　　我们坐上橇车，开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叶林诺森林去。我们选择了新同志伏罗热耶夫的支队曾经在此驻扎过一个时期的地段。据他说，在这些地方还有一些地下室呢。不错，我们的侦察员们作了极重要的修正：他们说不是地下室，不过是一道很大的、构筑得很差的壕沟。但是这总比一无所有要好些。主要的是枞树占多数的密林——从天空很难发现，而在地面上也不容易把我们从那里打出去。

　　我们让马儿急步小跑，间或也飞奔一阵。就那么轻飘飘地跑了二十公里路。指挥员们还不要紧，他们有皮袄，至少也有很好的皮大衣和毡靴，伤号也都盖得暖暖的，可是普通的战士并不全都有御寒的衣着。有些人穿着破破烂烂的高统靴、或是缚着绑带的皮鞋。许多人跳出去抓住橇车一路奔跑，我们不得不减低一点儿行驶的速度。有些人开始请求停留个把钟头，生些篝火来取取暖。可是情况突然改变了，因此我们不用篝火便暖和了起来。

　　德寇在森林边上阻塞了我们的去路。他们伪装得很好，我们的侦察员上了当，没有即使发现他们。德寇运用了游击战术：从森林里出其不意地攻击纵队。

　　看来这种战术对他们是生疏的，要不然就是他们在俄罗斯森林里觉得不舒服：他们比规定的时间早两三分钟开了火。而且德寇还有一件事情没有估计到：严寒惹得弟兄们生气，他们不仅不吃惊，甚至因为有机会打仗而很高兴。

　　虽然这么说，也许不仅是严寒帮助了我们，而还是因为我们驻扎在那些村庄时，尔凡诺夫没有虚度光阴。他每天要中队的指挥员们从事战斗训练。

　　我本人看了我方应战的迅捷就大吃一惊。德寇的突如其来并没有讨得便宜。我们没有一个人张惶失措。指挥员发出了明确的命令。战士们展开了散兵线。不到两分钟，我们就以那么密集而准确的机枪和冲锋枪火力来回击，德寇马上转身逃走。那时我们发觉他们不下两个连队呢。

　　战斗总共延长了十分钟。我们由于胜利感到激动、快乐、自豪，又继续前进。这样又行驶了几小时。当我们从大路上折入森林，开始在深雪里的树木中间乱成一片时，战士们便跳出了橇车：应该帮助马匹。然而有时连人带马都陷在松软的、原封不动的白雪里，一直陷到脖子边。

　　三点钟光景，我们到达了新驻地。还好，是一个月夜。虽然如此，月光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这个地方长着多年的枞树，它的覆盖着雪花的巨掌，几乎把整个空间都遮上了阴影。

　　我们找到了伏罗热叶夫支队的一个放弃了的地下室。这个支队在一个多月以前在这儿住过。入口处必须挖开。我们挖开了，走进一道长长的、泥泞的堑壕。里面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看来他们在临走以前把一切都烧光了。可是最主要的是连炉灶也破坏了。好，我们这里有几名炉灶安装工人。一小时以后，格里沙·布拉什已经生起了炉子，再过半小时，地下室里便暖和了；然而，也许与其说是由于炉火，还不如说是由于人口过多吧。

　　地下室是打算给五十个人用的，而我们单是躺着的病号和伤号就有四十五名。有些战士在路上给冻伤了，也应该快快给他们暖和一下。首长们、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们，还有精神特别饱满的温暖的爱好者们挤满了地下室，所有一些人便不得不被请出去了。

　　附带说一句，严寒并不是游击队的同盟者。它可能挡住了德寇的攻势，可是我们受它的痛苦却厉害得多。而且这次严寒对我们发动了这样的攻势，以致必须严格地掌握纪律。

　　现在，当我回想到和雪灾苦斗的那几昼夜时，不知怎的总觉得是极富朝气的，差不多是快乐的。人的记忆乐意推出那些沉痛的情节，相反地，却保留着欢乐的和可笑的情节。

　　实际上，我们现在集合原先的游击队员们，回想起当时挨冻、受饿、恼怒的人们怎样掩藏在雪地里时，大伙儿总是张开嘴哈哈大笑。

　　“你记得比沙拉勃怎样叫喊吗？他小胡子上挂着冰柱，胡须给霜染白了，嘴里冒着汽，喊道：‘我，啊哼，真不愿待在这儿！我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我们在列依明塔罗夫卡留着很好的地下室啊！’”

　　“还记得阿尔先尼·科夫童在雪里挖了一个熊穴，拿手掌把雪拍实了，堵住了进口，躺下去就打呼噜吗？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睡的地方都给雪掩盖了。科夫童在哪儿，他在哪儿失踪了呢？一直等听到他的呼噜声，我们才找到了他。”

　　“还记得吗，卡普拉诺夫把女护士们集合在一起说：‘姑娘们，谁要是大哭大叫，就别想领到酒精。姑娘们，沉住气，证明跟男子平等吧！’”

　　不错，她们本来就没有一个人放声哭过。虽说她们大多数人都对烧酒不感兴趣，却总把自己的一份分给小伙子们。

　　是的，我们回想起来的总是快乐的、可笑的事情。但处境是极困难的。原来我们全队只有七把铁锹、五把斧头和一把铁梃，地却冻到一公尺多深。战士们生起篝火，烧上一两个钟点，再把它们移到一边，去挖掘那块烤过的地面。挖上半公尺深，碰到冻土层了，再点起篝火来烧：对发挥耐心说来，是很好的训练。

　　绝不是人人都能干建筑工作的。不论在哨所上、不论在侦察队里、不论在军需业务中，都必须派人。你瞧，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在一个多星期中就建成了十六座宽大的地下室，里面造了板床，装了炉子，做好桌子和板凳。

　　凭良心说，住在这些地下室里是不怎样舒服的。主要是又暗又挤。我们用牛油灯或油纸捻儿来照明，要不然就干脆聚在炉子窟窿边，在休息时互相讲着各种故事。但是，即使在最凶暴的风雪天，我们也不放弃篝火；虽说是在地下室里过夜，黄昏时分却多半在篝火边聊天。

　　我们在这儿叶林诺森林里打游击打到三月底，这个森林是作为“第二森林城”记在我们的史册里的。大家都记得，那年的冬天是凛冽的。天气经常在零下二十多度！这些日子叫我们喜欢。我们没有寒暑表，是凭所谓眼力来确定的。

　　不错，我们有位老爹，只是他和我们待在一起并不久。大家管他叫寒暑表。我想，他一生没见过真正的户外寒暑表，就是关于度数也只有极模糊的概念。可是假如你问起，他会不加思索地回答：“二十四度。”

　　“老头儿，你怎么断定的呢？”

　　“是看寒气抓着我什么来断定的。倘若抓着我的耳朵，那么是二十度，鼻子在二十三度就开始冻僵了，而当右脚的大脚趾开始扭曲的时候，那就是说超过三十度了。”

　　那年冬季恼人地拖得长久。切尔尼多夫省有过不少漫长多雪的动机，但是我记不起有象这一年那么长的。假如只有严寒和大学，那还不要紧。这时你又会不由自主地把游击队员和正规军士兵的处境相比较。不可否认，在那个冬季里，红军战士和指挥官们也不得不吃些苦，忍受些苦难，他们也挨过饿，有时也吃得不好，并且由于转移太多，自然也累过。

　　游击队员除了这些困苦以外，还加上屈辱的、生活上的贫困。不论到哪儿去，不论要拿什么东西，你都要经过巨大的劳动才获得。我已经说过，我们怎样单靠着几把斧头在建筑。可是我忘了说，我们根本连钉子也没有哩。地下室的门都是沿边凿了洞，悬挂在鞣皮带的圈儿上的。

　　我们水桶也不够，几乎每天必须为水桶属于哪一分队这件事排难解纷。杯子、羹匙和锅子——这一切必须在什么地方找到，在战斗激烈时要记住，不仅应该把德寇身上的冲锋枪、高统靴和军大衣卸下，而且也要捡起火柴、小刀、羹匙和手电筒。

　　我们用雪洗脸，而且多半没有肥皂。洗衣服是件最折磨人的工作。你自己明白，在外面冷空气里是洗不成的；但在挤得无法插足的地下室里洗也不好，那儿空气太闷。我们盖了一间澡堂兼洗衣房。可是不论是蒸锅，不论是槽子，不论是洗脸盆，好久都找不到。大伙儿开始拿德寇的钢盔当洗脸盆，用粗圆木挖成几只槽子，还用汽油铁桶做了一只蒸锅。这件事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劳力啊！

　　我们的大娘和姑娘们日子过得也很艰苦。我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全部也不是经常理解或想要理解她们的特殊的妇女地位。战士们作战归来便走开去休息了，而姑娘们——这些可怜的人儿——便动手做饭洗衣。我们有过这样的命令：男子自己洗自己的东西。但是你能注意到每一项命令的执行吗。倒是姑娘们不喜欢小伙子们和自己一起在洗衣房里洗，不好意思，而有些人是爱惜自己的男同志，看到他们毫无办法地在洗衣槽子面前手忙脚乱，就把他们赶走说：“我们来做吧。”而小伙子们就希望姑娘们这一手。

　　在这儿叶林诺森林里，我们认识了饥饿。往后还有更糟的时期呢，但是我们在这里是第一次长时期挨饿，特别是刚在吃得丰富多样的食物以后。我们的存粮已经用完，我们已从游击队的地窖里把一切都拿出来，甚至连食盐也拿出来了。

　　有一部分同志企图从新开始我们完全熟悉的谈话，说是要不是从各方面接收人员，那我们一定可以支持到春天的。可是由于这一点，他们被指挥部十分严厉地斥责了一顿，现在只是小声地互相谈着自己的想法了。

　　然而窃窃私语也有很不好的效果：我们这里出现了第一批开小差的。我们不得不下令警告，开小差的将完全象军队里一样受到惩治——枪决。

　　在这里，四周村子的居民并不拒绝给我们支持。比如，叶林诺村的农民便把所有的东西——牲口、储藏的马铃薯和多余的衣服——全都给了我们。真是一个英雄村！它是我曾经看到过的所有村庄中最齐心的一个。德寇没有从叶林诺村得到一公斤粮食。叶林诺村没有一个人去参加伪警。当叶林诺被德寇烧光时，妇女、儿童、老年人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其中一部分体力上不能打仗的人，后来被安顿在其他的村子里。而富有战斗力的男女在红军来到以前都当了游击队员。

　　在叶林诺森林里，我们的队伍在一个月里增加到了九百人，主要是靠叶林诺村的居民。

　　我们四周村庄的农民也尽力支持我们。但是德寇已把居民们抢掠一空，以致他们全靠马铃薯活命。暂时还有马铃薯，他们不会反对和我们分享；可是把马铃薯送到支队来就困难了。叶林诺紧接着森林，德寇时常来袭击，但没有在那里驻扎卫戌部队；然而，在图尔耶、格卢博基·罗格、古塔·斯图登涅茨卡雅和其他的村子里，在二十公里到六十公里半径中的地区里，他们总共已集中了将近三个师团。

　　在伊凡诺夫卡驻有一团匈牙利兵，在索菲耶夫卡驻有一队强大的伪警。这批伪警是在边缘地区招募来的。这样做有一个目的，使居民们不容易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

　　这一次，占领军包围森林的圈子是相当紧密的，并且在树林四边巡逻。我们只有作战才能获得粮食。为了获得两麻袋马铃薯，有时不得不损失三个人、甚至四个人，仅仅为了要获得粮食而从事大规模作战，袭击敌放卫戌部队，从军事上着眼，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宁愿到大路上去打埋伏，好占有德寇的粮食车队。但是德寇怕走森林里的道路了。

　　要养活九百个人是不容易的。每个人的胃口都是有增无减。他们干了许多活，而且都是在寒气里头干，体力的消耗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甚至最瘦弱的战斗员也轻易地吃得下一公斤面包，要是给这么多煮熟的马肉，他也吃得下。我们到手的蔬菜越来越少，至于牛奶和奶油，是根本见不到了。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马，我们便开始把马肉当了主食。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药剂师泽列克·阿勃拉莫维奇·约西列维奇开始制造针叶浸剂。我下了一道命令——人人必须喝这种浸剂。我们用这种方法避免了坏血病。

　　针叶浸剂是我们唯一的、用之不竭的药品。几个月后，雪融化了，泽列克开始收集青草，把它煮过再浸在酒精里。而暂时简直不希望有人害病。

　　然而闹病的事实际上也很少见。甚至老胃病也使人爽然若失。游击队员几乎从来没有感染过象流行型感冒、　疾、咽喉炎之类的流行病。比方说我吧，战前时常害咽喉炎（战后又发作了）；可是在森林里却一次也没有发过。这不仅是我们队伍里的特征，锻炼和无菌的空气防止了游击队员生传染病。象北极人一样，我们多半是害风湿症、坏血病、癞皮病、疮病和牙痛。

　　啊，这伤脑筋的牙痛呦！我不说治疗了，连拔牙都没有什么工具。有一回，我一连五日五夜没有睡着一秒钟：骨膜早已发炎，总之鬼知道是什么。看护长、药剂师、还有战士中间的业余大夫们全围着我忙作一团。他们把各种废物尽往我嘴里塞。我让格奥尔基·依凡诺维奇·戈罗别茨——我们的修械兵、原先的修船厂厂长给治好了。我感谢他——竟会想到动用铁匠的钳子。他一连给我拔下了两只牙齿，拔下后我马上就睡着了。经过一昼夜醒来，我变得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戈罗别茨也替我们的病号和伤号做了不少事情。当我们发现受斑疹伤寒的威胁时，他设计用汽油筒做了一个蒸衬衣被服的消毒器。这样使我们全体战士和指挥员能够在两天里一无例外的进行了卫生工作：预防传染病。

　　戈罗别茨既是木匠，又是家具匠，又是机器匠。在几名游击队员的协助下，他从叶林诺村里拆运出一所宽敞的农舍，把它设置在地下室之间。在这唯一的真正的房子里，我们开办了一所野战医院。我们这里关心伤员的事总是占第一位。有单独的床铺、有被单、有营养丰富的饮食。然而，可惜，这所医院还是不够用。这时我们没有外科医生，连作最简单手术的医疗器材也没有。

　　这儿有一件事，说出来可以作为无限勇敢、钢铁般坚韧的例子。战士格列戈里·马萨雷卡在公路上用地雷炸毁了一辆大汽车，消灭了三十个德国军官。但其中有个军官没有被打死，拿手枪把马萨雷卡打伤了，打碎了左手的一根骨头。不知怎的，马萨雷卡没有及时上医院去。他继续带着受伤的手干爆破工作去了。过了两星期光景，那只手已经发黑到肘以上了，他才去找看护长。

　　只有用切断才能救他的命。本来应该把骨头锯掉，但是问题来了——拿什么来锯呢？戈罗别茨打听得伊凡诺夫卡有位铁匠。便连夜潜入那个镇市，向铁匠要了一把锯金属用的手锯。这把锯子是生了锈的。他们把它用灰擦过，用水煮过，接着便把这个小伙子的手给锯下来了，当然，并没有任何麻醉剂。看护长、机器匠轮流锯着，当病人忍无可忍时，便自己抓起锯子，几拉便完了事。动手术时我也在场。马萨雷卡皱着眉头、叹着气，间或也呻吟，可是没有大声叫过一次。过了一个半月，马萨雷卡就参加战斗了。

　　这件事可以作为勇敢精神的榜样。可是要这种榜样不再重演才好。要是战士确信如果受了伤将有高明的医生来给他治疗，而这位医生有做手术用的一切必需品，那么他会打得更勇敢的。　　战斗、参加破坏活动、动行军、饥饿、寒冷、拥挤、每天在深雪里进进出出——这一切当然是锻炼人的。但这样的生活并不使人愉快。您找不到多少人会把游击斗争的年代认为自己一生中的幸福的年代。我们自然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当我们能够狠狠的打击一下敌人时，真是全军欢腾；但是我们全体，或者几乎全体都在盼望战争赶快结束，急不可待的等着转折点——红军开始大规模反攻的转折点。

　　被保卫在森林里、被逼得衣食都几乎全靠战利品的人们，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还冒着更严重的瓦解的危险。这首先与那些意志薄弱、禀性反复、政治教育太差或不够的人有关。

　　这时候，由党预先挑选出来留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员们还只是少数派。现在我们的支队大体上是由突围的人员、脱逃的附录和邻村的农民们所组成的。这些外来人决不是毫无生气的群众。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卓越的战士、侦察人员、破坏工作人员；出现了战斗品质优秀的指挥员。但是我现在不想谈到他们。

　　在脱逃的俘虏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自愿投降德寇的。当他们认识到德寇的一切诺言的真价时，已经在营房里喂饱了虱子，挨够了嘴巴，懊悔了。于是他们逃来当了游击队员。我不是随时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全部事情的。当然，极少有人承认自愿去向德寇投降。

　　这些人前来参加游击队，只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们不求回到德方去；反之也并不怎么十分积极作战。

　　来到我们这里的突围的人员中间也有些“　夫”夫妇。这些人是为了某种原因掉队而被独身农妇收容下来的。他们中间也有些很好的小伙子：有一个伤员，她们给了他安身之处，当他复原时，一下子找不到游击队；但是一有机会，便抛弃家务来打仗了。然而也碰到了这样的人：他情愿拜倒在老婆的石榴裙下，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可是德寇征发他不是到德国去做工，便是去当伪警。这种家伙心里一盘算，就给自己作出结论，还是投奔游击队更有利。

　　悔悟的伪警也开始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亲自去号召他们，悄悄地把传单投给他们。我们写着，要是他们不离开伪警部队，便要把他们象杀狗一般杀死。虽然如此，当这些人来到支队时，还是长期受到特别监视。我们自然没有委派密探去看住他。只是所有的同志都对他们特别注意。

　　不幸得很，有些其他的游击队员却受到了腐蚀。

　　我们的不幸在于：需要迫使我们不单拿取那些在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还要特地去猎取战利品。为了消灭敌人而炸毁军车，对德寇汽车队打埋伏，这是一回事；但是为了获得战利品而进行同样的战斗，那就不同了。

　　游击队员去打仗，既不是为了发财致富，也不是为了吃饱穿暖。他是人民事业的战士，人民的复仇者。假如游击队象正规军那样获得供应，那简直是妙不可言哩。但这是不可能的。

　　顺便谈谈，同志们不容易习惯穿全部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衣着鞋袜。后来，当飞机开始空投给我们俄罗斯的服装时，游击队员们多么兴高采烈地脱下了绿色的制服和裤子，多么毫不可惜地把它们踏进泥泞，或是投进了篝火啊。

　　但是在我目前所写到的这个时候，飞机还没有飞来。我们完全依靠德寇来生活。我们截获了一些粮食大车队，便认为打了胜仗。这是不错的，敌人遭受了损失，我们却获得了武器、衣服、面粉和其他必需品。这就是说，我们便得更强有力了。

　　大多数战士懂得这不是掠夺而是战争。可是也遇见一些人，他们醉心于没收贵重物品的过程比战斗来得大。在居民点里进行作战时，这种迷恋就格外危险。在伪警或伪村长家里没收粮食、衣服可以说接收战利品；但在老实的农民那儿，即使拿一壶牛奶也是卑鄙　　的抢劫行为。为了使其他人不犯同样的毛病，为了使居民看到游击队员都是正直人，他必须无情地、当中地受到惩罚。

　　回想到这类事是不愉快的，可是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战士中间有些人从农民的院子里带走一头小猪或小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我们初次遇见这种现象。但最糟糕的是这些小偷还有辩护人。那些辩护人说：“这有什么稀奇，弟兄们肚子饿啊。如果不是他们带走，那么反正一样给德国人没收。”

　　主要的危险就在这个“反正一样”里面。这种没有原则的路线是被比沙拉勃的一个朋友杨·波良斯基鼓吹着。他是分队指挥员。

　　有一回，他的分队的战士偷了一位老大娘的小猪。他不是自个儿吃完的，而是与同志们分享了。

　　我要求说出肇事人的姓名。由于不正确的同情心，同志们决心掩饰这个罪行。我把指挥员本人叫来了。

　　“撤我的职吧，你随意处分我就是，我不说！”

　　我们撤了他的职，把他降级为普通的战士。但在分队的眼光里，他是“为真理而遭难”。

　　不过在两个星期以后，波良斯基本人在抢劫时当场被捕了，这时战士们才明白，是波良斯基把他们带上了可怕的途径。

　　当然，他本来应该被枪毙的。我已经准备了一道命令——在队伍面前审判。

　　但是波良斯基开枪自杀了。

　　过不多时，我们还是不得不在队伍面前枪毙了原先他分队里的两个人。

　　对犯罪行为的纵容和无原则性，总是导致蜕化堕落的。

　　当然，枪毙或是以枪毙来威胁是不成的，只有很好地组织起政治教育工作，才能使战士们对抢劫犯、对抢劫行为、对包庇抢劫犯的人引起反感。

　　省委采取这个决定：在支队里，特别是在新的补充队中间加强教育工作。那年冬天，在积雪很深的叶林诺森林中，我们印刷的战报－消灭德国侵略者！－开始每周出版了。各中队里每旬至少出墙报一次。

　　我相信，读者对出墙报这种报道一定认为简直是拘于细节。你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有哪里不出版墙报的吗？每一个集体农庄、每一个茶室、每一个托儿所、当然还有苏联陆军的每一个连队里，都有墙报啊。”

　　然而请读者想一想吧，假定有一个人，他住在被法西斯匪徒们占领的村子里，套着卐字袖章的喽啰们每天侮辱他、卖国贼村长和伪警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片言只字，命令他永远忘掉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可是这个人设法脱了身，跑到森林里来找游击队。他冻得发僵，掉在雪堆里，躲在每一棵树背后，最后帽子上有条红带儿的人们领他到一个已给几百双高统靴踏实了的场子上。就在这个场子上，他首先就看见一块钉在树上的木板，上面有彩色斑斓、充满插图的纸张。这是墙报，苏维埃生活中的朴素的、寻常的一部分。于是他立刻明白：已经到了家，到了苏维埃领土上。这就是说，这儿的制度是苏维埃的——请他遵守。

　　我们出版的创刊号使战士们造成了巨大的印象。事实上，往后他们对墙报表示更安然，但急不可耐地期待着每一期的出版，积极地投稿，并且非常害怕变成讽刺画的对象。

　　当天气稍微和暖时，我们又出了一种“活报”。它是我们的演员、诗人和新闻记者们搞的。

　　这是一种小型歌舞技艺节目——是些愉快而又令人兴奋的节目。懒汉们、胆小鬼们、爱靠别人发小财的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和鼓动工作者的主要题目之一，是我们敌人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所进行的解放战争之间的区别。

　　我记得第二中队的墙报上，曾登载过侦察员在俘获的德寇军官身边找来的一封信。

　　我们有一位画家在这封信上作了一个绿色的、粗体字的标题：打死他！

　　当然，一般说来，这个题目是对法西斯匪徒讲的。游击队员往往把自己对他射击的或扔手榴弹的，不管是希特勒士兵，不管是军官，在自己的眼中都是视同一律，不分彼此的。“德国鬼子”——就是了。我们痛恨每一个侵略者。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一切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一切灾祸，我们把这笔帐都记在作为射击目标的德国人身上。

　　但是这一回，我们碰到了一个特别的标本。

　　我们的侦察员们在哥美里到切尔尼多夫的公路上捉住了这个标本。虽然他不过是个中尉，还佩带着军需兵种的肩章，但战士们根据种种形迹便断定抓住了一只高飞的鸟儿。

　　不论是服装、姿态，或是分外的胆怯，这个中尉都与寻常的德寇中尉不同。他身上的制服、裤子都是新的，是向出色的裁缝定做的。违反常规，他在军装大衣外面还罩了一件有海狸皮领子的、长长的皮大衣。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儿。我们发现他在制服里还穿了一件有法国商标的精致的绸衬衣。

　　这个尉官本人却是个四十五岁的人：头发稀疏、个子矮小、一撮小胡子、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浮着呆板的微笑。他那么想活，说得比侦讯员问得还要快，差不多所有的德国俘虏通常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审问之后，才告诉我们，说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这个无耻的家伙不用我们问他，马上就宣布说：俄罗斯人都是好汉，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以及他们的全班人马早已只有死路一挑刺，德国的毁灭是必然的。他说：“请相信我，我挺清楚，我自己就感觉到身上有腐败的气味。”他乐意回答一切问题，但是竭力巴结得我们不敢相信他了。

　　当翻译员从他的大皮夹子里抽出一只已经封上的、发往柏林的厚信封时，中尉好象准备挨打似的蜷缩起来了。实际上，他这封信里并没有什么军事秘密，是写给岳父的。

　　我应该附带说一句，中尉并不是在战斗中被俘的。他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的是一个德国平民和一名勤务兵。汽车从大路上滑进了雪堆，在雪里陷住了。中尉的同行人和司机爬出来想推车子，正在这当儿被游击队的子弹打中了。只有中尉一个人还活着。

　　在到营地来的路上，他用很过得去的俄语告诉侦察员说，他并不在军队里服务。而在司令部里被审问时，他重复说着这样的话：

　　“我是个商人，是商界的代表。你们明白吗？我是个平民，没有军职，制服不过是为了便于在接近前线的地区来往罢了。我是一个大贸易公司的代表。在占领各国内安排商业上的联系——假如你们想要商业情报的话，这就是我的任务。”

　　我记得：那封信是写给他岳父的，他岳父是某贸易公司的老板。我们的俘虏显然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向上司兼家长做报告，报道了占领国家的新闻，娓娓地叙述了自己的一些印象、想法和商业计划。但是主要的事情，是他写得直言不讳，对战时检查毫无顾虑。

　　“在乌克兰逗留三个月以后，”中尉写道，“我终于明白，我那多年的出世之道和职业经验在这个国家里不起作用。一切具有思想的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军官们也是如此。我说的是咱们的纳粹军官，那些懂得战争和个人利益分不开的现代人。”

　　“首先使我惊奇的是缺乏安乐舒适。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我总是下榻在头等的旅馆里。在那里我能找到够好的、家具精美的房间，里面有地毯、吊灯、高贵的餐具。但是安乐舒适是人造成的。在这个国家里，有钱的人会陷于悲观失望。这里没有造成安乐舒适的人，这里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仆役。在法兰西和咱们的柏林，最好的仆人是白俄侨民。我们随军带来的那些白俄用得不是地方。

　　（用手走路：意指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对一切都得反着看、倒着看。）

　　在这里，一切都是荒谬绝伦的。要明了发生的事情，你必须用手走路。在法兰西、比利时和波兰，军队开过了两天，你就能找到一些生意人——一批聪明机敏的商人，懂得时机紧迫、资金不应该放着不动。法兰西人、比利时人、挪威人或者波兰人可能心里是个爱国者，象恨德国人一样地恨我；但是假如他是个商人或是工厂老板、银行家，或者甚至简直是个官僚，你总可以和他情投意合。

　　他需要我，正象我需要他一样。我表示愿意出卖一批农民用的服饰品，由我设法沿铁道运进。我问：你能卖些什么给我们的公司呢？他表示愿意给羊毛或者油料，或是终于象我们的同事在雅典所遇到的那样，合股开设一家军用妓院。

　　在俄罗斯，没有人向我出卖什么。我找不到商人，找不到工厂老板，甚至也没有兼营商业的官僚。我设法推销我们供农民用的服饰品。没有一个钉契约的人。这简直是闻所未闻！我既没有发现一个俄罗斯的批发伤，也没有发现一个资本家。在这三个月中间，我没有遇到一个规规矩矩的俄国人——咱们公司可以给他开帐户的那种人。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当局，象他们认为在这里必须这么称呼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人吸收来参加行政机关的人，嗨，个个是猪猡！

　　这是一批流亡回来的、或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刑事犯和土匪，全体或者几乎全体都说自己过去是财主，有些人还自称是贵族。但是他们中间只有年纪最大的人才懂得咬去雪茄烟头；其余的人都一下子把雪茄烟塞在嘴里，当他们不能接火吸烟时，我总是取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在自己家里招待一个规规矩矩的人，都没有家。这是一伙饥饿的弟兄，百分之八十是酒鬼。他们身上发出一种不好闻的气味，穿的是棉布衬衣和线袜。”

　　中尉兼商人还给他岳父写了很多关于各种类型的卖国贼、从农村的伪村长起一直到　　伪省长职位的竞争者的事。他对于所写的问题十分熟悉，恶毒地讥笑了他们。他未必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他对在我国沦陷地区所遇到的情况给予社会的、“阶级的”评价。他的观察给他德国资产阶级的岳父和纳粹党的领导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作出极为暗淡的结论。而我们以外地得到了一个间接的证明，是在二十四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巨大经济的和社会的改造里流出来的。

　　中尉写到领土委员们在驻地安排农业生产、准备春耕、向本土组织源源不绝的物质洪流的挣扎情形。

　　这个中尉兼商人同好几十个农业管理部部长和地方农民部部长会过面，也和德寇归还了他们土地的“地主们”和富农们会过面。

　　他作出了悲惨的结论：“我们在领土指挥官公署举办了卡片记载制。这可能是很好的办法。会有秩序了。一切都登记：房屋呀、奶牛呀、半毁的拖拉机呀、男孩女孩呀、鸡和鹅呀。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房屋在燃烧，老年人和儿童们死于饥饿，或者死于我们的炸弹之下。您要问：我们的炸弹为什么在离开前线几百公里的地方就爆炸呢？请您相信我吧，这是必要的。这些村庄给我们空军的青年们做了极好的瞄准目标。把这些抵抗的温床毁灭得愈多愈好。鸡、鹅和小猪一天天减少了。我们的军官、士兵和官员们都在吃；我也每天吃。军队把乳牛抓来做菜；居民为了不让我们弄到手，都拿来宰了送给游击队。你瞧，统计告吹了。虽说我对制度是尊重的，但我有相当远大的眼光，足以不因糟糕的统计而十分发愁。我们可以用行政的手段来跟这些缺点进行斗争，经过一年半载，就会安排好再生产的。但是什么也不会成功，绝对不会成功。您已经知道，为什么卢森堡拒绝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村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一开始也答应配给土地。我们在所有的传单上写着，每一个农民都会得到土地；但这件事是不是办不到的。这里没有掌握大批粮食、牲畜、家禽的私有者。没有地主，没有有钱的农场主——这里所谓富农。请您想象一下吧，为了要从几百万户最小的所有主那里收取粮食，帝国该有多么庞大而呆笨的采办机构啊！于是就保留了集体农庄，只是把名称给改了。在农村里照旧是集体劳动，因而照旧有日常的群众往来和游击队的宣传鼓动。”

　　“哦，这些游击队啊！”他在另一处写道，“您要问：我们英勇的陆军难道到现在还没有镇服他们吗？我的回答是：游击队变得越来越多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抢掠。我们是到处抢掠的，不能不抢掠。兵士究竟为什么来打仗呢？不，这里面整个的不幸是我们不能和人民中间某些有声望的人取得一致。一切还是老调。我们在别的国家和所有主们情投意合，他们把一部分自己的股份送给我们。真简单，是不是？在法兰西和比利时，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我们掌握了一些政客来主持政府和充任市长，他们都是些路人皆知的庸夫俗子。议员们和前任的部长们都劝导自己的百姓服从我们。但是您设想一下，假如共产党员们——这些没有财产的政治家们——在法国当政，难道能叫他们来管理占领区吗？难道他们会和我们勾结吗？我们的占领当局既找不到一个受人欢迎的俄罗斯人，也找不到一个声名洋溢的政治家来和我们合作。苏维埃代表们和党的领导者们不是从事地下活动，就是参加军队，或是带领游击队。我们号召他们，允许给他们田地和房产。但是这些人都是轻视财产的：只能消灭他们！我瞻望将来，并且不由自主地回顾到过去。不论是在印度的英国人，或是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或是在菲律宾的美国人，谁也没有遇到过那些在战后落在我们同胞们身上的问题。和俄罗斯人做买卖呢，还是使俄罗斯人殖民地化？这是空想。我们只有一条路：消灭他们。让几十个俄罗斯人留在禁区里。让一切事情都象美国的印第安人所发生的那样。这是问题的最好的解答。”

　　信很长，墙报上登载的只是摘要。家庭的温情、问候、抒情的偏向，当然都给编辑部删掉了。

　　中尉在信末幸灾乐祸地写道：“我们的奥托和马尔提的丈夫是在莫斯科附近的雪地里极其痛苦地死去的。我目前在俄罗斯的另一个古城——切尔尼多夫的附近。圣诞节一过，菲谢尔将军的部队就要开始无情地歼灭当地的游击队了。他们的主力部队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起被围在森林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中，天气冷得没有一天不超过零下三十度的。将军告诉我，篝火只是苟延他们的最后挣扎而已。他对我肯定地说，切尔尼多夫游击队没有冻坏手脚的，剩不了一千人。将军说：‘我很高兴他们不投降。否则我就得在他们身上消耗一些弹药，然后掩埋他们的尸首。地面冻得太坚硬了，会给我们的士兵许多工作。在森林里他们自己埋葬那些冻死的人。”

　　中尉的信的最后几行是这样的：“啊，为了要看看这些必遭灭亡的人在雪地里干些什么，我要付出许多代价呢！！！”

　　他真的企图“付出许多代价”。这位商界的代表为了求得释放，表示愿意付赎金。他肯定说，他的岳父差不多是和克鲁伯家有至亲关系的。

　　在枪毙了这个中尉的半小时以后。我们的一小队战士从远方侦察回来了。他们是按照西南战线给予的任务去侦察的。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用无线电给他们转告敌军的调动、德寇机场的建筑和许多其他的实际材料。

　　率领这一小队回来的是谢明·叶菲莫维奇·加京斯基。他说，他们在归途中一面躲开敌人的追击，一面钻进了浓密的树林；但是不能生篝火，怕引起敌人的注意。

　　“我脚上穿的是皮鞋，”谢明说，“可是天气冷得不得了。我们在小松树底下坐了一夜。我跳了起来，开始在原地方跳跃。我请求弟兄名：“你们数到一千跳，我也许会暖和过来。’

　　后来我又躺下，开始睡着了。我记得一再做着同一个梦。我好象在一间讲究的、有糊壁纸的房间里，中间放着一张胡桃木桌子，我的爱人在桌上给我放上一杯浓茶。我听到小儿子突然大声叫喊，我快冻死了。这是我的伙伴努尔格利·叶先齐米罗夫在叫喊：‘政治指导员同志，脱皮鞋吧！’我什么也不懂。这时他就亲自动手把我的皮鞋脱下，解开了自己的军大衣，撩起衬衫，把我的两只脚贴肉放在自己肚子上。这样他救了我。”

　　卡查赫人叶先齐米罗夫站在以便咧着嘴笑。他是个勇敢无畏的战士，深恨法西斯匪徒。

　　我们把中尉信里的话转告了他，问他对这封信有什么想法。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答道：“我们的民族记得瘸腿的铁木耳，也记得成吉思汗。我们的民族记得太多的鲜血，但记得太少的幸福。阿克萨卡尔门说：‘快步走破了裤’①。首长，你问问努尔格利对法西斯匪徒有什么想法？法西斯匪徒没有灵魂，而有象老页一样的手，‘拿来，拿来！’法西斯匪徒想要从我们这里剥夺苏维埃法律，想骑在我们头上做财主，那就叫他们吃土吧！我要老爷干么？首长，对不对？”

　　【 ①卡查赫成语：相当于我们的‘欲速则不达’。】

　　我们赞同他的意见，因为他的确说得对。

　　不久，莫斯科来通知说，带着兵员、武器和无线电台的飞机快要飞来了。我们必须建造一个飞机场。虽然图例、信号制式这一切他们都已通知我们，但当然不能用密码由无线电来教我们飞机场的建筑学啊。

　　我们全都明白：需要一片平坦的广场；同时也明白，必须准备把它瞒过敌人，这就是说，必须离居民点远些。但是除了知道这几点以外，还有些模糊的地方。这片广场应该多大呢？树木妨碍降落吗？着陆标记应该怎样安放呢？飞机能够在松软的雪地上降落吗？事实上，还有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条件。

　　那时我们记起了在医院里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的照顾下，我们有位专家。他是一位真正的飞行员，而且还是飞机指挥员呢，唯一的不幸是他已经有五个月不能走路了。

　　重轰炸机指挥员沃洛丁和三个乘员的经历是惊人的。我们这里的人都把他们叫做天上掉下来的人。

　　还在我来到省支队以前，在德寇占领这些地方的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更正确地说，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时，彼列柳勃支队的游击队员们发现三架机翼上涂有红星的大飞机向哥美里方向飞过去。

　　值日员激动地向指挥员报告说：“巴拉贝同志，咱们的飞机！”

　　游击队员们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苏联飞机了。他们眉飞色舞地目送着它们，叫喊着，挥舞着帽子，虽然明知道飞行员看不到他们。

　　巴拉贝准备转身到邻村去，那边拟定有个会要开。现在他要向集体农庄庄员们讲述最后的新闻了：德寇在胡说八道，说已经歼灭了苏联空军。咱们的重轰炸机群刚才还飞过！

　　当我们的飞机再度在空中出现时，支队指挥员已经骑上马了。现在飞机正在回航，但是只有两架。

　　过了五分钟光景，在不高过二百公尺的营地上空又飞过了第三架轰炸机，右翼往下搭拉着。游击队员们发现有一个发动机已经不管用了。

　　到前线无论如何还有一百五十公里。

　　“他们拖不拖得到那边呢？”游击队员们暗自思量。

　　飞机消失不见了。游击队员们走散去干自己的工作，巴拉贝和政委也动身开会去了。

　　但是他们被游击队员们追上了。送消息来的人惊惶不安地报告说：飞机在十五公里以外的波戈列察村方面坠落了。

　　当然，会议被取消了。巴拉贝带了十个人骑着马直奔波戈列察。在村边离开教堂不远的地方，一架巨型双发动机飞机钻进了地里。两翼碰到了树木，都从机身上脱开了。

　　机身整个儿裂开了，白色的包儿象剖开的巨人的肚子里的内脏一般，乱抛在草地上。打从包儿里不时有些方块的纸片飞出来。

　　孩子们把这些纸一包一包地捡起来。不用说，这是苏联的传单。有一个弟兄想把小门儿打开，但是已经不必了……穿过裂缝就能钻进驾驶室去。

　　游击队员们立刻组成了警卫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爬进机舱去，可是那里已经没有飞行员。原来农民们已把他们送到乡村医院去了。

　　有一个通信员从那边回来说：“到处是血！有两个人的脑袋裂开了，队长的两条腿就跟两条软鞭儿似的。只有一个人还能走动；可是活像害了鼠疫病，一面叫喊，一面摇头，眼睛死洋洋的，好比两粒钮扣……第四个人只是吱吱咯咯地咬着牙齿。哎呦，真可怕！没有医生，护士们忙坏了，大家全都胆小害怕……”

　　村里医院旁站满了人。巴拉贝问道：“附近有德国人吗？”

　　“开来过一辆汽车，可是一听到游击队在这里，马上拨转车头开回去了。”

　　老看护长告诉巴拉贝，飞机指挥员的病况十分严重：“两条腿都折断了，头部擦伤很深，已经有四十分钟不省人事。他的一个伙伴也昏迷不醒：脊椎骨受伤。”

　　一个农民装束的年青小伙子见了巴拉贝，直挺着身子站在他的面前。巴拉贝穿的是红军军官的制服，只是没有符号罢了。

　　“指挥员同志，请准我问一声！”在获得许可以后，他用恳求的声音说：“指挥员同志，带我们上森林里去吧。不要抛下我们。您瞧，弟兄们要受难了。”

　　“这个‘我们’是指谁？您是这里的什么人？”

　　小伙子又唰地立正，敬了个礼，报告道：“我是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马克西莫夫。”

　　“无线电报务员同志，那么您为什么不穿制服呢？”

　　小伙子低头对自己看了一眼，眨着两只眼睛，差不多有五秒钟没有做声，接着抓住了巴拉贝的一只手，带着颤声急急地说：“你不相信我，是不是？随我来，我把屋子指给你看。来吧，来吧，噢，请，指挥员同志！我的证件在那里，全都在那里——不但有制服，还有上面刻着字的表。我是马克西莫夫，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

　　“放心，马克西莫夫同志，请您从头到尾地讲给我听吧。”

　　但是马克西莫夫本人也不很清楚自己的遭遇，他怎样来到这座村子的，怎样乔装改扮的，他都不知道。他虽然神志恍惚，语无伦次，但还是讲了出来。

　　飞机一栽到地上，马克西莫夫理解到还活着，能够动弹，便爬出裂开的机身，拼命地奔向最近的农舍。他冲进房去，也不回答主人们的问话，便赶快脱下衣服。他把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扔掉，只剩下一套衬衣。

　　“给我！”他对主人们喊了一声。

　　他把表连同放钱和证件的皮夹一并倒在桌子上，接着请求道：“给我，快些给我点儿穿的！救救苏联飞行员吧，你们站在那里干么呀？”

　　他们给了他一条旧裤子、一顶帽子、一双破破烂烂的高统靴，还有一件短棉袄。他急忙穿上衣服，回头奔向飞机，他受了神经虚脱性的影响，不是完全自觉地行动的。

　　马克西莫夫慢慢地恢复了常态，已经能够清晰地说明灾祸的经过了。

　　“今天下午两点钟，我们的轰炸机小队从伊凡诺夫附近的飞机场起飞。我们接到了战斗命令：轰炸哥美里——布良斯克大道上的敌方军车。在轰炸回航路中，我们发觉右发动机被火焰包围了。飞机指挥员想用急转弯来卷灭火焰，可是发动机已经失灵，飞机开始丧失高度。很明显，我们已拖不到前线了。指挥员沃洛丁同志提议道：‘让我们毁了要好些，可是不能落在德国人手里。’我们都赞成。沃洛丁把飞机引进了森林。然而它原来是个树木稀疏的果园，我们都没有跌死……”

　　领航员拉戈津插进来说话了。他受了一些碰伤，可是还不能走动。

　　“指挥员同志，有多少人在保护我们呢？”拉戈津低声问道。“总共三个人吗？应该增加一些。请您下令把卫队加强……”

　　马克西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指挥员同志，在医院屋顶上架起一挺机枪吧，到机身上去拿下来就是。那里我们有一挺大口径的……您要明白，我们究竟是飞机驾驶员，要是给抓住了，德国人会把我们撕碎的。飞机里还有一架无线电发报机，把它拿来发个报告吧……”

　　大家可能以为射击手和领航员都是怕死的胆小鬼。可是照我们后来查明，他们已经飞往敌人的后方轰炸过十二次，害怕的心情是由于恶劣的情报造成的。真可叹，在苏联后方，他们对德寇占领区的情况想象得完全不正确。他们以为这里完全聚集着德寇，必须时时刻刻东张西望，趴在地上爬。而现在，飞机驾驶员们还是深信，过不了五分钟，德寇一定会闯进医院里来。

　　一小时以后，支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带着两辆大车来到了。巴拉贝吩咐把四位飞机驾驶员全部送到支队驻地里去；同时命令把所有的武器从飞机上拆下来。可惜，无线电发报机被震碎了。

　　飞机指挥员沃洛丁直到森林里的篝火边才清醒过来。一明白是在苏维埃人们中间，他直乐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酬谢游击队。人家拿他的手提箱放在他床前。沃洛丁克服了要命的疼痛，打开箱子，拿出香烟、巧克力糖和最近的莫斯科报纸来分给了周围的人，接着又昏过去好一阵。

　　马克西莫夫和拉戈津过了三个星期便复原了。我们送他们越过了战线。第二驾驶员里雅博夫已能走动，只有沃洛丁还不能起床。我们拨了专用的橇车和马匹给他。他的两条腿已经上了五个月的石膏。

　　因此，沃洛丁躺着，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动身来到森林中的空地上，并且坐在橇车里指导建造飞机场的全部工作。

　　再过了两个月，沃洛丁可以拄着手杖走路了。他和叶麦里扬诺夫很要好，管他叫自己的救星。我们的年轻看护长实际在这位飞行员的行军床边坐了好多夜，救了沃洛丁的命，照护得很周到。可是不幸得很，他没有能够正确地放好石膏：沃洛丁用脚跟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机把沃洛丁运往莫斯科去了。在那边医院里，神妙的外科医生们矫正了他的脚骨。

　　沃洛丁在一九四三年重返前线。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还作了数以百计的战斗飞行。

　　我们把飞机场建成了。我们砍倒了二十来棵树，刨平了许多雪堆，指定了值班员，又供给了他们一些旗子。后来我们认定飞机未必会在白天出现，就给值班员们做了些灯笼。沃洛丁认为灯笼是废物，建议我们多备些火把。

　　“这是很简单的。你们拿些烂布缠在木棍上，放在重油或是煤油里浸一浸……”

　　他这样吩咐了以后，连自己也笑起来了。木棍要多少有多少，烂布也不难找，但是煤油和重油就……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做成了火把。我们花了好几天从枞树上刮下干结的树脂，熔化后，把缠着烂布的木棍浸进去。可是假如沃洛丁说必须弄到一颗二十五克拉的钻石，或是必须把整个飞机场都铺上地毯，说是没有这些，飞机便降落不成，我想，我们也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困难的。

　　我们按照由无线电传达给我们的图形，在彼此离开一定的距离上布置了好多堆干树枝。当然，这是最好的、可以示范的干树枝，在树枝下面，铺上一层上好的稻草，准备好用一点火星便燃烧起来。除此以外，我们又在每一堆干树枝旁边放上一杯酒精，值班员们曾接到严厉的命令，要他们连一口都不敢喝。他们一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必须把这些酒精泼在干树枝堆上，立刻点着……

　　我们等了很久。省委和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一连好几夜都骑马到飞机场去（它在距离我们营地五公里的地方）。白雪盖满了准备好了的干树枝，后来风又吹散了堆儿，再后来发现酒精不是被泼掉就是干掉了，而飞机总是没有出现。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声响都当作是马达声。但这是夸大其词的。冬季的森林中没有那么多样性的巨大的音响，特别是在夜里。可是在紧张的等候和十分激动的想象之下，是可能把风吹树梢的沙沙声、值班员们的谈话声、挂表的滴嗒声、甚至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都当作快来到的飞机声的。

　　虽说沃洛丁本来应该很好地分辨出自己熟悉的声音，可是他也听不清了。

　　有一回，他下了命令。火酒泼上了，篝火也烧起来了……只有一堆篝火没燃着，没有构成必要的图形。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弄清楚那堆干树枝边的值班员睡着了，沃洛丁把他的鼾声当作了飞机引擎的轰隆声。

　　我们由无线电接到通知：“明日候机。”

　　我们问道：“昨天为什么不飞来呢？”

　　在回答中又是通知我们：明日候机。

　　于是我们理解到，原因有许多，我们不必全都知道。

　　二月十二日晚上，我们听到了均匀而响亮的嗡嗡声。不仅在机场上听到它，游击队的营地里也发出了喜气洋洋的警报。伤员们，即使是伤情最最严重的，也爬出了医院，想瞧上一眼；不待说，所有睡着的人都醒了。

　　我们迎着飞机放了几发火箭：两颗绿的、一颗红的和三颗白的。这是表示：“机场齐备，可以降落。”除此以外，它也表示：要是飞机不着陆的话，明天我们就得在和德寇的作战中来获得新的火箭，而且必须具备各种颜色的。要知道每次都改变图例的。

　　飞机没有着陆。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它们飞下来，在森林上空兜了两个圈子，转身便飞走了。

　　飞机一共是三架，更正确地说，我们在天空中看到了九颗明亮的、很快地闪闪发光的小星星。

　　飞去的飞机的轰隆声已经开始平息，我们刚刚失望地骂了几句，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降落伞！”

　　夜是寒冷的，没有风。直对着篝火，极快地落下了一个人。穿着新的白毡靴、棉制服，戴着毛皮大帽子。他一边叫喊着什么，一边挥动着一只手。

　　接着我们又看见了一个。他正拼命地在扯紧一边的伞索来避开一棵枞树的树顶。

　　我们对他喊道：“靠右一些！”

　　他还是给树枝钩住了，吊起在离地三公尺的空中。他也穿着棉制服和白毡靴。

　　当我们向他跑近时，他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们是游击队员吗？”

　　“自己人，朋友，自己人！”大家回他说。

　　我们能够听到他轻松地舒可口气。接着用完全不同的声调喊道：“喂，请你们把我取下来吧，该死！让我到篝火边去烤烤吧。飞机没有暖气。”

　　在人们后面，箱子、包儿和麻袋都开始从天上落下来。它们十分准确地落在两公里的半径内。当夜我们便拾到了十二个包裹。

　　两名伞兵原来都是无线电报务员，很好的年青小伙子。不过，怎能说他们好呢！他们是穿着棉制服的天使，他们是奇迹，人人都想去拍拍他们的肩膀，或者哪怕碰一碰也成，好相信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但是卡普拉诺夫当场就命令把降落伞摺起来，点过数，好象还标上号码。当他发现伞绸上的一些窟窿时，伤心地摇着头。而箱子和麻袋呢，没有他在场，不许任何人接触。

　　直到所有的包儿全都堆集在一处之后，卡普拉诺夫才准许把它们打开。

　　我们的老诗人斯捷潘－舒普利克当夜背着人耽了一个钟头，然后在庆祝会的最热闹的时候带着诗回来了。

　　他自己没有朗诵，为了更出色一些，把诗交给了切尔尼多夫的戏剧演员瓦西里·赫穆利。

　　他爬上了最大的一只箱子，等到大家安静下来之后，朗诵道：

　　在松林的上空，

　　我们看到了飞机，

　　绕了一个大圈儿，——

　　还是瞧不到边际。

　　从地下室里爬出了病人，

　　忘了自己的苦痛，

　　出于很想，

　　看看咱们的机群。

　　它们找到了道路，

　　在游击队的营地里，

　　送来了援助。

　　大地上燃烧着火焰，

　　在高处——升起了火箭，

　　这是我们给飞机

　　约定了的信号。

　　飞到我们的附近，

　　飞机开始打圈儿，

　　低低下降，

　　准备着陆。

　　反坦克枪，

　　全部弹药，

　　还有给我们的好礼品－

　　烟叶和灌肠。

　　医药用品不少了－

　　病号很欢乐，

　　现在变得更愉快地

　　跟德寇作战。

　　两位同志着了地，

　　是从前方派来的，－

　　他们来到兵营里，

　　把一切讲给我们听。

　　为了咱们的政权，

　　为了亲爱的斯大林，

　　我们要打击混蛋的德寇，

　　为每一个人报仇！

　　我们收到了许多出色的礼物：两座配有电池的最新式的无线电台、八挺轻机枪和三挺重机枪、好几挺反坦克炮和十支冲锋枪。

　　老实说，游击队员们打听到大批包裹是多半是食品和服装以后，也稍微唠叨过一阵。然而这是很动人的。我们毕竟明白苏联后方的人民不会吃得这样好的。他们送给我们那么可口的东西，象真正的莫斯科腊肠呀，粒状的鱼子呀，水果罐头和头等的香烟呀。要是能带来多一些黄花烟，当然更好。特别是黄花烟可以装得更紧密些。漂亮的小盒子对我们简直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并不。以后这些盒子还对我们有用的。说来很奇怪，把它们用到鼓动工作里去了。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在行军中驶进一座村庄，当一群老头儿围拢我时，我当着他们的面打开了一匣新的卡兹别克香烟。

　　影响大得不得了。我让这只匣子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大家全看到了匣子背上的商标‘爪哇－莫斯科’。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真的和莫斯科有联系喽？”

　　一件物证比一千句空话更使农民信服。

　　我们那时收到的礼物最使人高兴的是五箱炸药和三卷最近的莫斯科报纸。

　　这些报纸都是当天的。不，我弄错了，报纸是二月十一日的，我们打开卷儿是在十二日早晨五点钟。可是那一夜营地里谁也没有睡觉，对我们来说是白天的延长。这真是魔术。我们在森林里，天晓得离莫斯科有多远，却在读着最近的真理报！在和平时期的切尔尼多夫，我们也难得这么按期收到中央的报纸。要知道真理报和消息报都是用纸型在基辅印刷的。我有半年多没看报了，象螃蟹似地钳着它们。我没有法子不把一切读完为止，包括广告在内。

　　大家在看报，游击队的营地变成了一所巨大的森林阅报室。可是已发下了最严厉的命令：不准用报纸来卷烟卷儿。就在第二天，我们把收到的四百份中央报纸中的三百五十份送到各区去了。十四名通信员带着我们特地出版的、通知和前线已经建立联系的传单，连同最猛烈的爆炸物——咱们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出去了。

　　我们的另一种爆炸物——炸药——使我们可能开始准备对铁路作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分队——破坏分队。不久我们的第一批爆破作业手就动身到哥美里－布良斯克大道上去了。

　　德寇继续调兵遣将。他们从诺伏－兹勃科夫、从哥美里、从巴赫马奇、从切尔尼多夫匆匆忙忙地用火车和卡车偷调了军队。我们的侦察员报告说，新来的部队在萧尔斯、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和科留可夫卡没有耽搁好久，只给他们休息了一昼夜，便立刻开到离我们驻地不远的一些村子里。

　　不难猜到他们在准备一次决定性的进攻。

　　根据尔凡诺夫的建议，我们决定采用这样的战术：打击分散的敌军，主要是袭击新来的部队，他们还没有熟悉环境。

　　三月八日夜里，我们歼灭了古塔·斯图登尼茨卡亚——距离我们森林六公里的一个大村庄里上的伪警卫戌部队。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抓住并且处决了科留可夫卡的伪警察局长莫罗兹。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德寇少校的命令。命令中指出，伪警部队应在匈牙利军的团长克米里上尉领导下作战，他的司令部将设在伊凡诺夫卡镇上。我们派侦察员上那儿去。他们证实道：伊凡诺夫卡有不下二百名匈牙利兵和数目相等的伪警。

　　三月九日和十日，我们营地上空不时出现‘框子’——德寇的侦察机。我下令禁止点篝火和生炉子。

　　三月十一日早晨四时左右，我们的三个中队在波布特连科总指挥下在距伊凡诺夫卡七公里处下了橇车，在深雪中徒步继续推进；滑雪板不够，大多数战士不得不在齐胸的积雪中行走。可是一切的困难给很大的成就抵偿了。匈牙利人出乎意料，措手不及，真正的抵抗只经过四十分钟便结束了。

　　战斗是极紧张的。敌人至少有六挺重机枪、两尊小口径野炮、好几尊迫击炮；当然，他们配备的冲锋枪也比我们的好得多。到战斗快结束时，他们已经从萧尔斯叫来了飞机和增援部队。

　　但是这批增援部队也挨了狠狠地打击。匈牙利兵和伪警都逃跑了。我们完全占领了伊凡诺夫卡，虏获了大批战利品：四挺重机枪和八挺轻机枪、两万发子弹和许多食品，而最得时的是一百五十多条羊毛毯了。

　　我们在街上和屋子里一共清点到一百五十多个打死的德寇和伪警。

　　我方损失十二人。第一中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他是在唤起战士们进攻时牺牲的，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前额，仰面跌到在雪地里。

　　中队的政治知道员雷先科继承了指挥，率领战士们前进。这个中队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夜，在战斗以后，我们在叶林诺森林里安葬了战友们。

　　棺木装盛了用降落伞绸子包裹的第一中队指挥员西多尔·罗曼诺维奇·格罗明科的遗体。浸过树脂的火炬照耀着森林。全体省委会委员和全体指挥员轮流站在仪仗队中。

　　在关于死难同志们的卓著功绩的演讲以后，他们的遗体被放进了合葬的墓穴，这时候游击队员们为了他们的光荣齐放了四百支步枪的礼炮。

　　之后，战士们散了，游击队的森林里变得不习惯地寂静。人们躺在地下室里自己的板床上。他们打了许多小时仗，跑了许多路，都很疲乏了；可是仍然好久睡不着。大家躺在那里想，低声地谈着自己的想头，彼此讲着想起牺牲的人的一切。

　　在格罗明科带领过的一些中队的地下室里，念旧的悲伤情绪尤其显著。妇女们比较容易伤感，都哭了。你能在许多战士——不管是年青的或是年长的——的脸上看到困惑甚至某种怅惘的表情。

　　当一个受爱戴的、公正的、勇敢的指挥员牺牲时，很难使人完全相信他的死。我们认为他的指挥和勇敢是他不可损害的保证。我们认为由于他的优良品格应该受到赞赏，假如不是永垂不朽，至少也得长在人间。

　　波布特连科、雅列明科、德鲁日宁、尔凡诺夫和我走进了格罗明科住过的地下室。表面上的动机是为了必须把他的文件收集起来查阅一遍。可是，说实话，我们是想再看一下属于他个人的小角落，想象一下他在自己战士们中间活着的情景。

　　在一间住过四十个人的地下室里，一条一步宽的通路把一些普通的板铺分开，放着一张钉得很粗糙的木床。床的一角削得参差不齐。床头的上方，有一块灰色漂石的圆边从土中突出。

　　在漂石的旁边，从土中钻出了一颗已被磨得光光的松树根椿，椿头已被截去，但依旧活着。它分叉着弯向上方，象一对鹿角。波布特连科想起，格罗明科说过，这根树椿好象还在生长，我们在这儿的两个月里就长了五公分。

　　树椿上挂着一只图囊和一顶夏季的灰色便帽。这顶帽子是格罗明科在切尔尼多夫当种子检查站主任时戴的。

　　床上放了几本书当枕头，盖着一件干净的、但没有熨过的军装上衣。一块黑呢代替了床单，我们看到那上面放着一只在战斗前急忙中遗忘的电木肥皂盒——烟盒。里面除了两撮黄花烟以外，还放着一把锉刀，一块烧焦的、紧紧地卷着的废布和一片石英：一套用来打火的普通设备。

　　这就是战时成为游击指挥员的农学家格罗明科的全部财产。

　　我们在图囊里找到了一本普通的笔记本，半本写满了铅摘记，一张爱人的相片，还有一份摺成四叠的、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的真理报，上面登有斯大林同志的演讲词和相片。

　　回到司令部地下室后，我们翻阅了格罗明科的书籍和笔记本。书大约有十本，是偶然挑选的。全都是战斗中取来，在被毁坏的房屋里找到的。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卷、一本养蜂学的教科书、一本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一本什么参考书……格罗明科喜欢读书，在村子里作战时，不但自己寻找，而且还请战士们寻找，如果找着，一定送给他。

　　笔记本上有格罗明科对战士们发表过的讲话提纲，已经执行过的作战方案，还有显然匆匆忙忙写成的、简短的私人意见。它们使我回想到斗争的初期，回想到我和格罗明科的谈话，回想到他的犹疑和感受。它们使我想起初次相逢时，我看不出格罗明科的性格上有什么游击队员的特质，而且断定他决不会成为指挥员。

　　我必须承认——我看错了。

　　按我们初期对“游击队员”这个词的认识，格罗明科的确没有什么游击队员的特质。我们是从文艺作品中认识游击队员的：只有年纪极大的人才能从个人的回忆里认识。但是每一个时代产生出自己型式的战士。

　　格罗明科是个普通的指挥员，极勇敢、果断、聪明。然而问题不在这里，这不是他和过去游击队指挥员们不同的地方。

　　就职业来说，格罗明科既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指挥员。他是位农学家，生活的建筑师。当然，并不是战争的，而恰恰是和平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充分揭示这个人的才能。

　　一位教育家担任了格罗明科的职位，他是从前省国民教育厅的厅长。第二中队的指挥员是位小学校长兼历史学家。第三中队是由一位集体农庄的主席指挥的，而第四中队的指挥员是位区委书记。他们学会了指挥，学会了打击德寇，学会了忍受困苦。正和格罗明科一样，他们全都是不得已而打仗的。他们变成了优秀的游击队指挥员，因为都意识到这种必要性。当然，他们全都是宁愿和平的、建设性的劳动的。

　　下面是格罗明科的笔记本里的几则日记。我选择了一些我觉得可以给人家一个关于他性格的概念的。

　　“十二月十四日 审问了一个德国人，他总是说着‘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他是个工人，而且还是个五金工人。他把双手伸给我们看。不错，有黑黑的老茧。可是我心里对他丝毫也没有怜悯心。他叫喊着：‘台尔曼，共产党的，卡尔·马克思’。我通过翻译员问他：你为什么要背叛台尔曼呢？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给逼着干的。我问他：‘要是我们把你释放了，你将干些什么呢？’他回答说，要准备革命。可是在他自己鼻子底下却留着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

　　十二月十九日 我被叫到省委那里。受了一场挖苦，弄得我浑身发热，虽说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波布特连科第一个抓住了我，甚至大叫起来。我一点儿也不怕他的叫嚷。他是个有求必应的好人。依我看，只有敌人才怕他。他叫嚷了一阵之后一定要笑的。他很容易消气，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他因为我不想离开列依明塔罗夫卡别墅而严厉训斥我：‘你想我们来照顾你吗？！你听着吧——他有个特殊的意见，有这么一个陪审官……尔凡诺夫给了你准备出发的命令没有？为什么还要拖延呢？’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不打算离开。费多罗夫以那对大眼睛看着我道：‘您坦白说——是不是因为这儿离家很近而不想走呢？格罗明科同志，您别给自己的事情找理由吧。您要估计到，这样可能使自己落在党的队伍外面的。’啊，当然，我屈服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怕费多罗夫不成？当时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正是由于家在附近才想拖延的，我找到了别的理由。不过这种隐秘的想法总是在脑海中不安地闪过，有时得去看看亲属。这有什么办法，费多罗夫是对的。诊断得确切之至。省委开会以后，有个聪明人走来看我，低声说：‘他们开除你党籍，有什么关系。他们损失更大。你的分队是最杰出的一个，弟兄们都会跟你跑。你将自己当头儿……’我痛骂他，不知道为什么还不打他一顿。至于组织上的处置，让省委去处理吧。

　　一月九日 我们打击了波戈列察的伪警。我们突然到这里已经是第二回了。居民们象亲人一般接待我们。在伪警排长住的屋子里，全部天花板都给子弹打裂了。我问女主人道：‘老大娘，这批伪警是些什么人呀？’她磨着嘴唇说：‘都是些非基督教徒，不要脸的无赖，丧尽了良心，忘了上帝。你看我的那个尼基达想出的花样吧……’她指着给枪打打穿的圣母像说。我问她：‘这位尼基达是你的亲戚吗？老大娘，我们把她打死了。’她说：‘恶人不得好死。他过去算是我的一个孙子。’‘原来你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是不是，老大娘？’她严肃地瞅了我一眼，答道：‘我向来就咒骂他，他还这么小的时候，就尽说些下流话。人家把这个下流坯赶出了学校，把他从共青团开除了。他是集体农庄里最坏的二流子。只有酒馆和他打交道。’我说：‘老大娘，您一直在提上帝，要知道我也不信上帝的。您要知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不信上帝的。’她说：‘这个谁不明白？你们承认人类。瞧，你对老大娘谈得多好哇。我们早已等候着你们了。请坐，请你尝尝干酪吧……’

　　二月一日 和第二中队指挥员巴拉贝作了一次谈话。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战争一点儿没有使他失掉人性。他有一把半公尺多的短剑，我见过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怎样用这把短剑刺穿一个法西斯强盗，把他象只猪那么宰了。我问他：‘你认为战争损害你，使性格变得残酷无情吗？要知道你以前从来没有杀过人呀。’他微微一笑，他的笑总是和蔼可亲的。他这样回答：‘我现在也不会杀人，你明白吗？’我请他解释。他想了一想，补充道：‘假定说，我落到一贫如洗，我无论如何不会变成土匪和凶手。或者我和一位同志发生纠纷，我根本不会拿短剑去攻击他；也不会为了争风吃醋去杀掉一个女人，伤害一个小孩子。’我继续问道：‘那么战争对你发生了什么影响呢，你的性格改变了没有？’‘这还用问吗，当然……’谈话没有结束，他给人叫走了。我后来自己思索，我们起了什么变化啦。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当游击队员。一则，我很高兴认清自己不是懦夫；二则，我能够受人节制，能够承认上级指挥员的威信。即使很难承认他的威信，而且认为他错误时，我仍能克服自己，后来也不让任何人挑拨。特某煽动我反对费多罗夫，想要来一次内　。我命令他停止了。而主要的改变是我们，甚至连费多罗夫和政委，虽然都是党务工作人员，但全都变成更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们正在学习政治常识的课程。

　　二月二日 不，这是时代和对祖国的爱使我们成为指挥员的。哪怕费多罗夫也是如此。他哪里是司令员呢？他是个工人，昨天他和战士们在一起给地下室刨光圆木顶时，变得多快活啊。工人和农民随时都是建设者。我们还习惯与瞻望未来，不待说，战争在生活中并不是主要的事情。

　　二月八日 重读《战争与和平》，我真不了解那些人。他们完全不想到将来，不想到怎样在战后建立生活。工作是根本不谈的。

　　三月三日 米什卡拿一只篝火上烤熟的母鸡送来给我。这是战斗以后三个钟头的光景。他在战斗中是个好汉，我当着同志们的面夸奖过他。是不是这个缘故呢？他偷偷地拿鸡塞给我。我问他：‘哪里拿来的？’他回答说，它丢了脑袋沿街在跑，大概是一块地雷碎片把它脑袋给削去的。他忘了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告诉过我关于一只鹅的同样故事，好像也是一个地雷炸掉了鹅的脑袋。我拿着鸡向篝火走去，对弟兄们说，我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我问他们怎样看法。大家都饿了。眼热地尽盯着那只鸡。科楚拉发言了：‘这件事就米什卡来说是罪上加罪。扯谎，外加又想派指挥员马屁。’‘那么偷鸡呢，不算是罪吗？’科楚拉答道：‘在战前，村子里一只母鸡值三个卢布。难道我们在战斗中挣不到那三个卢布吗？’于是政治指导员雷先科同志发言了，他很长地、叫人信服地说到老乡们回因为这件小事来责备我们游击队。大家都同意。米什卡讨了饶。后来我问弟兄们把鸡怎么办。大家嚷道：‘您吃了吧，指挥员同志，分着吃不顶事？’我把母鸡往火里一扔。米什卡向篝火中扑去，把鸡抓到手撒腿就跑。弟兄们急起直追，但没有追得上。后来我们打听到他把母鸡送到医院里去给了伤员。瞧，现在你去分辨是非吧。

　　三月四日 我对青年战士们谈起李森科院士的试验。接着一般地谈到将来的收获，而且谈到苏维埃政府怎样为提高生产率而努力。我引了列宁的话说，劳动生产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来说，归根到底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我们谈到什么是共产主义。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史维斯通诺夫，一个十九岁的孩子，问道：‘您瞧，我或瓦加·科罗勃柯或许活得到共产主义社会吧。可是您、波布特连科、费多罗夫就未必有希望了。大概到共产主义至少还得要十五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弟兄们就嚷起来：‘要不了这么多，你怎么的，史维斯通诺夫！’瓦加·科罗勃柯很快地算好了：‘如果五乘十五，得七十五，那么，史维斯通诺夫，你也活不到。’史维斯通诺夫反驳道：‘每一个五年计划会在四年也许三年之内完成，所以我还活得到。’这时瓦加·科罗勃柯补充道：‘科学家们正在为延长生命而努力呢。您一定活得到共产主义，相信我的话，指挥员同志。’我明白了：弟兄们一定想要改正史维斯通诺夫的不达事理的意见而来安慰我。我说：‘谢谢，同志们。’他们也开始为这次谈话向我道歉。我真想活到共产主义啊！”

　　三月二十三日，德寇封锁了通往叶林诺村去的几条大路和小道，对游击队营地开始作决定性的攻击。七千名德寇和伪警来进攻九百名游击队，想包围和消灭他们。

　　占领军的指挥部早已准备这次攻击。我们也准备了他们这一着。但是准备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

　　德寇准备的是什么呢？在过去占领的几个月中，他们已在所有的区中心和大居民点委派了自己的司令官，组织了警察部队，布满了间谍情报网。现在他们在每一个村子里都有村长和副村长。几乎个个村子和农庄都成立的补助的警察队。

　　敌人想暗派间谍到我们游击队来，和他们安排好经常联系，结果总是失败的。我们很快就把间谍们揭发了。我们怎样揭发的呢，我将在别处来讲。德寇不知道我们的指挥计划，不知道司令部、飞机场、无线电台的位置，也不知道游击队的秘密小道。

　　关于支队的人数、组织系统和我们的装备，他们有的是十分矛盾的材料。

　　当然，他们知道我们管辖区的约略的边界。这种消息是不可能隐瞒的。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封锁我们驻扎的地区，集中更多的兵力，在一定的日子抽紧包围圈，扫荡森林，这样一来，就可以消灭切尔尼多夫最庞大的一支游击队了。

　　我们的侦察工作比德寇做得有成绩得多。关于侵略者的意图，甚至关于他们拟定的作战日期，我们几乎总有准确的消息。就是敌人也承认这应窗明几净。例如，下面就是匈牙利皇家参谋本部参谋长萨姆巴特赫依中将在一封指示信中所写的话：

　　“游击队的侦察、情报和联络工作发展得很好。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而且一刻不停。关于前线发生的事，他们获得的情报，比保卫占领区的部队还早，而我们的部队的最小的推进，却一点儿都瞒不了他们。”

　　在我们截获的文件的另一段中写道：“不必谋得关于游击队的详细和可靠的情报，因为我们侦察的结果，在到达指定去肃清该地区的部队指挥部那里而部队要开始行动时，个别的游击队通过自己独特的情报网，一定会知道我们部队的开近，决不会留在我们侦察确定的原处了。”

　　三月二十二日，我们也已知道敌人的意图，但是决定迎战，并不预先溜掉。

　　德寇可能真以为叶林诺森林里结集了三千多游击队。这个我们不会弄错。我们连伤号、病号在内一共只有九百二十三人。我们挨着饿，穿得破破烂烂，弹药也不足。

　　我们怎么会让德寇包围我们，而且让他们开始歼灭战呢？这是不是指挥方面的失策、漠不关心的结果，更糟的是理解我们处境的没有希望呢？

　　假若向敌方的指挥部提出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答复：游击战术已经破产，游击队的生存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时日。

　　你瞧，这正是我们须要的，我们力求做到的。让德寇以为我们是愚不可及而过于自信吧。

　　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运动；但并非单纯从甲地到乙地的转移，而是出其不意的运动，游击队总是占少数，没有计谋便无法生存；不仅进攻必须是出其不意的，就是退却也须如此。

　　然而，在军队里所理解的“退却”这个词儿，对游击队是不适用的。我们无路可退，我们只能溜掉。

　　但是人数不满一百的小支队是容易溜掉的；战士上千，还有机枪、迫击炮、医院、辎重车队和印刷所的队伍，怎能悄悄地溜掉呢？

　　如果游击队还驻扎在一片延伸数百公里的大森林里，而且能够一夜急行军三四十公里，那敌人就不能立刻明暸游击队已转移到森林的哪个地段了。

　　虽然，叶林诺森林算是切尔尼多夫省里大森林之一，但实际上并不那么广大，大约只有十五公里宽，二十公里深。它几乎紧接着奥尔洛夫斯克（现在的布良斯克）省的森林，一个个小丛林把它和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和古林诺境界连结起来。我们到这里以前就驻在那些地方。但是象我们这样的队伍，却无法悄悄地从这座大森林转移到另一座去。特别是在那个时期，周围个个村子毫无例外地驻有扫荡队在预备接待我们。

　　我早已说过，在这些部队集中时，我们挨个儿给过它们严重的打击。那时，他们彼此的联络还很差，情况也不熟悉。现在包围圈已经接合了，敌人在巡逻森林，敌机一天到晚在我们头上盘旋。我们只有战斗，才能打开出路。

　　我们当然可以突围。我们能重返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或奥尔洛夫斯克森林去。但为此我们就必须在行军时大战一场。敌人会尽其所能在开阔地上迎击我们。在这里，他们能够使用坦克、装甲车；德国轰炸机和冲击机也会轻而易举地来对付我们。

　　还有一条出路：分成小股走出去。在指挥员会议上有好几个拥护这个计划的。不，这可不行！这个计划就等于使庞大的队伍的生存遭受危险。因为小队之间可能彼此失去联系。党省委坚持我们必须保持庞大队伍的立场。

　　好象来证明我们的正确性似的，我们接到了一份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在三月二十三日夜间，将有六架飞机给我们送来弹药、枪炮、给养和补充人员。我们奉命把飞机场准备妥当。

　　嗳，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绝对禁止无线电报务员报告任何有关德寇的积极活动。假若莫斯科知道我们这晚上在等待敌人的进攻，那么可能暂停飞出的。不，还是让他们以为我们平安无事好些。

　　在省委会议上，后来在司令部里，我们采用了下面的计划：

　　我们让敌方部队深入森林。我们要建立三道防线，在前面的两道防线上，等敌人进入五十公尺到七十公尺的距离以后才开火。我们要把所有的大路、小道和林间小路都埋上地雷。地雷的爆发算是战斗开始的信号。只有等敌人到了第三道防线，也就是说到了营地的直接边界以后，我们才撤退。中队将按照命令轮流撤退，其间隔至少十五分钟。

　　不错，我们还是决定离开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德寇大部分农村卫戌部队都将参加作战，因而战斗结束时我们在撤退的途中不致遭遇坚强的抵抗。况且，我们预先采取了若干办法，使敌人对我们撤退的方向造成错误的概念。

　　然而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好好地迎击他们一次，打消他们包围我们支队的欲望。给他们一次有力的反击，引起混乱，然后利用这种混乱使全部人员转移到新驻地去。

　　切尔尼多夫省的春天通常在三月底开始。可是这一年却还没有一写春天的征象。在这整个时期中，没有一天解冻的天气。固然，天气已经不象二月里那样冷，零下四十度，零下三十度，但也没有降到十五度以下。我们在这里住惯了，而现在又得放弃自己的地下室，重新在新地方动手建筑了。然而这一回，在某些地方严寒却帮了我们的忙。如果开了冻，我们的猛进疾退就办不到了。要知道我们坐的是橇车，到这时一辆大车也没有准备好呢。

　　全体战斗都已经知道行将到来的战斗，每一分队都已被指定防守的地段。但是我们自然不能事先就把拟定的撤退计划通知所有的人。这样会动摇军心的。我们下命令说：拚死坚持，保卫营地到最后一颗子弹为止。

　　顺便来谈谈子弹和一般弹药吧。就虏获的武器来说，我们在最近的几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子弹；可是俄国早的子弹和地雷已经所余无几。飞机已有一个月光景没有来了。真运气，正好这一夜应该有飞机飞来。

　　我们在无线电报中总是请求：多送一些武器和弹药来。虽然肚子饿瘪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忍受。我们报告莫斯科，饮食方面没有问题，只要送些盐来就行，而且不须很多。

　　在这一问题上，全体一致同意。战士们也好，指挥员们也好，收到从“大陆”来的辎重时，看到里面有武器要比有罐头、食糖和面粉高兴得多。也许，只有黄花烟激起的喜悦不下于机枪子弹带。

　　三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们谁都没有睡过一分钟。实际上，战斗在二十二日就开始了。下午三点钟光景，一股大约五十人的伪警从叶林诺村方面逼近营地。我们派比沙拉勃的中队去迎击。他用巧妙的转移绕到了这个小股的后方，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用机枪的火力歼灭了差不多整股的敌人。十三个伪警投降了。在受审时他们证实了德寇将在明天拂晓发动进攻。傍晚，敌人占领了叶林诺。

　　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也很焦急。有一个古怪人向伙伴们开始了临终时的告别。我应该指出同志们的光荣。他们把这个惊慌失措分子大大收拾了一顿，使他整夜按兵不按摩着腰眼儿哼哼唧唧。不，这种必遭灭亡的情绪是有的，也许总共有两三个人，只是闭口不谈罢了。连爱好慌张的比沙拉勃，在一天的胜利以后也控制不住了，提议不必等到德寇进犯，我们就开始战斗。

　　战士们的焦急主要是因为他们必须耐心地等待，造成敌人觉得我们一无所知的印象。黎明时分，我们在飞机场上点起了篝火，比我们飞机飞来的指定时间点早了两小时。我们就在飞机场上宰了三匹马，在水桶里煮熟了大块的马肉，让战士们在作战前都吃得几乎够饱。固然，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调到汤里去，连适当地加盐都办不到。但是，没有关系，吃完了。只有一个可怜的小伙子根本受不了马肉。我们既没有干酪，也没有糖酱，甚至不在叉子上烤。他简直倒霉透了，近来已经饿得发胀。幸而发现被俘的伪警们有一些面包，才喂饱了这个人。

　　德寇在篝火的上空出现了，飞来了几架侦察机，扔了好几颗炸弹，使飞机场上添了些弹坑。但是毫无损失。这一夜德寇飞行员们一定把我们当作彻头彻尾的大傻瓜：自己暴露目标。可是我们不能把篝火扑灭。上一回，我们一听到自己的飞机声就点起来；今夜，德寇的侦察机和轰炸机不断地飞来飞去，马达的嗡嗡声没有停过一分钟。要是自己的飞机飞来，我们可能会听不见的。

　　不待说，我们都很着急。怎么不急呢，我们的飞机快要飞来了呀。德寇会对他们射击的。难道我们自己的战斗还不够，再要加上空战吗。时间在消逝，局势更紧张了。而我们的飞机仍然没有飞来。老实说，我们虽然振作精神，可是懂得如果飞机不来空投军火，情况就会变得更困难。

　　当时我们彼此不想承认这一点。甚至在指挥员会议上和省委会委员们之间，也没有表示过整个的希望寄托在莫斯科的援助上。这种援助还不是经常的。不，我们指望它来鼓舞自己和战士们是不行的。但我们还是希望如此。大家一面想，一面倾听，一面仰望着暗淡的、星斗罗列的天空。

　　你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有人在谈话：

　　“咱们的飞机声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咱们的飞机平静地嗡嗡响着，没有丧气声。”

　　“德国鬼子的飞机是呜－呜－呜的，而咱们的咆哮很快活、很可爱。”

　　天空开始泛白了。现在我们全都明白援助不会来了，必须用本身的力量支持下去。我想到了这样的念头，也许，我们没有乘机转移是太孟浪了。假如我们当夜集中全力向一个方向进攻，恐怕早已突破包围圈，现在已相当安全地走远了。

　　但是我没有对同志们说什么。直等过了几天以后，他们才对我承认当时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刚过六点钟头，在古塔·斯图尔登尼茨克方面轰轰地开始爆炸了，这是德寇踩上地雷地带了。

　　波布特连科立刻纵身上马，向那边飞驰而去。战斗的混乱开始了。现在森林里四面八方不时传来零零落落的步枪声。

　　一尊大炮轰的响了，第一颗炮弹擦着树枝，从我们头上掠过。

　　一挺机枪格格发射了，我们凭响声知道这是自己的‘马克沁’。

　　突然我从自己的指挥所里看见一顶降落伞正在从容不迫地落下来。

　　谁也来不及向我报告飞机已经临空，我怎么会没有发觉飞机呢？

　　但是，这时尔凡诺夫、巴利茨基、雅列明科大家都在指挥所里，也没有发觉飞来了咱们的飞机。

　　有人甚至喊了一声：“也许这是个德国伞兵吧？”

　　降落伞成群地落下来，这就是说，辎重是从低空投下来的。两名通信员一下子奔到我们身边。

　　一名是从飞机场来的，报告说：我们的飞机一出现，几架德寇侦察机就立刻销声匿迹了。

　　从第一中队跑来的另一名通信员报告说，德寇挺胸凸肚地顺着林间小路前进，一面大叫大嚷，一看就知道是喝醉酒的。他们至少有五十个人已经躺下了。

　　还有一名通信员从第一道防线的巴拉贝那边跑来了。他说，弟兄们打得很好；还赌咒发誓说，咱们的飞机曾对敌人集中的地方扔了好几颗炸弹。

　　“有一架飞机完全低空掠地飞过，打了一大排大口径炮弹。他用曳光弹扫射德寇，嗨，妙极啦！”

　　战士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消息，传遍了所有的部队。我由自己的感觉来判断，士气应该多么振奋啊。可不是，有飞机飞来协同我们作战呢！

　　从天上掉下来的袋子和箱子迅雷不及掩耳地都给打开了，当场就把机枪和迫击炮装配起来拖上火线。

　　这些枪炮都被涂着厚厚的一层黄油。为了把它们投入战斗，在装配之先本来应该把所有的零件用破布揩去黄油，擦得干干净净。但在匆忙和笼罩着营地的普遍兴奋中，谁也没有时间寻找破布。战士们便脱下自己的棉袄或帽子，擦净了枪炮的零件，急急忙忙把它装配起来，然后穿上染污的衣服，重新投入战斗。

　　弹药输送员们直接从空投下来的箱子里拿出地雷和子弹。有一挺装在厚帆布袋里的机枪吊在树顶上，立刻有三名战士同时攀上树去了。那天，弟兄们打得很不错。每一棵树，每一处凹地，都成了我们的涌备碉堡。从严格的字义上来说，我们并没有狙击兵，可是神枪手却有的是。他们许多人都象松鼠一般爬上松树和枞树，从那里射击德寇的机枪手和军官们。

　　德寇从四面八方开过来。约莫过了两小时，我们被迫退出了第一道防线。可是这样敌人就不得不停止炮击了。这时敌人已损失了不下二百人。我们也死了不少。阿尔先齐·柯夫敦牺牲了，小队指挥员马泽宾也牺牲了。我们最优秀的女护士之一，克拉瓦·马尔科娃拖回了九个重伤员，当她爬出去带第十个伤员时被一颗子弹射倒了。

　　德寇顽强地往前钻。他们不顾损失，把伪警和匈牙利人赶到我方火力之下，而自己躲在这些人的尸体后面推进。战斗不息地进行着。我们没有机会做凡，战士和指挥员们饿着肚子在打仗。谁也不去打开空投的食品包儿。卡普拉诺夫好容易找到几个人，把这些包儿收集拢来装上橇车。当然，伤员最受苦，连好好地包扎也来不及。

　　两点钟光景，我们终于在包围线上找到了一个缺口，开出了辎重车队。五十辆车开出了森林，被派到省支队第一次宿营地古林诺去。这一次我们得以成功，只是因为同时派了其他二十辆橇车到相反方向的布良斯克森林去。德寇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这二十辆橇车总共只坐了六十名战士，由第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纳哈巴率领。每一辆橇车都给套上了一对最好的马，用最大的速度飞驶。我们给这队人马一个特别的任务。许多事情都靠这项任务执行得如何而定。我们的侦察员们报告说，这队人马已经摆脱了追兵，一切都照我们原定的计划在进行。

　　德寇继续进攻，三点钟左右，冲破了第二道防线；可是没有敢扫荡森林。扫荡——这就是说要走遍整个大森林，好像用梳子梳头发一样，一个地段也不遗漏。但是军队一深入森林，树木就把每一个士兵和邻近的人隔开，每个人都变得孤立了。这是很可怕的。在任何一棵树背后都可能有游击队员。

　　德寇进攻通常采用跃进法。然而在大森林里怎样常常大步迈进呢？深深的积雪，倒下来的树木，一堆堆的枯枝，而且还要担心地雷随时会爆炸。因此德寇首先沿着林间通告进攻，夺取方块面积，然后一队队顺着小路前进，一面向左右射击。他们一遇见林中空地，便急忙在那里集合在一起，很高兴彼此见面，可以进行面面顾到的防御。

　　四点多钟，天色开始昏暗，这时德寇的进攻热情减弱了。在十小时的战斗中，他们始终未能达到我们的营地。进攻部队着眼于林间通道和林中空地，搅乱了自己的阵线，德寇指挥部甚至弄不清哪里是自己的前线，哪里是自己的后方了。何况我们的几个小队已从小路跑进了一些“扫荡过”的地段呢。

　　于是我们的计划的最后部分马上就要开始实现了。

　　德寇急忙开始抽回好几个连队去集中在东北方。这就是说，政治指导员纳哈巴的小队已经完成了任务。

　　这队人马奉命经过六七处村庄向布良斯克森林方面驰去，在那一带引起惊慌，告诉居民，说是费多罗夫已被打垮，他本人和波布特连科已在早上飞往莫斯科，游击队的残部窜到兹林卡森林去了。